“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许多人知道天狼星是因为苏轼的这首诗，但并不一定知道，想对天狼“下黑手”的并不止苏轼一个。《楚辞·九歌·东君》中就有：“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增补事类赋·星象》中也说：“阙邱三水纷汤汤，引弧矢兮射天狼。” 白居易诗《答箭镞》：“寄言控弦者，愿君少留听。何不向西射？西天有天狼。”天狼星在中国古代究竟有什么象征？为什么大家都想引弧矢而射之？
　　裴骃在《< 史记> 集解》中这样说道：“弧九星，在狼东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怀远，又主备贼盗之知奸邪者。弧矢向狼动移，多盗；明大变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盗；引满，则天下尽兵也。”这里的“狼”就是指天狼星，“弧矢”则是位于天狼星东南方向的九颗恒星，仿佛拉开的弓箭正好对准了天狼星。在星相里，天狼星象征贼盗，弧矢则是防守力量。如果弧矢向天狼星移动，说明天下将有动荡；当弧矢没有正对着天狼星，也可能有动乱；如果天狼星突然变得特别明亮，或者不断闪烁，或者变色，更是社会动乱的表现；如果弧矢拉满，看上去像一把满弓，就意味着可能天下大乱。
　　类似的记载许多书中都有。《宋史·天文志》中曾记载：“狼一星（天狼星），在东井东南，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芒角、动摇，则兵起；明盛，兵器贵；移位，人相食；色黄白，为凶；赤，为兵。月犯之，有兵不战，一曰有水事。月食在狼，外国有谋。五星犯之，兵大起，多盗。彗、孛犯之，盗起。客星守之，色黄润，为喜；黑，则有忧。赤云气入，有兵。
　　“弧矢九星，在狼星东南，天弓也，主行阴谋以备盗，常属矢以向狼。武密曰：‘天弓张，则北兵起。’又曰：‘天下尽兵。’动摇明大，则多盗；矢不直狼，为多盗；引满，则天下尽为盗。月入弧矢，臣逾主。月晕其宿，兵大起。客星入，南夷来降；若舍，其分秋雨雪，谷不成；守之，外夷饥；出入之，为兵出入。流星入，北兵起，屠城杀将。赤云气入之，民惊，一曰北兵入中国。”说得如此详细，是否真的有过应验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比较权威的占星学著作《乙巳占》中关于“月犯斗”应验的记载。占文说：“月行于南斗，大臣诛，大将及近臣去，将军死，女主凶。”然后引用了《宋书》中的例子：“晋哀帝兴宁三年七月庚戌，月犯斗。来年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安帝义熙元年三月己巳，月掩斗第五星，至八月丙戌，频掩之。是年三月，始兴太守徐道覆反。四月，卢循起湘中。五月，循破刘稷，自是京畿大臣多戮死也。”
　　从记载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月犯斗发生于上一年的七月，而皇后是次年五月才死的，相隔的这数月中，生老病死的当然不止一个，可以和很多事件联系起来，为何偏偏是皇后？同样，大臣造反的过程中，社会上肯定还在发生其他的事件，为什么只和大臣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这些人发挥着比普通人更大的作用，将他们和天文事件联系起来，其实落脚点还是在政治上。
　　下面这一则更能看出端倪。《宋史·天文志》中引武密的话说：“天弓张，北兵起。”还说：“弧矢九星，在狼东南，天弓也……流星入，北兵起，屠城杀将。”同书的《流陨》篇中记载：“（熙宁）八年十月乙未，星出弧矢西北，如杯，东南缓行，至烛没，清白，有尾迹，照地明。”正是这一年，苏轼写下了“西北望，射天狼”的句子，想到边境去抗击北兵，一展抱负。朝廷中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认为这个天象是很严重的“天谴”，皇帝马上“避正殿、减常膳”，表示出对天的敬畏，同时做出自我检讨的姿态，并要求朝臣批评政治得失。朝臣奉命行事，但真正的矛头却没有对准皇上，而是对准了正在变法的王安石。吕公著说这是因为神宗用人不当，才造成天地变异。富弼也劝说神宗要“择众说以执政”，不能只用少数人的意见。张方平更加直截了当，明说天变为新政之害。明知矛头是对准自己的，王安石也得在天文学的框架下进行驳斥，他坚持“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并引用晋武帝时期天上出现彗星，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和《乙巳占》中的占文不一致的事例来进行反驳。不过，虽然抛出了权威著作，但皇帝还是一副诚惶诚恐的姿态，王安石也只好于十月十七日上表待罪，眼睁睁看着吕惠卿和章惇两员干将落马。大家争论了一番，最后和本来的天象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在古代，天文的事情从来就不只是天文这么简单。同样，天狼星的诸多变化是否应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解释它的人。而之所以它“担负”了这样的功能，是和其特殊的情况相关的。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天狼星的基本情况。天狼星在中国的二十八宿中属于井宿，而对应的地理分野是西北的秦地。它是一颗双星，两星互相绕转，这就使得天狼星的移动路径不太规则。冬季是北方游牧民族物资相对匮乏的季节，到南面来侵扰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苏轼写下“西北望，射天狼”的时候也正是冬季，所以这个应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