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5年5月20日，一头印度犀牛抵达里斯本。这是驻印度果阿的葡萄牙官员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送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礼物，而阿方索本人是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苏丹那里得到这头犀牛的。在此之前欧洲人还从没见过活的犀牛呢。
　　同时代的中国人对犀牛也不熟悉，但是他们把犀牛看作是“灵性动物”，认为犀牛虽然看起来笨重但是极富灵性，因此在中医理论中，犀角地黄汤这类药方能够清热醒神。“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有此意。但是在欧洲的传统知识体系中，犀牛是非常凶猛的怪兽，因此，曼努埃尔一世收到礼物后的第一个反应是让犀牛和大象来一场对决，看看到底谁更凶猛。
　　实验安排在1515年6月3日。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对决没有出现血腥的场面，因为这两头动物都被围观的人群吓坏了，显然没有帮忙解决科学问题的意愿。它们只是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偶尔发出叫声。过了一会儿，犀牛开始在原地踏足，大象见之狂奔而去，因此犀牛被宣布为获胜者。
　　坐在观众席上的有个名叫瓦伦丁·费尔南德斯的摩拉维亚人，他已经在里斯本生活了20年，是位翻译家和书籍出版商，正是他翻译、印刷和出版了马可·波罗的《亚洲游记》。这位善良的摩拉维亚人定期与他的德国同行通信，在围观过犀牛和大象之后，他在写给纽伦堡朋友的信中描述了犀牛，也许还附有一张草图，描绘了自己对这头野兽的印象。
　　应该说，有关这种奇异野兽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欧洲。费尔南德斯只是传播消息的人之一，在6月的某个时候，费尔南德斯的来信落入了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手中，丢勒非常兴奋，他立刻开始做起了有关犀牛的木刻画。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丢勒描画的犀牛非常不准确。尽管随附的文字暗示它 “源于真实”，但画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是错误的。在丢勒笔下，这只可怜的动物身上长着厚重的铠甲，在背部的中间位置长着第二个角，总之，这个长着三趾脚和凶猛脸的怪兽，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真实的动物。
　　丢勒不是唯一一个画犀牛的艺术家。到他的木刻出现时，其他一些更准确的作品已经在市场上流传了。1515年7月在罗马，乔瓦尼·贾科莫·彭尼发表了一首描写犀牛的长诗，在标题页上附有一张粗略的犀牛图。在奥格斯堡，版画家大汉斯·布克迈尔制作了一幅犀牛的版画，画中的犀牛身上有斑点，皮肤呈皮革状，长着毛茸茸的脖子和圆角，带着愧疚的表情。
　　但是丢勒的木刻作品大获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彭尼的涂鸦和布克迈尔更精确的版本都黯然失色，而且丢勒的作品影响了之后300年间人们对犀牛的看法。直到20世纪，仍然是最知名的有关犀牛的描述。

　　这不禁让人困惑不解。丢勒创作犀牛这幅木刻画时，已经是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声誉是建立在他严谨的（甚至是过分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之上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不研究自然，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丢勒的《野兔》（1502年）和《草丛》（1503年 ）是令人惊叹的写实主义杰作。既然是写实主义的大师，那丢勒为什么会画出如此明显不准确的画作呢？而且当有更准确的作品时，为什么丢勒的画作如此受欢迎呢？

取法自然与遵从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丢勒和他的同时代人是如何“观察”犀牛的。
　　今天，我们认为，眼见自然为实。当我们观察动物时，会采取客观立场，并接受眼睛看到的动物外观。但是当犀牛到达里斯本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时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动物观念的革命。过去，动物学的研究是在古典权威的指导下进行的，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第一手的观察也至关重要。博物学家开始收集样本、记笔记、进行解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察是“客观的”，也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试图挑战古典作家的权威。相反，尽管他们的方法可能是创新的，但他们的研究仍以经典的假设为基础，他们收集的证据主要用于补充或重申古代知识的“真实性”。
　　当犀牛到达里斯本时，欧洲的知识分子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进行认知的。热衷于讨论犀牛的人，大多是在诸如老普林尼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才知道有这种动物，因此他们倾向于通过阅读的透镜来观察犀牛，然后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确认。尽管这头印度犀牛是一头相当安静的动物，早在离开印度之前就已经在人工饲养下生活了，但欧洲的人文主义者还是痴迷于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可以在野外与大象战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曼努埃尔一世接管了他的“宠物”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让它与大象战斗。
　　同样的认知在艺术家中更为明显。尽管费尔南德斯在信中所写是基于直接的观看，但他的描述早就因經典的影响而失真了。由于彭尼、布克迈尔和丢勒都读过同样的古代权威著作，因此他们没有理由质疑被告知的描述，连他们自己也试图利用对古典文本的了解来填补别人讲述的空白。在现代人看来，这么做似乎是荒谬的，但对他们而言，这才是“自然主义”的方法。

犀牛有两个角吗？

　　这三幅画之间有些相似之处。由于这三位艺术家都熟悉老普林尼的说法，因此他们都注意到要确保犀牛有“大象的脚和野猪的尾巴”。但是让丢勒与众不同的是他更进了一步。尽管丢勒的拉丁语不那么熟练，但他似乎挖掘出了老普林尼描述中最重要的含义。如果犀牛真的像老普林尼所描述的那样凶猛，那它一定有额外的防护层。古罗马学者伊良曾经指出 ，犀牛的皮肤特别坚硬，可以用来代替耕犁，因此丢勒给了印度犀牛坚硬的铠甲，来代替皮革样的皮肤，鳞片锯齿状的四肢和类似于武士盔甲中的颈甲一样的脖子。丢勒并没有就此打住，在深入研究古典作品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彭尼和布克迈尔忽略的其他细节。 　　在古罗马作家马提亚尔的《隽语》中，丢勒找到了一段描述犀牛为“双角”的段落。但是丢勒没有意识到马提亚尔谈论的是非洲犀牛而不是印度的犀牛，因此他自然地认为需要在犀牛身上再增加一个额外的角。但是由于在鼻子的末端找不到空间，他决定在犀牛的肩膀之间放一个小小的螺旋形尖角。后来这个角被称为“丢勒的小号角”，对我们来说这么做很愚蠢，但是对于丢勒来说，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丢勒木刻画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精通印刷工艺。丢勒也许是第一个从版画销售中获得大部分收入的艺术家，他有实力做出畅销的木刻版画。丢勒与专业雕版师合作，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高质量的印刷品。然后，通过遍布欧洲的代理商，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普通人也能买得起。根据最近的估计，一幅犀牛版画的价格可能不超过今天一个汉堡的价格。
　　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丢勒的胜利。毕竟，布克迈尔也不是印刷业的新手。虽然他不像丢勒那样出名，但他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官方印刷商，并开创性创造出了巧妙运用明暗对比的印刷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布克迈尔也具有创造畅销画的能力。
　　让丢勒的犀牛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大多数人对犀牛的了解来自古典作家的描述，所以他们会认为丢勒的木刻画比布克迈尔或彭尼的木刻画更加“自然”，并据此认为丢勒的版画确实是源于写生。也就是说，丢勒犀牛的不自然使它看起来很自然。
　　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早在1960年就提到，艺术家描绘的不是他看到的，而是他所知道的。他下意识地表达出了一个根据他的知识体系而建构出的视角和蓝图。
　　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丢勒的木刻画就成了权威。忠实于古典描述，证明了丢勒是根据真实动物描绘的，画作“栩栩如生”，反过来验证了古典描述的正确，这进一步提高了这幅画的科学地位。16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康拉德·盖斯纳厚达3000余页的自然科学著作《动物史》，被视为动物学研究的起源之作，书中几乎完全接受了丢勒的犀牛。因为丢勒的犀牛与古典描述能够相互印证，盖斯纳没有理由怀疑丢勒的画不是“源于现实”，盖斯纳用“丢勒的小号角”来调和画作与古代文献中明显的“矛盾”之处。
　　到了1530年代，丢勒的犀牛已经开始在欧洲各地以各种形式广为流传。在1570年代，织工将丢勒的犀牛织进了为丹麦国王所织的挂毯 “动物公园”中。不久之后，比萨大教堂的青铜门上也出现了一头丢勒的犀牛。与此同时，丢勒的犀牛也被刻在了石头上，画在了瓷器上。

　　丢勒的犀牛完美地体现了普林尼所描述的凶猛与坚韧不拔，因此丢勒的犀牛被用来象征力量和勇气。在1536年，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采用丢勒犀牛的简化版本作为自己的徽章，上面镌刻着他的座右铭“Non vulevo sin vencer”（不征服誓不回）。

一头犀牛溺亡500年后

　　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人们对印度犀牛的认知逐渐深入。在1579至1758年之间，4头犀牛从南亚次大陆来到了欧洲，至少有两头在欧洲进行了巡回展出。人们对犀牛的外貌有了更准确的描述。但是，丢勒的木刻画在欧洲人的印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仍然在流传着。即使是真正看过犀牛的人，也经常在丢勒的版画中重新发现犀牛的特征。
　　艺术家们也模仿丢勒。弗朗西斯·巴洛的版画《大象和犀牛的真实呈现》（约1684年）中，里面的犀牛显然是在模仿丢勒。尽管第二个角已经消失，厚实的皮肤褶皱代替了颈甲，但巴洛的犀牛依然具有类似的尖角和覆满身体的盔甲状皮肤。直到1930年代末，德國学校的教科书依然在使用丢勒的犀牛版画。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图像，尽管存在明显且不可否认的误差。
　　费尔南德斯看到的那头犀牛，后来又被葡萄牙国王送给了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然而在1516年2月，运送犀牛的船在开往意大利的途中遭遇风暴，这头不幸的动物葬身海底。但是这头溺水的犀牛，500年来一直受到艺术家的关注，比如说，2008年美国画家沃尔顿·福特据此创作了一幅名为《丢失的里斯本犀牛》的作品。福特描绘的犀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丢勒。
　　这头犀牛的故事发人深省，也许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许多国家仍然不愿承认犀牛是脆弱的物种。从丢勒的犀牛来到里斯本以后的500多年来，眼见从来不一定被认为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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