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拍卖机构除了艺术节、艺术周及春秋两季大拍外，每星期都有若干次小拍。”他对比说，“国内公司每年要养半年员工，几家大型公司有季拍，也是为适应报批流程，月拍、周拍、日拍都不可能”
　　“即使没有外资企业冲击，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充满危机。”北京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的这番话，背景是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不再限制外资拍卖行在中国拍卖文物。
　　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其他与艺术品交易相关的改动，还有取消拍卖前报批程序、扩大民间古玩买卖机构生存空间等。
　　虽然从业者对于这次修法也有更高期望，但是改革终究满足了中国拍卖行业多年来的若干期盼——更为开放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交易，特别是更为方便的民间参与。
　　中国拍卖业 “狼来了吗”
　　
　　对于不再限制外资拍卖行在中国拍卖文物，拍卖界没有“狼来了”的忧虑，而是普遍持欢迎态度。
　　这些品牌公司将带来专业先进的国际规范，对中国企业有示范作用。比如其独立的财务制度可以避免假拍、拍假行为，严格的征集程序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国内公司经常是老板说了算;老板换人了，客户会担忧服务质量受影响。”甘学军对比说，人们只关心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品，但没人关注它的老板是谁。
　　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也认为：外资拍卖企业将给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拍品和客户，且有助于海外文物回流。
　　上世纪90年代，两大世界拍卖巨头——佳士得和苏富比开始布局中国，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成立办事处。
　　2013年，佳士得获得在华营业执照，成为中国首家独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行;而苏富比选择与北京歌华美术公司合资成立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由于不被允许在中国境内征集文物类标的，它们缺乏书画、杂项等大成交额拍品，如2015年苏富比（北京）秋季拍卖成交额仅1650万元。其从境外征集的标的只能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拍卖，成交后另行缴纳关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5条第3款规定：“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文物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征求意见稿》）中则删去了这一规定。
　　甘学军觉得，解禁外资企业一定会给国内拍卖公司带来冲击，但不是说它们很快就能在中国市场大展拳脚。
　　“其策略将是积极而谨慎的，但绝不是独霸中国市场，将来也不可能。”他分析说：“还有拍卖等其他法律要遵守，对中国文化环境‘水土不服’的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佳士得、苏富比在中国青铜器、高古瓷等方面具有长期优势，但在中国受到禁止拍卖出土文物的限制;同时，文保和拍卖方面的法规，都规定拍卖企业不能进行购销活动，虽然这在国际拍卖机构是正常业务。
　　季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缓冲期是3至5年：“（它们）原来主做油画等当代艺术，现在改成中国文物，要想形成一定影响力和市场规模，短期内不会对国内企业造成很大冲击。”
　　外资公司的新角色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双舟看来，中国拍卖业已具有一定规模，不再需要特殊保护。过去禁止外资企业经营文物拍卖，不仅未能防止文物流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反作用。
　　近年来，多起流失文物在海外被拍卖的事件引起国人对外资拍卖行的反感。如佳士得2000年在美国拍卖王处直墓被盗彩绘浮雕武士石刻、2009年在法国拍卖圆明园兽首等。事实上，国外法律对此没有限制。
　　“一些人觉得外资拍卖行在中国也会这么做，其实它们更爱惜品牌，比国内企业更守‘规矩’，甚至有些死板。”季涛说。
　　比如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曾是佳士得的品牌授权公司，长达8年经营获得行业内较大认可。
　　由于进出境、关税等诸多限制，为避免在监管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触犯中国法律，该公司从不拍卖回流文物，使得佳士得许多重量级拍品无法进入中国。
　　此外，外资拍卖机构还要遵守母公司所在国家的法律，很多法律已转换成为公司规定从上到下执行。
　　比如根据反洗钱法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外资拍卖公司只允许买家用个人名下账户付款，不准朋友或亲属代付;相较之下，国内银行有很多变通做法，像由付款人出具保证书以避免纠纷风险。
　　除了为国内企业提供就近观摩先进经营理念、操作流程的机会，中国拍卖界还寄望国际拍卖行对进一步改进中国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制度发挥作用。
　　在甘学军看来，目前国内监管体制总体不利于艺术品交易行业的持续发展，在从业资格培训、拍卖师管理、文物出入境等方面限制繁多，影响中国市场走向国际化。
　　比如，凡涉及文物类艺术品拍卖，必须有5名文博系统副高级以上职称且退休1年以上的专家参与，在市场最好的时候，这些专家的行情都是“待价而沽”。
　　更多、更频繁的拍卖
　　对中国拍卖公司来说，《征求意见稿》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取消拍卖前审查。
　　《征求意见稿》第63条仅规定：“文物购销企业和文物拍卖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的规定作出经营记录，并报企业住所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6条第2款规定：“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据甘学军介绍，以前举办拍卖会，需提前约一个半月上报文物主管部门审批，由其派文物专家对拍品进行甄别是否可以上拍、出境;拍卖后，每件文物的买家和卖家都要上报，限制了拍卖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能力。 　　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卖家说下星期急需用钱，要求马上上拍。从市场规则来讲可以，但在现实中行不通。”
　　“拍卖企业必须在申报前截稿、出图录，还可能撤拍。”季涛分析说：“对于文物主管部门也是负担，像每年春秋季大拍时，北京有100多家拍卖公司同时举行拍卖会。”
　　这是中国艺术品交易程式化经营的重要因素，无论大小拍卖，都按统一标准执行，同时也使拍卖的结构、品种单一。
　　多年来，国内拍卖会的标的集中在明清瓷器和中国近现代书画两大项。虽然还有当代艺术等板块，但并非所有拍卖公司都能运作。
　　
　　10年前，甘学军第一次到英国伦敦的苏富比拍卖行总部，发现对方每星期至少有3次拍卖。看着手上长长的拍卖清单，他恍然大悟：“我们学了这么久，原来只学了人家一种模式。”
　　在他看来，国内很多拍卖从业人员也不了解真正的拍卖应该怎么做，只看到佳士得、苏富比在香港的运作流程。但香港只是其单一的中国艺术品部门，临时租用场地、一年两次拍卖被国人当成了经典。其真正的经典是常规式日常拍卖。
　　“国外拍卖机构除了艺术节、艺术周及春秋两季大拍外，每星期都有若干次小拍。”他对比说：“国内公司每年要养半年员工，几家大型公司有季拍，也是为适应报批流程，月拍、周拍、日拍都不可能。”
　　拍卖机构能做什么
　　此次修订也给民间古玩市场、古董店的经营留出一定余地，尽管现实早已跑在这项“放松”的前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5条第4款：“除经批准的文物商店、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外，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
　　这一条款，从法理上限制了民间文物古玩交易的渠道。而实际上，民间的古玩市场、古玩店，私下交易如今已并不鲜见。此次《征求意见稿》则在第60条中严格规定了三种禁止行为，即：国有文物，但是国家允许的除外;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文物;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
　　言外之意，国家允许交易的普通文物是可以买卖的。
　　甘学军认为，民间文物交易渠道是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基础，没有活跃的古玩市场、行家、代理人、经纪人，就没有高水平的拍卖。它是艺术品市场中不同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他看来，中国文物走私、盗墓最猖獗时，恰恰是市场最不发达的时期。而现在海外文物通过各种渠道回流，也是因为国内市场好于国外。
　　即使中国三线城市的古玩城规模也远超巴黎、东京等大城市，“相比于拍卖行业每年三五百亿元的基数，古玩城起码是这个数字的10倍。”甘学军说。
　　但《征求意见稿》第61条仍然规定：“文物购销企业不得从事文物拍卖活动，不得设立文物拍卖企业。文物拍卖企业不得从事文物购销活动，不得设立文物购销企业。”
　　刘双舟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保持统一：拍卖企业是中介服务机构，不得拍卖自有财产，也不得在拍卖会上参加竞买。
　　“目前（不放开）对行业影响不大，这块交易所占份额很小，而且市场早已有变通办法，比如成立第三方公司。”季涛举例说，北京保利也推出贵宾部直接与客户私下洽谈。
　　2013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开始前，突然宣布著名画家刘文西等集体创作的《幸福渠》在委托人同意下，已用三方协议方式以4060万元转让。
　　这次撤拍向社会表明，嘉德也可以进行私下交易，甚至是拍卖前的私人洽购。因为一般来说，流拍后的洽购最为常见。
　　“拍卖的优势是价格公开透明，很多买家需要通过现场竞价情况判断艺术品的价值，这能帮助一些不太了解市场的人参与交易。”季涛对比说：“私下交易局限在行家内部，等于缩小交易圈子，换句话说市场规模就小了。”
　　甘学军则认为，拍卖机构应是综合性经济体，各种交易形式都有才能使其品牌的专业含量更丰富、服务手段更多样化。
　　世界两大拍卖行的私下交易由来已久。比如，苏富比曾与纽约阿奎维拉画廊合作，在画廊主去世时，以1.43亿美元打包买下2000多幅画作。后来，这些作品为苏富比带来可观收益。
　　再如，国外拍卖机构会向客户提供财务方面的服务，像提供贷款，让藏品“活起来”，避免长期占有客户资金，或给予一定融通额度;还有专业的仓储服务。
　　在甘学军看来，以拍卖为中心，生发出综合的市场服务功能，才是成熟的拍卖公司模式，目前中国艺术品交易还没有形成产业链条式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