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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希望指导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以拉丁美洲史和中、南美洲考古专题为切入点,系统掌握现代考古学经典与前沿理论知识,从而令传统上侧重于历史、语言的文献史料研究路径实现一种新的关键转向。该课程的支撑材料为拉丁美洲考古的相关收获。借此着力训练,可以帮助学生在差异极大的认识跨度和背景条件下提升对各类艺术遗存的发现和解释能力,逐步形成独立于传统历史学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新思维。同时,在比对中国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课程的相关训练也可以提升学生个人复合且多路径展开的高级研究技术。
[关键词] 艺术考古 艺术史论 跨学科 跨文化 拉丁美洲
对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来说,考古始终是一门绕不过去的工具性知识。然而艺术院校是否有必要建立完备的考古系科则要另当别论——因考古格外强调研究者对历史遗存的精微勘察能力,在目下世界各国艺术院校的学科设置格局中,考古所能够参与并得到明确提升的空间着实不多。譬如,艺术院校史论专业本科阶段尽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只是将之作为向学生补充的基础常识,甚至只像是绝佳的景区导览,且多流于艺术史范畴,无法切近考古学及其实务操作本身。同样,在此类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史论类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所有一厢情愿遵照学科规律的全套考古学教学实际绝难有针对性地得到贯彻,多只剩放任自流式的“点不到也止”。此情此景是由当今全球普遍存在、过度细分的学术管理逻辑所直接催生的。这一逻辑同时诱发了诸般令人咋舌的畸态连锁反应,导致在专业化培养目标的设定和实际操持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重积弊。
然而,为了持续加强对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的积极追踪和利用,同时促进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课程上的必然连续与衔接,借此全面推进艺术学学科各专业领域深层研究的真正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完全可将围绕考古学理论及思想展开的专题讲授纳入艺术院校史论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相应培养规划中。必须注意到的是,在多数情况下,考古学本身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愈是晚近愈趋向于以人的艺术、设计创造孑遗为核心。故此,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略有了“美术考古”这一讲法后,20世纪后半叶渐次出现了“艺术考古”这类所谓的跨学科分支专业。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艺术考古”这一讲法在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引起了较大争议,并且对当前本科阶段展开此类课程产生了明确的负面影响。不过在研究生培养阶段,笔者认为仍有必要进行艺术学和考古学两学科间的比照参详与穿插运用训练,并承认“艺术考古”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必然存在的价值,尽管其本质仍未脱离艺术学科的基础框架,且当前主流的考古学理论研究亦将美学含义更强烈的艺术创作内容直接设置在“认知考古学”范畴之内。[1]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借此可以推动研究生对该专业之所以形成这般跨学科情状,以及相关背景信息和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学术史研辩。承前所述,在艺术院校研究生培养阶段突出讲授考古学理论和思想及设置考古学类课程,断非草率地默认艺术学与考古学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共生现象”或“姊妹情谊”。笔者认为,相关培养手段的独特意义在于对两个迥异学科的演进规律和思想理论进行扬弃与统合,并从艺术史论的角度出发,借助科学化的考古认知方法,充分促进对艺术学相关内容的严谨梳理与系统研习。
换句话说,就艺术史论类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的教学安排而论,围绕美术和考古内容展开的跨学科思辨将指向一个同单纯借助考古成果这一教学形态完全不同的崭新角度。也就是说,“艺术考古”若真正存在所谓的跨学科性,则其必是以科学考古为关键手段,不会仅仅依赖图像或文献信息,而是着力于立体式辨析各种艺术遗存,并以此重构更加真实且超脱于记录式历史之上的崭新知识田野。落实到具体课程内容的设计,我们不准备全面围绕中国史这一单一范畴展开,因为中国自“信史”出现以来,积存了大量庞杂的文献。在训练初期,这些文献将会阻碍学生从美术或艺术创作规律本源的角度进行考古学式的深度开掘,导致他们陷入对历史学文本的穷搜状态。这显然无助于学生独立考察艺术学本身的独特属性与价值。
“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强调于初始阶段暂时先剥离某些过分“一元化”、單向度的历史学影响,成为多元化、“中观性”的课程。这是所谓“艺术考古”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据此,我们将引导学生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巧妙运用远距离文化研究法,先阐明海外交通史等研究的可能成果,实事求是地反对草率的“唯传播论”,[2]然后特别将关注点投置到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领域。这样做的原因是,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所高度依赖的往往是包括平面图绘、意音文字、复合织物(包括记事用的印加绳结)、雕塑或神庙建筑等历史遗存在内仅存的古代美术资料。对这一领域开展研究,是对脱胎于早期古物学、博物学、人类学的现代考古技术和理论的锤炼与精进。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其实形成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考古理论层面非常紧要,应该开展充分研究,只是东亚研究者一直难以对其进行真切接触,以致其长期以来遭到漠视。[3]这一研究领域可谓是考古学实务在“人种—族属”“聚落—城镇”和“试验—复原”等系列理论影响下,不断得到国际学术检验和理论更新的前沿阵地。
前文所述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希望指导艺术院校史论专业研究生以拉丁美洲历史和中、南美洲考古专题为切入点,系统掌握现代考古学经典与前沿理论知识,从而令侧重于历史、语言的传统文献史料研究路径实现新的关键转向——通过比较的方法重启对艺术、人群生成法则和先民“文化装备”[4]与组织力量的终极探寻。“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支撑材料便是拉丁美洲考古的相关收获。我们之所以在该课程中开展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是希望借此帮助学生摆脱单一文本记录的束缚,在差异极大的认识跨度和背景条件下提升对各类艺术遗存的发现和解释能力,逐步形成独立于传统历史学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新思维(安第斯美洲史研究中早已出现了历史资料同考古发掘分立讨论的倾向)。[5]同时,相关研究更是要在比对中国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升学生个人复合且多路径展开的高级研究技术。 本课程与某些院校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两门专业必修课程——“文化人类学与神话学”“东方纹样史专题”密切关联。可以说,从这两门课程的训练入手,学生在第一学年上学期即能形成一个清晰的研究导向:艺术历史与理论绝不仅仅是历史、哲學或文学专业学习内容的“集成品”。对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而言,历史、哲学或文学方面的学习内容是他们本科阶段便应完成的基本训练,学生个人应已对其建立起相对成熟的认知。至于对人类学和纹样的组合考察,我们将之汇总、整合到了第一学年下学期的“考古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之中,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套相对自洽的知识内循环小系统,从而总结本科各类学习成果并从中实现升华。
按照上述方法,还可实现引“西学”入“中学”的新启蒙: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调动他们的求知欲与能动性,鞭策其全面阻断求学期内极易养成的“学习—学术惰性”。从培养规划来看,该课程搭配上研究生其他专业必修基础课和全校各类研究生选修的“文化史研究专题”课程,可形成知识系统上的高度呼应。这最终暗合了20世纪中期以后,因西方科学考古技术的全方位确立及重要探勘成果的大规模收获,世界范围内逐步构建起来的、强调循着人群属性和文化过程脉络化铺开的“新考古学”理论。
通过观察研究生的实际培养过程会发现,在教学中,指导教师遵照单门课程大纲所进行的垂直、固定式灌输往往会适得其反。“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则不仅将学生的视野牵引向更广义的地域史专题研究层面,而且改造了以往在教研组中流行的集体备课模式——学生与教师将共同参与纲目的规划、讨论和草拟,这使得学生既积累了知识和方法,又提升了沟通与协作能力。该课程还结合每届学生的特质,在细节方面进行个性化调整及补充,以期构建一个能够彰显研究生独立学术运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学新趋势。而拉丁美洲史和相关考古学情报[6]的引入恰恰能够在东方语境下的艺术类研究生教育中发挥融合剂的作用,从而促成以上教学理想目标的实现。
随着教学中师生交流、探讨的逐渐深入,史论类研究生在“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中面临的首要困惑主要根植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分野和异同。教师作为教学执行的主导者,在“师生教研组”内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之际,应及时且明白地对学生的困惑给出回应,从而进一步调节学生在基本掌握知识到高级运用知识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迁移和焦虑。这项工作也是对教师学术素养的一次整体考察。这里有必要指出,前述困惑仍要归咎于现代学术分科的演变史,以及尚存于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中各种“因地制宜”的学科设置状况。汲取相关经验后,我们可以将之着落到课程规划等的编订上,借助点与面的巧妙设置高效解决相关问题,如“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在结构上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教学、训练板块:“知识论”里的“记录—田野”板块、“世界观”内的“社会—传播”板块,以及“技术圈”中的“科学—公众”板块。
在这三大板块中,“知识论”是课程的逻辑前导,从宏观角度叙述了“考古史学与考古学思想史”和“年代学、层位学与类型学”这两方面内容在考古学与人类学层面的区分,以及考古学的学科特色、主要研究手段和存续逻辑。而在“世界观”这一板块中,我们又将考古学与现代人类学于某种层面上进行了多元统合——此乃“新考古学”立基之所在。[7]同时,以“社会—传播”为切口,逐一重点分析生态及环境、文化及文明、人种及族属、聚落及城镇、农业及贸易、艺术及设计等关键议题,以此回应现代学术研究除依赖人类学调查和历史学文献外,对考古学手段所能揭示的过往情形的各色期待。比如对“艺术及设计”这一项议题的分析,不仅对应了艺术院校的相关专业领域,而且借此可以更明确地提请考古等其他各学界充分关注一个曾遭到人们恶意鄙薄或存心遗忘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最后的“剩余物”总归要汇集到艺术品及相关创作行为之上,而形成艺术的根本策略又体现在我们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身的设计思维之中。[8]至于“技术圈”板块则又回到了考古学所高度强调的科学语境内,并且走出了研究者的小圈子,致力于将相关研究延伸向公众的体验与认知层面。在这一板块内,我们将讨论埋藏和遗存、勘探和计算、实验和修复、比较和展演等趋向于“知识考古学”的十分具体的学科专用“方法”。
其实就“艺术考古”而言,在“世界观”板块下,它除了能够初步回答“艺术及设计”这一问题,剩余五个问题都不在其知识领域内,许多所谓的“艺术考古”研究者往往只能凭着历史学的方法与成果来爬梳出尚算合格的答案。至于“知识论”板块和“技术圈”板块(尤其是这一板块涉及的科学手段),在目前世界各国多数的艺术院校教学中,纵使时髦如“艺术考古”亦殊难深入堂奥而获得真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部分艺术专业院校面对复杂且精尖的高级学科教育时,在课程设置方面还是难以避免陷入种种尴尬与窘迫的境遇。当然,目前也有不少艺术学科规划者在教学中积极引入考古学体系,这倒也是相中了后者文理交融的特点。而有些具备前瞻意识之人,则抽取了“技术圈”板块里的一两个小议题,如“埋藏和遗存”与“实验和修复”进行拼装,借助地域优势与博物馆学的辅助,依赖本身艺术实践专业的积累,同时辅以大量用起来常常半生不熟的现代机具仪器、网络设备等,或科学或技术地开设了“古物模拟及修复”“古风复原及创作”等别致的专业方向。不过必须讲明的是,对于那些光鲜的新专业来说,在背后支撑它们的仍旧是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思想。只是有一批不明就里者、耳食好事者、浑水摸鱼者,异常积极地乐于将之宣扬为所谓的“艺术考古”。
为全程观照史论类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的教学法,我们有必要简单提示“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将以怎样的形式结课。
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结课时,学校的惯例是要求学生提交一份中长篇学术写作习作,必要时外加配套的、由学生亲自进行的口头报告。不过,就“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执行来看,中长篇写作习作对高层次、高年级学生的学术生产来说显得更为紧要。至于低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因课时及其学养见识受限,我们建议在“师生教研组”的小型讨论会模式下,以30页至50页图、文、表共呈的书面案例编写配合课堂报告的方法完成课程的期末考查。在这一过程中,应以案例编写为重点抓手,组织学生重点研究拉丁美洲经典考古个案,同时指导学生逐一明晰关涉跨文化、比较学等领域的各个现实知识点。[9]如此,便是在“远距离文化研究”的框架下,帮助学生从经典个案案例起步,使他们的接触内容从二手信息开始渐次过渡向一手资料,同时积极投入对田野调查、科学考察所得“零次文献”的深度探析,最终进一步戒除“扶手椅式”研究的习气。
从教学技术层面来讲,这一做法不仅适用于低年级研究生培养阶段,而且对学习本课程的非艺术史论类专业学生来说亦是极佳的训练方式。同时,高年级的学生借助这一做法,可以贴近观察、梳理、吸收、运用那些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考古理论和发掘收获,充实自己的方法论储备库。当然,相关训练还适合与精细化的“专业写作”课程穿插或搭配进行。
另外,从这一课程的训练过程来看,其间势必存在所谓的跨文化鸿沟,这意味着学生对外语的掌握能力亟待提高。不過,随着语言专业人士不断加入这一领域,拉丁美洲地区那些以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书写的当代史地类、考古类文献逐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译介。东亚地区各大型学术图书机构对美国20世纪40年代前后集中铺排出的另一支英语叙述脉络的巨量原始信息建立了专业级收藏。以阅读、诠释此类英文文献作为支点,配合中文、日文与其他语言的相关译文、原文材料,以及海内外纪录视频或实时影像等作为教学辅助材料,“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开展路径不失为一条光明的坦途。多语种文献的交叉互用不仅充分活跃了艺术院校的国际学术交流气氛,而且为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案例编写提供了难得的复合视角,呼应了世界范围内多元的研究大趋势。
从“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训练目的来看,关注考古实物及相关阐释性理论并非必然会将研究导向冗繁的文本辩证。我们的首要目标仍在于探索艺术如何形塑其自身这一根本法则之上。这才是小小寰球里,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语言。
(连冕/中国美术学院)
注释
[1][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M].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363.
[2]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7.
[3]蒋祖棣.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13-14.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22.
[5][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74.
[6]Silverman H.Continental introduction[G]//Silverman H,William H. Isbell.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Archaeology.New York: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2008:3.
[7][英]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M].魏峻,译.长沙:岳麓书社, 2005:29.
[8]同注[1],289页。
[9]同注[6],17页。
[关键词] 艺术考古 艺术史论 跨学科 跨文化 拉丁美洲
对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来说,考古始终是一门绕不过去的工具性知识。然而艺术院校是否有必要建立完备的考古系科则要另当别论——因考古格外强调研究者对历史遗存的精微勘察能力,在目下世界各国艺术院校的学科设置格局中,考古所能够参与并得到明确提升的空间着实不多。譬如,艺术院校史论专业本科阶段尽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只是将之作为向学生补充的基础常识,甚至只像是绝佳的景区导览,且多流于艺术史范畴,无法切近考古学及其实务操作本身。同样,在此类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史论类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所有一厢情愿遵照学科规律的全套考古学教学实际绝难有针对性地得到贯彻,多只剩放任自流式的“点不到也止”。此情此景是由当今全球普遍存在、过度细分的学术管理逻辑所直接催生的。这一逻辑同时诱发了诸般令人咋舌的畸态连锁反应,导致在专业化培养目标的设定和实际操持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重积弊。
一、跨越与挣脱: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及考古理论的重点引入
然而,为了持续加强对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的积极追踪和利用,同时促进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课程上的必然连续与衔接,借此全面推进艺术学学科各专业领域深层研究的真正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完全可将围绕考古学理论及思想展开的专题讲授纳入艺术院校史论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相应培养规划中。必须注意到的是,在多数情况下,考古学本身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愈是晚近愈趋向于以人的艺术、设计创造孑遗为核心。故此,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略有了“美术考古”这一讲法后,20世纪后半叶渐次出现了“艺术考古”这类所谓的跨学科分支专业。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艺术考古”这一讲法在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引起了较大争议,并且对当前本科阶段展开此类课程产生了明确的负面影响。不过在研究生培养阶段,笔者认为仍有必要进行艺术学和考古学两学科间的比照参详与穿插运用训练,并承认“艺术考古”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必然存在的价值,尽管其本质仍未脱离艺术学科的基础框架,且当前主流的考古学理论研究亦将美学含义更强烈的艺术创作内容直接设置在“认知考古学”范畴之内。[1]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借此可以推动研究生对该专业之所以形成这般跨学科情状,以及相关背景信息和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学术史研辩。承前所述,在艺术院校研究生培养阶段突出讲授考古学理论和思想及设置考古学类课程,断非草率地默认艺术学与考古学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共生现象”或“姊妹情谊”。笔者认为,相关培养手段的独特意义在于对两个迥异学科的演进规律和思想理论进行扬弃与统合,并从艺术史论的角度出发,借助科学化的考古认知方法,充分促进对艺术学相关内容的严谨梳理与系统研习。
换句话说,就艺术史论类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的教学安排而论,围绕美术和考古内容展开的跨学科思辨将指向一个同单纯借助考古成果这一教学形态完全不同的崭新角度。也就是说,“艺术考古”若真正存在所谓的跨学科性,则其必是以科学考古为关键手段,不会仅仅依赖图像或文献信息,而是着力于立体式辨析各种艺术遗存,并以此重构更加真实且超脱于记录式历史之上的崭新知识田野。落实到具体课程内容的设计,我们不准备全面围绕中国史这一单一范畴展开,因为中国自“信史”出现以来,积存了大量庞杂的文献。在训练初期,这些文献将会阻碍学生从美术或艺术创作规律本源的角度进行考古学式的深度开掘,导致他们陷入对历史学文本的穷搜状态。这显然无助于学生独立考察艺术学本身的独特属性与价值。
“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强调于初始阶段暂时先剥离某些过分“一元化”、單向度的历史学影响,成为多元化、“中观性”的课程。这是所谓“艺术考古”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据此,我们将引导学生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巧妙运用远距离文化研究法,先阐明海外交通史等研究的可能成果,实事求是地反对草率的“唯传播论”,[2]然后特别将关注点投置到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领域。这样做的原因是,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所高度依赖的往往是包括平面图绘、意音文字、复合织物(包括记事用的印加绳结)、雕塑或神庙建筑等历史遗存在内仅存的古代美术资料。对这一领域开展研究,是对脱胎于早期古物学、博物学、人类学的现代考古技术和理论的锤炼与精进。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其实形成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考古理论层面非常紧要,应该开展充分研究,只是东亚研究者一直难以对其进行真切接触,以致其长期以来遭到漠视。[3]这一研究领域可谓是考古学实务在“人种—族属”“聚落—城镇”和“试验—复原”等系列理论影响下,不断得到国际学术检验和理论更新的前沿阵地。
二、挑战与提升:“新考古学”基础上的“师生教研组”
前文所述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希望指导艺术院校史论专业研究生以拉丁美洲历史和中、南美洲考古专题为切入点,系统掌握现代考古学经典与前沿理论知识,从而令侧重于历史、语言的传统文献史料研究路径实现新的关键转向——通过比较的方法重启对艺术、人群生成法则和先民“文化装备”[4]与组织力量的终极探寻。“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支撑材料便是拉丁美洲考古的相关收获。我们之所以在该课程中开展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是希望借此帮助学生摆脱单一文本记录的束缚,在差异极大的认识跨度和背景条件下提升对各类艺术遗存的发现和解释能力,逐步形成独立于传统历史学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新思维(安第斯美洲史研究中早已出现了历史资料同考古发掘分立讨论的倾向)。[5]同时,相关研究更是要在比对中国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升学生个人复合且多路径展开的高级研究技术。 本课程与某些院校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两门专业必修课程——“文化人类学与神话学”“东方纹样史专题”密切关联。可以说,从这两门课程的训练入手,学生在第一学年上学期即能形成一个清晰的研究导向:艺术历史与理论绝不仅仅是历史、哲學或文学专业学习内容的“集成品”。对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而言,历史、哲学或文学方面的学习内容是他们本科阶段便应完成的基本训练,学生个人应已对其建立起相对成熟的认知。至于对人类学和纹样的组合考察,我们将之汇总、整合到了第一学年下学期的“考古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之中,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套相对自洽的知识内循环小系统,从而总结本科各类学习成果并从中实现升华。
按照上述方法,还可实现引“西学”入“中学”的新启蒙: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调动他们的求知欲与能动性,鞭策其全面阻断求学期内极易养成的“学习—学术惰性”。从培养规划来看,该课程搭配上研究生其他专业必修基础课和全校各类研究生选修的“文化史研究专题”课程,可形成知识系统上的高度呼应。这最终暗合了20世纪中期以后,因西方科学考古技术的全方位确立及重要探勘成果的大规模收获,世界范围内逐步构建起来的、强调循着人群属性和文化过程脉络化铺开的“新考古学”理论。
通过观察研究生的实际培养过程会发现,在教学中,指导教师遵照单门课程大纲所进行的垂直、固定式灌输往往会适得其反。“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则不仅将学生的视野牵引向更广义的地域史专题研究层面,而且改造了以往在教研组中流行的集体备课模式——学生与教师将共同参与纲目的规划、讨论和草拟,这使得学生既积累了知识和方法,又提升了沟通与协作能力。该课程还结合每届学生的特质,在细节方面进行个性化调整及补充,以期构建一个能够彰显研究生独立学术运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学新趋势。而拉丁美洲史和相关考古学情报[6]的引入恰恰能够在东方语境下的艺术类研究生教育中发挥融合剂的作用,从而促成以上教学理想目标的实现。
三、板块与布局:从艺术与设计的根本属性出发
随着教学中师生交流、探讨的逐渐深入,史论类研究生在“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中面临的首要困惑主要根植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分野和异同。教师作为教学执行的主导者,在“师生教研组”内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之际,应及时且明白地对学生的困惑给出回应,从而进一步调节学生在基本掌握知识到高级运用知识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迁移和焦虑。这项工作也是对教师学术素养的一次整体考察。这里有必要指出,前述困惑仍要归咎于现代学术分科的演变史,以及尚存于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中各种“因地制宜”的学科设置状况。汲取相关经验后,我们可以将之着落到课程规划等的编订上,借助点与面的巧妙设置高效解决相关问题,如“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在结构上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教学、训练板块:“知识论”里的“记录—田野”板块、“世界观”内的“社会—传播”板块,以及“技术圈”中的“科学—公众”板块。
在这三大板块中,“知识论”是课程的逻辑前导,从宏观角度叙述了“考古史学与考古学思想史”和“年代学、层位学与类型学”这两方面内容在考古学与人类学层面的区分,以及考古学的学科特色、主要研究手段和存续逻辑。而在“世界观”这一板块中,我们又将考古学与现代人类学于某种层面上进行了多元统合——此乃“新考古学”立基之所在。[7]同时,以“社会—传播”为切口,逐一重点分析生态及环境、文化及文明、人种及族属、聚落及城镇、农业及贸易、艺术及设计等关键议题,以此回应现代学术研究除依赖人类学调查和历史学文献外,对考古学手段所能揭示的过往情形的各色期待。比如对“艺术及设计”这一项议题的分析,不仅对应了艺术院校的相关专业领域,而且借此可以更明确地提请考古等其他各学界充分关注一个曾遭到人们恶意鄙薄或存心遗忘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最后的“剩余物”总归要汇集到艺术品及相关创作行为之上,而形成艺术的根本策略又体现在我们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身的设计思维之中。[8]至于“技术圈”板块则又回到了考古学所高度强调的科学语境内,并且走出了研究者的小圈子,致力于将相关研究延伸向公众的体验与认知层面。在这一板块内,我们将讨论埋藏和遗存、勘探和计算、实验和修复、比较和展演等趋向于“知识考古学”的十分具体的学科专用“方法”。
其实就“艺术考古”而言,在“世界观”板块下,它除了能够初步回答“艺术及设计”这一问题,剩余五个问题都不在其知识领域内,许多所谓的“艺术考古”研究者往往只能凭着历史学的方法与成果来爬梳出尚算合格的答案。至于“知识论”板块和“技术圈”板块(尤其是这一板块涉及的科学手段),在目前世界各国多数的艺术院校教学中,纵使时髦如“艺术考古”亦殊难深入堂奥而获得真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部分艺术专业院校面对复杂且精尖的高级学科教育时,在课程设置方面还是难以避免陷入种种尴尬与窘迫的境遇。当然,目前也有不少艺术学科规划者在教学中积极引入考古学体系,这倒也是相中了后者文理交融的特点。而有些具备前瞻意识之人,则抽取了“技术圈”板块里的一两个小议题,如“埋藏和遗存”与“实验和修复”进行拼装,借助地域优势与博物馆学的辅助,依赖本身艺术实践专业的积累,同时辅以大量用起来常常半生不熟的现代机具仪器、网络设备等,或科学或技术地开设了“古物模拟及修复”“古风复原及创作”等别致的专业方向。不过必须讲明的是,对于那些光鲜的新专业来说,在背后支撑它们的仍旧是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思想。只是有一批不明就里者、耳食好事者、浑水摸鱼者,异常积极地乐于将之宣扬为所谓的“艺术考古”。
结语
为全程观照史论类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的教学法,我们有必要简单提示“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将以怎样的形式结课。
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结课时,学校的惯例是要求学生提交一份中长篇学术写作习作,必要时外加配套的、由学生亲自进行的口头报告。不过,就“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执行来看,中长篇写作习作对高层次、高年级学生的学术生产来说显得更为紧要。至于低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因课时及其学养见识受限,我们建议在“师生教研组”的小型讨论会模式下,以30页至50页图、文、表共呈的书面案例编写配合课堂报告的方法完成课程的期末考查。在这一过程中,应以案例编写为重点抓手,组织学生重点研究拉丁美洲经典考古个案,同时指导学生逐一明晰关涉跨文化、比较学等领域的各个现实知识点。[9]如此,便是在“远距离文化研究”的框架下,帮助学生从经典个案案例起步,使他们的接触内容从二手信息开始渐次过渡向一手资料,同时积极投入对田野调查、科学考察所得“零次文献”的深度探析,最终进一步戒除“扶手椅式”研究的习气。
从教学技术层面来讲,这一做法不仅适用于低年级研究生培养阶段,而且对学习本课程的非艺术史论类专业学生来说亦是极佳的训练方式。同时,高年级的学生借助这一做法,可以贴近观察、梳理、吸收、运用那些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考古理论和发掘收获,充实自己的方法论储备库。当然,相关训练还适合与精细化的“专业写作”课程穿插或搭配进行。
另外,从这一课程的训练过程来看,其间势必存在所谓的跨文化鸿沟,这意味着学生对外语的掌握能力亟待提高。不過,随着语言专业人士不断加入这一领域,拉丁美洲地区那些以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书写的当代史地类、考古类文献逐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译介。东亚地区各大型学术图书机构对美国20世纪40年代前后集中铺排出的另一支英语叙述脉络的巨量原始信息建立了专业级收藏。以阅读、诠释此类英文文献作为支点,配合中文、日文与其他语言的相关译文、原文材料,以及海内外纪录视频或实时影像等作为教学辅助材料,“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开展路径不失为一条光明的坦途。多语种文献的交叉互用不仅充分活跃了艺术院校的国际学术交流气氛,而且为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案例编写提供了难得的复合视角,呼应了世界范围内多元的研究大趋势。
从“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训练目的来看,关注考古实物及相关阐释性理论并非必然会将研究导向冗繁的文本辩证。我们的首要目标仍在于探索艺术如何形塑其自身这一根本法则之上。这才是小小寰球里,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语言。
(连冕/中国美术学院)
注释
[1][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M].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363.
[2]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7.
[3]蒋祖棣.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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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注[1],289页。
[9]同注[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