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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式廓为同窗好友”——得李苦禅教诲——与留日同学傅抱石“相交甚密”——徐悲鸿：寿石工“系我老友”——徐悲鸿故交蓝公武——画家高淑贞——建校之功
宋步云先生的艺术经历与师友交往，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些鲜活、生动的片断。
“与王式廓为同窗好友”
《年表》记：
“1930年（20岁）投考济南东鲁中学，读书半年，后又考入济南爱美高中艺术师范科三年级插班，与王式廓为同窗好友。”
“1931年（21岁）与王式廓、王仙坡相携步出山东，投考北平京华艺专，同被录取。”
王式廓生于山东掖县，与宋步云是大同乡，年岁小于宋一岁。他也是从1930年秋到1932年夏天，在济南爱美高中艺师科学习西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抗议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各地学生赴南京请愿，两个热血青年走到一起，王式廓为请愿团第二大队的队长，宋步云则是请愿团的联络员，和请愿团全体成员面对山东军阀韩复榘的镇压，坚持卧轨斗争，寸步不让，最后到达南京，和各地学生一起，于12月17日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被武装押送回乡。
30年中期，两位同窗好友先后赴日本留学。
1934年，24岁的宋步云与高淑贞同赴日本，在东京日本大学艺术系师从画家中村研一攻读油画，创作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流亡图》，受到导师的赞许。
王式廓于1935年秋入日本，在东京川端研究所学习素描。1936年4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系预科，次年入藤岛武二画室。
“七七”事变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7月，宋步云回国后，经由杭州、南昌到武汉，考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工作团任绘画干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画创作。武汉失守前，随机关撤离到重庆。
王式廓回国后先是在山东聊城创作了《总动员》、《保卫家乡》等大幅油画，1938年4月，参加政治部三厅文艺处美术科工作，画了《台儿庄会战》、《南口大战》等画，并参加黄鹤楼大壁画《总动员》起草工作，同年8月，徒步去延安。
故友重新聚首已是十几年之后了。
得李苦禅教诲
《小传》称：1933年宋步云自京华艺专转学杭州国立艺专后，“李苦禅先生是该校教授，我虽学西画，但与李先生过往频繁，时常看他作画，几十年中我在花鸟技法上打下基础，抗战胜利直到他辞世，在国立北平艺专曾与他同事，过从甚密，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得他教诲较深。”
李苦禅在《欣逢盛时忆杭州》一文中讲到他在杭州艺专执教的经历：
“1930年，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先生聘我担任中国画教授。他说：‘当今大写意画，吴、齐双峰插天，老潘（天寿）是吴昌硕弟子，你是齐白石弟子，二人咸集我校，实为幸事。’……为了突破画界陈陈相因的陋习，我曾在艺专教务会议上与友人提议，将中西画合并排课，以力促中西绘画之融合。同时强调‘师造化’，安排学生们在西子湖畔实地速写，从速写中出稿子，力求别开生面。为此，自己亦亲身力行，作了大量的速写。”
“然而，时代的风云却无情地冲散了我的‘雅兴’，1934年，我因出面保释两位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青年，被艺专弄权者疑有‘通共’之嫌，拒绝延长聘书日期，我就于当年结束了在杭州的五年教学生活。”
其实，李苦禅与宋步云的艺术经历有相似之处，李苦禅1922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北平艺专前身）的西画系，而次年，他作了一个重要选择：投师于齐白石门下，学习中国画。齐白石很器重他这位学生，曾在李苦禅的画上题：“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吾手，英（李苦禅原名李英杰）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
1927年，65岁的齐白石应校长林风眠邀请到北京艺专任教。林风眠在学生毕业作品中发现李苦禅，惊异其艺术造诣。我猜想他也应是在与齐白石的交往中见到并了解李苦禅，所以在1928年3月，出任国立艺术院（国立杭州艺专）院长之后，从北京聘请李苦禅来校任国画教授。
1946年，李苦禅应徐悲鸿之聘为北平国立艺专教授，也是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常任理事，与宋步云得以再叙师生之谊。李燕还清楚记得，在他们煤渣胡同北房的东耳房家中，宋步云是常客，仅管两人都有过一番坎坷的生活经历，但每次见面，总是相得甚欢。
与留日同学傅抱石“相交甚密”
宋步云《从艺六十年回顾纪略》讲到：
“四十年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工作时，得结识徐悲鸿先生，时逢战争年代，油画颜料奇缺，连水彩画色、纸都不易买到。幸蒙徐先生督我练习国画，又加上留日同学傅抱石亦在该校执教，我们相交甚密。他认为水彩画与山水画非常接近，复送我文房四宝，鼓励我作山水画。”
傅抱石1932年9月29岁时赴日留学，入东京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攻读东方美术史，兼习工艺美术、雕塑。1935年秋归国后，经徐悲鸿推荐，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兼任讲师。
1938年至1940年，在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郭沫若的秘书。三厅迁重庆后，1940年9月国民党改组政治部，傅抱石回中央大学任教。1939年起居住在重庆城西三十公里外的金刚坡下赖家桥。
傅二石在《金刚坡的回忆》一文中，回忆傅抱石一家居住在金刚坡下的生活景况：
“金刚坡一带重峦叠嶂，林木茂盛，我们家住的地方距赖家桥约二里路，是租的一个岑姓地主的房屋。”
“这间父亲称为‘金刚坡下抱石山斋’的屋子，其实连画室都称不上。它原先只是房东家堆放杂物的仓库，既矮小又阴暗。房间里只有一张方桌，是房东借给我们吃饭用的。因此必须等我们吃完饭以后，父亲才可以用它来作画。由于光线不足（只有屋顶上的两块透明瓦透点光线进来），父亲总是把桌子搬到靠门口处，借着门外的光线才能作画。而等到下一顿饭开始之前，父亲还得把桌子上的一切收拾起来，放好饭菜，这就是父亲在他的画上所题‘金刚坡下抱石山斋’。”
“1940年9月以后，父亲又回到当时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国立艺专的课程。自那以后，父亲每周都要去沙坪坝上课，而从金刚坡到沙坪坝来回数十里山路，父亲常常是徒步行走。他把这看成是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大好机会。因此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他都坚持步行上班。” 可以做为参照的是宋步云的一段记述：
宋步云在《从艺六十年回顾纪略》、《小传》等记述中多次讲到在重庆时与傅抱石的交往，可与傅二石的记载相互印证：
“在国画方面我受他很多启发，尤其在山水画上他对我更是关心，除赠我笔墨画纸外，随时督我练习。他家住歌乐山麓北，距中央大学数十里，每周上课都是步行翻山越岭，手提藤杖身穿长衫背一黄书包，活像朝山进香者。（傅二石文中也描述过类似的情景：父亲有副清癯的面孔和修长的身材，总是穿着一身陈旧的青灰色长衫，手里拿着一个装满讲稿和书籍的提包和一把油纸做的雨伞，脚上穿一双已经有些破损的黑布鞋，这就是父亲出门远行时的标准形象）他每周授课二门，每有闲时傅先生便辅导我学习山水画。”
宋先生记述：“我学习山水画主要是受到傅抱石的影响。在战争岁月里公教人员生活普遍困难，心情苦闷，傅抱石常与我举杯解愁。他本嗜酒，无酒几乎不能作画，每当饮酒至兴，便欲挥毫，大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势。他每在课余就到我‘碉堡’通宿痛饮，他家距学校太远，因而每到校必住两宿，与我同饮畅谈。”
他在文中还谈到一些轶闻趣事：
“我家的猫捉来一只野兔，爱人为制佳肴，二人边饮边作画至天明。”
“记得是1941年的春天，因有野兔佳肴，通宵畅叙，在酒意正浓之时，他从‘朝山进香’的黄布袋中取出一横幅尚未装裱的画——《竹林七贤》，拿给我看。太好了！画上无签名，是谁画的？他借着酒兴才肯说出，此画是因为讲美术史课画给学生看的。他又进一步对我说，他闭门在家研究山水画整整十年无人得知，我听了非常高兴，恨不得马上将此佳音告知陈之佛先生。次晨待陈先生见此画后，不出所料地拍案叫绝，当即欲解囊为抱石先生裱画举办画展，时过两月我即为他在重庆联系到中苏友好协会展厅按时展出。此次画展轰动了重庆，作品销售一空，多半为法国人收藏。徐先生也是首见他的作品，曾屈指称赞说：‘自从有了傅抱石，中国才有了真正的山水画。’”
文中所说的傅抱石在重庆的画展，时在1942年9月，共展出作品一百件，其中包括《大涤草堂图》等及郭沫若题诗之《屈原》、《陶渊明像》等，傅抱石自称“壬午个展”。1943年又先后在重庆、成都举办个展。1944年在重庆举办《傅抱石画展》，在昆明举办《郭沫若书法、傅抱石国画联展》。
在1942-1944年期间，宋步云也在重庆等地举办过七次水彩画展、写生展、赈灾义展。
宋、傅二人友谊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每到北京开会仍常在我家画室作画落得清静攀谈。”建人民大会堂时，宋步云负责布置宁夏厅，在贺兰山采得片石，“自制成砚留作纪念。刚好遇傅抱石来京开会，见到此砚甚喜，遂提笔在砚面写上‘步云’二字，又在下面题上‘步云制此余始用之’，日后由他的高足刻成献给傅抱石纪念馆，以志纪念。”（图与傅抱石在北京）
《年表》中还讲到1942年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先生从国外回到重庆，在欢迎仪式上，经傅抱石先生介绍他认识了徐悲鸿先生，并终生与徐师结为良师益友。”
徐悲鸿：寿石工“系我老友”
1946年7月21日徐悲鸿致宋步云信中提及：
“寿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亦校中将来同仁，请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帮觅临时住处。寿先生住西安门外迤北黄城根十八号。”
信中透露的信息是①寿石工与徐悲鸿是故交；②徐悲鸿安排的北平艺专教职工队伍，寿石工是优先考虑的人选之一；③寿石工曾协助北平艺专建校事宜。
寿石工年长徐悲鸿十岁。1885年生于浙江绍兴，名鑈（美术辞书类图书多误作“玺”（鉥），字石工、石公，又作硕功，号印丐、珏庵、石尊者、冷荷亭长等，斋号不食鱼斋、辟支堂。
寿石工在清末曾参加1909年11月成立于苏州虎丘的著名社团南社。当时南社骨干中有黄宾虹、李叔同、沈尹默、苏曼殊、经亨颐、邓尔雅、诸贞壮、姜丹书、谢无量等众多书画家。
寿石工寓居北京后，以书法、刻印著称，荣宝斋笺铺为他收件。工诗词，曾在北京大学、国立北平艺专讲授诗词和金石篆刻学。其印风初宗秦汉，并受吴昌硕印风影响，后来改师当时盛行的黄士陵一派，逐渐形成自家面目。
郑逸梅在《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中记寿石工“面黑体矮，人们喜欢作弄他，他不以为忤，一笑而已。他有一习性，从不食鱼，所以榜其居为‘不食鱼斋’。喜藏古墨，又藏名人用过的毛笔”。
寿石工与徐悲鸿的朋友齐白石、杨仲子等也都是故交。寿石工夫人宋君方也是一位画家。
1947年10月，北平艺专国画组教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位兼职教授，因不满徐悲鸿强调加强素描训练，推行写实主义的教学主张罢教，并发表宣言，批评徐悲鸿“摧残国画”，提出改善国画组设施的四项要求。10月3日，北平市美术协会举行记者会，并散发《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寿石工虽与徐悲鸿学术观点有别，但事后仍在艺专执教篆刻，依然是好朋友。
之后，徐悲鸿于10月1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事件的过程可参看《北京绘画史》第五章《抗战胜利后的北平画坛》（李树声执笔）。
寿石工的诗词、篆刻、墨史研究著作有《珏庵词》、《珏庵印存》、《治印琐谈》、《墨史》、《尘麝簃辛未墨录》、《重玄琐记》、《湘怨楼枝谭》等。
寿石工1950年逝世，享年62岁，寿夫人请徐悲鸿为寿石工题墓石，而以寿石工所藏梁山舟著书墨为酬。
徐悲鸿故交蓝公武
在1985年《小传》中讲到：
“1947年在北平艺专任教期间，由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钱开泰介绍，我参加了‘冀热察平分区行政公署工作团’革命工作，任务是利用身份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该团负责人是蓝公武同志，他是徐悲鸿先生的故交。
我曾于1948年秋接受并完成了蓝公武同志托地下交通员转交的三项任务，即：
一、挽留徐先生继续掌校；
二、反对学校南迁；
三、保护校产。”
宋步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纪念文集《徐悲鸿》一书中，发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一文，也谈到此事： “北平解放前夕，担任冀热察华北分区行署主任的蓝公武同志从解放区捎来口信，转达党挽留徐先生的诚意。同时，请我协助徐悲鸿阻止学校南迁，保护校产、档案，迎接北平解放。一天晚上，我到徐先生家，将蓝公武同志的意思谈了，徐先生笑着说‘我原先就不打算南迁，我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请你转告蓝公武先生，解放北平时，一定要保护好北平的文物、古迹。’”
其时，徐悲鸿的老朋友田汉也在1948年冬天从解放区秘密到北京，约见徐悲鸿。“他带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并嘱咐徐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做工作。’徐先生和在座的吴作人先生都非常激动”（侯一民《徐悲鸿与北平艺专》，《美术研究》1995年第3期）
蓝公武（1887—1957）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辞海》设有他的条目。
蓝公武字志先，江苏吴江县人，1904年加入蔡元培任会长的光复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与护国、护法运动。早年留学日本、德国，辛亥革命后，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国民公报》社长，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起，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资本论》，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抗日战争时期，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遭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受到严刑拷打。蓝公武用日语痛斥日本侵华罪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后经亲朋营救获释。
1945年到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历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1948年8月，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出以董必武为首的华北人民政府，蓝公武任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曾被毛泽东主席接到陈南庄，住过一个星期。
宋步云接受任务，挽留徐悲鸿，反对学校南迁，当在此一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蓝公武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也是全国人大常委。
1957年9月12日，蓝公武病逝于北京，中央举行公祭，根据其生前遗愿，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蓝公武曾译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在此，我还联想起中央美术学院已故教授王逊等人与蓝公武有关的轶事。
在1933年左右，原北师大附中的一些进步学生陈忠经、蓝铁年（蓝公武之子）、林亮、邓友全、王逊、齐良骥、薛观涛等人办了一个刊物叫《火星》，还办了一个火星社，发表了一些激进的文章，国民党以为是共产党的刊物，于1934年逮捕了蓝铁年、林亮等人，押到南京并判了刑。由于蓝公武写信给陈立夫，得到释放。其时王逊与薛观涛事先闻讯逃开，未被捕。
此后，这些人相当长时间，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聚集到蓝公武家中，一起读《资本论》，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在建国后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王逊则成为著名的美术史家。
蓝公武为“徐悲鸿故友”，1948年通过宋步云对徐悲鸿做工作，影响徐悲鸿去留之事，过去很少被道及，此事可补史阙。
画家高淑贞
据《宋步云先生年表》等材料：
1931年，宋步云21岁考入北平京华艺专后，借居北平南城高姓人家，识高淑贞，其时为北京女一中二年级学生，13岁，两人一同考入北平京华艺专。
1933年宋步云考入杭州美专西画系，次年高淑贞也考入杭州艺专国画系，她曾参加业余剧团，在李朴园教授自编自导的话剧中，扮演一位在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姑娘。
1934年秋，宋、高二人相携赴日留学于东京日本大学艺术系。学习三年期间，常与肖传玖、王仙坡、于冲、秦威等走遍日本各地作水彩写生。留日期间，共同参加郭沫若指导的演剧活动，并演出过曹禺的《雷雨》等剧作。高淑贞在当代话剧《五奎桥》中扮演过女主角。
“七·七”事变后，他们中断学业归国。1937年岁末，宋步云与高淑贞结婚，为着不相分离，她放弃了在戏剧方面发展的机遇。
在重庆，他们相濡以沫地渡过艰难岁月，后来一同来到北京。
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U字楼下的图书馆是我们学习的第二课堂，高淑贞就在图书馆工作，经常见面。
美院图书馆收藏有很多珍贵的中外美术图书，馆长是常任侠。管理人员都很专业，也很敬业，晚上也照常上班，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学习、研究的便利。
很可惜，当时我们对高淑贞的艺术经历茫无所知，失去向她请教的机会。如今，虽然已再没有这种机会了，但是，作为画家的高淑贞，她的艺术经历和创作情况，应当受到关注，成为当代女画家群体之一的研究对象。（图高淑贞在日本画室1936年）
建校之功
宋步云《我在艺术事业上仅作的一点贡献》中讲：
“1946年我应徐悲鸿先生之聘，与吴作人等到北平协助徐先生接收北平国立艺专复校工作。当时日本投降不久，艺专已由国民党接管，被列为临时大学第八分班，校址在贡院西街，校园太小，为开展艺术教育事业提供条件，与占领帅府园校址的国民党军区司令谭南光进行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
侯一民《徐悲鸿与北平艺专》一文中也提及：
“1946年，艺专校舍在东总布胡同东头，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所在地，几排平房是绘画系教室……这个地方实在太狭小了，徐先生为了有一个理想的校舍，奔走于党政要员之间。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是徐先生在桂林的故交，1979年我曾在文物商店看到了李宗仁的遗孀卖出的徐先生的一批字画，这是当时徐先生送给李宗仁的。此事我问过廖静文师母，她说‘为了校舍，他送了多少画呀！’1947年暑假，艺专迁到了帅府园校尉胡同新校舍（即中央美术学院现址），现在看来，这座校舍如此狭小破旧，可是在当时已属不易了”。李宗仁拨给的校舍比后来美院的面积大许多，后来陆续被以各种理由切割掉了。
宋步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中特别提到：“旧艺专没有教职员宿舍，为了教员教学方便，生活安定，徐先生嘱咐我一定设法廉价购置宿舍。我协助徐先生多方联系，解决了宿舍问题，先生这才放心。”
其时，宋步云在艺专是副教授，教水彩画课程，同时，与吴作人分工，吴先生负责教务，宋步云负责行政工作。作为一位画家，又人生地不熟，宋步云为建校化费了巨大心血。
在《年表》中记：
“他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活动基本设施，并购买或签租水磨胡同、洋溢胡同14号院和47号院、煤渣胡同、火神庙胡同、罐儿胡同及东总部胡同、大雅宝胡同、裱背胡同等多处四合院，安排好各地应聘教授入住的宿舍等，不负众望地完成了徐悲鸿先生对他的重托。”
正如戴泽先生所说，“整个艺专跟中央美术学院都应该很感谢宋先生，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实际而且很实在的事情，真正是做实事的人。”
美院教职工宿舍分散多处，都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有的是多重院落，虽不豪华，但很温馨，相处和谐，形成一个个文化点，许多当代著名美术作品、理论著作就产生在这些小四合院中，按说都应该做为北京市的文化艺术名人聚居地永久保护下来。
美院教师宿舍之中最大的要算大雅宝胡同甲2号，50年代初，住过吴作人、董希文、滑田友、蔡仪、王朝闻、李可染、李苦禅、张仃、陈沛、吴冠中、周令钊、李瑞年、黄永玉、祝大年等人，齐白石还曾在那个院子里过生日，并与大家合影。
1958年我留校工作后，住在西总布胡同51号，院内同住的有艾中信、王琦、常任侠几位老师，还有侯一民、邓澍；潘世勋、蒋采苹；郝斌、李玉兰几对夫妇，以及司机杨全荣一家。
老师们的住处，学生们常来常往，师生之情异常温馨，令人怀念不置。
宋步云为美院建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在50年代初的政治风浪中他却未能幸免，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宋步云没有失去老朋友的信任与支持，徐悲鸿老师为他介绍了中央文化部科普局的美术编辑工作，后来他又担任轻工部美术顾问。1961年，老朋友吴作人、傅抱石介绍他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他始终没有放下画笔，在水彩画、油画、中国画三个领域自由驰骋，留下不少杰作。
他始终没有离开徐师指引的艺术道路，没有减退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
宋步云笔下的物象生机郁勃，充满阳光，那是由于画家心中阳光灿烂。
宋步云与冯玉祥、林风眠、吴大羽、丰子恺等师友的交往中也有不少事情，雪泥鸿爪，值得关注，值得记述。
注：此文所引用的《年表》系家属提供的年表初稿。
《欣逢盛时忆杭州》，李苦禅口述，李燕整理，原载《浙江画报》1983年第4期。
宋步云先生的艺术经历与师友交往，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些鲜活、生动的片断。
“与王式廓为同窗好友”
《年表》记：
“1930年（20岁）投考济南东鲁中学，读书半年，后又考入济南爱美高中艺术师范科三年级插班，与王式廓为同窗好友。”
“1931年（21岁）与王式廓、王仙坡相携步出山东，投考北平京华艺专，同被录取。”
王式廓生于山东掖县，与宋步云是大同乡，年岁小于宋一岁。他也是从1930年秋到1932年夏天，在济南爱美高中艺师科学习西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抗议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各地学生赴南京请愿，两个热血青年走到一起，王式廓为请愿团第二大队的队长，宋步云则是请愿团的联络员，和请愿团全体成员面对山东军阀韩复榘的镇压，坚持卧轨斗争，寸步不让，最后到达南京，和各地学生一起，于12月17日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被武装押送回乡。
30年中期，两位同窗好友先后赴日本留学。
1934年，24岁的宋步云与高淑贞同赴日本，在东京日本大学艺术系师从画家中村研一攻读油画，创作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流亡图》，受到导师的赞许。
王式廓于1935年秋入日本，在东京川端研究所学习素描。1936年4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系预科，次年入藤岛武二画室。
“七七”事变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7月，宋步云回国后，经由杭州、南昌到武汉，考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工作团任绘画干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画创作。武汉失守前，随机关撤离到重庆。
王式廓回国后先是在山东聊城创作了《总动员》、《保卫家乡》等大幅油画，1938年4月，参加政治部三厅文艺处美术科工作，画了《台儿庄会战》、《南口大战》等画，并参加黄鹤楼大壁画《总动员》起草工作，同年8月，徒步去延安。
故友重新聚首已是十几年之后了。
得李苦禅教诲
《小传》称：1933年宋步云自京华艺专转学杭州国立艺专后，“李苦禅先生是该校教授，我虽学西画，但与李先生过往频繁，时常看他作画，几十年中我在花鸟技法上打下基础，抗战胜利直到他辞世，在国立北平艺专曾与他同事，过从甚密，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得他教诲较深。”
李苦禅在《欣逢盛时忆杭州》一文中讲到他在杭州艺专执教的经历：
“1930年，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先生聘我担任中国画教授。他说：‘当今大写意画，吴、齐双峰插天，老潘（天寿）是吴昌硕弟子，你是齐白石弟子，二人咸集我校，实为幸事。’……为了突破画界陈陈相因的陋习，我曾在艺专教务会议上与友人提议，将中西画合并排课，以力促中西绘画之融合。同时强调‘师造化’，安排学生们在西子湖畔实地速写，从速写中出稿子，力求别开生面。为此，自己亦亲身力行，作了大量的速写。”
“然而，时代的风云却无情地冲散了我的‘雅兴’，1934年，我因出面保释两位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青年，被艺专弄权者疑有‘通共’之嫌，拒绝延长聘书日期，我就于当年结束了在杭州的五年教学生活。”
其实，李苦禅与宋步云的艺术经历有相似之处，李苦禅1922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北平艺专前身）的西画系，而次年，他作了一个重要选择：投师于齐白石门下，学习中国画。齐白石很器重他这位学生，曾在李苦禅的画上题：“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吾手，英（李苦禅原名李英杰）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
1927年，65岁的齐白石应校长林风眠邀请到北京艺专任教。林风眠在学生毕业作品中发现李苦禅，惊异其艺术造诣。我猜想他也应是在与齐白石的交往中见到并了解李苦禅，所以在1928年3月，出任国立艺术院（国立杭州艺专）院长之后，从北京聘请李苦禅来校任国画教授。
1946年，李苦禅应徐悲鸿之聘为北平国立艺专教授，也是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常任理事，与宋步云得以再叙师生之谊。李燕还清楚记得，在他们煤渣胡同北房的东耳房家中，宋步云是常客，仅管两人都有过一番坎坷的生活经历，但每次见面，总是相得甚欢。
与留日同学傅抱石“相交甚密”
宋步云《从艺六十年回顾纪略》讲到：
“四十年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工作时，得结识徐悲鸿先生，时逢战争年代，油画颜料奇缺，连水彩画色、纸都不易买到。幸蒙徐先生督我练习国画，又加上留日同学傅抱石亦在该校执教，我们相交甚密。他认为水彩画与山水画非常接近，复送我文房四宝，鼓励我作山水画。”
傅抱石1932年9月29岁时赴日留学，入东京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攻读东方美术史，兼习工艺美术、雕塑。1935年秋归国后，经徐悲鸿推荐，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兼任讲师。
1938年至1940年，在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郭沫若的秘书。三厅迁重庆后，1940年9月国民党改组政治部，傅抱石回中央大学任教。1939年起居住在重庆城西三十公里外的金刚坡下赖家桥。
傅二石在《金刚坡的回忆》一文中，回忆傅抱石一家居住在金刚坡下的生活景况：
“金刚坡一带重峦叠嶂，林木茂盛，我们家住的地方距赖家桥约二里路，是租的一个岑姓地主的房屋。”
“这间父亲称为‘金刚坡下抱石山斋’的屋子，其实连画室都称不上。它原先只是房东家堆放杂物的仓库，既矮小又阴暗。房间里只有一张方桌，是房东借给我们吃饭用的。因此必须等我们吃完饭以后，父亲才可以用它来作画。由于光线不足（只有屋顶上的两块透明瓦透点光线进来），父亲总是把桌子搬到靠门口处，借着门外的光线才能作画。而等到下一顿饭开始之前，父亲还得把桌子上的一切收拾起来，放好饭菜，这就是父亲在他的画上所题‘金刚坡下抱石山斋’。”
“1940年9月以后，父亲又回到当时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国立艺专的课程。自那以后，父亲每周都要去沙坪坝上课，而从金刚坡到沙坪坝来回数十里山路，父亲常常是徒步行走。他把这看成是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大好机会。因此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他都坚持步行上班。” 可以做为参照的是宋步云的一段记述：
宋步云在《从艺六十年回顾纪略》、《小传》等记述中多次讲到在重庆时与傅抱石的交往，可与傅二石的记载相互印证：
“在国画方面我受他很多启发，尤其在山水画上他对我更是关心，除赠我笔墨画纸外，随时督我练习。他家住歌乐山麓北，距中央大学数十里，每周上课都是步行翻山越岭，手提藤杖身穿长衫背一黄书包，活像朝山进香者。（傅二石文中也描述过类似的情景：父亲有副清癯的面孔和修长的身材，总是穿着一身陈旧的青灰色长衫，手里拿着一个装满讲稿和书籍的提包和一把油纸做的雨伞，脚上穿一双已经有些破损的黑布鞋，这就是父亲出门远行时的标准形象）他每周授课二门，每有闲时傅先生便辅导我学习山水画。”
宋先生记述：“我学习山水画主要是受到傅抱石的影响。在战争岁月里公教人员生活普遍困难，心情苦闷，傅抱石常与我举杯解愁。他本嗜酒，无酒几乎不能作画，每当饮酒至兴，便欲挥毫，大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势。他每在课余就到我‘碉堡’通宿痛饮，他家距学校太远，因而每到校必住两宿，与我同饮畅谈。”
他在文中还谈到一些轶闻趣事：
“我家的猫捉来一只野兔，爱人为制佳肴，二人边饮边作画至天明。”
“记得是1941年的春天，因有野兔佳肴，通宵畅叙，在酒意正浓之时，他从‘朝山进香’的黄布袋中取出一横幅尚未装裱的画——《竹林七贤》，拿给我看。太好了！画上无签名，是谁画的？他借着酒兴才肯说出，此画是因为讲美术史课画给学生看的。他又进一步对我说，他闭门在家研究山水画整整十年无人得知，我听了非常高兴，恨不得马上将此佳音告知陈之佛先生。次晨待陈先生见此画后，不出所料地拍案叫绝，当即欲解囊为抱石先生裱画举办画展，时过两月我即为他在重庆联系到中苏友好协会展厅按时展出。此次画展轰动了重庆，作品销售一空，多半为法国人收藏。徐先生也是首见他的作品，曾屈指称赞说：‘自从有了傅抱石，中国才有了真正的山水画。’”
文中所说的傅抱石在重庆的画展，时在1942年9月，共展出作品一百件，其中包括《大涤草堂图》等及郭沫若题诗之《屈原》、《陶渊明像》等，傅抱石自称“壬午个展”。1943年又先后在重庆、成都举办个展。1944年在重庆举办《傅抱石画展》，在昆明举办《郭沫若书法、傅抱石国画联展》。
在1942-1944年期间，宋步云也在重庆等地举办过七次水彩画展、写生展、赈灾义展。
宋、傅二人友谊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每到北京开会仍常在我家画室作画落得清静攀谈。”建人民大会堂时，宋步云负责布置宁夏厅，在贺兰山采得片石，“自制成砚留作纪念。刚好遇傅抱石来京开会，见到此砚甚喜，遂提笔在砚面写上‘步云’二字，又在下面题上‘步云制此余始用之’，日后由他的高足刻成献给傅抱石纪念馆，以志纪念。”（图与傅抱石在北京）
《年表》中还讲到1942年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先生从国外回到重庆，在欢迎仪式上，经傅抱石先生介绍他认识了徐悲鸿先生，并终生与徐师结为良师益友。”
徐悲鸿：寿石工“系我老友”
1946年7月21日徐悲鸿致宋步云信中提及：
“寿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亦校中将来同仁，请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帮觅临时住处。寿先生住西安门外迤北黄城根十八号。”
信中透露的信息是①寿石工与徐悲鸿是故交；②徐悲鸿安排的北平艺专教职工队伍，寿石工是优先考虑的人选之一；③寿石工曾协助北平艺专建校事宜。
寿石工年长徐悲鸿十岁。1885年生于浙江绍兴，名鑈（美术辞书类图书多误作“玺”（鉥），字石工、石公，又作硕功，号印丐、珏庵、石尊者、冷荷亭长等，斋号不食鱼斋、辟支堂。
寿石工在清末曾参加1909年11月成立于苏州虎丘的著名社团南社。当时南社骨干中有黄宾虹、李叔同、沈尹默、苏曼殊、经亨颐、邓尔雅、诸贞壮、姜丹书、谢无量等众多书画家。
寿石工寓居北京后，以书法、刻印著称，荣宝斋笺铺为他收件。工诗词，曾在北京大学、国立北平艺专讲授诗词和金石篆刻学。其印风初宗秦汉，并受吴昌硕印风影响，后来改师当时盛行的黄士陵一派，逐渐形成自家面目。
郑逸梅在《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中记寿石工“面黑体矮，人们喜欢作弄他，他不以为忤，一笑而已。他有一习性，从不食鱼，所以榜其居为‘不食鱼斋’。喜藏古墨，又藏名人用过的毛笔”。
寿石工与徐悲鸿的朋友齐白石、杨仲子等也都是故交。寿石工夫人宋君方也是一位画家。
1947年10月，北平艺专国画组教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位兼职教授，因不满徐悲鸿强调加强素描训练，推行写实主义的教学主张罢教，并发表宣言，批评徐悲鸿“摧残国画”，提出改善国画组设施的四项要求。10月3日，北平市美术协会举行记者会，并散发《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寿石工虽与徐悲鸿学术观点有别，但事后仍在艺专执教篆刻，依然是好朋友。
之后，徐悲鸿于10月1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事件的过程可参看《北京绘画史》第五章《抗战胜利后的北平画坛》（李树声执笔）。
寿石工的诗词、篆刻、墨史研究著作有《珏庵词》、《珏庵印存》、《治印琐谈》、《墨史》、《尘麝簃辛未墨录》、《重玄琐记》、《湘怨楼枝谭》等。
寿石工1950年逝世，享年62岁，寿夫人请徐悲鸿为寿石工题墓石，而以寿石工所藏梁山舟著书墨为酬。
徐悲鸿故交蓝公武
在1985年《小传》中讲到：
“1947年在北平艺专任教期间，由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钱开泰介绍，我参加了‘冀热察平分区行政公署工作团’革命工作，任务是利用身份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该团负责人是蓝公武同志，他是徐悲鸿先生的故交。
我曾于1948年秋接受并完成了蓝公武同志托地下交通员转交的三项任务，即：
一、挽留徐先生继续掌校；
二、反对学校南迁；
三、保护校产。”
宋步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纪念文集《徐悲鸿》一书中，发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一文，也谈到此事： “北平解放前夕，担任冀热察华北分区行署主任的蓝公武同志从解放区捎来口信，转达党挽留徐先生的诚意。同时，请我协助徐悲鸿阻止学校南迁，保护校产、档案，迎接北平解放。一天晚上，我到徐先生家，将蓝公武同志的意思谈了，徐先生笑着说‘我原先就不打算南迁，我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请你转告蓝公武先生，解放北平时，一定要保护好北平的文物、古迹。’”
其时，徐悲鸿的老朋友田汉也在1948年冬天从解放区秘密到北京，约见徐悲鸿。“他带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并嘱咐徐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做工作。’徐先生和在座的吴作人先生都非常激动”（侯一民《徐悲鸿与北平艺专》，《美术研究》1995年第3期）
蓝公武（1887—1957）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辞海》设有他的条目。
蓝公武字志先，江苏吴江县人，1904年加入蔡元培任会长的光复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与护国、护法运动。早年留学日本、德国，辛亥革命后，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国民公报》社长，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起，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资本论》，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抗日战争时期，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遭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受到严刑拷打。蓝公武用日语痛斥日本侵华罪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后经亲朋营救获释。
1945年到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历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1948年8月，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出以董必武为首的华北人民政府，蓝公武任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曾被毛泽东主席接到陈南庄，住过一个星期。
宋步云接受任务，挽留徐悲鸿，反对学校南迁，当在此一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蓝公武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也是全国人大常委。
1957年9月12日，蓝公武病逝于北京，中央举行公祭，根据其生前遗愿，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蓝公武曾译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在此，我还联想起中央美术学院已故教授王逊等人与蓝公武有关的轶事。
在1933年左右，原北师大附中的一些进步学生陈忠经、蓝铁年（蓝公武之子）、林亮、邓友全、王逊、齐良骥、薛观涛等人办了一个刊物叫《火星》，还办了一个火星社，发表了一些激进的文章，国民党以为是共产党的刊物，于1934年逮捕了蓝铁年、林亮等人，押到南京并判了刑。由于蓝公武写信给陈立夫，得到释放。其时王逊与薛观涛事先闻讯逃开，未被捕。
此后，这些人相当长时间，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聚集到蓝公武家中，一起读《资本论》，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在建国后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王逊则成为著名的美术史家。
蓝公武为“徐悲鸿故友”，1948年通过宋步云对徐悲鸿做工作，影响徐悲鸿去留之事，过去很少被道及，此事可补史阙。
画家高淑贞
据《宋步云先生年表》等材料：
1931年，宋步云21岁考入北平京华艺专后，借居北平南城高姓人家，识高淑贞，其时为北京女一中二年级学生，13岁，两人一同考入北平京华艺专。
1933年宋步云考入杭州美专西画系，次年高淑贞也考入杭州艺专国画系，她曾参加业余剧团，在李朴园教授自编自导的话剧中，扮演一位在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姑娘。
1934年秋，宋、高二人相携赴日留学于东京日本大学艺术系。学习三年期间，常与肖传玖、王仙坡、于冲、秦威等走遍日本各地作水彩写生。留日期间，共同参加郭沫若指导的演剧活动，并演出过曹禺的《雷雨》等剧作。高淑贞在当代话剧《五奎桥》中扮演过女主角。
“七·七”事变后，他们中断学业归国。1937年岁末，宋步云与高淑贞结婚，为着不相分离，她放弃了在戏剧方面发展的机遇。
在重庆，他们相濡以沫地渡过艰难岁月，后来一同来到北京。
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U字楼下的图书馆是我们学习的第二课堂，高淑贞就在图书馆工作，经常见面。
美院图书馆收藏有很多珍贵的中外美术图书，馆长是常任侠。管理人员都很专业，也很敬业，晚上也照常上班，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学习、研究的便利。
很可惜，当时我们对高淑贞的艺术经历茫无所知，失去向她请教的机会。如今，虽然已再没有这种机会了，但是，作为画家的高淑贞，她的艺术经历和创作情况，应当受到关注，成为当代女画家群体之一的研究对象。（图高淑贞在日本画室1936年）
建校之功
宋步云《我在艺术事业上仅作的一点贡献》中讲：
“1946年我应徐悲鸿先生之聘，与吴作人等到北平协助徐先生接收北平国立艺专复校工作。当时日本投降不久，艺专已由国民党接管，被列为临时大学第八分班，校址在贡院西街，校园太小，为开展艺术教育事业提供条件，与占领帅府园校址的国民党军区司令谭南光进行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
侯一民《徐悲鸿与北平艺专》一文中也提及：
“1946年，艺专校舍在东总布胡同东头，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所在地，几排平房是绘画系教室……这个地方实在太狭小了，徐先生为了有一个理想的校舍，奔走于党政要员之间。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是徐先生在桂林的故交，1979年我曾在文物商店看到了李宗仁的遗孀卖出的徐先生的一批字画，这是当时徐先生送给李宗仁的。此事我问过廖静文师母，她说‘为了校舍，他送了多少画呀！’1947年暑假，艺专迁到了帅府园校尉胡同新校舍（即中央美术学院现址），现在看来，这座校舍如此狭小破旧，可是在当时已属不易了”。李宗仁拨给的校舍比后来美院的面积大许多，后来陆续被以各种理由切割掉了。
宋步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中特别提到：“旧艺专没有教职员宿舍，为了教员教学方便，生活安定，徐先生嘱咐我一定设法廉价购置宿舍。我协助徐先生多方联系，解决了宿舍问题，先生这才放心。”
其时，宋步云在艺专是副教授，教水彩画课程，同时，与吴作人分工，吴先生负责教务，宋步云负责行政工作。作为一位画家，又人生地不熟，宋步云为建校化费了巨大心血。
在《年表》中记：
“他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活动基本设施，并购买或签租水磨胡同、洋溢胡同14号院和47号院、煤渣胡同、火神庙胡同、罐儿胡同及东总部胡同、大雅宝胡同、裱背胡同等多处四合院，安排好各地应聘教授入住的宿舍等，不负众望地完成了徐悲鸿先生对他的重托。”
正如戴泽先生所说，“整个艺专跟中央美术学院都应该很感谢宋先生，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实际而且很实在的事情，真正是做实事的人。”
美院教职工宿舍分散多处，都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有的是多重院落，虽不豪华，但很温馨，相处和谐，形成一个个文化点，许多当代著名美术作品、理论著作就产生在这些小四合院中，按说都应该做为北京市的文化艺术名人聚居地永久保护下来。
美院教师宿舍之中最大的要算大雅宝胡同甲2号，50年代初，住过吴作人、董希文、滑田友、蔡仪、王朝闻、李可染、李苦禅、张仃、陈沛、吴冠中、周令钊、李瑞年、黄永玉、祝大年等人，齐白石还曾在那个院子里过生日，并与大家合影。
1958年我留校工作后，住在西总布胡同51号，院内同住的有艾中信、王琦、常任侠几位老师，还有侯一民、邓澍；潘世勋、蒋采苹；郝斌、李玉兰几对夫妇，以及司机杨全荣一家。
老师们的住处，学生们常来常往，师生之情异常温馨，令人怀念不置。
宋步云为美院建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在50年代初的政治风浪中他却未能幸免，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宋步云没有失去老朋友的信任与支持，徐悲鸿老师为他介绍了中央文化部科普局的美术编辑工作，后来他又担任轻工部美术顾问。1961年，老朋友吴作人、傅抱石介绍他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他始终没有放下画笔，在水彩画、油画、中国画三个领域自由驰骋，留下不少杰作。
他始终没有离开徐师指引的艺术道路，没有减退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
宋步云笔下的物象生机郁勃，充满阳光，那是由于画家心中阳光灿烂。
宋步云与冯玉祥、林风眠、吴大羽、丰子恺等师友的交往中也有不少事情，雪泥鸿爪，值得关注，值得记述。
注：此文所引用的《年表》系家属提供的年表初稿。
《欣逢盛时忆杭州》，李苦禅口述，李燕整理，原载《浙江画报》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