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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汉娜与手提箱一起流放
汉娜·布赖迪出生在捷克麦丝特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在镇子里有家普通的商店。夏季他们一家人去乡下野餐，冬季他们则带着雪橇和越野雪车到山上滑雪。她和哥哥乔治成长在充满博爱的家庭里。
但他们是镇上3家犹太人中的一家。1939年3月15日，他们田园诗歌般的生活被粉碎了，纳粹对他们执行了严酷的限令。
1941年3月，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的母亲。不久，父亲也被抓走了，那天，他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孩子，告诉他们要勇敢、坚强。
汉娜同乔治去了路德维克姑父家。他俩在一个棕色手提箱里装了几件衣服，汉娜尤其没有忘记她喜爱的那件带圆点花纹的棕色衬衣，乔治则取走了家里所有的照片。
1942年5月14日，盖世太保把汉娜和乔治运到捷克境内的特利森斯。乔治被送到男孩们的工房，汉娜则被送到半公里外的金德尔海姆纳粹集中营。她们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里面充满臭虫和老鼠，食物稀少。汉娜渴望见到哥哥。但直到几周后，她才被允许同哥哥一周有两小时的会面。每次见面，汉娜总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食物带给哥哥吃，她认为哥哥比她更需要。
1944年9月，战争的失利让纳粹加快了运送犹太人到奥斯科维兹——纳粹最臭名昭彰的集中营的步伐。
这天，汉娜得知一个可怕的消息——乔治的名字出现在流放名单上。临走前，乔治安慰汉娜，并发誓说：“我一定回来把你带回家!”
令人痛心的是，10月23日午夜，13岁的汉娜和她的棕色手提箱也到达了奥斯科维兹。
为誓言，幸存的哥哥四处寻找妹妹
1945年1月，奥斯科维兹被解放。17名幸存者之一的乔治或乘车或步行，最终在1945年5月回到家乡。这时他才得知，父母已于1942年死在奥斯科维兹，汉娜音信渺茫。
乔治四处寻找妹妹，他询问遇到的每一个在奥斯科维兹存活下来的人，最后得知汉娜后来也去了奥斯科维兹。几个月过去，他沉痛地意识到，妹妹可能没有活下来，但他依然不停止寻找。
一天，乔治孤独地走在布拉格的街道上时，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突然拦住了他，她是汉娜在家乡时的朋友。她悲痛地说，汉娜在到达奥斯科维兹的当天就被推进煤气室。
1951年，乔治为了开始新的生活，移居到多伦多。一年后，他与另一个在浩劫中存活下来的人建立了一个成功的铅管业。他结了婚，生下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他始终想着妹妹，他同妹妹在梦中见面，而每次他都被自己未实现诺言的噩梦惊醒。
60年后，人们开始寻找汉娜
2000年8月的一天，72岁的乔治·布赖迪收到一封叫富米棵的日本妇女写来的长信。信中说，由于在日本的小学生中常出现逐步升级的暴力现象，因此富米棵和朋友们认为，有必要从大屠杀中学习人性的一课。富米棵开始搜集关于大屠杀的书籍和照片。1998年10月，她与朋友们成立了“大屠杀青少年教育资源中心”，对外开放。
后来，担任翻泽的富米棵在参观奥斯科维兹的“大屠杀展览馆”时，请馆长找了当年那些孩子的实物。其中，一只破旧的棕色手提箱引起了富米棵的兴趣。箱子上面用白油漆写着汉娜·布赖迪的名字、生日及其编号，箱里有一件圆点花纹的衬衣。
孩子们用颤抖的小手抚摸皮箱。他们为它写诗、写感受、写故事，还把它画下来。最后，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一个玻璃柜，展示给人们。但参观的人总要问富米棵，汉娜·布赖迪是谁?她长得什么样?她的一生是怎样的?
富米棵从奥斯科维兹等地的大屠杀纪念馆打听到，汉娜是从特利森斯特被流放到奥斯科维兹的。“我知道特利森斯特有位画过很多画的小女孩，”富米棵说，“我认为她可能就是汉娜。”
富米棵后来联系到捷克特利辛犹太人博物馆，结果她收到5幅美丽的图画，每幅画顶端的一角都有汉娜的签名。富米棵激动得哭了。
随着另一次出外翻译工作，富米棵又访问了特利辛博物馆。在留得米拉·克拉德科瓦馆长的帮助下，她翻阅了长长的流放名单。突然，她看到了汉娜·布赖迪的名字，旁边有个小符号，表明她已死去。但名字旁还有一个布赖迪，是个比汉娜大3岁的男孩，没有死亡符号。富米棵猜测那是汉娜的哥哥。
留得米拉仔细翻阅名录，帮她找到科特，考托克的名字，因为科特很可能是同乔治·布赖迪睡在一张床上的人，现在布拉格。
富米棵立马赶到布拉格，通过科特得知乔治还活着，并得到他在多伦多的地址。
读完这封长信，乔治，布赖迪非常感动，不仅回信把妹妹的详情以及他们在麦丝特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告诉富米棵，还把珍藏的有一头金发的漂亮妹妹的照片寄给了她。
汉娜的手提箱、圆汉娜教师梦
富米棵收到乔治的回信时，激动得尖叫起来。她把照片装上镜框，把图画装裱好，并写出汉娜的故事。孩子们也为汉娜的手提箱建了一个展台。又经过几周紧张的准备，“汉娜的手提箱”的展览会开始了。
该展览会仅在日本就游历过25个城市，后来，它又去过加拿大，观看的人数达200多万。
2002年1月，已74岁的乔治·布赖迪同17岁的女儿娜拉·汉娜接受富米棵的邀请，来到了东京。当布赖迪父女抵达“中心”时，孩子们激动地跑向前，将自己制作的纸花和1000只纸鹤抛撒在父女俩身上。富米棵挽着布赖迪的胳膊进入展区，在那儿，乔治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看见了写有妹妹名字的手提箱，老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乔治刘孩子们说：“汉娜一直想当教师。即使现在，汉娜依然活在她的梦里。”
后来，加拿大作家弗伦·历万写出《汉娜的手提箱》一书，该书自2002年5月出版发行以来，已被译成15种文字，其中日文版为富米棵所译，在日本成为最畅销书之一。
可以说，是富米棵使汉娜和她的手提箱成为那些不为人知而死去的孩子的一个象征，成为一个生命的象征。
汉娜·布赖迪出生在捷克麦丝特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在镇子里有家普通的商店。夏季他们一家人去乡下野餐，冬季他们则带着雪橇和越野雪车到山上滑雪。她和哥哥乔治成长在充满博爱的家庭里。
但他们是镇上3家犹太人中的一家。1939年3月15日，他们田园诗歌般的生活被粉碎了，纳粹对他们执行了严酷的限令。
1941年3月，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的母亲。不久，父亲也被抓走了，那天，他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孩子，告诉他们要勇敢、坚强。
汉娜同乔治去了路德维克姑父家。他俩在一个棕色手提箱里装了几件衣服，汉娜尤其没有忘记她喜爱的那件带圆点花纹的棕色衬衣，乔治则取走了家里所有的照片。
1942年5月14日，盖世太保把汉娜和乔治运到捷克境内的特利森斯。乔治被送到男孩们的工房，汉娜则被送到半公里外的金德尔海姆纳粹集中营。她们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里面充满臭虫和老鼠，食物稀少。汉娜渴望见到哥哥。但直到几周后，她才被允许同哥哥一周有两小时的会面。每次见面，汉娜总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食物带给哥哥吃，她认为哥哥比她更需要。
1944年9月，战争的失利让纳粹加快了运送犹太人到奥斯科维兹——纳粹最臭名昭彰的集中营的步伐。
这天，汉娜得知一个可怕的消息——乔治的名字出现在流放名单上。临走前，乔治安慰汉娜，并发誓说：“我一定回来把你带回家!”
令人痛心的是，10月23日午夜，13岁的汉娜和她的棕色手提箱也到达了奥斯科维兹。
为誓言，幸存的哥哥四处寻找妹妹
1945年1月，奥斯科维兹被解放。17名幸存者之一的乔治或乘车或步行，最终在1945年5月回到家乡。这时他才得知，父母已于1942年死在奥斯科维兹，汉娜音信渺茫。
乔治四处寻找妹妹，他询问遇到的每一个在奥斯科维兹存活下来的人，最后得知汉娜后来也去了奥斯科维兹。几个月过去，他沉痛地意识到，妹妹可能没有活下来，但他依然不停止寻找。
一天，乔治孤独地走在布拉格的街道上时，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突然拦住了他，她是汉娜在家乡时的朋友。她悲痛地说，汉娜在到达奥斯科维兹的当天就被推进煤气室。
1951年，乔治为了开始新的生活，移居到多伦多。一年后，他与另一个在浩劫中存活下来的人建立了一个成功的铅管业。他结了婚，生下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他始终想着妹妹，他同妹妹在梦中见面，而每次他都被自己未实现诺言的噩梦惊醒。
60年后，人们开始寻找汉娜
2000年8月的一天，72岁的乔治·布赖迪收到一封叫富米棵的日本妇女写来的长信。信中说，由于在日本的小学生中常出现逐步升级的暴力现象，因此富米棵和朋友们认为，有必要从大屠杀中学习人性的一课。富米棵开始搜集关于大屠杀的书籍和照片。1998年10月，她与朋友们成立了“大屠杀青少年教育资源中心”，对外开放。
后来，担任翻泽的富米棵在参观奥斯科维兹的“大屠杀展览馆”时，请馆长找了当年那些孩子的实物。其中，一只破旧的棕色手提箱引起了富米棵的兴趣。箱子上面用白油漆写着汉娜·布赖迪的名字、生日及其编号，箱里有一件圆点花纹的衬衣。
孩子们用颤抖的小手抚摸皮箱。他们为它写诗、写感受、写故事，还把它画下来。最后，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一个玻璃柜，展示给人们。但参观的人总要问富米棵，汉娜·布赖迪是谁?她长得什么样?她的一生是怎样的?
富米棵从奥斯科维兹等地的大屠杀纪念馆打听到，汉娜是从特利森斯特被流放到奥斯科维兹的。“我知道特利森斯特有位画过很多画的小女孩，”富米棵说，“我认为她可能就是汉娜。”
富米棵后来联系到捷克特利辛犹太人博物馆，结果她收到5幅美丽的图画，每幅画顶端的一角都有汉娜的签名。富米棵激动得哭了。
随着另一次出外翻译工作，富米棵又访问了特利辛博物馆。在留得米拉·克拉德科瓦馆长的帮助下，她翻阅了长长的流放名单。突然，她看到了汉娜·布赖迪的名字，旁边有个小符号，表明她已死去。但名字旁还有一个布赖迪，是个比汉娜大3岁的男孩，没有死亡符号。富米棵猜测那是汉娜的哥哥。
留得米拉仔细翻阅名录，帮她找到科特，考托克的名字，因为科特很可能是同乔治·布赖迪睡在一张床上的人，现在布拉格。
富米棵立马赶到布拉格，通过科特得知乔治还活着，并得到他在多伦多的地址。
读完这封长信，乔治，布赖迪非常感动，不仅回信把妹妹的详情以及他们在麦丝特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告诉富米棵，还把珍藏的有一头金发的漂亮妹妹的照片寄给了她。
汉娜的手提箱、圆汉娜教师梦
富米棵收到乔治的回信时，激动得尖叫起来。她把照片装上镜框，把图画装裱好，并写出汉娜的故事。孩子们也为汉娜的手提箱建了一个展台。又经过几周紧张的准备，“汉娜的手提箱”的展览会开始了。
该展览会仅在日本就游历过25个城市，后来，它又去过加拿大，观看的人数达200多万。
2002年1月，已74岁的乔治·布赖迪同17岁的女儿娜拉·汉娜接受富米棵的邀请，来到了东京。当布赖迪父女抵达“中心”时，孩子们激动地跑向前，将自己制作的纸花和1000只纸鹤抛撒在父女俩身上。富米棵挽着布赖迪的胳膊进入展区，在那儿，乔治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看见了写有妹妹名字的手提箱，老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乔治刘孩子们说：“汉娜一直想当教师。即使现在，汉娜依然活在她的梦里。”
后来，加拿大作家弗伦·历万写出《汉娜的手提箱》一书，该书自2002年5月出版发行以来，已被译成15种文字，其中日文版为富米棵所译，在日本成为最畅销书之一。
可以说，是富米棵使汉娜和她的手提箱成为那些不为人知而死去的孩子的一个象征，成为一个生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