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所写的《局限》，被专家点评为“一本守住了经济学底线的商业经典案例”，旨在“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而苏小和的自我评价是，“为中国企业的生存做一些档案性的记录，同时适度表达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苏小和2001年来北京，开始做财经记者。之前，他是一个美学研究生、一个诗人、一个体制中人，经济学完全在他的视域之外。因此，他在《局限》中对每个商业案例的调查与剖析，并非标准的新闻写作手法。但他自有一套文体风格——“泛经济写作”。他对此解释为：在当前的本土企业走势和中国思想史流变之间找到某种结合点，构建一种评论性的写作风格。
　　
　　他的另一层身份是北京某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伙人，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这家自创机构，让他与各企业之间进行利益往来的同时，也让他在商业领域拥有广泛人脉，从而能接触到案例中的当事人，获取第一手新鲜材料。
　　苏小和从不讳言这层身份对他在评论本土企业家时所持立场的影响。这点变化从他早期作品《逼着富人讲真话》、《过坎》中针对企业家们的较强质疑，到今天《局限》里的立场趋向中立，便可细品得出。
　　他甚至在《局限》的序言中使用了“苦难”一词来形容中国企业家，并拿晚清时的洋务商人盛宣怀与之比较，“历史会记下今天，唐万新，顾雏军，还有倪润峰，他们有着与盛宣怀相同的困境，这就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原始性的平均主义暴力，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他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企业家群体只是“用于实验的一代人”，“是我们这个复杂又多难的国家在通向自由经济过程中必需的实验品”。
　　人物周刊：有人表扬说，你的这本书“守住了经济学底线”，这个“底线”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
　　苏小和：对我来讲，分两方面。第一是观念层次，第二是知识结构层次。所谓观念层次，我想我肯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拥戴者，支持者；必须是在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系下面，企业的发展才能找到合理生存的方法，一个大政府背景下的民企生存状态只能是一种妥协而扭曲的姿态。还是一个潜规则的时代，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在这层意义上，底线，简单来说即自由市场经济底线。
　　第二是知识体系。说到我个人的知识体系，我想有几个人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第一个是黄仁宇。通过黄仁宇的“大历史”，你会发现，他看人或商业，都是放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来看；2002年，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做过一次演讲，这在我的人生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场学术演讲中，杨先生提出著名的“后发劣势”概念；再就是阿玛蒂亚·森，他一再强调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方法。
　　人物周刊：什么是你所谓的“泛经济写作”?
　　苏小和：“泛经济写作”是我在2004年自己琢磨出的一个词。刚入行时，我发现财经写作很容易和商业利益达成共謀，往往成为传播企业形象、打造企业品牌的工具。所以我努力不想成为一个单纯帮着富人赚钱的商业作者，我想成为具有经济学常识、能够守住经济学底线的商业作者或企业观察者。
　　刚开始分析企业及企业家时，我并不是中立的，是很情绪化的。当时，我们很多人被一种情结所纠缠。不管是商业作家还是老百姓，因为推崇公平的原因，对财富，对已经发财的企业家，都有一种抵制心理。我刚写作时，往往特别怀疑他们，然后去批判他们，去挖掘他们内心，幕后的阴暗面、潜规则。写到2005年的时候，我发现中国企业家有时可能比我们还要可怜，所以我在书中提出，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个观点可能让很多人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