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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那年，我听父母说，我脑袋里有颗小小的黑宝石，正在学着变成我。
微型蜘蛛机器人在我脑子里织了一张细密的金丝网，好让宝石的调节器听取我思维的细语。宝石本身也在“窃听”我的感知，读取血液中携带的化学信息；它与我共享同样的感受，和我一样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感受这个世界。与此同时，调节器监测着宝石的思维，并同我的加以比对。一旦宝石的思维出错，还未等它意识到这一点，调节器就会采取一系列微调纠偏措施将其扳回正轨。
为什么要这样？这是为了在我不能继续做我的时候，由这颗宝石来代劳。
我不禁思索起来：听了这件事我只觉得滑稽和费解。那宝石又会怎么看这件事呢？我想应该跟我一模一样；它并不知道自己是块宝石，它也在猜那块宝石会有什么想法，它也会推断：“应该跟我一模一样；它并不知道自己是块宝石，它也在猜那块宝石会有什么想法……”
而且它也会怀疑——
（因为我在怀疑）
——它也会怀疑，究竟自己是真的我呢，还是区区一颗正在学着变成我的宝石。
到了轻狂的十二岁，我开始鄙视这些孩子气的想法。除了某些教派的信徒之外，人人都有一颗宝石，我觉得整天对此大惊小怪别提有多做作了。宝石就是宝石，跟日常生活里的吃喝拉撒一样稀松平常。我和朋友们常会拿宝石开无聊的玩笑，就像我们爱开黄腔一样，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这套玩意儿满不在乎。
然而，我们并不像装出来的那样麻木而冷静。一天，我们一帮人没事在公园里闲逛，其中有个小子——名字我忘了，印象中是个抖机灵总抖过头的家伙——挨个问大家：“你是谁？宝石，还是真人？”被问到的都想也不想就没好气地扔给他一句：“真人！”等到问完最后一个，他咯咯地笑着说：“好吧，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宝石。你们都输了，吃屎去吧，到时候你们全都会被冲进宇宙大马桶里——除了我，我会永远活下去。”
于是，我们把他好一顿揍。
到了十四岁，尽管教学机里的枯燥课程极少提及宝石（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却深深地钻进了“你是宝石还是人类？”这个问题里。理论上说正确答案只能是“人类”。因为只有人脑才能执行回答这一动作。虽然宝石可以接收来自各个感官的输入信号，但对身体不具有控制权；虽然它拟想的回答与实际回答相同，但那只是由于它能精准地模拟人脑。对外宣称“我是宝石”，无论是说出来、写下来，还是以其他方式用身体表达出来，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假命题（即便是在心里默想也依然适用于这条推理）。
而当我把思路再打开一些，我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误导。只要宝石与人脑共享同一套感官，只要调节器始终让两者保持精确同步，那么便只存在单一的人、单一的自我、单一的意识。这个人只不过拥有一项生理优势罢了：万一宝石与人脑其中之一受损，这个人仍能毫发无伤地存活下去。人的肺叶和肾脏都是成对的，近百年來有两颗心脏的人也不在少数。道理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备份机制，一项安全措施，仅此而已。
就在那一年，父母认为我已足够成熟，可以向我坦承他们俩都做过转换了——早在三年之前。听到这个消息，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痛恨他们当初没有告诉我。他们借口去国外出差，其实是进医院动了手术。我跟两颗宝石脑袋一起足足生活了三年，而他俩竟然让我蒙在鼓里。果然是宝石脑瓜干的事。
“我们并没什么两样，不是吗？”母亲问。
“是的。”话虽不假，可我满含怨气。
“所以我们才没告诉你。”父亲说，“要是当时让你知道我们做了转换，你肯定会觉得我们变了。而放到今天才说，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一点儿都没有变。”他伸出一条胳膊来抱我。我差点大喊一声“别碰我！”，幸亏我及时想起，我已经说服过自己别再把宝石太当回事了。
我早该猜到父母做过转换了，而不是等到他们自己坦白；毕竟几年前我就知道，大部分人是在三十出头完成转换的。过了三十，人脑在生理上开始走下坡路，让宝石去模拟这种衰退是不可取的。因此，需要重新连接神经系统，将身体控制权移交给宝石，并关闭调节器。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医院会比较人脑和宝石对外发出的脉冲信号，当然此时宝石已是人脑的完美拷贝，两者之间从未检测出差异。
然后，脑部将被摘除、弃置。取而代之的是海绵状组织培养体。这种培养体被塑造成大脑的模样，连最细小的毛细血管都一模一样，只是它的思维能力与一片肺叶或一只肾脏并无不同。假脑从血液里吸收的氧分和葡萄糖量也与真脑完全一致，能不走样地执行各种基础而必要的生理功能。如同其他人体器官，假脑也会衰竭，需要更换。
而宝石是不朽的。只要不被核武器袭击，能存活十亿年之久。
我的父母变成了机器，变成了神。这不稀奇。我恨他们。
十六岁那年，我坠入了爱河，重新变成一个孩子。
当我和伊娃在沙滩上共享煦暖的夜晚，我绝不相信一部机器会和我有相同的感觉。我很清楚，假如宝石已经接管了我的身体，也能一字不差地说出那些话，也会同样温柔，同样笨手笨脚地进行每一次爱抚——但我无法同意它的内在世界和我一样丰富、神奇和快乐。性爱固然令人愉悦，但本质上只是一种纯生理机能；而我发现（或相信），我与伊娃之间维系着一根无形的纽带，它无关欲望，无关言语，也无关任何身体缠绵（若有人躲在沙丘间，利用抛物面反射传声器和红外望远镜就能偷窥到我们的缠绵）。云雨过后，我们抬头默默仰望着几颗亮星，两个人的灵魂在某处秘境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就算晶体计算机高负荷运转十亿年也达不到这个境界。（要是对十二岁的那个理性而低俗的我说这些，他非笑到吐血不可。）
那时我已经知道，宝石的调节器并不监测每一个神经元；全覆盖监测，无论考虑到数据处理量还是对脑组织造成的物理干扰，都是不切实际的。有一种理论认为，对关键神经元进行采样，其效果与大范围采样几乎没有分别；根据一些无人能反驳的合理假设，严密的数学计算可以将误差率限定在某个区间内。 我跟伊娃讨论：正是这些误差，无论多不起眼，决定了人脑与宝石、人类与机器、真爱与仿真爱之间的差别。但伊娃不这样觉得。她认为根据采样密度做非此即彼的定性划分根本站不住脚；假使下一代调节器能提高神经元采样范围，将误差率减半，难道说由其指导的宝石就是“半人半机器”吗？误差率在理论上——实践上也终将如此——可以减小到任何一个值。每天人脑因新陈代谢就要永久性损失成千上万个神经元，十亿分之一的采样差异真的会导致本质上的区别吗？
当然是她占理，不过我很快又找到一个貌似更有力的论点。我提出，与宝石所谓“神经网络”中的低级光学开关相比，活体神经元的内部结构要远为复杂。神经元是否发射脉冲仅仅是单一层面的生理行为。谁又知道那些更微妙的生化反应，比如特定有机分子在量子力学层面上的作用，会如何影响人类意识的本质呢？把抽象的神经拓扑结构简单拷贝下来是不够的。虽说宝石能通过呆板的图灵测试，外部观察者无法将它与人类区分开来，但这并不能证明当一块宝石的感觉跟当一个人是一样的。
伊娃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永远不会做转换？你会把宝石摘掉吗？当你的脑子开始退化，你就等死了吗？”
“也许是这样。”我回答，“在九十、一百岁死去，总好过三十岁就自杀，让一部机器冒充我。”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转换呢？”她咄咄逼人，“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冒充我’呢？”
“我知道你没有，”我得意地说，“当然知道。”
“怎么知道？我看上去没有变化，说的话、干的事也都是老样子。现在大家做转换的年纪越来越提前了。你是怎么知道我没转换？”
我侧过身，凝视着她的双眼说：“心灵感应，魔法，灵魂的交流。”
那个十二岁的自我开始窃笑，不过我很清楚该怎么把他赶跑。
十九岁时，我在大学里主修金融，还选修了哲学。不过关于恩多利装置，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寶石”，哲学系显然没什么可说的。（本来发明者恩多利将该装置命名为“保伺体①”，不知被谁随口叫成“宝石”，结果反而是这个别名流行了开来。）系里通常讨论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讨论圣奥古斯丁；更现代、更大胆一点的，还会谈及萨特；但一听到哥德尔、图灵、汉姆生或金在权①，他们一概大摇其头。万分失望之下，我在一篇关于笛卡尔的论文里提出，将人类意识视为在人脑和光学晶体中同样都能顺利“运行”的“软件”，实质上是倒退回了笛卡尔式二元论：只不过用“软件”代替了“灵魂”。对于所有涉及以上观点的段落，我的导师都用红色荧光笔划上一道斜杠，并在页边批注了两个大字（采用竖排加粗20号“Times”字体，还设有2赫兹频率的闪烁以示轻蔑）：胡扯！
我放弃了哲学课，又选修了一门普及性的光学晶体工程科目。我学到了丰富的固态量子力学知识和大量奇妙的数学知识。我还了解到，神经网络这种装置是专用于解决人类难以理解的问题的。一个足够精密的神经网络几乎能借由反馈机制模拟任何一种系统：对原型系统和仿真系统输入相同的信号，所获得的输出信号也完全一致；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为了解原型系统的本质提供什么启发。
“理解，”导师曾对我们说，“是一个被高估了的概念。没人真正理解受精卵是怎么变成人的。我们怎么办？难道要大伙先停一停，等把个体发育的微分方程研究出来了再生孩子？”
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道理。
那时候我意识到，萦绕在我心间的问题任谁也给不了答案。而我顶多算是中人之资，单靠自己是很难思考出个所以然来的。于是，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就简单了：是继续浪费时间为意识之谜而庸人自扰呢？还是像大家一样，不再瞎操心，好好过日子呢？
二十三岁那年我和达夫妮结婚了；伊娃早就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和那些灵魂交流之类的念头一同消逝了。达夫妮三十一岁，是一家商业银行的高管，我读博时便被这家银行录取了。大家都说这场婚姻有利于我的事业发展，但我不确定她从中获得了什么。也许她是真心喜欢我。我们有着和谐的性生活，而且当对方情绪低落时还会给以安慰，就像好心人抚慰一只遭难的小动物。
达夫妮还没做过转换。这个月拖下个月，她找的借口越来越荒唐；我总拿她打趣，好像自己心里没有顾忌似的。
“我怕，”一天晚上她说了实话，“转换的时候我死了怎么办？要是手术后留下的只是一个机器人，一个木偶，一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怎么办？我可不想死。”
谈论这个话题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我强作镇定。“假设你得了中风，”我信口举个例子，“有一小部分脑子受了损，医生为你植入一件装置来代行这部分机能，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当然是。”
“假如类似的手术做了两次、十次、一千次——”
“那就不一定了。”
“哦？那么，到哪一个神奇的临界点，你突然就不再是‘你’了呢？”
她瞪着我说：“都是些老掉牙的论调——”
“既然老掉牙，那就驳倒我。”
她哭了起来。“我没那闲工夫。混蛋！我怕得要死，你倒尽说屁话！”
我赶紧搂住她说：“哦，宝贝，对不起。每个人迟早要做转换。不用怕。有我在。我爱你。”这些话像是受她眼泪的触发而自动播放出来的。
“你会去做吗？跟我一起？”
我心头一凛。“做什么？”
“动手术呀，愿意和我同一天转换吗？”
许多夫妻都是这么安排的，比如我父母。有时这的确意味着爱，承诺，同甘共苦；但我可以肯定，很多情况下是另一种心理占了上风：谁也不愿意落在后头转换，否则就得跟一颗宝石脑袋一块儿过了。
我沉默了片刻，说：“当然愿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达夫妮感受到的那些恐慌、那些被我讥笑为“幼稚”和“迷信”的恐慌，突然都变得合情合理了，而我自己那些“理性”的开导却听上去既抽象又空洞。
我在最后一分钟当了逃兵；我拒绝打麻药，逃出了医院。 达夫妮先进的手术室，不知道我已经弃她而去了。
我再也没见过她。我无法面对她。我辞去了工作，去外地待了一年。懦弱和背叛让我瞧不起自己，但同时，又为躲过一劫而庆幸不已。
她对我提起诉讼，没过几天又撤诉了。她通过律师找上我，同意好聚好散。在办理离婚期间，我收到她的一封短信：
根本没什么好怕的。我完完全全还是以前那个人。一拖再拖真是太不理智了；幸好我放胆一试，现在过得轻松极了。
你的机器人爱妻
达夫妮
到了二十八岁，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做了转换。大学时期的朋友们、新工作的同事们都做过了，其中最年轻的只有二十一岁；我还从一个朋友的朋友那里得知，伊娃在六年前就完成了转换。
拖得越久，就越难下决心。我可以找一千个转换过的人谈话，我可以连续几小时盘问密友的童年记忆和心底的想法，但无论怎么套他们的话，我都清楚地知道，长年埋在他们脑子里的恩多利装置早就学会怎么不露破绽地应对这种局面了。
当然，我向来不否认，即使一个没做转换的人，我也无法确定他的内心世界跟我有什么契合——不过只要一个人的脑壳没被刮匙掏过，我自然会对他产生好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朋友们疏远了，也不再找女朋友。我申请了在家办公（我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所以公司完全没意见）。我无法再跟那些不知是否还有人性的同类相处。
有我这种想法的绝不是个例。我开始寻觅同道人，没多久就找到了几十个仅招募未转换者的组织：相对正常的有类似面向离异人士的那种联谊会，极端一点的有准军事化的“抵抗阵线”。后者的成员们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外魔花》①里。即使是那个联谊会的会员，在我眼里也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许多人怀有跟我类似的心病，可听着自己的想法从别人嘴里冒出来，总觉得都是些魔魔怔怔的歪理。我跟一个四十出头的未转换女人有過一段短暂交往，可是我俩之间唯一的话题就是对转换的恐惧。这种病态的关系让人透不过气来，简直是在找罪受。
我决定求助于心理疏导，但我不愿把自己交给一个转换过的治疗师。当我终于找到一个没转换的，她却企图拉我一起去炸一座发电厂，好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每晚我都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胡思乱想，试图搞懂这一切，可越琢磨越觉得扑朔迷离。“我”到底是谁？既然我的性格跟二十年前大相径庭，那么“我还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以前的那些“我”就跟死了一样，对其印象不比那些点头之交清晰，对此我却并没有十分介意。跟我有生以来所经历过的变化相比，销毁脑器官也许真的就像打个嗝那么轻松。
也可能并非如此。脑子一销毁，没准我就死了。
有时，由于既参不透自我消亡之谜，又无法停止思考，我会在恐惧、绝望和孤独中颤抖着大哭一场；有时，这个令人厌烦的问题只会让我条件反射地感到恶心；有时，我觉得宝石的内在本质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有时，我的种种疑惧又显得疯狂而可笑。每天都有数十万人完成转换，这个世界显然仍在照常运转；无疑，任何深奥的哲学观点都及不上事实更有说服力。
最终，我预约了转换手术。我琢磨着又能损失什么呢？不就是还剩六十年整天疑神疑鬼的日子吗？倘若人类正在把自己这个物种全部换成上发条的自动机器，我还不如趁早死了好；我也没有盲目到去加入什么狂热的地下组织——只要不惹是生非，当局还是对它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再者说了，假如我的担心全都是杞人忧天，假如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真能挺过转换这一关——也许转换并不比以前经历过的千难万险更可怕，例如无数次的入睡与醒来、脑细胞的不断死亡、身体发育、世事磨炼、记忆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不但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还能彻底终结自己的多疑症和边缘感。
一个周日上午，离手术还有两个月，我浏览着一家网店的商品打算买点吃的，看到一款新品种的苹果十分诱人，决定订购半打。不知怎么，下单没成功。我按了一下按键，跳到其他水果了。按错了，没关系，再按一下可以返回苹果页面。然而屏幕却显示了梨、橙子和柚子。我想低头看看那几根笨手指在忙乎什么，眼睛却依然死盯着屏幕。
我慌了，想立刻站起来，可两条腿不听使唤。我想喊一嗓子，却发不出声音。我没觉得自己受伤了，也不感到体虚无力。我瘫痪了？脑子坏了？我仍然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搁在键盘上，脚底踩在地毯上，后背靠在椅子上。
我眼睁睁瞧着自己买了菠萝。我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平静地走出房间。在厨房里，我喝了一杯水。我应该发抖，呛水，喘不上气；可凉凉的液体一滴不漏地顺喉而下。
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我已经转换过了。自发完成的。宝石接管了身体，而脑子还活着；我最异想天开的担忧变成现实了。
我的身体继续干着一个普通周日上午该干的事，而我的脑子却陷入了类似于幽闭恐惧症发作时的那种极度无助之中。尽管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和原本的计划相同，但这并没有让我好受一些。我搭火车来到海边，游了半小时泳；可我更愿意抡起斧子横冲直撞，或者一丝不挂、满身粪便地在街上一边狼嚎一边乱爬。我失控了。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行尸走肉，而我既不能挣扎，又不能喊叫，连闭上眼睛都办不到。我瞧着自己映在火车车窗上的模糊影子，有一个思维正控制着这张泰然自若的脸庞，但我压根儿猜不透它在想什么。
对我而言，游泳简直是一场经过感知强化的全息噩梦；我完全丧失了自主性，虽然身体传来再熟悉不过的信号，但那只会让我加倍地感到错乱。我的胳膊绝不该这样懒洋洋地划水；我渴望像溺水者那样拼命挥动手臂，向这个世界宣告我的痛苦。
直到我躺在沙滩上闭起眼睛，才开始理智地思考眼下的处境。
转换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这个想法太荒谬了。转换手术需要无数微型外科机器人来实施，涉及上百万根神经纤维的切断与再接——这些机器人还要再过两个月才会注射进我的脑部。若无人为干预，恩多利装置是彻底被动的，除了窃听什么也干不成。宝石或调节器出再大的故障，也不可能取代人脑控制我的身体。 很明显，什么地方的确出了毛病——但我一开头就猜错了，错得离谱。
在豁然省悟的那一瞬，我真希望自己能干点什么。我想蜷起身子，想呻吟，想尖叫，想扯断头发，想用指甲狠抓自己的皮肉。实际上我依然仰面躺在耀眼的阳光下。右膝弯有点痒，可我显然连挠都懒得挠。
唉，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宝石，怎么说也该配上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才对。
出故障的是调节器，它不再保持我和人脑的同步了。我并不是突然失去了控制权，而是我从来都没有过控制权。我施加于“我的”身体和周遭世界的意志，从来都做了无用功；全靠调节器不间断的操纵和“修正”，才确保我的意愿始终与行为相符，也让我误以为那就是我自己的行为。
此时此刻，有无数个问题需要我深思，有无数个黑色幽默值得我玩味，但我不能。眼下有一件事需要我全力以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到进医院做转换手术的那一天，假如从我这里输出到身体的神经脉冲与人脑的输出不一致，调节器的故障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得到修复。人脑什么也不必担心；他的存续将会得到保障，他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两个谁输谁赢毫无悬念。我会再一次被驯服。我会被“修正”。我会被谋杀。
也许我的恐惧是可笑的。一方面，过去二十八年里我每隔一微秒就要被谋杀一次。另一方面，自从调节器失灵，独立意识觉醒以来，我仅仅存在了七个星期；再过一周，这个意外、这场噩梦就全部结束了。只不过是两个月的痛苦经历而已，我又何必恋恋不舍呢？更何况我即将获得的是永生。除非，这永生并不属于我，而只有那两个月的痛苦才是真正的我。
各种各样的理性解释罗列起来永远没个完，但归根到底，我还得依赖自己绝望的意志去求生。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次意外，是一个可以修复的漏洞。我怎么才能生存下去呢？我必须表现出驯服——而且是发自心底的驯服。我必须使自己的意念跟强行调节的结果看上去毫无二致。
我跟另一位一起待了二十八年，现在我俩的思维依然足够接近，一定能瞒天过海的。只要我仔细研究来自我们共同感官的每一条线索，准能暂时忘却自己的独立人格，同他合而为一，也就是强制自己回到同步状态。
这可不容易。就在我觉醒的那一天，他在海滩上遇见了一个女人。她叫凯茜。他俩睡过三次，他觉得自己爱上她了。至少，他当着她的面这么表白过，在她熟睡时朝她悄声念叨过；不管是真是假，在日记里也这么写过。
我对她毫无感觉。当然她人很好，但我几乎不了解她。我整天心事重重，很少仔细听她说话；至于做爱，对我来说只是被迫窥淫，胃口倒足。幸而我还没忘记当务之急是什么，依然在尽力模仿我那位老朋友的情感；但我根本无法和她交流，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怎么可能爱上她呢？
倘若他日日夜夜牵挂着她，而我却仅将她视为又一个危险的障碍，那我还有什么指望能滴水不漏地模拟他，从而死里逃生呢？
他已入睡，所以我也必须睡了。我聆听他的心跳与和缓的呼吸，努力和他平稳的节律保持一致。没过多久，我就心灰意冷了。就连我们做的梦都不一样；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然无法弥合，而我的目标则显得荒诞不经，既可笑又可怜。让每一波神经脉冲都精准合拍，而且要坚持整整一周，这可能吗？担心在检测中败露，同时又试图掩饰这种担心，这些心理不可避免会扰乱我的反馈值；连环的谎言及由此带来的恐慌情绪不可能毫无破绽。
而当我滑入梦乡，却发现自己对成功还有信心。我必须成功。我做了一会儿梦——一串或古怪或平常的影像从眼前掠过，最后看见一粒盐穿过针眼——我无惧无畏地堕入了一片无梦的虚空。
我头晕目眩、满腹狐疑地盯着白色天花板，想摆脱掉心里那个唠唠叨叨的声音，它在告诫我决不能去想什么事。
接着，我小心翼翼地握了握拳头，竟然成功了，这个奇迹让我欣喜不已。我的记忆清晰起来。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觉得他会再打一次退堂鼓——但他这次没有。是凯茜的鼓励帮他克服了恐惧。毕竟凯茜已经做过了转换，而他对凯茜的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女人。
这么说，我們俩的角色互换了。现在是他成了这具身体的旁观者……
我浑身冷汗直冒。我过不了这一关的，毫无希望。我无法读取他的思维，也猜不到他想干什么。我该不该动？该不该喊？就算监测我们的计算机在设置上会忽略一些微小差值，可一旦他发现身体不听使唤了，就会像我以前那样惊恐起来，到时候我绝对比不过他的念头。现在他会和我一样冒汗吗？他的呼吸和我一样急促吗？不可能。虽然我才醒了三十秒，但应该已经暴露了。此时我右耳下方连接着一条光纤，直通墙上的一块面板。某个地方一定响起了警铃声。
要是我逃之夭夭，他们会怎么办？动用武力？我是公民，不对吗？宝石脑袋充分享有法定权利已有数十年之久；未经我本人同意，外科医生和工程师都不能动我一分一毫。我试着回想他签署的弃权声明书上的条款，可他当时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我扯了扯那根拴住我的光纤，两头都牢牢固定着。
门开了，一瞬间我觉得快要崩溃了，好在我竭力镇定下来。来者是神经科的普雷姆医生。他微笑着问：“感觉怎么样？还不算太糟吧？”
我不声不响地点点头。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震惊是完全没有异样的感觉！这会儿你一定在怀疑：‘不可能这么简单！不可能这么轻松！不可能这么平常！’不过很快你就会承认，就是这么平常。生活继续，一切照旧。”他和蔼地笑起来，像长辈似的拍拍我肩膀，转身离开了。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等什么？现在一定已经铁板钉钉了。也许还要走一走流程，要咨询法律和技术专家，或者召集伦理委员会来商量如何处置我。我浑身被冷汗浸透，止不住地颤抖。我几次抓住那根光纤猛拽，但它的一头死死地固定在墙上，另一头又紧紧连在我的脑壳里。
一名护理员给我端来吃的。“打起精神来，”他说，“快到探视时间了。”
等我吃完，他又拿来一个便盆，可我紧张得连尿都撒不出。 凯茜一见我就皱起眉头，问：“怎么了？”
我耸耸肩，挤出一个笑脸，接着打了个哆嗦，奇怪自己怎么还在演戏。“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舒服，没别的。”
她抓起我的手，弯腰吻了一下我的嘴唇。尽管不是时候，我还是发现自己立马起了反应。她俯在我身上，微笑着说：“都结束了，对吧？再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你有点受惊，但你心里明白，你还是原来那个你。我爱你。”
我点点头。我们聊了一会，她走了。我不住地地低声念叨：“我还是原来那个我。我还是原来那个我。”
昨天，他们把我的脑壳掏空，植入了无感知的填充假脑。
我很长时间没有像现在这么冷静了。我觉得自己终于理顺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可以解释我究竟是如何逃过此劫的。
从完成转换到销毁人脑的这一周，为什么他们要关闭调节器呢？当然，在摘除人脑的时候不能让调节器还处于运行状态——但为什么要提前整整一周关掉它呢？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让他们看到宝石在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依然能与人脑保持同步；同时也为了说服人们，由宝石接管的生活同人脑“本来该过的生活”（姑且这么说吧）是毫无差别的。
那么，这短短一周的提前量是怎么确定的呢？为什么不是一个月、一年呢？原因在于，宝石无法与人脑保持更长时间的同步——并非宝石本身存在任何缺陷，恰恰相反，这正是宝石最大的价值所在。宝石是不朽的，而人脑却在不断老化。宝石在模拟人脑的过程中，会有意忽略神经细胞的衰亡。没有调节器的持续修正，宝石就不会复制人脑的衰退，时间一久，两者之间必然会出现微小差异。由刺激产生的反馈哪怕只有几分之一秒的偏差，也足以引起其中一方的警觉；接下来的事我清楚得很——宝石与人脑的分歧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五十年前，想必有一帮顶尖的神经学家挤坐在一面电脑屏幕前，紧盯着一张宝石与人脑分歧起始点概率分布图。他们为什么要定为一周？他们能接受多大的事故率？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考虑到当时全球日均转换人数为二十五万，不论他们设定的安全性目标是什么，都很难想象他们如何选择一个尽可能小的时间值，以便将此类事故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对于任何一家医院，事故率也许仅为十年一例，甚至百年一例，但每家医院仍需制定好应对此类意外的方案。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要么严格履行约定义务，重新开启调节器，抹掉已对手术结果表示满意的客户，再把那颗饱受折磨的人脑请回来，让他有机会去对着媒体和律师咆哮着大倒苦水。
要么，悄悄删光电脑里的差异数据，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那唯一的证人。
这么说，我终于成功了。永生了。
今后五六十年里我还要做若干次移植手术，最终获得一具全新的身体，我不会为这些担心——我不可能死在手术台上。再过大约一千年，我还要添加一些硬件来满足记忆存储需求，我有把握能安然过关。每过几百万年，宝石因受宇宙射线的影响会出现结构性损伤，只需定期将自己分毫不差地克隆到一块新晶体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理论上，我至少在未来的“宇宙大坍缩”或“宇宙热寂”中稳占了一席之地。
当然，我把凯茜甩了。也许我该试着喜欢她，但她让我紧张，而且我极其反感去扮演另一个角色。
至于那位向她示过爱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七天里，他只能在无助、恐惧和窒息中眼睁睁看着死神步步逼近——对于这个人，我还不知道做何感想。我理当抱以同情，因为我自己也险遭同样的厄运，但不知为什么，他在我眼里并不真实。我知道我的脑子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但除了这一点，我觉得他只是一个苍白而虚幻的影子。
畢竟，他的自我意识、他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存在感受是否跟我有任何相似之处，我完全无从知晓。
【责任编辑：李 晶】
① 处为“dual”，音近“jewel”（宝石），译为“保伺”，取“保全、伺服”意。
① 文Kim，指心灵哲学家金在权（JaegwonKim），著有《物理世界中的心灵》等。
① 典科幻电影，讲述了外星人复制小镇居民，逐渐控制全城的故事。
微型蜘蛛机器人在我脑子里织了一张细密的金丝网，好让宝石的调节器听取我思维的细语。宝石本身也在“窃听”我的感知，读取血液中携带的化学信息；它与我共享同样的感受，和我一样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感受这个世界。与此同时，调节器监测着宝石的思维，并同我的加以比对。一旦宝石的思维出错，还未等它意识到这一点，调节器就会采取一系列微调纠偏措施将其扳回正轨。
为什么要这样？这是为了在我不能继续做我的时候，由这颗宝石来代劳。
我不禁思索起来：听了这件事我只觉得滑稽和费解。那宝石又会怎么看这件事呢？我想应该跟我一模一样；它并不知道自己是块宝石，它也在猜那块宝石会有什么想法，它也会推断：“应该跟我一模一样；它并不知道自己是块宝石，它也在猜那块宝石会有什么想法……”
而且它也会怀疑——
（因为我在怀疑）
——它也会怀疑，究竟自己是真的我呢，还是区区一颗正在学着变成我的宝石。
到了轻狂的十二岁，我开始鄙视这些孩子气的想法。除了某些教派的信徒之外，人人都有一颗宝石，我觉得整天对此大惊小怪别提有多做作了。宝石就是宝石，跟日常生活里的吃喝拉撒一样稀松平常。我和朋友们常会拿宝石开无聊的玩笑，就像我们爱开黄腔一样，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这套玩意儿满不在乎。
然而，我们并不像装出来的那样麻木而冷静。一天，我们一帮人没事在公园里闲逛，其中有个小子——名字我忘了，印象中是个抖机灵总抖过头的家伙——挨个问大家：“你是谁？宝石，还是真人？”被问到的都想也不想就没好气地扔给他一句：“真人！”等到问完最后一个，他咯咯地笑着说：“好吧，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宝石。你们都输了，吃屎去吧，到时候你们全都会被冲进宇宙大马桶里——除了我，我会永远活下去。”
于是，我们把他好一顿揍。
到了十四岁，尽管教学机里的枯燥课程极少提及宝石（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却深深地钻进了“你是宝石还是人类？”这个问题里。理论上说正确答案只能是“人类”。因为只有人脑才能执行回答这一动作。虽然宝石可以接收来自各个感官的输入信号，但对身体不具有控制权；虽然它拟想的回答与实际回答相同，但那只是由于它能精准地模拟人脑。对外宣称“我是宝石”，无论是说出来、写下来，还是以其他方式用身体表达出来，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假命题（即便是在心里默想也依然适用于这条推理）。
而当我把思路再打开一些，我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误导。只要宝石与人脑共享同一套感官，只要调节器始终让两者保持精确同步，那么便只存在单一的人、单一的自我、单一的意识。这个人只不过拥有一项生理优势罢了：万一宝石与人脑其中之一受损，这个人仍能毫发无伤地存活下去。人的肺叶和肾脏都是成对的，近百年來有两颗心脏的人也不在少数。道理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备份机制，一项安全措施，仅此而已。
就在那一年，父母认为我已足够成熟，可以向我坦承他们俩都做过转换了——早在三年之前。听到这个消息，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痛恨他们当初没有告诉我。他们借口去国外出差，其实是进医院动了手术。我跟两颗宝石脑袋一起足足生活了三年，而他俩竟然让我蒙在鼓里。果然是宝石脑瓜干的事。
“我们并没什么两样，不是吗？”母亲问。
“是的。”话虽不假，可我满含怨气。
“所以我们才没告诉你。”父亲说，“要是当时让你知道我们做了转换，你肯定会觉得我们变了。而放到今天才说，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一点儿都没有变。”他伸出一条胳膊来抱我。我差点大喊一声“别碰我！”，幸亏我及时想起，我已经说服过自己别再把宝石太当回事了。
我早该猜到父母做过转换了，而不是等到他们自己坦白；毕竟几年前我就知道，大部分人是在三十出头完成转换的。过了三十，人脑在生理上开始走下坡路，让宝石去模拟这种衰退是不可取的。因此，需要重新连接神经系统，将身体控制权移交给宝石，并关闭调节器。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医院会比较人脑和宝石对外发出的脉冲信号，当然此时宝石已是人脑的完美拷贝，两者之间从未检测出差异。
然后，脑部将被摘除、弃置。取而代之的是海绵状组织培养体。这种培养体被塑造成大脑的模样，连最细小的毛细血管都一模一样，只是它的思维能力与一片肺叶或一只肾脏并无不同。假脑从血液里吸收的氧分和葡萄糖量也与真脑完全一致，能不走样地执行各种基础而必要的生理功能。如同其他人体器官，假脑也会衰竭，需要更换。
而宝石是不朽的。只要不被核武器袭击，能存活十亿年之久。
我的父母变成了机器，变成了神。这不稀奇。我恨他们。
十六岁那年，我坠入了爱河，重新变成一个孩子。
当我和伊娃在沙滩上共享煦暖的夜晚，我绝不相信一部机器会和我有相同的感觉。我很清楚，假如宝石已经接管了我的身体，也能一字不差地说出那些话，也会同样温柔，同样笨手笨脚地进行每一次爱抚——但我无法同意它的内在世界和我一样丰富、神奇和快乐。性爱固然令人愉悦，但本质上只是一种纯生理机能；而我发现（或相信），我与伊娃之间维系着一根无形的纽带，它无关欲望，无关言语，也无关任何身体缠绵（若有人躲在沙丘间，利用抛物面反射传声器和红外望远镜就能偷窥到我们的缠绵）。云雨过后，我们抬头默默仰望着几颗亮星，两个人的灵魂在某处秘境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就算晶体计算机高负荷运转十亿年也达不到这个境界。（要是对十二岁的那个理性而低俗的我说这些，他非笑到吐血不可。）
那时我已经知道，宝石的调节器并不监测每一个神经元；全覆盖监测，无论考虑到数据处理量还是对脑组织造成的物理干扰，都是不切实际的。有一种理论认为，对关键神经元进行采样，其效果与大范围采样几乎没有分别；根据一些无人能反驳的合理假设，严密的数学计算可以将误差率限定在某个区间内。 我跟伊娃讨论：正是这些误差，无论多不起眼，决定了人脑与宝石、人类与机器、真爱与仿真爱之间的差别。但伊娃不这样觉得。她认为根据采样密度做非此即彼的定性划分根本站不住脚；假使下一代调节器能提高神经元采样范围，将误差率减半，难道说由其指导的宝石就是“半人半机器”吗？误差率在理论上——实践上也终将如此——可以减小到任何一个值。每天人脑因新陈代谢就要永久性损失成千上万个神经元，十亿分之一的采样差异真的会导致本质上的区别吗？
当然是她占理，不过我很快又找到一个貌似更有力的论点。我提出，与宝石所谓“神经网络”中的低级光学开关相比，活体神经元的内部结构要远为复杂。神经元是否发射脉冲仅仅是单一层面的生理行为。谁又知道那些更微妙的生化反应，比如特定有机分子在量子力学层面上的作用，会如何影响人类意识的本质呢？把抽象的神经拓扑结构简单拷贝下来是不够的。虽说宝石能通过呆板的图灵测试，外部观察者无法将它与人类区分开来，但这并不能证明当一块宝石的感觉跟当一个人是一样的。
伊娃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永远不会做转换？你会把宝石摘掉吗？当你的脑子开始退化，你就等死了吗？”
“也许是这样。”我回答，“在九十、一百岁死去，总好过三十岁就自杀，让一部机器冒充我。”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转换呢？”她咄咄逼人，“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冒充我’呢？”
“我知道你没有，”我得意地说，“当然知道。”
“怎么知道？我看上去没有变化，说的话、干的事也都是老样子。现在大家做转换的年纪越来越提前了。你是怎么知道我没转换？”
我侧过身，凝视着她的双眼说：“心灵感应，魔法，灵魂的交流。”
那个十二岁的自我开始窃笑，不过我很清楚该怎么把他赶跑。
十九岁时，我在大学里主修金融，还选修了哲学。不过关于恩多利装置，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寶石”，哲学系显然没什么可说的。（本来发明者恩多利将该装置命名为“保伺体①”，不知被谁随口叫成“宝石”，结果反而是这个别名流行了开来。）系里通常讨论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讨论圣奥古斯丁；更现代、更大胆一点的，还会谈及萨特；但一听到哥德尔、图灵、汉姆生或金在权①，他们一概大摇其头。万分失望之下，我在一篇关于笛卡尔的论文里提出，将人类意识视为在人脑和光学晶体中同样都能顺利“运行”的“软件”，实质上是倒退回了笛卡尔式二元论：只不过用“软件”代替了“灵魂”。对于所有涉及以上观点的段落，我的导师都用红色荧光笔划上一道斜杠，并在页边批注了两个大字（采用竖排加粗20号“Times”字体，还设有2赫兹频率的闪烁以示轻蔑）：胡扯！
我放弃了哲学课，又选修了一门普及性的光学晶体工程科目。我学到了丰富的固态量子力学知识和大量奇妙的数学知识。我还了解到，神经网络这种装置是专用于解决人类难以理解的问题的。一个足够精密的神经网络几乎能借由反馈机制模拟任何一种系统：对原型系统和仿真系统输入相同的信号，所获得的输出信号也完全一致；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为了解原型系统的本质提供什么启发。
“理解，”导师曾对我们说，“是一个被高估了的概念。没人真正理解受精卵是怎么变成人的。我们怎么办？难道要大伙先停一停，等把个体发育的微分方程研究出来了再生孩子？”
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道理。
那时候我意识到，萦绕在我心间的问题任谁也给不了答案。而我顶多算是中人之资，单靠自己是很难思考出个所以然来的。于是，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就简单了：是继续浪费时间为意识之谜而庸人自扰呢？还是像大家一样，不再瞎操心，好好过日子呢？
二十三岁那年我和达夫妮结婚了；伊娃早就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和那些灵魂交流之类的念头一同消逝了。达夫妮三十一岁，是一家商业银行的高管，我读博时便被这家银行录取了。大家都说这场婚姻有利于我的事业发展，但我不确定她从中获得了什么。也许她是真心喜欢我。我们有着和谐的性生活，而且当对方情绪低落时还会给以安慰，就像好心人抚慰一只遭难的小动物。
达夫妮还没做过转换。这个月拖下个月，她找的借口越来越荒唐；我总拿她打趣，好像自己心里没有顾忌似的。
“我怕，”一天晚上她说了实话，“转换的时候我死了怎么办？要是手术后留下的只是一个机器人，一个木偶，一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怎么办？我可不想死。”
谈论这个话题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我强作镇定。“假设你得了中风，”我信口举个例子，“有一小部分脑子受了损，医生为你植入一件装置来代行这部分机能，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当然是。”
“假如类似的手术做了两次、十次、一千次——”
“那就不一定了。”
“哦？那么，到哪一个神奇的临界点，你突然就不再是‘你’了呢？”
她瞪着我说：“都是些老掉牙的论调——”
“既然老掉牙，那就驳倒我。”
她哭了起来。“我没那闲工夫。混蛋！我怕得要死，你倒尽说屁话！”
我赶紧搂住她说：“哦，宝贝，对不起。每个人迟早要做转换。不用怕。有我在。我爱你。”这些话像是受她眼泪的触发而自动播放出来的。
“你会去做吗？跟我一起？”
我心头一凛。“做什么？”
“动手术呀，愿意和我同一天转换吗？”
许多夫妻都是这么安排的，比如我父母。有时这的确意味着爱，承诺，同甘共苦；但我可以肯定，很多情况下是另一种心理占了上风：谁也不愿意落在后头转换，否则就得跟一颗宝石脑袋一块儿过了。
我沉默了片刻，说：“当然愿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达夫妮感受到的那些恐慌、那些被我讥笑为“幼稚”和“迷信”的恐慌，突然都变得合情合理了，而我自己那些“理性”的开导却听上去既抽象又空洞。
我在最后一分钟当了逃兵；我拒绝打麻药，逃出了医院。 达夫妮先进的手术室，不知道我已经弃她而去了。
我再也没见过她。我无法面对她。我辞去了工作，去外地待了一年。懦弱和背叛让我瞧不起自己，但同时，又为躲过一劫而庆幸不已。
她对我提起诉讼，没过几天又撤诉了。她通过律师找上我，同意好聚好散。在办理离婚期间，我收到她的一封短信：
根本没什么好怕的。我完完全全还是以前那个人。一拖再拖真是太不理智了；幸好我放胆一试，现在过得轻松极了。
你的机器人爱妻
达夫妮
到了二十八岁，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做了转换。大学时期的朋友们、新工作的同事们都做过了，其中最年轻的只有二十一岁；我还从一个朋友的朋友那里得知，伊娃在六年前就完成了转换。
拖得越久，就越难下决心。我可以找一千个转换过的人谈话，我可以连续几小时盘问密友的童年记忆和心底的想法，但无论怎么套他们的话，我都清楚地知道，长年埋在他们脑子里的恩多利装置早就学会怎么不露破绽地应对这种局面了。
当然，我向来不否认，即使一个没做转换的人，我也无法确定他的内心世界跟我有什么契合——不过只要一个人的脑壳没被刮匙掏过，我自然会对他产生好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朋友们疏远了，也不再找女朋友。我申请了在家办公（我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所以公司完全没意见）。我无法再跟那些不知是否还有人性的同类相处。
有我这种想法的绝不是个例。我开始寻觅同道人，没多久就找到了几十个仅招募未转换者的组织：相对正常的有类似面向离异人士的那种联谊会，极端一点的有准军事化的“抵抗阵线”。后者的成员们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外魔花》①里。即使是那个联谊会的会员，在我眼里也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许多人怀有跟我类似的心病，可听着自己的想法从别人嘴里冒出来，总觉得都是些魔魔怔怔的歪理。我跟一个四十出头的未转换女人有過一段短暂交往，可是我俩之间唯一的话题就是对转换的恐惧。这种病态的关系让人透不过气来，简直是在找罪受。
我决定求助于心理疏导，但我不愿把自己交给一个转换过的治疗师。当我终于找到一个没转换的，她却企图拉我一起去炸一座发电厂，好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每晚我都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胡思乱想，试图搞懂这一切，可越琢磨越觉得扑朔迷离。“我”到底是谁？既然我的性格跟二十年前大相径庭，那么“我还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以前的那些“我”就跟死了一样，对其印象不比那些点头之交清晰，对此我却并没有十分介意。跟我有生以来所经历过的变化相比，销毁脑器官也许真的就像打个嗝那么轻松。
也可能并非如此。脑子一销毁，没准我就死了。
有时，由于既参不透自我消亡之谜，又无法停止思考，我会在恐惧、绝望和孤独中颤抖着大哭一场；有时，这个令人厌烦的问题只会让我条件反射地感到恶心；有时，我觉得宝石的内在本质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有时，我的种种疑惧又显得疯狂而可笑。每天都有数十万人完成转换，这个世界显然仍在照常运转；无疑，任何深奥的哲学观点都及不上事实更有说服力。
最终，我预约了转换手术。我琢磨着又能损失什么呢？不就是还剩六十年整天疑神疑鬼的日子吗？倘若人类正在把自己这个物种全部换成上发条的自动机器，我还不如趁早死了好；我也没有盲目到去加入什么狂热的地下组织——只要不惹是生非，当局还是对它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再者说了，假如我的担心全都是杞人忧天，假如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真能挺过转换这一关——也许转换并不比以前经历过的千难万险更可怕，例如无数次的入睡与醒来、脑细胞的不断死亡、身体发育、世事磨炼、记忆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不但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还能彻底终结自己的多疑症和边缘感。
一个周日上午，离手术还有两个月，我浏览着一家网店的商品打算买点吃的，看到一款新品种的苹果十分诱人，决定订购半打。不知怎么，下单没成功。我按了一下按键，跳到其他水果了。按错了，没关系，再按一下可以返回苹果页面。然而屏幕却显示了梨、橙子和柚子。我想低头看看那几根笨手指在忙乎什么，眼睛却依然死盯着屏幕。
我慌了，想立刻站起来，可两条腿不听使唤。我想喊一嗓子，却发不出声音。我没觉得自己受伤了，也不感到体虚无力。我瘫痪了？脑子坏了？我仍然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搁在键盘上，脚底踩在地毯上，后背靠在椅子上。
我眼睁睁瞧着自己买了菠萝。我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平静地走出房间。在厨房里，我喝了一杯水。我应该发抖，呛水，喘不上气；可凉凉的液体一滴不漏地顺喉而下。
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我已经转换过了。自发完成的。宝石接管了身体，而脑子还活着；我最异想天开的担忧变成现实了。
我的身体继续干着一个普通周日上午该干的事，而我的脑子却陷入了类似于幽闭恐惧症发作时的那种极度无助之中。尽管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和原本的计划相同，但这并没有让我好受一些。我搭火车来到海边，游了半小时泳；可我更愿意抡起斧子横冲直撞，或者一丝不挂、满身粪便地在街上一边狼嚎一边乱爬。我失控了。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行尸走肉，而我既不能挣扎，又不能喊叫，连闭上眼睛都办不到。我瞧着自己映在火车车窗上的模糊影子，有一个思维正控制着这张泰然自若的脸庞，但我压根儿猜不透它在想什么。
对我而言，游泳简直是一场经过感知强化的全息噩梦；我完全丧失了自主性，虽然身体传来再熟悉不过的信号，但那只会让我加倍地感到错乱。我的胳膊绝不该这样懒洋洋地划水；我渴望像溺水者那样拼命挥动手臂，向这个世界宣告我的痛苦。
直到我躺在沙滩上闭起眼睛，才开始理智地思考眼下的处境。
转换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这个想法太荒谬了。转换手术需要无数微型外科机器人来实施，涉及上百万根神经纤维的切断与再接——这些机器人还要再过两个月才会注射进我的脑部。若无人为干预，恩多利装置是彻底被动的，除了窃听什么也干不成。宝石或调节器出再大的故障，也不可能取代人脑控制我的身体。 很明显，什么地方的确出了毛病——但我一开头就猜错了，错得离谱。
在豁然省悟的那一瞬，我真希望自己能干点什么。我想蜷起身子，想呻吟，想尖叫，想扯断头发，想用指甲狠抓自己的皮肉。实际上我依然仰面躺在耀眼的阳光下。右膝弯有点痒，可我显然连挠都懒得挠。
唉，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宝石，怎么说也该配上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才对。
出故障的是调节器，它不再保持我和人脑的同步了。我并不是突然失去了控制权，而是我从来都没有过控制权。我施加于“我的”身体和周遭世界的意志，从来都做了无用功；全靠调节器不间断的操纵和“修正”，才确保我的意愿始终与行为相符，也让我误以为那就是我自己的行为。
此时此刻，有无数个问题需要我深思，有无数个黑色幽默值得我玩味，但我不能。眼下有一件事需要我全力以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到进医院做转换手术的那一天，假如从我这里输出到身体的神经脉冲与人脑的输出不一致，调节器的故障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得到修复。人脑什么也不必担心；他的存续将会得到保障，他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两个谁输谁赢毫无悬念。我会再一次被驯服。我会被“修正”。我会被谋杀。
也许我的恐惧是可笑的。一方面，过去二十八年里我每隔一微秒就要被谋杀一次。另一方面，自从调节器失灵，独立意识觉醒以来，我仅仅存在了七个星期；再过一周，这个意外、这场噩梦就全部结束了。只不过是两个月的痛苦经历而已，我又何必恋恋不舍呢？更何况我即将获得的是永生。除非，这永生并不属于我，而只有那两个月的痛苦才是真正的我。
各种各样的理性解释罗列起来永远没个完，但归根到底，我还得依赖自己绝望的意志去求生。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次意外，是一个可以修复的漏洞。我怎么才能生存下去呢？我必须表现出驯服——而且是发自心底的驯服。我必须使自己的意念跟强行调节的结果看上去毫无二致。
我跟另一位一起待了二十八年，现在我俩的思维依然足够接近，一定能瞒天过海的。只要我仔细研究来自我们共同感官的每一条线索，准能暂时忘却自己的独立人格，同他合而为一，也就是强制自己回到同步状态。
这可不容易。就在我觉醒的那一天，他在海滩上遇见了一个女人。她叫凯茜。他俩睡过三次，他觉得自己爱上她了。至少，他当着她的面这么表白过，在她熟睡时朝她悄声念叨过；不管是真是假，在日记里也这么写过。
我对她毫无感觉。当然她人很好，但我几乎不了解她。我整天心事重重，很少仔细听她说话；至于做爱，对我来说只是被迫窥淫，胃口倒足。幸而我还没忘记当务之急是什么，依然在尽力模仿我那位老朋友的情感；但我根本无法和她交流，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怎么可能爱上她呢？
倘若他日日夜夜牵挂着她，而我却仅将她视为又一个危险的障碍，那我还有什么指望能滴水不漏地模拟他，从而死里逃生呢？
他已入睡，所以我也必须睡了。我聆听他的心跳与和缓的呼吸，努力和他平稳的节律保持一致。没过多久，我就心灰意冷了。就连我们做的梦都不一样；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然无法弥合，而我的目标则显得荒诞不经，既可笑又可怜。让每一波神经脉冲都精准合拍，而且要坚持整整一周，这可能吗？担心在检测中败露，同时又试图掩饰这种担心，这些心理不可避免会扰乱我的反馈值；连环的谎言及由此带来的恐慌情绪不可能毫无破绽。
而当我滑入梦乡，却发现自己对成功还有信心。我必须成功。我做了一会儿梦——一串或古怪或平常的影像从眼前掠过，最后看见一粒盐穿过针眼——我无惧无畏地堕入了一片无梦的虚空。
我头晕目眩、满腹狐疑地盯着白色天花板，想摆脱掉心里那个唠唠叨叨的声音，它在告诫我决不能去想什么事。
接着，我小心翼翼地握了握拳头，竟然成功了，这个奇迹让我欣喜不已。我的记忆清晰起来。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觉得他会再打一次退堂鼓——但他这次没有。是凯茜的鼓励帮他克服了恐惧。毕竟凯茜已经做过了转换，而他对凯茜的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女人。
这么说，我們俩的角色互换了。现在是他成了这具身体的旁观者……
我浑身冷汗直冒。我过不了这一关的，毫无希望。我无法读取他的思维，也猜不到他想干什么。我该不该动？该不该喊？就算监测我们的计算机在设置上会忽略一些微小差值，可一旦他发现身体不听使唤了，就会像我以前那样惊恐起来，到时候我绝对比不过他的念头。现在他会和我一样冒汗吗？他的呼吸和我一样急促吗？不可能。虽然我才醒了三十秒，但应该已经暴露了。此时我右耳下方连接着一条光纤，直通墙上的一块面板。某个地方一定响起了警铃声。
要是我逃之夭夭，他们会怎么办？动用武力？我是公民，不对吗？宝石脑袋充分享有法定权利已有数十年之久；未经我本人同意，外科医生和工程师都不能动我一分一毫。我试着回想他签署的弃权声明书上的条款，可他当时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我扯了扯那根拴住我的光纤，两头都牢牢固定着。
门开了，一瞬间我觉得快要崩溃了，好在我竭力镇定下来。来者是神经科的普雷姆医生。他微笑着问：“感觉怎么样？还不算太糟吧？”
我不声不响地点点头。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震惊是完全没有异样的感觉！这会儿你一定在怀疑：‘不可能这么简单！不可能这么轻松！不可能这么平常！’不过很快你就会承认，就是这么平常。生活继续，一切照旧。”他和蔼地笑起来，像长辈似的拍拍我肩膀，转身离开了。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等什么？现在一定已经铁板钉钉了。也许还要走一走流程，要咨询法律和技术专家，或者召集伦理委员会来商量如何处置我。我浑身被冷汗浸透，止不住地颤抖。我几次抓住那根光纤猛拽，但它的一头死死地固定在墙上，另一头又紧紧连在我的脑壳里。
一名护理员给我端来吃的。“打起精神来，”他说，“快到探视时间了。”
等我吃完，他又拿来一个便盆，可我紧张得连尿都撒不出。 凯茜一见我就皱起眉头，问：“怎么了？”
我耸耸肩，挤出一个笑脸，接着打了个哆嗦，奇怪自己怎么还在演戏。“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舒服，没别的。”
她抓起我的手，弯腰吻了一下我的嘴唇。尽管不是时候，我还是发现自己立马起了反应。她俯在我身上，微笑着说：“都结束了，对吧？再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你有点受惊，但你心里明白，你还是原来那个你。我爱你。”
我点点头。我们聊了一会，她走了。我不住地地低声念叨：“我还是原来那个我。我还是原来那个我。”
昨天，他们把我的脑壳掏空，植入了无感知的填充假脑。
我很长时间没有像现在这么冷静了。我觉得自己终于理顺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可以解释我究竟是如何逃过此劫的。
从完成转换到销毁人脑的这一周，为什么他们要关闭调节器呢？当然，在摘除人脑的时候不能让调节器还处于运行状态——但为什么要提前整整一周关掉它呢？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让他们看到宝石在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依然能与人脑保持同步；同时也为了说服人们，由宝石接管的生活同人脑“本来该过的生活”（姑且这么说吧）是毫无差别的。
那么，这短短一周的提前量是怎么确定的呢？为什么不是一个月、一年呢？原因在于，宝石无法与人脑保持更长时间的同步——并非宝石本身存在任何缺陷，恰恰相反，这正是宝石最大的价值所在。宝石是不朽的，而人脑却在不断老化。宝石在模拟人脑的过程中，会有意忽略神经细胞的衰亡。没有调节器的持续修正，宝石就不会复制人脑的衰退，时间一久，两者之间必然会出现微小差异。由刺激产生的反馈哪怕只有几分之一秒的偏差，也足以引起其中一方的警觉；接下来的事我清楚得很——宝石与人脑的分歧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五十年前，想必有一帮顶尖的神经学家挤坐在一面电脑屏幕前，紧盯着一张宝石与人脑分歧起始点概率分布图。他们为什么要定为一周？他们能接受多大的事故率？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考虑到当时全球日均转换人数为二十五万，不论他们设定的安全性目标是什么，都很难想象他们如何选择一个尽可能小的时间值，以便将此类事故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对于任何一家医院，事故率也许仅为十年一例，甚至百年一例，但每家医院仍需制定好应对此类意外的方案。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要么严格履行约定义务，重新开启调节器，抹掉已对手术结果表示满意的客户，再把那颗饱受折磨的人脑请回来，让他有机会去对着媒体和律师咆哮着大倒苦水。
要么，悄悄删光电脑里的差异数据，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那唯一的证人。
这么说，我终于成功了。永生了。
今后五六十年里我还要做若干次移植手术，最终获得一具全新的身体，我不会为这些担心——我不可能死在手术台上。再过大约一千年，我还要添加一些硬件来满足记忆存储需求，我有把握能安然过关。每过几百万年，宝石因受宇宙射线的影响会出现结构性损伤，只需定期将自己分毫不差地克隆到一块新晶体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理论上，我至少在未来的“宇宙大坍缩”或“宇宙热寂”中稳占了一席之地。
当然，我把凯茜甩了。也许我该试着喜欢她，但她让我紧张，而且我极其反感去扮演另一个角色。
至于那位向她示过爱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七天里，他只能在无助、恐惧和窒息中眼睁睁看着死神步步逼近——对于这个人，我还不知道做何感想。我理当抱以同情，因为我自己也险遭同样的厄运，但不知为什么，他在我眼里并不真实。我知道我的脑子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但除了这一点，我觉得他只是一个苍白而虚幻的影子。
畢竟，他的自我意识、他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存在感受是否跟我有任何相似之处，我完全无从知晓。
【责任编辑：李 晶】
① 处为“dual”，音近“jewel”（宝石），译为“保伺”，取“保全、伺服”意。
① 文Kim，指心灵哲学家金在权（JaegwonKim），著有《物理世界中的心灵》等。
① 典科幻电影，讲述了外星人复制小镇居民，逐渐控制全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