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介绍什么人的时候，往往喜欢闭着眼睛拔高，说他精通多少多少门外语。每当听到此类说法，我都会摇头。我并不是瞧不起什么人，而是从根本上认为外语是无法说“通”的。在我看来，外语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技能。学问可以说通还是不通，比如说张三精通佛学，李四精通星相学，王二麻子精通法律，这些说法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说谁精通外语，如同不能说谁精通骑自行车，谁精通跑步一样。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技能是必须经常练习的。外语作为一种技能，没有充分的机会练习就难以掌握，掌握之后三五年不用，就会生疏。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波斯语，参加工作后波斯语一时用不上，就又学了英语。因为英语和波斯语属于同一个语系，所以学得比较快，很快就能比较熟练地翻译四大通讯社的电讯稿。1973年，我被派往阿富汗，终于有机会用波斯语了，心里高兴。那年春节刚过，我就跟随一位老同志去了阿富汗。那一趟走得有点绕，先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中途在曼谷加油，然后在巴基斯坦南部的卡拉奇住了一夜，又到北部的白沙瓦转机。英语在巴基斯坦是通用语言，那位老同志英语好，一切手续都是他搞出面搞定。在白沙瓦机场，我俩轮流去餐厅吃饭，留一个看守行李。就吃一顿饭，不懂英语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当我吃完饭出门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挡在门口。这时候，我只要说一声excuse me 就行了，可我却站在那里，就是开不了口。那位妇女发现我站着，只说了一个词儿：out？我听懂了，她问我是不是要出去。我应该回答yes，可我竟然说不出这简简单单一个词儿，只是点了点头，整个儿像个哑巴。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急忙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波斯语广播，但一句也听不懂。我懊丧之极。出来工作，而且是做新闻，英语不会说，波斯语也听不懂，这如何是好？
　　其实，这很正常，并不是我特别的笨。学习语言是人类的本能，小孩子不管聪明不聪明，只要不聋，个个都能学会。但人学习语言有一个最佳年龄段，过了这个阶段，就会事倍功半。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容易遗忘。我20岁离开老家，不得不说普通话，结结巴巴。每次回家又都要先在街上转一转，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人说话，找找感觉，然后再到家里去。因为，我普通话没有学好，家乡话却已经忘了一些。外语更容易遗忘，尤其是成年以后才学的。虽然我本科学的是波斯语，而且从一年级开始就由伊朗专家授课，当年听说能力还是说得过去的。可中间隔了五六年没有接触，自然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分社领导很体谅，派我到一个我国援建的水利工地去，没有别的任务，就是恢复语言，找本地工人聊天。一个月以后，我的语言大有长进。此后，我坚持天天听广播，对耳朵进行“狂轰滥炸”，强迫它建立一个新的信号系统。平时，我一有机会就和当地人说话，学人家说话。上世纪70年代末我被派往伊朗工作的时候，我的波斯语已经比较熟练了。
　　一门外语，什么才能叫熟练？以听力为例。如果你和当地人交谈，必须聚精会神地、瞪大了眼睛听才能跟得上，说明你不熟练。如果你能比较轻松地听懂对方说话，这还不算熟练，因为对方知道你是外国人，他说话的语速会放慢，尽可能用些简单的、常用的词儿。如果你能听懂当地人之间的谈话，那就说明你比较熟练了。如果你能听懂他们之间争论问题，并且参与争论，那就说明你相当熟练了，因为争论的时候说话总是很快。还有，你能听懂一般的话还不能算熟练，只有能听懂各方面内容的话，才说明你比较熟练。整个80年代，我大部分时间在伊朗。我可以在很困倦的情况下，眯着眼睛听收音机里伊朗领袖霍梅尼那苍老含糊的讲话，一字不落地在脑子中过滤，包括宗教内容，军事内容，判断有没有什么新鲜的、重要的内容。至于表达，那要看你的模仿能力如何。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学问，就是模仿。小孩自学说话也是模仿。大人往往会因为两三岁的小孩子说大人话而笑弯了腰，其实不应该笑，他们是在模仿。对于语言来说，模仿就是学习。模仿包括句式、用词、语调。一般人能听懂100句话，只能学会说30句。我有一位波斯语学长，那时候他在大使馆做二等秘书，给当地人打电话，对方听不出他是中国人，还以为他是伊朗人呢。这说明他说话相当熟练了。我不如他，但也还说得过去，一般交流没有问题，还能参与争辩，能和人开玩笑，有时候还会引用几句古诗什么的。
　　凭了这个优势，我当年在德黑兰如鱼得水，在外国记者团中颇有一点名气。伊朗人具有东方民族的气质，讲义气，不死板，好开玩笑。一个外国人，如果能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办事就方便得多，开开玩笑，套套近乎，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情。那些年伊朗正和伊拉克打仗，炮火连天，上前线采访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在前线采访，我让日本记者眼红得要死。在一个军营前，外国记者统统被挡在了大门外。我走上前去，亲亲热热地和站岗的士兵聊了几句，他就让我进去了。出来之后，日本共同社记者给了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四个汉字：不平人间。我对他一笑，用英语告诉他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以示安慰。回程上飞机时又有一件事情刺激了他。有士兵在登记前实行搜身，共同社那一位带的几个子弹壳被没收了。我口袋里揣着5颗高射机枪子弹，悄悄对士兵嘀咕了几句，他就笑着让我登机了。那位日本朋友只能苦笑。大概过了一年的样子，他举行家宴，招待一家日本报纸新来的记者。我走进他家时，发现一个日本青年坐在沙发里，大大咧咧地不理我。主人向别人介绍我时，他听见了，像弹簧一样从沙发里蹦起来，连连鞠躬，说“我在东京就听说你了，请多多关照”。除了日本人之外，西方记者也高看我一眼。当年在常驻伊朗的外国记者中，路透社记者学过波斯文学，据说学的是古波斯语，他的波斯语基本上说不成完整的句子。南斯拉夫记者的波斯语好一些，也只是磕磕巴巴说一点最简单的话。外国记者中没有人不知道我波斯语说得好，活跃。我掌握的情况，往往别的记者不掌握，不了解。我发出的新闻稿，常常被西方通讯社转发。每当局势紧张的时候，总有许多西方记者临时赶来采访。我常常接到他们的电话，约我见面，都是素不相识，无非是要了解一点情况。我在我国大使馆内部的处境也不错，因为我朋友多，消息灵通，对形势的判断也比较准确。在大使的坚持下，我参加了使馆党委的工作，虽然因为忙而很少去开会。
　　但人不能总是坐顺风船。90年代末，我被派往澳大利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的英语是半路出家学的，主要是自学，而且偏重于书面语言，也就是读和写。我的英文写作，当然绝对不能说好，但还可以对付两下子，除了表达意思之外，还能表达一点情感，像程咬金的十八板斧，能抵挡一下。我有一篇年终专稿，曾引起澳大利亚外交部的不满。他们说不出稿子的事实部分有什么不妥，反复强调文章的语气不对。我在述说他们的外交政策时语气里带了一点嘲讽的意味，他们看了不舒服。比较而言，听说能力就更弱了，加上澳大利亚的英语口音比较重，我很不适应。我到那里不久就赶上我国一位领导人访问，有机会到北部凯恩斯和大堡礁一带参观。在凯恩斯海边乘船前往大堡礁的时候，当地负责人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我竟然没有听懂。好在国际广播电台一位女记者在旁边，给我大致说了一下。没有办法，我又像当年在阿富汗恢复波斯语一样下大力气培养英语的听说能力。办法也还是老办法，坚持听广播，看电视，强迫耳神经建立一个新的信号系统。一年以后，我就凑凑合合能对付了。不过，直到卸任，我也没有能像在伊朗时候那样游刃有余。我只得以勤补拙，大量阅读，探寻澳大利亚人的文化和历史，以便在新闻中注入历史感和寻找新闻事件的规律性，使之略带学术意味。
　　可悲的是，由于20多年不用，我现在的波斯语又忘得差不多了。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中有时会有伊朗总统或者最高领袖用波斯语讲话的镜头，我竟然跟不上了，一个个单个的词好像都很耳熟，可就是连贯不起来。我于是更加坚信：谁也不能说精通了某一门外语，更不用说精通多门外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