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独树一帜的京剧艺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紧密联系着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心理，成为最能体现民族核心价值观念、彰显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一。因此，只有将京剧艺术置于动态发展的全球文化背景之下，从哲学的高度和文化的广度进行观照，才能避免就事论事、舍本求末，才有可能进一步对京剧艺术的本体要素及美学特征、京剧艺术的创造主体及接受主体，京剧艺术发生、发展、衍变等诸多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正如傅谨先生在《作为学科的“京剧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京剧研究的成果颇丰，在京剧学的学科建构方面，依然任重道远。除了对京剧内部不同方面的研究的还不均衡，还有相当多新的研究领域值得去努力开拓，如学者们曾经提及的京剧文化、京剧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自有其重要价值。”本文试图对京剧文化的传统性和当代性进行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无涯，传统不可超越
有关“文化”的名词概念，在我国出现很早。西汉学者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予)，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伪《尚书·舜典》云：“潜哲文明，温恭允塞。”唐人孔颖达疏：“经纬天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但把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则始自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的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文化是不断向前发展、使人得到逐步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此后，学者们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诸多争论，并形成许多流派。20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为大家所公认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楚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
文化是人类文明积淀的产物，是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为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无所不包，文化造就一切。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置身于某种文化环境之中而无从选择。你肯定它而把它捧上天也好，抑或你否定它而把它贬低得一文不值也罢，它都客观存在着。你无法完全摆脱，必将要受到它的制约。“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传统始终是我们的_部分，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和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人也都在传统文化中生存活动并参与更新创造，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展开新的思维活动。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就是这样参与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
京剧艺术也就是这样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经过历代国人的打磨并一直走到今天的。对于当今的京剧艺术来说，5000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800年戏曲传统和200年京剧自身传统都是客观存在而必须正视的，有如如来佛的掌心不可超越。有如巍峨高耸的殿堂，令人心存敬畏地回眸。无视传统的存在，就像愚蠢的鸵鸟。妄想摆脱传统进行创造，元异于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上天。数典忘祖终究难成大事，浅薄狂妄的匹夫之勇可以休矣!承载着文化传统密码的京剧艺术是国宝国粹，亟须抢救、保护、继承。这既是京剧界的共识，也是一项重要文化战略。
二、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确立民族文化自主地位
文化传统不可超越，值得敬畏，更需要科学地把握、评价，以建立起民族文化自信，确立民族文化自主地位。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要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外，还必须要有本民族的文化自信。表面看去，综合国力是硬的，不可或缺；而文化自信似乎是软的，可有可无。而实际上，与综合国力相比，文化自信更加重要。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仅仅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不能消灭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自信心，就会埋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火种。
民族文化自信心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具体体现为：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秉持民族文化的定位，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强化本民族文化特色，并不遗余力地予以保护和发扬。但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绝不是狭隘的照镜自美式的民族自恋。更不是自我夸张、自我膨胀的夜郎自大。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民族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发展的趋向。只有具有了民族文化自信心，才能对自身文化有充分透彻的理解和认识，才能自觉适应时代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剔除不合时宜的成分，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否则，不论曾经是多么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都将在历史的长河、浩瀚的空间被淡化、遗忘，或被逐渐消融、同化。
就拿中华文化来说，曾经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精彩纷呈，两汉时期的壮阔宏丽，盛唐时期的恢弘鼎盛，康乾时期的持赢保泰，但自从18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屈辱磨难，国人精神笼罩阴霾，人格被严重扭曲。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跌进半殖民地的深渊。此后种种“中体西用”式的改良并没有能够改变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反倒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虚无主义的文化自卑心理。新中国的成立，令国人扬眉吐气，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左”倾运动，既简单粗暴地摧残破坏了民族的自尊心，又培育出“假、大、空”的乌托邦心理，至今阴魂不散。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实施过程中为经济利益的驱动所滋生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以及崇洋媚外心理，则销蚀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出现了与国情、民情、人情不相符合的形形色色的西化图景。由此可见，相当多的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特色，以及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缺乏清醒的认识，缺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种心态笼罩下，怎么可能会对京剧文化持有科学而正确的认识呢?!
瑞士籍著名文化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过“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轴心”之一。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上述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 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有的学者将这种复归称为“文化守成”，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与现代化思潮出现同时，反现代化思潮——文化守成主义也应运而生。而且只要人类文明得以永存，现代化过程与反现代化的种种思潮就会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守成论者就有辜鸿铭、梁启超(后期)、梁漱溟、张君励等。他们激烈地抨击现代化的弊病，盛赞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明。特别是跨入2l世纪，随着各类矛盾的激化，世界思想界出现了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热切呼唤，要求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构建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自古以来，全人类就一直面临着三大问题，即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并直接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与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如何解决三大矛盾?东、西方回答迥异。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一客”(即“心一物”或“天一人”)二分立论，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以“外在关系”(“人”和“自然”是互不相关的二元)立论，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的二元。而早在轴心时代的东方，中国的儒家以“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宝贵的思路和切实的可操作性。
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所以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就是一部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是“天”的一部分，两者并不对立。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并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敬畏自然界，并把保护自然界作为神圣的责任)。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天人合一”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时也是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命题。现在人们过分地崇尚“科学主义”(科技万能)。只强调“知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知对“天”保持应有的敬畏。否定了“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文精神失去了依托。虽然不能奢望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直接具体地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个“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提供有积极意义的思路。
与亨廷顿提出的旨在为西方强势文化张目的“文明的冲突论”迥异其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提倡“人我合一”的观念和以“爱人”为基础的“仁学”，主张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对于造就“人与人”之间，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有着重要意义。在由“不同”到相互“认同”的过程中，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坚持正义原则，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坚持团结原则，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这样，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就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
儒家用“合天人”的思想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用“同人我”的思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用“一内外，，的思想来解决人自身的矛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自身的矛盾愈演愈烈。按照现代社会学创始者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发生于启蒙时代即理性时代，直接导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的途径、过程和层次、模式不尽相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从启蒙时代起，讲究效率的功利主义即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就开始大行其道，现代化时代更是把功利主义奉为圭臬。这一方面大大增强了理智化和效率化，丰富了物质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欲望的释放和传统道德观、价值观的转变乃至沦丧，对传统礼俗和民族文化的继承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美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前言”中写道：“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解销。近二百年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思潮，多多少少带有这种冲突的表象。”处在种种内外压力之下的现代人，身心失调，人格分裂，心理扭曲，道德滑坡，终日在欲望的煎熬中痛不欲生，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通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儒家主张用做人的道理来规范、调节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即通过“修德”、“讲学”、“改过”、“向善”等途径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儒家强调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则“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一内外”的思想在现代化的今天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不然的话，人们何以对于丹熬制的并无多少营养的“心灵鸡汤”那么趋之若鹜?!
上述儒家哲学文化精神体现出传统民族美德和民族核心价值，体现出先进的人文理想，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对京剧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自强不息的豪情，厚德载物的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推翻三座大山的民主独立精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兼容并包、锐意进取的博大胸怀等，无不在京剧中得到生动而鲜明的体现。尽管如此，相对于文学艺术其他门类，京剧的人文思考和美学深度明显滞后。京剧艺术曾出现过大红大紫的辉煌，波涌浪翻的高潮：人才辈出，流派纷呈，积累了异常丰富的遗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京剧艺术也渐渐显露出被飞速发展的时代冷落和忘却的危机，甚至到了需要格外关注和鼎力振兴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源自京剧艺术本体的内因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哲学乃是艺术之灵魂，京剧艺术的命运变化和尴尬处境反映出京剧艺术本身文化精神陈旧和贫困的一面；而这又与中华文化特别是京剧文化所固有的二重性及与之俱生的负面效应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实，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儒学也是一样。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内在矛盾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儒家思想并不能全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不可能悉数解决当今社会存在所有的问题。所谓全方位地复兴儒教、“重建中国儒 教”，实现所谓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以应对西方文明全方位挑战的策略值得商榷。说到底，温习阐发儒家的思想和理念，对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只是为了发掘其中对当今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资源，使我们的社会不断革新，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三、与时俱进，开掘京剧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活动本身，不可能是抽象的、单一的，而只能是具体的、丰富的。文化的发展有不平衡性，除了包括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外，还包括文化发展的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性。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绝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但由于人们常常用整体性的思维模式泛泛而论，所以往往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陷入理论的误区，从而带来片面和绝对化。或对传统文化绝对肯定，主张一切古已有之，只要中本西用、中体西用、夷为夏用即可。或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视为毫无用处的糟粕，主张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全盘他化。
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依共存的，同为人的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人们根本无从取舍。我们也许可以在理论上将传统性和现代性按照时间顺序分开；但在实践中，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文化活动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而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两面，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传统不再仅指过去，而且也包括现在。传统与现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化的基础，而现代文化又是未来的传统文化。“传统——现代——传统——现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建立文化自信，不是要“复古”，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不仅要有对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成就的体认，更要有扬弃革新、发扬光大，充分开掘、展示其现代价值的决心和行动。即以传统水墨画为例，作为国粹，它既得中华文化精神之精髓，亦蒙受其弊病。进入现当代以来，由于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又因其笔墨技法的陈陈相因，从而带来对当下感受的双重遮蔽——既遮蔽真实感受的真实性，又遮蔽虚假体验的苍白和空洞，以至于水墨画难以在现代转换中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水墨画陷入危机之中。无独有偶，同为国粹的京剧艺术与水墨画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处境，类似的尴尬和无奈。
英国美学家贡布里希在系统研究视觉艺术史之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结论：人只有在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才具有创造性。黑格尔说：“艺术中最重要的始终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它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感觉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对于戏剧来说，尤其如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京剧要保持自己与时俱进的活力，就必须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保留一定数量的原生态京剧经典是必要的，但京剧的主流绝不能满足于送进博物馆成为古董。诚然，京剧规范严谨的程式和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甚至成为难以逾越的关隘，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京剧现代化的努力。当代许多有为的青年画家，冲破水墨画的笔墨技法，画当代生活，画自己的感受，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使比京剧还要古老得多的水墨画激发出生机与活力；京剧艺术家为什么就不能突破程式规范的藩篱，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呢?!
有人说，京剧不是已经成为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了吗?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不就OK了吗?!且不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静止不变的原汁原味，即便是有所谓原汁原味，也必须在动态发展中，通过“活态保护”才能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日益加快。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新兴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了。为了保留民族文化的根须和火种，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维护民族文化的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抵御强势文化的渗透，必须坚定地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实施“活态保护”的策略。所谓“活态保护”，就是“有形保护”和“动态保护”。让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且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活在史料记载里，而且活在现实的舞台上；不仅活在专家的象牙塔里，而且活在民间；总之，不仅活在被抢救的静态传统里，而且活在动态的发展长河之中。
所以，不能关起门来实施“活态保护”，应当有全球观念。人类发展的历史，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是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史，充满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长。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说得好：“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中华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的传人，印度佛教也因为与儒、道的融合而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近代以降，古希腊爱琴文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沁润更是有目共睹，因此有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承认中国旧文化不全部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相互交流，交流就是文化间的一双向传播。我们不赞成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理论，更不主张把一个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主张“文明多元论”、“文明互补论”。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基本上是充当被动接收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以放弃自身文化传统为前提的，这种屈辱的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确的态度是：既不要自惭形秽，也不要妄自尊大，而应保持平等、谦和的态度，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与独特魅力，含英咀华虚心吸纳其他文明的精华。不断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自主地位不可能在封闭的人文环境中形成，只能在相互交流中建立起来。在全球化的今天，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京剧艺术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传统”和“当代”是一对冤家。围绕着京剧文化“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争论不绝如缕。有时相安无事，古井无波，有时新潮涌动，惊世骇俗。既有笔墨官司，也有活动对垒。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的精神文化苦旅，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戏剧发展史上，成为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之一。只要京剧艺术存在，京剧文化“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争论肯定还将继续下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文化无涯，传统不可超越
有关“文化”的名词概念，在我国出现很早。西汉学者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予)，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伪《尚书·舜典》云：“潜哲文明，温恭允塞。”唐人孔颖达疏：“经纬天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但把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则始自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的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文化是不断向前发展、使人得到逐步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此后，学者们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诸多争论，并形成许多流派。20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为大家所公认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楚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
文化是人类文明积淀的产物，是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为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无所不包，文化造就一切。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置身于某种文化环境之中而无从选择。你肯定它而把它捧上天也好，抑或你否定它而把它贬低得一文不值也罢，它都客观存在着。你无法完全摆脱，必将要受到它的制约。“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传统始终是我们的_部分，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和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人也都在传统文化中生存活动并参与更新创造，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展开新的思维活动。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就是这样参与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
京剧艺术也就是这样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经过历代国人的打磨并一直走到今天的。对于当今的京剧艺术来说，5000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800年戏曲传统和200年京剧自身传统都是客观存在而必须正视的，有如如来佛的掌心不可超越。有如巍峨高耸的殿堂，令人心存敬畏地回眸。无视传统的存在，就像愚蠢的鸵鸟。妄想摆脱传统进行创造，元异于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上天。数典忘祖终究难成大事，浅薄狂妄的匹夫之勇可以休矣!承载着文化传统密码的京剧艺术是国宝国粹，亟须抢救、保护、继承。这既是京剧界的共识，也是一项重要文化战略。
二、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确立民族文化自主地位
文化传统不可超越，值得敬畏，更需要科学地把握、评价，以建立起民族文化自信，确立民族文化自主地位。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要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外，还必须要有本民族的文化自信。表面看去，综合国力是硬的，不可或缺；而文化自信似乎是软的，可有可无。而实际上，与综合国力相比，文化自信更加重要。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仅仅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不能消灭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自信心，就会埋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火种。
民族文化自信心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具体体现为：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秉持民族文化的定位，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强化本民族文化特色，并不遗余力地予以保护和发扬。但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绝不是狭隘的照镜自美式的民族自恋。更不是自我夸张、自我膨胀的夜郎自大。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民族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发展的趋向。只有具有了民族文化自信心，才能对自身文化有充分透彻的理解和认识，才能自觉适应时代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剔除不合时宜的成分，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否则，不论曾经是多么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都将在历史的长河、浩瀚的空间被淡化、遗忘，或被逐渐消融、同化。
就拿中华文化来说，曾经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精彩纷呈，两汉时期的壮阔宏丽，盛唐时期的恢弘鼎盛，康乾时期的持赢保泰，但自从18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屈辱磨难，国人精神笼罩阴霾，人格被严重扭曲。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跌进半殖民地的深渊。此后种种“中体西用”式的改良并没有能够改变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反倒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虚无主义的文化自卑心理。新中国的成立，令国人扬眉吐气，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左”倾运动，既简单粗暴地摧残破坏了民族的自尊心，又培育出“假、大、空”的乌托邦心理，至今阴魂不散。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实施过程中为经济利益的驱动所滋生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以及崇洋媚外心理，则销蚀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出现了与国情、民情、人情不相符合的形形色色的西化图景。由此可见，相当多的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特色，以及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缺乏清醒的认识，缺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种心态笼罩下，怎么可能会对京剧文化持有科学而正确的认识呢?!
瑞士籍著名文化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过“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轴心”之一。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上述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 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有的学者将这种复归称为“文化守成”，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与现代化思潮出现同时，反现代化思潮——文化守成主义也应运而生。而且只要人类文明得以永存，现代化过程与反现代化的种种思潮就会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守成论者就有辜鸿铭、梁启超(后期)、梁漱溟、张君励等。他们激烈地抨击现代化的弊病，盛赞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明。特别是跨入2l世纪，随着各类矛盾的激化，世界思想界出现了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热切呼唤，要求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构建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自古以来，全人类就一直面临着三大问题，即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并直接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与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如何解决三大矛盾?东、西方回答迥异。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一客”(即“心一物”或“天一人”)二分立论，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以“外在关系”(“人”和“自然”是互不相关的二元)立论，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的二元。而早在轴心时代的东方，中国的儒家以“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宝贵的思路和切实的可操作性。
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所以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就是一部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是“天”的一部分，两者并不对立。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并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敬畏自然界，并把保护自然界作为神圣的责任)。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天人合一”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时也是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命题。现在人们过分地崇尚“科学主义”(科技万能)。只强调“知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知对“天”保持应有的敬畏。否定了“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文精神失去了依托。虽然不能奢望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直接具体地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个“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提供有积极意义的思路。
与亨廷顿提出的旨在为西方强势文化张目的“文明的冲突论”迥异其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提倡“人我合一”的观念和以“爱人”为基础的“仁学”，主张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对于造就“人与人”之间，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有着重要意义。在由“不同”到相互“认同”的过程中，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坚持正义原则，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坚持团结原则，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这样，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就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
儒家用“合天人”的思想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用“同人我”的思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用“一内外，，的思想来解决人自身的矛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自身的矛盾愈演愈烈。按照现代社会学创始者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发生于启蒙时代即理性时代，直接导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的途径、过程和层次、模式不尽相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从启蒙时代起，讲究效率的功利主义即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就开始大行其道，现代化时代更是把功利主义奉为圭臬。这一方面大大增强了理智化和效率化，丰富了物质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欲望的释放和传统道德观、价值观的转变乃至沦丧，对传统礼俗和民族文化的继承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美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前言”中写道：“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解销。近二百年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思潮，多多少少带有这种冲突的表象。”处在种种内外压力之下的现代人，身心失调，人格分裂，心理扭曲，道德滑坡，终日在欲望的煎熬中痛不欲生，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通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儒家主张用做人的道理来规范、调节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即通过“修德”、“讲学”、“改过”、“向善”等途径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儒家强调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则“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一内外”的思想在现代化的今天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不然的话，人们何以对于丹熬制的并无多少营养的“心灵鸡汤”那么趋之若鹜?!
上述儒家哲学文化精神体现出传统民族美德和民族核心价值，体现出先进的人文理想，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对京剧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自强不息的豪情，厚德载物的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推翻三座大山的民主独立精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兼容并包、锐意进取的博大胸怀等，无不在京剧中得到生动而鲜明的体现。尽管如此，相对于文学艺术其他门类，京剧的人文思考和美学深度明显滞后。京剧艺术曾出现过大红大紫的辉煌，波涌浪翻的高潮：人才辈出，流派纷呈，积累了异常丰富的遗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京剧艺术也渐渐显露出被飞速发展的时代冷落和忘却的危机，甚至到了需要格外关注和鼎力振兴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源自京剧艺术本体的内因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哲学乃是艺术之灵魂，京剧艺术的命运变化和尴尬处境反映出京剧艺术本身文化精神陈旧和贫困的一面；而这又与中华文化特别是京剧文化所固有的二重性及与之俱生的负面效应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实，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儒学也是一样。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内在矛盾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儒家思想并不能全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不可能悉数解决当今社会存在所有的问题。所谓全方位地复兴儒教、“重建中国儒 教”，实现所谓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以应对西方文明全方位挑战的策略值得商榷。说到底，温习阐发儒家的思想和理念，对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只是为了发掘其中对当今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资源，使我们的社会不断革新，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三、与时俱进，开掘京剧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活动本身，不可能是抽象的、单一的，而只能是具体的、丰富的。文化的发展有不平衡性，除了包括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外，还包括文化发展的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性。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绝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但由于人们常常用整体性的思维模式泛泛而论，所以往往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陷入理论的误区，从而带来片面和绝对化。或对传统文化绝对肯定，主张一切古已有之，只要中本西用、中体西用、夷为夏用即可。或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视为毫无用处的糟粕，主张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全盘他化。
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依共存的，同为人的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人们根本无从取舍。我们也许可以在理论上将传统性和现代性按照时间顺序分开；但在实践中，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文化活动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而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两面，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传统不再仅指过去，而且也包括现在。传统与现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化的基础，而现代文化又是未来的传统文化。“传统——现代——传统——现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建立文化自信，不是要“复古”，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不仅要有对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成就的体认，更要有扬弃革新、发扬光大，充分开掘、展示其现代价值的决心和行动。即以传统水墨画为例，作为国粹，它既得中华文化精神之精髓，亦蒙受其弊病。进入现当代以来，由于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又因其笔墨技法的陈陈相因，从而带来对当下感受的双重遮蔽——既遮蔽真实感受的真实性，又遮蔽虚假体验的苍白和空洞，以至于水墨画难以在现代转换中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水墨画陷入危机之中。无独有偶，同为国粹的京剧艺术与水墨画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处境，类似的尴尬和无奈。
英国美学家贡布里希在系统研究视觉艺术史之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结论：人只有在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才具有创造性。黑格尔说：“艺术中最重要的始终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它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感觉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对于戏剧来说，尤其如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京剧要保持自己与时俱进的活力，就必须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保留一定数量的原生态京剧经典是必要的，但京剧的主流绝不能满足于送进博物馆成为古董。诚然，京剧规范严谨的程式和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甚至成为难以逾越的关隘，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京剧现代化的努力。当代许多有为的青年画家，冲破水墨画的笔墨技法，画当代生活，画自己的感受，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使比京剧还要古老得多的水墨画激发出生机与活力；京剧艺术家为什么就不能突破程式规范的藩篱，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呢?!
有人说，京剧不是已经成为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了吗?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不就OK了吗?!且不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静止不变的原汁原味，即便是有所谓原汁原味，也必须在动态发展中，通过“活态保护”才能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日益加快。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新兴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了。为了保留民族文化的根须和火种，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维护民族文化的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抵御强势文化的渗透，必须坚定地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实施“活态保护”的策略。所谓“活态保护”，就是“有形保护”和“动态保护”。让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且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活在史料记载里，而且活在现实的舞台上；不仅活在专家的象牙塔里，而且活在民间；总之，不仅活在被抢救的静态传统里，而且活在动态的发展长河之中。
所以，不能关起门来实施“活态保护”，应当有全球观念。人类发展的历史，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是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史，充满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长。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说得好：“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中华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的传人，印度佛教也因为与儒、道的融合而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近代以降，古希腊爱琴文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沁润更是有目共睹，因此有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承认中国旧文化不全部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相互交流，交流就是文化间的一双向传播。我们不赞成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理论，更不主张把一个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主张“文明多元论”、“文明互补论”。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基本上是充当被动接收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以放弃自身文化传统为前提的，这种屈辱的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确的态度是：既不要自惭形秽，也不要妄自尊大，而应保持平等、谦和的态度，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与独特魅力，含英咀华虚心吸纳其他文明的精华。不断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自主地位不可能在封闭的人文环境中形成，只能在相互交流中建立起来。在全球化的今天，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京剧艺术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传统”和“当代”是一对冤家。围绕着京剧文化“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争论不绝如缕。有时相安无事，古井无波，有时新潮涌动，惊世骇俗。既有笔墨官司，也有活动对垒。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的精神文化苦旅，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戏剧发展史上，成为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之一。只要京剧艺术存在，京剧文化“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争论肯定还将继续下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