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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出发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成为反自然的存在。劳动的反自然性带来“公地悲剧”与环境危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劳动具有生态性，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由劳动主体、劳动目的、劳动过程构成。劳动主体应具有生态知识、生态伦理和合作意识;劳动目的为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劳动过程是对人的需要、劳动时间、废弃物处置的共同控制。倡导消费伦理，为生态劳动实现提供伦理支撑;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为生态劳动实现优化制度环境。
关键词：劳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劳动;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C970.2;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1-0070-（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1.007
劳动是人生在世的首要前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关于劳动有没有生态性的问题，学术界各持己见。生态学界普遍认为，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劳动范畴具有生態价值，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是否具有生态意义却难以达成共识。反对者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忽略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不具有生态性。支持者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看成是财富创造的必要条件，没有贬低自然，“共产主义丰富的财富及其全面的人类发展在生态上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包含了自然的审美观以及物质利用价值观，在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背景下，维持和改善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的质量”。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如果承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生态意义，那么无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还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其结论都应该是一致的，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生态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新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是指，社会主义是绿色的，也是美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标识，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出发，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劳动”的生态逻辑和实现问题展开探讨，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起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劳动发展生产力，以先进的生产力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为人类创造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社会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相比，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在马克思看来，考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道路，要“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劳动是人类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工人的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劳动从目的变为手段，成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造成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立。资本支配劳动、抽象劳动支配具体劳动、交换价值支配使用价值，其背后的根源在于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及一切关系的颠倒，最终带来了资本主义两大阶级的对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劳动逐步从手段变成目的，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劳动不再是奴役人、奴役自然的手段，而是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以劳动为出发点，在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找到内在的关联，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劳动的变化特点及其发展走向展开研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在劳动，这是由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劳动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人类的生产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从劳动对人的生存论意义加以论证的。人类生存于世，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等问题，生产劳动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重要的事实判断，从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直到今天，劳动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劳动虽然古已有之，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也在不断发展，获得了丰富的内在规定性。跨越时代发展的历史长河，劳动仍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中指出，“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 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是因为劳动范畴古已有之。从人类产生之初，劳动就已经存在。早期的劳动是非常简单的，但却是一个最复杂、最具体的存在，包含着众多的规定性，是多样性的综合与统一。劳动是具体的丰富，也是丰富的具体，它是贯通传统与现代的一个范畴，是简单与丰富、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劳动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范畴，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蕴含着丰富的规定性。劳动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也是理解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劳动，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一般条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存在将成为一句空话。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这一论断给我们丰富的启迪：要认识和把握劳动的真正本质，就必须对现代社会中的劳动问题进行分析，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劳动问题展开讨论，劳动的概念和规定性才会变得丰富而具体，劳动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劳动却成为雇佣劳动，受资本逻辑制约，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当时所处的现实情况出发，对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资本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的增值。资本具有二重倾向，即“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工人生产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劳动，剩余劳动是工人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资本家要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获取更多的财富，就必须不断增加活劳动，缩小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从本质上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导致了消费的异化，新的需要不断产生，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 可见，以资本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造成了对自然的盘剥，引发生态危机。资本也许能带来较高的效益，但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反生态的，不能把资本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因此，有学者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或核心，而应‘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核心概念，来全面构建创新的理论体系。”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成为世界的本原、本体。在劳动本体论基础上，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及其辩证关系原理，产生竖立其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构筑始于劳动。劳动是原点，一切源于劳动，在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衍化，最终的目标指向仍然是劳动。把劳动视为起点，是指把劳动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因为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如果把劳动视为一种手段，就另有目的，劳动本身则不能成为最终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都是异化劳动，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中都有精彩的论述。异化劳动受资本支配、受资本主义私有制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成为反自然的存在。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这里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雇傭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主要是一种手段。第二，雇佣劳动是工人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活动，是工人为了能维持生存，从而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活动，这意味着雇佣劳动是工人维持生存的手段。第三，雇佣劳动是工人为资本家创造财富，从而创造出与自己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手段。基于以上三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劳动演变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获得利润的一种手段，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秘密都可以从雇佣劳动上找到钥匙，劳动成为引起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抗的关键环节。以劳动为核心概念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在于让劳动回归本真状态，让劳动真正成为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基点，不是把劳动作为实现剩余价值、获取利润的手段，而是把劳动本身作为一种目的。劳动不是为了谋生，或是为了赚钱，劳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解的主要方式。劳动成为起点与劳动成为目的是根本一致的，劳动成为目的，就意味着劳动本身就是始源，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都在劳动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和发展。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是劳动控制资本、支配资本，而不是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是扬弃了异化的存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实现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介。
由上观之，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劳动受资本的制约，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源泉，尤其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基础。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劳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以劳动为出发点和目的，来推进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
二、劳动的生态困境根源
在现实社会中，劳动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困境。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类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出现了劳动的生态异化，在资本逻辑的制约下，现代性劳动异化为反自然的存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大力推进，生态劳动实现的根本制度障碍已经消除，但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生态劳动的实现。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具有反生态性，其根源在于私有制。劳动本来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与自然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却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成为反自然的活动，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础、劳动的材料。“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 而“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 在恩格斯看来，“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 也就是说，从最原初的意义上来看，人类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积累资本，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将剩余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获取更多的财富。资本和劳动最初是本质统一的。劳动者为了持续从大自然中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必然会把握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尺度，使得自然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自身也充满生机与活力。在原始公有制时期，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心存敬畏，人的劳动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是有限度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资本和劳动发生了分裂，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资本家拥有的是资本，工人所拥有的仅仅是自己的“活劳动”。工人在资本家的雇佣下进行劳动，创造的劳动财富不归自己所有，而是属于资本家。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越贫穷，资本家越富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所关注的是如何让自己的资本实现增殖，只要能不断赚钱，就会役使工人不断劳动。人类的劳动不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不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的需要。在利润的指挥棒下，人类的劳动逐渐脱离了原初的意义，交换价值支配使用价值，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人类耗费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排放的废弃物越来越多，劳动成为反自然的存在。“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进而言之，扬弃劳动的生态异化，化解劳动的反自然困境，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摒弃资本逻辑对劳动的支配。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生态劳动实现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得生态劳动的实现面临困境。生态劳动的本质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生产，是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的过程。废弃，是人类向大自然的排放过程。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就是要做到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人类的生产受到废弃的制约，人类排放给自然的东西，是对自然的积极供养，而不能对自然造成破坏，这是人类保护自然的关键环节。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而制度尤为根本。要通过生态技术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制度的设计，既让生产者保护环境，也让生产者获取利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初期，主要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以有形之手实现资源的配置，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计划经济也有自身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效率不高，生产者的积极性难以得到保障，产品的供给也不充沛。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即依靠市场来分配资源，调节供需关系，效率较高。然而，市场经济奉行利润至上原则，容易导致公平的缺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目的是实现交换价值，赚取更多的利润。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的重要地位，成为支配使用价值的一种力量。人们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容易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脚踏车式的生产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断裂，导致了对资源与环境的过度消耗”。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量消费更是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计划经济相比，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也具有逐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局限，导致人们在劳动中出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劳动成为反自然的一种活动。
人类劳动的反自然性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导致公地悲剧。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在《科学》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公地悲剧”理论（The Tragedy of Common）：一群牧民共享一片草场，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只羊来增加收益，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知道过度放牧最终会导致草场的崩溃，但在没有制度制约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从个人利益出发，最终造成了整个草场的退化和崩溃，牧民全部破产。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实现从“公地悲剧”到“公共福祉”的转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社会公共资源一定会被滥用，通过私有化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是避免公地悲剧的主要路径。但有些资源是不可能分属于某一个体的，整个生态系统就是最大的“公地”。在这个地球上，如果每个人都把获取利润作为自己的最大目的，人的劳动都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就会出现劳动的生态困境。每个人都从大自然中源源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终必将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断裂，自然资源短缺甚至枯竭，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每个人都面临生存危机，这就是最大的“公地悲剧”。很显然，要解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将自然环境私有化，将产权界定给个人，这是不现实的。地球上的水、土壤、空气、荒地等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很容易遭到滥用，造成生态破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市场来实现资源的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其高效优势，但如果仅依靠市场经济，很难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环境难题不能完全依托市场来解决，比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的治理，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治理等问题，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不断创新，找出应对之策。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劳动生态性的实现各有利弊，需要我们认真权衡、突破障碍，逐步健全生态劳动的实现机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由于摒弃了资本逻辑，对恢复劳动的生态本性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还有一些体制机制不尽完善，成为生态劳动实现的制约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找到有效的路径，既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得产品丰裕、资源配置合理，同时又不出现浪费，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人们对生态劳动的逻辑展开研究，把握劳动走向生态化的内在机理。
三、生态劳动的内在逻辑
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发生异化，劳动被资本所控制，劳动中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成为反自然的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为奴役劳动，表现为对人的奴役和对自然的奴役。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劳动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良性交换的要求，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生态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勞动具有丰富的性质。宫敬才教授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研究，提出劳动具有“原型性质、历史性质、预设性质、创造性质、受动性质、技术性质、组织性质、法权性质和基础性质。这些性质客观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之中，是劳动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 钱津教授则从劳动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出发，认为劳动具有“整体性、常态性、有益性、复杂性、发展性” 五个基本性质，深化了人们对劳动范畴的理解和认识。把人的劳动与自然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才是真正意义的劳动，是整体论意义下的劳动，这一认识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学界在讨论劳动的性质时，并没有明确指出劳动的生态性质，但从他们对劳动性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的生态性质蕴含在劳动的整体性、创造性、基础性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这一界定蕴含三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这表明，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类在劳动中必然会与自然打交道，这是劳动具有生态性的客观条件。第二，劳动是人自身的一种活动，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调整和控制”。“中介”“调整”“控制”这三者体现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越来越强，尤其是人能“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表明，劳动者从主观上能够实现劳动的生态化，这是劳动具有生态性的主观条件。第三，用“物质变换”来界定劳动，把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过程，这是劳动具有生态性的直接表现，是主客观条件的统一。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界定劳动，使得劳动概念具有生态意蕴。 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生态劳动中，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生产和生活所需之后，排放到自然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必须经过处理，能够为大自然所还原和吸收。这种良性的物质变换通过人的中介、调整和控制来实现。在良性的物质变换中，人与自然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人类能够通过物质变换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能通过物质变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劳动的核心构成包括劳动主体、劳动目的和劳动过程三个方面。从劳动主体来看，所要回答的是“谁劳动”的问题。凡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良性物质变换的人都是生态劳动的主体，包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自然资源管理与服务、生态系统修复补偿与维护、生态保护相关学科领域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劳动者。这些劳动主体所从事的劳动，无论是生产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脑力劳动还是数字劳动，只要是能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动，都属于生态劳动，相关从业人员则成为生态劳动的主体。由此，衡量生态劳动主体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通过自己的活动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根据这一界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国家公园管理、生态修复、生态环境科学以及生态伦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从业人员，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把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审美需要与促进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相统一，因此他们都是生态劳动的主体。他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是良好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促进者，也是美丽世界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从劳动目的来看，所要回答的是“为何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指出，“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人的劳动总是受某种目的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在劳动中不再以利润为最高目的，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目的本身具有生态性，成为生态劳动的目的。将人类劳动从以单纯的物质利益为目的转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这表明，在生态劳动中，人的境界也在不断提升，逐步从功利境界走向天地境界。从劳动过程来看，所要回答的是“如何劳动”的问题。生态劳动是劳动者在生态目的指引下，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过程，解决了人类如何在劳动中既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又保护自然的问题。
生态劳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价值。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的生成、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类历史的演进都是建立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不同的劳动方式催生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带来了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条件下，劳动的生态性开始有所显现，人类在劳动中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进行中介、调整和控制，使得物质变换裂缝得到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良性的，劳动不仅是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过程，也是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过程。劳动的生态转向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人类的劳动从异化劳动走向生态劳动，本质上就是实现劳动的生态性复归，通过生态劳动创造财富，满足劳动者的生产生活需要，同时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世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生态劳动的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内在一致的，更为关键的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归根到底要靠生态劳动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生态劳动，还包括生态价值观、生态文明制度、生态科学与技艺、生态消费、生态文明教育等多个领域和维度。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系统中，生态劳动是最基础的，人靠大自然而生活，离开了劳动，人类自身无法存在，更无法奢谈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制度、科技、消费、教育都以生态劳动为基础。生态劳动使得劳动的生态性质得到充分彰显，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四、生态劳动的实现条件
生态劳动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变换，是生产和废弃的统一。生态劳动的实现条件，可以从劳动主体、劳动目的、劳动过程三个维度切入，对“谁劳动”“为何劳动”“如何劳动”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为生态劳动的实现奠定基础。
第一，生态劳动的主体具有一定生态知识、生态伦理和合作意识。伯格特（Paul Burket）提出了生态健全体系的七条标准：“（1）明确承认社会对自然和人类的管理责任;（2）生态知识的系统性增长及其在生产者和社区之间的社会传播;（3）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过程的知识和控制是有限的，以此为基础进行生态风险规避;（4）从全球层面有效调节人类生态影响的社会合作;（5）尊重和鼓励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6）一种生态伦理，包括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共同成员意识;（7）新的、亲生态的财富定义，明确认识到人类以外的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及其财富创造所做出的贡献，并且认识到这种自然条件的有限性。” 伯格特的生態健康标准内涵丰富，主要涉及生态责任、生态知识、生态风险防范、全球合作、生活方式多样性、生态价值观、生态财富观等方面，对生态劳动的主体建构具有启迪意义。作为生态劳动的主体，首先应该掌握一定的生态知识，能够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相结合，成为生态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作为生态劳动的主体，在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应该具备一定的生态知识，用生态知识指引自己的劳动，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生态劳动的主体还应增强自身对自然的责任意识，成为生态伦理的践行者。一种基本的生态伦理，就是倡导人对自然要有责任意识，要把自然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强调人类不仅对人讲道德，也要对自然讲道德。对劳动主体来说，遵循生态伦理，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认识到自己的行动对自然可能产生的影响，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从而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生态劳动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生态劳动的主体还要有合作意识，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成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态”的本质是指有机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强调一种相互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具有良好“生态”的表现，因此，劳动者在进行生态劳动时，要有一种合作意识。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只有劳动主体之间形成合作意识与联动机制，生态工业园区的企业在生产、废弃之间才能形成一种闭环，实现减量化、再循环和零废弃，促进人与自然良性物质变换的实现。概言之，作为生态劳动的主体，应该成为生态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生态伦理的践行者、联合起来的行动者，为“共同控制”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提供主体条件。 第二，生态劳动的目的是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生态劳动的目的包括人的目的和自然的目的。人的目的，是指以生态劳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然的目的，是指以生态劳动促进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生态劳动是人的目的与自然的目的的统一。劳动本身就是目的，但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成为手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进行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被异化，表现为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和人相异化、人和自然相异化。受资本逻辑的制约，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呈现，而是雇佣劳动，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成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一种手段，劳动就成为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人类攫取并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带来了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人类排放到自然的废弃物无法全部为大自然所还原和吸收，造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生态劳动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把劳动作为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的情况，恢复劳动的目的性，以劳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一个美丽世界。在这个美丽世界中，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优于交换价值。生态劳动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持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生态劳动是人性的生成过程，是为了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生态劳动中，人不是感到痛苦，体认自己是一个动物式的存在，而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体验人的存在价值。在生态劳动中，人的劳动不是为了少数特权阶层和个体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生态劳动在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同时，还有自然的目的，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持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人在自然中生存，离不开劳动，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自然是人类赖以存在的条件，也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源泉，自然一旦枯竭，人类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人类的劳动还有自然的目的，即促进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当然，人的目的和自然的目的不是相互分裂的，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人通过劳动实现了人的目的和自然的目的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人的目的与自然的目的统一的本质呈现。劳动的目的是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得人能够在世界上生存和延续;劳动也是使自然生生不息的过程，人类在生态劳动中应保持自然的繁盛，而不是破坏自然，让自然枯竭。生态劳动使得人与自然能够以生命共同体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共生共存共荣，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
第三，生态劳动的过程是生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探讨，提出人类要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前提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生态劳动是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得生态劳动从手段变为目的，成为生成人性和创造美丽世界的过程。实现人类在生态劳动中的“共同控制”，要从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劳动时间、废弃物的处置等方面进行共同控制，规避由于人的过度需要、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废弃物的任意排放所带来的环境风险。
生態劳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但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对于人的生态需要应予以满足，对于人的过度需要应联合抵制和共同控制。生态需要是人对生存、发展和审美的欲求。生态劳动所要满足的是人的生态需要，如果对人的需要不加控制，对人的不合理需要一味纵容，必将为人类自身和大自然带来严重的危害。新冠疫情及国内对疫情蔓延的有效抑制，警示我们对人的奢侈性、炫耀性、猎奇性需要应予以联合抵制，这样才有可能减少不可预测的各种风险。生态劳动是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劳动者空闲时间的过程。马克思说过，“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进行“共同控制”，表现为对劳动时间的控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自由时间或空闲时间日益缩短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延长，主要是剩余劳动时间被延长，资本家利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因此，工人的劳动时间服务于交换价值，工人沦为机器，成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生态劳动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扬弃，是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自由时间增加的过程。伯格特认为，马克思看到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时间经济的区分。“共产主义的时间经济服务于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将使用价值降低为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工具。比如，共产主义的劳动时间经济支持缩短工作时间（以自由时间衡量的人类财富的增加），而资本主义时间经济则倾向于增加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剩余价值衡量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 伯格特进而指出，“两种时间经济体之间的这种差异在生态上的影响是显著的，因为自由时间的增加具有积极的生态潜力，而剩余价值的累积则具有反生态的特性”。 也就是说，劳动者自由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合乎生态的。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劳动者可以自由从事学习、娱乐、科学、审美等各种活动，为劳动者“诗意地栖居”于世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能。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了基础。劳动者在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共同控制基础上，对自然的利用和影响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在此基础上，生态劳动还要求处理好废弃物的排放和再循环，将人类的劳动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做到少废弃和“零污染”，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全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蓬勃发展，就是人类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有益尝试。当前在上海、南京、台州等地逐步推进的垃圾分类行动，是人们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动实践，属于生态劳动。 从生态劳动的内生动力、时间管理、末端处理三个环节来看，生态劳动过程中的“共同控制”，主要表现为对生态劳动所满足的需要性质的限定、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延长、生产与废弃的统一等方面。应加强生态劳动的过程管理，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基础。
五、生态劳动的实现路径
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下，推进生态劳动，必须倡导适度消费，以消费伦理来引领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减少生产和废弃;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完善来限制大量生产，降低大量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加强消费伦理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生态劳动实现的重要路径。
其一，倡导消费伦理，为生态劳动实现提供伦理支撑。在生产、消费、废弃的过程中，消费是中间环节 。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促进了生产，并决定了对自然的废弃物排放量和破坏程度。现代社会的过度消费，对消费的狂热和追捧带来了极大的浪费，导致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环境污染的加重，造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消费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作为一个社会，由于现代市场的促进，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淘汰心理’之中，它鼓励我们扔掉我们刚刚买到的，只是刚刚开始变旧的商品。” 整个社会鼓励人们不断地消费，而所消费的产品都是人们的劳动创造物。劳动中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费后排放到自然的废弃物越来越多，超出大自然所能承载的限度。过度消费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应倡导消费伦理，改变过度消费的不合理现状，引导人们理性消费、适度消费，改善整个社会大量生产和大量废弃的状况，减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耗费，降低人类对大自然的废弃物排放，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消费者为什么会陷入过度消费的怪圈不能自拔？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们过度消费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本逻辑，对利润的追逐是整个社会鼓噪人们过度消费的内生动力。只有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才会产生大量需求，企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才得以维系，企业主才能源源不断地赚钱。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决定了企业获利的程度。为了提高产品的销量，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产品、企业文化进行营销策划，引导消费者追逐“时尚”“健康”“高品质的生活”。企业的策划活动，以销售产品、获取利润为要旨。通过企业策划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引导人们持续不断地购买商品，鼓励人们大量消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社会主流时尚文化都在渲染消费、追逐奢侈，大型商场、热门电影、媒体广告都在传递“幸福即消费，消费即幸福”的价值观，认为只有消费，个体才能感受幸福，找到活着的意义。人们憧憬着有更多更大的房子，购买更多款式的鞋服和配饰，认为这就是有品位的生活，这就是幸福。人们在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和时尚文化的熏染下，背离了消费伦理，形成了畸形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向自然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倡导消费伦理，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全面转型，改变利润至上、消费即幸福的价值观，把消费放在生产和废弃的闭环中进行考量;要意识到消费不仅仅关乎企业的利润实现，更关乎生产和废弃的统一。传统的生产、消费和废弃是线性关系，各个环节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人们在消费中很少考虑对生产和废弃环节的影响。生态劳动的实现要求人们认识到生产、消费和废弃之间紧密联系，形成封闭的循环。倡导消费伦理，对减量生产和减少废弃，弥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加强制度建设，为生态劳动实现优化制度环境。生态劳动的实现关键在于制度。这里的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本制度，即社会的制度属性。二是具体制度，即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種体制机制。从这两者关系来看，社会的根本制度是前提和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是在根本制度基础上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物质变换断裂思想，表明资本主义是生态劳动实现的制度羁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克服私有制的弊端，摒弃资本逻辑的制约，实现生产者的联合，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即便是在数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物质劳动之外，还有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劳动样态，但无论劳动的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制度对劳动与自然关系的调节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实现了对传统劳动的现代转型，但这一转型并没有从本质上超越马克思的工业劳动叙事。“数字化迷思的相对合理性无法掩饰其根本缺陷：对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当迷思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所裹挟，迷思本身将以彻底的技术拜物教姿态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劳动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但社会根本制度对劳动的制约依然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和受益者是分裂的，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付出的劳动越多，站在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越富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越是难以跨越。劳动过程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避免，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弃物的过度排放。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性方案，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实现了劳动者和受益者的统一。健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对提升劳动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但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逐利性、滞后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需要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要遵循生态学法则，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中，发展生产的同时要确立一种整体主义的视野，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整体规划，通过设立生态工业园区，以生态产业链的方式，避免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弃物的过量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统一。对于一些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的特殊区域，可以通过设立国家公园、流域生态保护、生态扶贫、生态补偿等具体制度，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六、结语
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从劳动的逻辑来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被资本所控制，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劳动中出现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成为反自然的存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劳动蕴含着人与自然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实现良性交换的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动，具有生态性。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生态劳动的实现关键在于制度。计划经济注重公平，市场经济讲究效率。要保障劳动的生态性得以实现，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以生态工业园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体制机制等形式，彰显社会公平和生态正义，促进人与人平等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
The Dilemma，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Labor
—An Analysi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XU Haihong
Abstract： Labor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akes it as the starting point. Labor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is the means for capitalists to obtain surplus value， which leads to the fract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al material and becomes an anti-natural existence. The anti-naturalness of labor brings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Labor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ecological. Ecological labor is a benign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is composed of labor subject， labor purpose， and labor process. The labor subject should have ecological knowledge， ecological ethics， and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The purpose of labor is to create a beautiful world where man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The labor process is the joint control of human needs， labor time， and waste disposal. Consumption ethics should be advocated to provide ethic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lab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 to optimize the system environment for ecological labor.
Key words： labor，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labor， Marxism
（責任编辑：张 蕾）
关键词：劳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劳动;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C970.2;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1-0070-（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1.007
劳动是人生在世的首要前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关于劳动有没有生态性的问题，学术界各持己见。生态学界普遍认为，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劳动范畴具有生態价值，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是否具有生态意义却难以达成共识。反对者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忽略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不具有生态性。支持者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看成是财富创造的必要条件，没有贬低自然，“共产主义丰富的财富及其全面的人类发展在生态上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包含了自然的审美观以及物质利用价值观，在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背景下，维持和改善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的质量”。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如果承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生态意义，那么无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还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其结论都应该是一致的，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生态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新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是指，社会主义是绿色的，也是美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标识，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出发，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劳动”的生态逻辑和实现问题展开探讨，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起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劳动发展生产力，以先进的生产力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为人类创造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社会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相比，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在马克思看来，考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道路，要“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劳动是人类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工人的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劳动从目的变为手段，成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造成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立。资本支配劳动、抽象劳动支配具体劳动、交换价值支配使用价值，其背后的根源在于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及一切关系的颠倒，最终带来了资本主义两大阶级的对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劳动逐步从手段变成目的，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劳动不再是奴役人、奴役自然的手段，而是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以劳动为出发点，在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找到内在的关联，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劳动的变化特点及其发展走向展开研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在劳动，这是由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劳动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人类的生产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从劳动对人的生存论意义加以论证的。人类生存于世，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等问题，生产劳动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重要的事实判断，从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直到今天，劳动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劳动虽然古已有之，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也在不断发展，获得了丰富的内在规定性。跨越时代发展的历史长河，劳动仍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中指出，“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 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是因为劳动范畴古已有之。从人类产生之初，劳动就已经存在。早期的劳动是非常简单的，但却是一个最复杂、最具体的存在，包含着众多的规定性，是多样性的综合与统一。劳动是具体的丰富，也是丰富的具体，它是贯通传统与现代的一个范畴，是简单与丰富、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劳动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范畴，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蕴含着丰富的规定性。劳动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也是理解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劳动，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一般条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存在将成为一句空话。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这一论断给我们丰富的启迪：要认识和把握劳动的真正本质，就必须对现代社会中的劳动问题进行分析，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劳动问题展开讨论，劳动的概念和规定性才会变得丰富而具体，劳动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劳动却成为雇佣劳动，受资本逻辑制约，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当时所处的现实情况出发，对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资本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的增值。资本具有二重倾向，即“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工人生产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劳动，剩余劳动是工人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资本家要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获取更多的财富，就必须不断增加活劳动，缩小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从本质上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导致了消费的异化，新的需要不断产生，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 可见，以资本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造成了对自然的盘剥，引发生态危机。资本也许能带来较高的效益，但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反生态的，不能把资本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因此，有学者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或核心，而应‘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核心概念，来全面构建创新的理论体系。”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成为世界的本原、本体。在劳动本体论基础上，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及其辩证关系原理，产生竖立其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构筑始于劳动。劳动是原点，一切源于劳动，在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衍化，最终的目标指向仍然是劳动。把劳动视为起点，是指把劳动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因为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如果把劳动视为一种手段，就另有目的，劳动本身则不能成为最终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都是异化劳动，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中都有精彩的论述。异化劳动受资本支配、受资本主义私有制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成为反自然的存在。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这里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雇傭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主要是一种手段。第二，雇佣劳动是工人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活动，是工人为了能维持生存，从而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活动，这意味着雇佣劳动是工人维持生存的手段。第三，雇佣劳动是工人为资本家创造财富，从而创造出与自己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手段。基于以上三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劳动演变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获得利润的一种手段，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秘密都可以从雇佣劳动上找到钥匙，劳动成为引起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抗的关键环节。以劳动为核心概念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在于让劳动回归本真状态，让劳动真正成为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基点，不是把劳动作为实现剩余价值、获取利润的手段，而是把劳动本身作为一种目的。劳动不是为了谋生，或是为了赚钱，劳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解的主要方式。劳动成为起点与劳动成为目的是根本一致的，劳动成为目的，就意味着劳动本身就是始源，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都在劳动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和发展。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是劳动控制资本、支配资本，而不是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是扬弃了异化的存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实现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介。
由上观之，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劳动受资本的制约，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源泉，尤其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基础。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劳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以劳动为出发点和目的，来推进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
二、劳动的生态困境根源
在现实社会中，劳动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困境。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类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出现了劳动的生态异化，在资本逻辑的制约下，现代性劳动异化为反自然的存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大力推进，生态劳动实现的根本制度障碍已经消除，但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生态劳动的实现。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具有反生态性，其根源在于私有制。劳动本来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与自然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却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成为反自然的活动，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础、劳动的材料。“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 而“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 在恩格斯看来，“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 也就是说，从最原初的意义上来看，人类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积累资本，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将剩余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获取更多的财富。资本和劳动最初是本质统一的。劳动者为了持续从大自然中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必然会把握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尺度，使得自然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自身也充满生机与活力。在原始公有制时期，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心存敬畏，人的劳动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是有限度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资本和劳动发生了分裂，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资本家拥有的是资本，工人所拥有的仅仅是自己的“活劳动”。工人在资本家的雇佣下进行劳动，创造的劳动财富不归自己所有，而是属于资本家。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越贫穷，资本家越富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所关注的是如何让自己的资本实现增殖，只要能不断赚钱，就会役使工人不断劳动。人类的劳动不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不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的需要。在利润的指挥棒下，人类的劳动逐渐脱离了原初的意义，交换价值支配使用价值，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人类耗费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排放的废弃物越来越多，劳动成为反自然的存在。“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进而言之，扬弃劳动的生态异化，化解劳动的反自然困境，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摒弃资本逻辑对劳动的支配。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生态劳动实现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得生态劳动的实现面临困境。生态劳动的本质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生产，是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的过程。废弃，是人类向大自然的排放过程。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就是要做到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人类的生产受到废弃的制约，人类排放给自然的东西，是对自然的积极供养，而不能对自然造成破坏，这是人类保护自然的关键环节。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而制度尤为根本。要通过生态技术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制度的设计，既让生产者保护环境，也让生产者获取利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初期，主要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以有形之手实现资源的配置，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计划经济也有自身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效率不高，生产者的积极性难以得到保障，产品的供给也不充沛。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即依靠市场来分配资源，调节供需关系，效率较高。然而，市场经济奉行利润至上原则，容易导致公平的缺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目的是实现交换价值，赚取更多的利润。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的重要地位，成为支配使用价值的一种力量。人们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容易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脚踏车式的生产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断裂，导致了对资源与环境的过度消耗”。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量消费更是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计划经济相比，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也具有逐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局限，导致人们在劳动中出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劳动成为反自然的一种活动。
人类劳动的反自然性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导致公地悲剧。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在《科学》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公地悲剧”理论（The Tragedy of Common）：一群牧民共享一片草场，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只羊来增加收益，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知道过度放牧最终会导致草场的崩溃，但在没有制度制约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从个人利益出发，最终造成了整个草场的退化和崩溃，牧民全部破产。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实现从“公地悲剧”到“公共福祉”的转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社会公共资源一定会被滥用，通过私有化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是避免公地悲剧的主要路径。但有些资源是不可能分属于某一个体的，整个生态系统就是最大的“公地”。在这个地球上，如果每个人都把获取利润作为自己的最大目的，人的劳动都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就会出现劳动的生态困境。每个人都从大自然中源源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终必将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断裂，自然资源短缺甚至枯竭，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每个人都面临生存危机，这就是最大的“公地悲剧”。很显然，要解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将自然环境私有化，将产权界定给个人，这是不现实的。地球上的水、土壤、空气、荒地等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很容易遭到滥用，造成生态破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市场来实现资源的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其高效优势，但如果仅依靠市场经济，很难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环境难题不能完全依托市场来解决，比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的治理，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治理等问题，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不断创新，找出应对之策。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劳动生态性的实现各有利弊，需要我们认真权衡、突破障碍，逐步健全生态劳动的实现机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由于摒弃了资本逻辑，对恢复劳动的生态本性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还有一些体制机制不尽完善，成为生态劳动实现的制约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找到有效的路径，既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得产品丰裕、资源配置合理，同时又不出现浪费，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人们对生态劳动的逻辑展开研究，把握劳动走向生态化的内在机理。
三、生态劳动的内在逻辑
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发生异化，劳动被资本所控制，劳动中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成为反自然的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为奴役劳动，表现为对人的奴役和对自然的奴役。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劳动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良性交换的要求，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生态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勞动具有丰富的性质。宫敬才教授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研究，提出劳动具有“原型性质、历史性质、预设性质、创造性质、受动性质、技术性质、组织性质、法权性质和基础性质。这些性质客观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之中，是劳动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 钱津教授则从劳动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出发，认为劳动具有“整体性、常态性、有益性、复杂性、发展性” 五个基本性质，深化了人们对劳动范畴的理解和认识。把人的劳动与自然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才是真正意义的劳动，是整体论意义下的劳动，这一认识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学界在讨论劳动的性质时，并没有明确指出劳动的生态性质，但从他们对劳动性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的生态性质蕴含在劳动的整体性、创造性、基础性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这一界定蕴含三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这表明，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类在劳动中必然会与自然打交道，这是劳动具有生态性的客观条件。第二，劳动是人自身的一种活动，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调整和控制”。“中介”“调整”“控制”这三者体现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越来越强，尤其是人能“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表明，劳动者从主观上能够实现劳动的生态化，这是劳动具有生态性的主观条件。第三，用“物质变换”来界定劳动，把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过程，这是劳动具有生态性的直接表现，是主客观条件的统一。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界定劳动，使得劳动概念具有生态意蕴。 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生态劳动中，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生产和生活所需之后，排放到自然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必须经过处理，能够为大自然所还原和吸收。这种良性的物质变换通过人的中介、调整和控制来实现。在良性的物质变换中，人与自然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人类能够通过物质变换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能通过物质变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劳动的核心构成包括劳动主体、劳动目的和劳动过程三个方面。从劳动主体来看，所要回答的是“谁劳动”的问题。凡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良性物质变换的人都是生态劳动的主体，包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自然资源管理与服务、生态系统修复补偿与维护、生态保护相关学科领域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劳动者。这些劳动主体所从事的劳动，无论是生产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脑力劳动还是数字劳动，只要是能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动，都属于生态劳动，相关从业人员则成为生态劳动的主体。由此，衡量生态劳动主体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通过自己的活动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根据这一界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国家公园管理、生态修复、生态环境科学以及生态伦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从业人员，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把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审美需要与促进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相统一，因此他们都是生态劳动的主体。他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是良好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促进者，也是美丽世界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从劳动目的来看，所要回答的是“为何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指出，“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人的劳动总是受某种目的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在劳动中不再以利润为最高目的，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目的本身具有生态性，成为生态劳动的目的。将人类劳动从以单纯的物质利益为目的转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这表明，在生态劳动中，人的境界也在不断提升，逐步从功利境界走向天地境界。从劳动过程来看，所要回答的是“如何劳动”的问题。生态劳动是劳动者在生态目的指引下，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过程，解决了人类如何在劳动中既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又保护自然的问题。
生态劳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价值。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的生成、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类历史的演进都是建立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不同的劳动方式催生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带来了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条件下，劳动的生态性开始有所显现，人类在劳动中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进行中介、调整和控制，使得物质变换裂缝得到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良性的，劳动不仅是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过程，也是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过程。劳动的生态转向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人类的劳动从异化劳动走向生态劳动，本质上就是实现劳动的生态性复归，通过生态劳动创造财富，满足劳动者的生产生活需要，同时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世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生态劳动的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内在一致的，更为关键的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归根到底要靠生态劳动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生态劳动，还包括生态价值观、生态文明制度、生态科学与技艺、生态消费、生态文明教育等多个领域和维度。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系统中，生态劳动是最基础的，人靠大自然而生活，离开了劳动，人类自身无法存在，更无法奢谈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制度、科技、消费、教育都以生态劳动为基础。生态劳动使得劳动的生态性质得到充分彰显，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四、生态劳动的实现条件
生态劳动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变换，是生产和废弃的统一。生态劳动的实现条件，可以从劳动主体、劳动目的、劳动过程三个维度切入，对“谁劳动”“为何劳动”“如何劳动”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为生态劳动的实现奠定基础。
第一，生态劳动的主体具有一定生态知识、生态伦理和合作意识。伯格特（Paul Burket）提出了生态健全体系的七条标准：“（1）明确承认社会对自然和人类的管理责任;（2）生态知识的系统性增长及其在生产者和社区之间的社会传播;（3）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过程的知识和控制是有限的，以此为基础进行生态风险规避;（4）从全球层面有效调节人类生态影响的社会合作;（5）尊重和鼓励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6）一种生态伦理，包括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共同成员意识;（7）新的、亲生态的财富定义，明确认识到人类以外的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及其财富创造所做出的贡献，并且认识到这种自然条件的有限性。” 伯格特的生態健康标准内涵丰富，主要涉及生态责任、生态知识、生态风险防范、全球合作、生活方式多样性、生态价值观、生态财富观等方面，对生态劳动的主体建构具有启迪意义。作为生态劳动的主体，首先应该掌握一定的生态知识，能够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相结合，成为生态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作为生态劳动的主体，在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应该具备一定的生态知识，用生态知识指引自己的劳动，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生态劳动的主体还应增强自身对自然的责任意识，成为生态伦理的践行者。一种基本的生态伦理，就是倡导人对自然要有责任意识，要把自然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强调人类不仅对人讲道德，也要对自然讲道德。对劳动主体来说，遵循生态伦理，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认识到自己的行动对自然可能产生的影响，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从而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生态劳动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生态劳动的主体还要有合作意识，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成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态”的本质是指有机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强调一种相互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具有良好“生态”的表现，因此，劳动者在进行生态劳动时，要有一种合作意识。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只有劳动主体之间形成合作意识与联动机制，生态工业园区的企业在生产、废弃之间才能形成一种闭环，实现减量化、再循环和零废弃，促进人与自然良性物质变换的实现。概言之，作为生态劳动的主体，应该成为生态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生态伦理的践行者、联合起来的行动者，为“共同控制”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提供主体条件。 第二，生态劳动的目的是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生态劳动的目的包括人的目的和自然的目的。人的目的，是指以生态劳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然的目的，是指以生态劳动促进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生态劳动是人的目的与自然的目的的统一。劳动本身就是目的，但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成为手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进行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被异化，表现为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和人相异化、人和自然相异化。受资本逻辑的制约，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呈现，而是雇佣劳动，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成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一种手段，劳动就成为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人类攫取并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带来了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人类排放到自然的废弃物无法全部为大自然所还原和吸收，造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生态劳动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把劳动作为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的情况，恢复劳动的目的性，以劳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一个美丽世界。在这个美丽世界中，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优于交换价值。生态劳动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持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生态劳动是人性的生成过程，是为了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生态劳动中，人不是感到痛苦，体认自己是一个动物式的存在，而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体验人的存在价值。在生态劳动中，人的劳动不是为了少数特权阶层和个体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生态劳动在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同时，还有自然的目的，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持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人在自然中生存，离不开劳动，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自然是人类赖以存在的条件，也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源泉，自然一旦枯竭，人类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人类的劳动还有自然的目的，即促进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当然，人的目的和自然的目的不是相互分裂的，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人通过劳动实现了人的目的和自然的目的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人的目的与自然的目的统一的本质呈现。劳动的目的是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得人能够在世界上生存和延续;劳动也是使自然生生不息的过程，人类在生态劳动中应保持自然的繁盛，而不是破坏自然，让自然枯竭。生态劳动使得人与自然能够以生命共同体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共生共存共荣，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
第三，生态劳动的过程是生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探讨，提出人类要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前提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生态劳动是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得生态劳动从手段变为目的，成为生成人性和创造美丽世界的过程。实现人类在生态劳动中的“共同控制”，要从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劳动时间、废弃物的处置等方面进行共同控制，规避由于人的过度需要、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废弃物的任意排放所带来的环境风险。
生態劳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但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对于人的生态需要应予以满足，对于人的过度需要应联合抵制和共同控制。生态需要是人对生存、发展和审美的欲求。生态劳动所要满足的是人的生态需要，如果对人的需要不加控制，对人的不合理需要一味纵容，必将为人类自身和大自然带来严重的危害。新冠疫情及国内对疫情蔓延的有效抑制，警示我们对人的奢侈性、炫耀性、猎奇性需要应予以联合抵制，这样才有可能减少不可预测的各种风险。生态劳动是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劳动者空闲时间的过程。马克思说过，“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进行“共同控制”，表现为对劳动时间的控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自由时间或空闲时间日益缩短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延长，主要是剩余劳动时间被延长，资本家利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因此，工人的劳动时间服务于交换价值，工人沦为机器，成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生态劳动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扬弃，是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自由时间增加的过程。伯格特认为，马克思看到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时间经济的区分。“共产主义的时间经济服务于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将使用价值降低为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工具。比如，共产主义的劳动时间经济支持缩短工作时间（以自由时间衡量的人类财富的增加），而资本主义时间经济则倾向于增加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剩余价值衡量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 伯格特进而指出，“两种时间经济体之间的这种差异在生态上的影响是显著的，因为自由时间的增加具有积极的生态潜力，而剩余价值的累积则具有反生态的特性”。 也就是说，劳动者自由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合乎生态的。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劳动者可以自由从事学习、娱乐、科学、审美等各种活动，为劳动者“诗意地栖居”于世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能。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了基础。劳动者在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共同控制基础上，对自然的利用和影响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在此基础上，生态劳动还要求处理好废弃物的排放和再循环，将人类的劳动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做到少废弃和“零污染”，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全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蓬勃发展，就是人类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有益尝试。当前在上海、南京、台州等地逐步推进的垃圾分类行动，是人们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动实践，属于生态劳动。 从生态劳动的内生动力、时间管理、末端处理三个环节来看，生态劳动过程中的“共同控制”，主要表现为对生态劳动所满足的需要性质的限定、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延长、生产与废弃的统一等方面。应加强生态劳动的过程管理，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基础。
五、生态劳动的实现路径
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下，推进生态劳动，必须倡导适度消费，以消费伦理来引领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减少生产和废弃;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完善来限制大量生产，降低大量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加强消费伦理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生态劳动实现的重要路径。
其一，倡导消费伦理，为生态劳动实现提供伦理支撑。在生产、消费、废弃的过程中，消费是中间环节 。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促进了生产，并决定了对自然的废弃物排放量和破坏程度。现代社会的过度消费，对消费的狂热和追捧带来了极大的浪费，导致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环境污染的加重，造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消费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作为一个社会，由于现代市场的促进，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淘汰心理’之中，它鼓励我们扔掉我们刚刚买到的，只是刚刚开始变旧的商品。” 整个社会鼓励人们不断地消费，而所消费的产品都是人们的劳动创造物。劳动中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费后排放到自然的废弃物越来越多，超出大自然所能承载的限度。过度消费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应倡导消费伦理，改变过度消费的不合理现状，引导人们理性消费、适度消费，改善整个社会大量生产和大量废弃的状况，减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耗费，降低人类对大自然的废弃物排放，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消费者为什么会陷入过度消费的怪圈不能自拔？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们过度消费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本逻辑，对利润的追逐是整个社会鼓噪人们过度消费的内生动力。只有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才会产生大量需求，企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才得以维系，企业主才能源源不断地赚钱。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决定了企业获利的程度。为了提高产品的销量，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产品、企业文化进行营销策划，引导消费者追逐“时尚”“健康”“高品质的生活”。企业的策划活动，以销售产品、获取利润为要旨。通过企业策划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引导人们持续不断地购买商品，鼓励人们大量消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社会主流时尚文化都在渲染消费、追逐奢侈，大型商场、热门电影、媒体广告都在传递“幸福即消费，消费即幸福”的价值观，认为只有消费，个体才能感受幸福，找到活着的意义。人们憧憬着有更多更大的房子，购买更多款式的鞋服和配饰，认为这就是有品位的生活，这就是幸福。人们在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和时尚文化的熏染下，背离了消费伦理，形成了畸形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向自然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倡导消费伦理，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全面转型，改变利润至上、消费即幸福的价值观，把消费放在生产和废弃的闭环中进行考量;要意识到消费不仅仅关乎企业的利润实现，更关乎生产和废弃的统一。传统的生产、消费和废弃是线性关系，各个环节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人们在消费中很少考虑对生产和废弃环节的影响。生态劳动的实现要求人们认识到生产、消费和废弃之间紧密联系，形成封闭的循环。倡导消费伦理，对减量生产和减少废弃，弥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实现生产和废弃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加强制度建设，为生态劳动实现优化制度环境。生态劳动的实现关键在于制度。这里的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本制度，即社会的制度属性。二是具体制度，即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種体制机制。从这两者关系来看，社会的根本制度是前提和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是在根本制度基础上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物质变换断裂思想，表明资本主义是生态劳动实现的制度羁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克服私有制的弊端，摒弃资本逻辑的制约，实现生产者的联合，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即便是在数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物质劳动之外，还有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劳动样态，但无论劳动的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制度对劳动与自然关系的调节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实现了对传统劳动的现代转型，但这一转型并没有从本质上超越马克思的工业劳动叙事。“数字化迷思的相对合理性无法掩饰其根本缺陷：对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当迷思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所裹挟，迷思本身将以彻底的技术拜物教姿态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劳动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但社会根本制度对劳动的制约依然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和受益者是分裂的，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付出的劳动越多，站在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越富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越是难以跨越。劳动过程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避免，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弃物的过度排放。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性方案，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实现了劳动者和受益者的统一。健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为生态劳动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对提升劳动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但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逐利性、滞后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需要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要遵循生态学法则，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中，发展生产的同时要确立一种整体主义的视野，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整体规划，通过设立生态工业园区，以生态产业链的方式，避免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弃物的过量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统一。对于一些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的特殊区域，可以通过设立国家公园、流域生态保护、生态扶贫、生态补偿等具体制度，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六、结语
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从劳动的逻辑来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被资本所控制，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劳动中出现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成为反自然的存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劳动蕴含着人与自然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实现良性交换的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动，具有生态性。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生态劳动的实现关键在于制度。计划经济注重公平，市场经济讲究效率。要保障劳动的生态性得以实现，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以生态工业园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体制机制等形式，彰显社会公平和生态正义，促进人与人平等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
The Dilemma，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Labor
—An Analysi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XU Haihong
Abstract： Labor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akes it as the starting point. Labor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is the means for capitalists to obtain surplus value， which leads to the fract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al material and becomes an anti-natural existence. The anti-naturalness of labor brings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Labor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ecological. Ecological labor is a benign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is composed of labor subject， labor purpose， and labor process. The labor subject should have ecological knowledge， ecological ethics， and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The purpose of labor is to create a beautiful world where man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The labor process is the joint control of human needs， labor time， and waste disposal. Consumption ethics should be advocated to provide ethic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lab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 to optimize the system environment for ecological labor.
Key words： labor，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labor， Marxism
（責任编辑：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