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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日本“国宝级”的影星，一生共出演300余部影片。媒体用“一个时代已然远去”形容她的离世
2010年12月28日，日本街头一派喜庆，人们正忙着张罗元旦新年。女演员高峰秀子（Takamine Hideko）86岁的人生在这天从容谢幕。这位参演过300余部电影的女演员，见证了日本影业的全盛时代，她主演的《浮云》、《二十四只眼睛》是昭和时代的缩影，而她的人生，则是对昭和女性恰如其分的演绎。
东瀛的秀兰·邓波
成为明星的那天，高峰秀子的童年提前结束了。那时她只有5岁，潦倒的养父把她拉去片场，与60位小朋友竞演电影《母亲》。胆怯的秀子虽然躲在队伍最后，仍被导演一眼相中。她成为专演儿童角色的“职业演员”，跳房子和过家家从此和她的生活渐行渐远。
《母亲》让秀子一炮而红。其时，恰逢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开始风靡东瀛，媒体推出两“秀”对垒的噱头，统计两人在日本的票房号召力，结果打成平手。秀子因此获得“日本秀兰·邓波”的头衔，片约汹涌而至。
6岁那年，秀子参演了5部电影，7岁时的数字是11部，8岁是7部……辍学的秀子每天像鹦鹉一样背诵台词，常常连电影名字都不知道，就演完了一部戏。“老实说，我只是耍猴人牵出的猴子，”多年后，高峰秀子在书中这样回忆。
尽管如此，秀子的养父母依然没有收手的打算。在大学精英起薪为50日元的时代，小秀子已能月入35日元，足可租下一套两居室带厨房的公寓，同时负担一家三口的吃喝开销。除了补贴家用，秀子的片酬还要用于接济生父和哥哥。养父母离异后，秀子与养母一起生活，经济上更为拮据。每次收到影迷寄来的玩偶、鲜花，秀子都一脸苦相，心里嘀咕“如果是钱或吃的那该多好”。
20岁时，年轻的秀子已参演96部电影。人们并不知道，光环下的偶像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乘法表只背了一半，字典也不会查。秀子对此深感遗憾，但身为家族的顶梁柱，她能做的，惟有坚持。
艰难转型
在条件简陋的年代，片场通常暖气不足，空调更是遥不可及。高峰秀子回忆，有时要在冬天拍摄夏日场景，为防止哈出的白气穿帮，导演会让她先口含冰块降温。拍摄日本首部彩色电影《卡门归乡》时，由于胶片品质尚不稳定，扮演脱衣舞娘的高峰秀子必须抹上厚厚的油脂，才能拍出自然色彩，而那天，片场温度将近40℃。靠着坚忍的性格，高峰秀子成为不可替代的台柱。
和艰苦的物质条件相比，更磨人的是演技。秀子并非科班出身，文化水平也极其有限，她只得抓住机会留心请教。她把小学班主任指田先生称为“活菩萨”，因为每次去外景地拍摄，指田老师都会赶到车站，送给她一本《儿童之家》或《一年级小学生》。正是靠着这样的读物，秀子才免于成为文盲。
有一年，秀子家中住进两位大学生房客，她赶紧跟着他们去书店，怯生生地买回几本“岩波文库”，其中竟有海涅的诗集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她回忆道：“这些书，我这个孩子读了也很感动。”
16岁那年，秀子遇到一位恩师——杉村春子。在观看影片《小岛之春》时，她被杉村的精湛演技感动得站了起来。杉村在片中饰演一位麻风病人，因为羞于露出溃烂的脸，一直背对镜头。看到杉村从竹竿上收取衣物的生动背影，高峰秀子如遭电击，猛然意识到演技的磨练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此后，她找出自己的电影观摩，觉得先前的表演不过是“劣质的儿童饼干”。她越发钻研起表演来，导演小津安二郎、作家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都成了她求教的对象。
“慰问袋”中的女明星
昭和时代的日本，和中国有一段孽缘。少不更事的高峰秀子也被卷了进去，在独幕剧《满洲国》中反串童年溥仪。宫女的旗袍、官宦的长辫、华美的布景让秀子无比好奇。她在宽大的龙椅上欣赏这一切，直到扮演日本陆军军官的演员们冲上舞台。“他们狂妄的台词和刺耳的长筒皮靴声，使我这个儿童的心灵感到巨大的压力。当然，这些台词我一句也听不懂。”
等秀子能渐渐理解这些台词时，日本国内的气氛越发紧张了。观众穿起了单调的国民服，剧场后面总少不了警察和宪兵。没过多久，政府宣布关闭舞厅、禁映英美电影、影院均需放映阅兵式及新闻纪录片。有人挨家挨户收缴英美图书和唱片，高峰秀子用零花钱买来的古典音乐唱片也未能幸免。面对拉着整车“战利品”的收缴者，年轻的高峰秀子敢怒不敢言，最后只得含泪把心爱的唱片用木屐踩得粉碎。
战争常开残酷的玩笑，秀子温柔的形象成为军人的安慰剂。那些寄往战地及军队的“慰问袋”里，常常装有高峰秀子的剧照。军人在给秀子的来信中写道：“阵亡战友的口袋里，有您的照片”，“若能活着回国的话，我希望能和像您一样的女性结婚……”多年之后，高峰秀子在《摄影集中的我》一书中坦言当时的难过和不安，“秀子的剧照离开了秀子本身，独自行动起来。”
这些经验，被秀子带到战后电影《二十四只眼睛》的表演中。她在影片中饰演大石老师，因厌恶战时的军国主义教育而辞职，但始终和班上的12位学生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残酷的战争中，一半学生战死，大石老师也失去了丈夫。战争结束，老师重返学校，成为当年12个学生的孩子的老师。
影片不仅打动了日本观众，还于1956年在中国公映，并间接促成了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访日之行。秀子应邀接待海峡对岸的中国同行。她十分欣赏赵丹的演技，两人成为好友。“文革”时期，高峰秀子曾多方打听赵丹的消息，直到运动结束，两人才通上电话。
与黑泽明的“闪电苦恋”
“现在已是半夜时分，我正在写剧本。可我突然想要撒尿。到楼下上厕所太麻烦，于是我打开窗户就撒起尿来。屋顶上的大猫被吓跑了。我撒尿的时间很长，楼下的人大概以为下雨了……”恐怕没人会想到，这封“自然主义”书信出自电影大师黑泽明之手，收件人正是当时待字闺中的高峰秀子。
见信后的秀子当然不悦，她把信撕得粉碎扔进小河里。但在拍摄电影《马》期间，秀子还是对时任副导演黑泽明萌生情愫。黑泽明约秀子去其住处喝茶，秀子瞒着养母溜出家门。岂料这一切被养母看在眼里，秀子被带回家并软禁了足足一周。此事后来闹到两人的公司，满城风雨。东宝电影公司最有前途的导演和最有前途的女星，终于在公司与秀子养母的双重反对下，劳燕分飞。
五十多岁退出影坛时，秀子参演的影片已达300部。早年连字典都不会查的“半文盲”，通过努力渐渐成为不错的散文作者。《我的渡世日记》、《独步巴黎》、《我的梅原龙三郎》、《人间跳蚤市场》等文集都朴实、生动，呈现给人们一个真实的、自勉不辍的范例。
戏里戏外的高峰秀子，凝聚了一代日本女人全部的旧式美德：对家族奉献、对职业精进、对命运忍耐，在追忆高峰秀子的文章中，《朝日新闻》用上“昭和时代的远去”来缅怀这位女演员。
2010年12月28日，日本街头一派喜庆，人们正忙着张罗元旦新年。女演员高峰秀子（Takamine Hideko）86岁的人生在这天从容谢幕。这位参演过300余部电影的女演员，见证了日本影业的全盛时代，她主演的《浮云》、《二十四只眼睛》是昭和时代的缩影，而她的人生，则是对昭和女性恰如其分的演绎。
东瀛的秀兰·邓波
成为明星的那天，高峰秀子的童年提前结束了。那时她只有5岁，潦倒的养父把她拉去片场，与60位小朋友竞演电影《母亲》。胆怯的秀子虽然躲在队伍最后，仍被导演一眼相中。她成为专演儿童角色的“职业演员”，跳房子和过家家从此和她的生活渐行渐远。
《母亲》让秀子一炮而红。其时，恰逢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开始风靡东瀛，媒体推出两“秀”对垒的噱头，统计两人在日本的票房号召力，结果打成平手。秀子因此获得“日本秀兰·邓波”的头衔，片约汹涌而至。
6岁那年，秀子参演了5部电影，7岁时的数字是11部，8岁是7部……辍学的秀子每天像鹦鹉一样背诵台词，常常连电影名字都不知道，就演完了一部戏。“老实说，我只是耍猴人牵出的猴子，”多年后，高峰秀子在书中这样回忆。
尽管如此，秀子的养父母依然没有收手的打算。在大学精英起薪为50日元的时代，小秀子已能月入35日元，足可租下一套两居室带厨房的公寓，同时负担一家三口的吃喝开销。除了补贴家用，秀子的片酬还要用于接济生父和哥哥。养父母离异后，秀子与养母一起生活，经济上更为拮据。每次收到影迷寄来的玩偶、鲜花，秀子都一脸苦相，心里嘀咕“如果是钱或吃的那该多好”。
20岁时，年轻的秀子已参演96部电影。人们并不知道，光环下的偶像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乘法表只背了一半，字典也不会查。秀子对此深感遗憾，但身为家族的顶梁柱，她能做的，惟有坚持。
艰难转型
在条件简陋的年代，片场通常暖气不足，空调更是遥不可及。高峰秀子回忆，有时要在冬天拍摄夏日场景，为防止哈出的白气穿帮，导演会让她先口含冰块降温。拍摄日本首部彩色电影《卡门归乡》时，由于胶片品质尚不稳定，扮演脱衣舞娘的高峰秀子必须抹上厚厚的油脂，才能拍出自然色彩，而那天，片场温度将近40℃。靠着坚忍的性格，高峰秀子成为不可替代的台柱。
和艰苦的物质条件相比，更磨人的是演技。秀子并非科班出身，文化水平也极其有限，她只得抓住机会留心请教。她把小学班主任指田先生称为“活菩萨”，因为每次去外景地拍摄，指田老师都会赶到车站，送给她一本《儿童之家》或《一年级小学生》。正是靠着这样的读物，秀子才免于成为文盲。
有一年，秀子家中住进两位大学生房客，她赶紧跟着他们去书店，怯生生地买回几本“岩波文库”，其中竟有海涅的诗集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她回忆道：“这些书，我这个孩子读了也很感动。”
16岁那年，秀子遇到一位恩师——杉村春子。在观看影片《小岛之春》时，她被杉村的精湛演技感动得站了起来。杉村在片中饰演一位麻风病人，因为羞于露出溃烂的脸，一直背对镜头。看到杉村从竹竿上收取衣物的生动背影，高峰秀子如遭电击，猛然意识到演技的磨练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此后，她找出自己的电影观摩，觉得先前的表演不过是“劣质的儿童饼干”。她越发钻研起表演来，导演小津安二郎、作家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都成了她求教的对象。
“慰问袋”中的女明星
昭和时代的日本，和中国有一段孽缘。少不更事的高峰秀子也被卷了进去，在独幕剧《满洲国》中反串童年溥仪。宫女的旗袍、官宦的长辫、华美的布景让秀子无比好奇。她在宽大的龙椅上欣赏这一切，直到扮演日本陆军军官的演员们冲上舞台。“他们狂妄的台词和刺耳的长筒皮靴声，使我这个儿童的心灵感到巨大的压力。当然，这些台词我一句也听不懂。”
等秀子能渐渐理解这些台词时，日本国内的气氛越发紧张了。观众穿起了单调的国民服，剧场后面总少不了警察和宪兵。没过多久，政府宣布关闭舞厅、禁映英美电影、影院均需放映阅兵式及新闻纪录片。有人挨家挨户收缴英美图书和唱片，高峰秀子用零花钱买来的古典音乐唱片也未能幸免。面对拉着整车“战利品”的收缴者，年轻的高峰秀子敢怒不敢言，最后只得含泪把心爱的唱片用木屐踩得粉碎。
战争常开残酷的玩笑，秀子温柔的形象成为军人的安慰剂。那些寄往战地及军队的“慰问袋”里，常常装有高峰秀子的剧照。军人在给秀子的来信中写道：“阵亡战友的口袋里，有您的照片”，“若能活着回国的话，我希望能和像您一样的女性结婚……”多年之后，高峰秀子在《摄影集中的我》一书中坦言当时的难过和不安，“秀子的剧照离开了秀子本身，独自行动起来。”
这些经验，被秀子带到战后电影《二十四只眼睛》的表演中。她在影片中饰演大石老师，因厌恶战时的军国主义教育而辞职，但始终和班上的12位学生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残酷的战争中，一半学生战死，大石老师也失去了丈夫。战争结束，老师重返学校，成为当年12个学生的孩子的老师。
影片不仅打动了日本观众，还于1956年在中国公映，并间接促成了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访日之行。秀子应邀接待海峡对岸的中国同行。她十分欣赏赵丹的演技，两人成为好友。“文革”时期，高峰秀子曾多方打听赵丹的消息，直到运动结束，两人才通上电话。
与黑泽明的“闪电苦恋”
“现在已是半夜时分，我正在写剧本。可我突然想要撒尿。到楼下上厕所太麻烦，于是我打开窗户就撒起尿来。屋顶上的大猫被吓跑了。我撒尿的时间很长，楼下的人大概以为下雨了……”恐怕没人会想到，这封“自然主义”书信出自电影大师黑泽明之手，收件人正是当时待字闺中的高峰秀子。
见信后的秀子当然不悦，她把信撕得粉碎扔进小河里。但在拍摄电影《马》期间，秀子还是对时任副导演黑泽明萌生情愫。黑泽明约秀子去其住处喝茶，秀子瞒着养母溜出家门。岂料这一切被养母看在眼里，秀子被带回家并软禁了足足一周。此事后来闹到两人的公司，满城风雨。东宝电影公司最有前途的导演和最有前途的女星，终于在公司与秀子养母的双重反对下，劳燕分飞。
五十多岁退出影坛时，秀子参演的影片已达300部。早年连字典都不会查的“半文盲”，通过努力渐渐成为不错的散文作者。《我的渡世日记》、《独步巴黎》、《我的梅原龙三郎》、《人间跳蚤市场》等文集都朴实、生动，呈现给人们一个真实的、自勉不辍的范例。
戏里戏外的高峰秀子，凝聚了一代日本女人全部的旧式美德：对家族奉献、对职业精进、对命运忍耐，在追忆高峰秀子的文章中，《朝日新闻》用上“昭和时代的远去”来缅怀这位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