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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原则，而当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是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违背的。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真正地构建和谐社会。虽然目前全国各地都出台了各自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但是从实施的情况上来看，效果并不显著，仍存在各种问题。因此，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对着力解决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 养老保险 缴费水平
1.研究缘起
根据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而201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按此计算，参保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约1/6。因此，研究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探讨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因素，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目前学者们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影响农民工参保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困难，也包括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的因素，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收入这些个体特征。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模型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然而在研究方法方面，大部分学者采取的是理论分析法，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实地调查采取实证分析。但问题在于方法大部分处于简单的数据罗列，大部分处于描述性分析的层次，确实运用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但是，学术界研究的侧重点却是农民工是否参保的问题，而忽视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研究。因此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反映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还可以通过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工缴费水平的主要因素，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缴费水平，发挥养老保险制度的作用。
2.模型选择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研数据。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所获得的庞大的数据中，笔者甄选了2010年江苏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调研数据，共计178个样本符合要求，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从调研数据中可以得出被调查对象的平均缴费水平约为486元，但是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分为不同的缴费档次，并且在实际缴费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缴费情况。因此在模型设定过程中，对于养老保险支出大于零的农民工，我们进一步分析影响其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因素。因此，第二部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FS是家庭规模，用家庭常住人口数表示age是年龄；education是文化程度，用在校年数表示，0≤education≤25；lnincome是农户家庭年总收入的对数；outincome是外出打工收入的对数；arg_edu、arg_train、nonarg_edu和nonarg_train是四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教育、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decider表示是否是家庭经营决策者；landarea是土地面积。
在对模型进行初步回归后，我们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3可以看出异方差检验的p值为0.1808，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异方差。
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接受非农职业教育情况显著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支出水平，其中，家庭规模对其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负向影响，家庭年收入对其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正向影响，而相较于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没有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更低一点。
2.1.家庭规模与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家庭规模的大小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的高低呈负相关关系，家庭规模越大养老保险支出就越少，反之亦然，而家庭规模的大小主要是通过家庭养老的作用来体现的，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传统中国社会解决老年经济保障和精神保障的基本形式。不仅如此，在当前社会养老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家庭养老不仅成为社会养老必要的补充，同时也是阻碍了社会养老进一步发展。从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大小来讲，通常家庭规模越大，其养老的功能就越强，对于社会养老的替代作用就越大，以至于参与社会养老的积极性就越低。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对于家庭养老机制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从宏观的社会角度、微观的家庭代际关系角度以及血亲价值论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田北海等（2012）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被调查地区由于“养儿防老”意识在中国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具有家庭养老偏好。可见，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社会养老具有很强的替代作用，当家庭规模越大，农民工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养老问题顾虑的就少，从而养老金的缴纳水平就越低，而那些家庭规模小的农民工，缺乏家庭养老替代作用，就会感到自己将来“老无所依”，理性的农民工会不自觉的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合理分配自己的收入，缴纳充足的养老金以便“安度晚年”。
2.2.家庭年收入与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家庭收入决定农民工的支付能力来讲，家庭收入越高，相应的支付能力就越强。养老保险分为不同档次，就那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来讲，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缴纳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这一缴费档次的划分也是针对不同支付能力农民而定的，由于养老保险采取的是多缴多得领取方式，这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还是很有吸引力，因此，当农民工家庭收入越高，支付能力就越强时，养老金的缴费水平也会相应的较高，反之，缴费水平则偏低。 第二，从农民工的理财观念来讲，农民工会合理安排自己的家庭收入，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国家为每个新农保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因此，对于缴费的农民工，还有集体补助、政府补贴，这也是吸引农民工缴纳养老金的重要原因，而缴纳养老金也就相当于储蓄，多缴多得，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还给予适当鼓励，这都鼓励了农民工选择更高层次的缴费水平。
2.3.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非农培训与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第一、农业培训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没有接受农业培训的回归系数为-1.8339，P值为0.047，小于0.05，因此没有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相对较低，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缴费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因为，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工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受土地和农业的束缚较强，而在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如前文所述，他们的参保积极性较高，缴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反之，没有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工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外出打工上，不会面临农业经营的风险，不仅参保的积极性比较低，而缴费水平也不高。
第二、非农职业教育、非农培训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的系数为1.1597，P值为0.086，小于0.1；未参加非农培训的系数为0.7742，P值为0.025，小于0.05。因此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或非农培训的农民工缴费水平相对较高。与农业培训相同，接受非农职业教育或非农培训的农民工主要是靠外出打工收入维持生计，相对于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的农民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农业生产上来讲，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外出打工收入比较稳定，因此，这类群体的缴费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目标用最低的成本去雇佣素质更高，能够创造更高效益的员工，而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更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对于企业而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需要职工所在企业缴纳20%，因此雇佣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选择更低的缴费标准；而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的农民工基本上是打零工，收入不稳定，危机意识较强，在选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会考虑较高的缴费档次。
2.4.家庭经营决策者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经过修正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不是家庭经营决策者的回归系数为0.4844，P值为0.040，小于0.05，因此，不是家庭经营决策者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较高的概率更高。与是否参保相似，当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于之间关系的研究，对此，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予解释。从前文的论述中可知，具有家庭经营决策者身份的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相对较低，不是家庭家庭经营决策者的反而参保积极性更好。不仅如此，在面临缴费档次的选择时，不是家庭经营决策者对于自己养老危机的认识更深刻，风险意识更强，选择的缴费档次就更高，而家庭经营决策者由于处于家庭的核心地位，对养老风险的认识不足，因此在缴纳养老保险时会出现“跟风”现象，缴费水平也就相对较低。
3.研究结论
多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非农培训以及是否家庭经营决策者这六个因素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有着显著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第一、从家庭规模和家庭经营决策者这两个影响因素来看，这两者都反映了传统的养老观念对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影响。因此，如前文所述，政府应当让农民工树立新型的养老观念，摒弃以土地和家庭为中心的养老观念，指出社会养老的收益性，以及其与传统养老方式的兼容性，在制度安排上明确区分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让多缴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享受更多额收益。
第二、从农民工收入方面来讲，在完善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考虑更多的是生计问题。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使他们愿意参加，但有可能没有参与能力而无法参加。为此，需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农民参保与缴费的支付能力，以此来增强其对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
第三、从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方面来看，不仅反映风险意识对农民工缴费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反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缴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与社会一到，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与工资水平挂钩，提高农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
参考文献：
[1] 田北海，雷华，钟涨宝.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2）：72-85.
[2] 林义.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基础[J].财经科学，1999（5）：41-45.
[3] 刘军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4）：77-83.
[4] 凡亚军.进城务工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研究——基于南京市进城务工农民的调查[D].南京农业大学：29.
【作者简介】侯文娟（1988-），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研究。
（责任编辑：张彬）
关键词：农民工 养老保险 缴费水平
1.研究缘起
根据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而201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按此计算，参保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约1/6。因此，研究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探讨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因素，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目前学者们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影响农民工参保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困难，也包括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的因素，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收入这些个体特征。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模型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然而在研究方法方面，大部分学者采取的是理论分析法，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实地调查采取实证分析。但问题在于方法大部分处于简单的数据罗列，大部分处于描述性分析的层次，确实运用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但是，学术界研究的侧重点却是农民工是否参保的问题，而忽视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研究。因此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反映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还可以通过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工缴费水平的主要因素，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缴费水平，发挥养老保险制度的作用。
2.模型选择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研数据。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所获得的庞大的数据中，笔者甄选了2010年江苏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调研数据，共计178个样本符合要求，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从调研数据中可以得出被调查对象的平均缴费水平约为486元，但是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分为不同的缴费档次，并且在实际缴费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缴费情况。因此在模型设定过程中，对于养老保险支出大于零的农民工，我们进一步分析影响其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因素。因此，第二部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FS是家庭规模，用家庭常住人口数表示age是年龄；education是文化程度，用在校年数表示，0≤education≤25；lnincome是农户家庭年总收入的对数；outincome是外出打工收入的对数；arg_edu、arg_train、nonarg_edu和nonarg_train是四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教育、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decider表示是否是家庭经营决策者；landarea是土地面积。
在对模型进行初步回归后，我们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3可以看出异方差检验的p值为0.1808，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异方差。
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接受非农职业教育情况显著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支出水平，其中，家庭规模对其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负向影响，家庭年收入对其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正向影响，而相较于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没有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更低一点。
2.1.家庭规模与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家庭规模的大小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的高低呈负相关关系，家庭规模越大养老保险支出就越少，反之亦然，而家庭规模的大小主要是通过家庭养老的作用来体现的，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传统中国社会解决老年经济保障和精神保障的基本形式。不仅如此，在当前社会养老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家庭养老不仅成为社会养老必要的补充，同时也是阻碍了社会养老进一步发展。从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大小来讲，通常家庭规模越大，其养老的功能就越强，对于社会养老的替代作用就越大，以至于参与社会养老的积极性就越低。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对于家庭养老机制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从宏观的社会角度、微观的家庭代际关系角度以及血亲价值论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田北海等（2012）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被调查地区由于“养儿防老”意识在中国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具有家庭养老偏好。可见，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社会养老具有很强的替代作用，当家庭规模越大，农民工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养老问题顾虑的就少，从而养老金的缴纳水平就越低，而那些家庭规模小的农民工，缺乏家庭养老替代作用，就会感到自己将来“老无所依”，理性的农民工会不自觉的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合理分配自己的收入，缴纳充足的养老金以便“安度晚年”。
2.2.家庭年收入与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家庭收入决定农民工的支付能力来讲，家庭收入越高，相应的支付能力就越强。养老保险分为不同档次，就那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来讲，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缴纳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这一缴费档次的划分也是针对不同支付能力农民而定的，由于养老保险采取的是多缴多得领取方式，这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还是很有吸引力，因此，当农民工家庭收入越高，支付能力就越强时，养老金的缴费水平也会相应的较高，反之，缴费水平则偏低。 第二，从农民工的理财观念来讲，农民工会合理安排自己的家庭收入，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国家为每个新农保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因此，对于缴费的农民工，还有集体补助、政府补贴，这也是吸引农民工缴纳养老金的重要原因，而缴纳养老金也就相当于储蓄，多缴多得，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还给予适当鼓励，这都鼓励了农民工选择更高层次的缴费水平。
2.3.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非农培训与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第一、农业培训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没有接受农业培训的回归系数为-1.8339，P值为0.047，小于0.05，因此没有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相对较低，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缴费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因为，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工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受土地和农业的束缚较强，而在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如前文所述，他们的参保积极性较高，缴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反之，没有接受农业培训的农民工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外出打工上，不会面临农业经营的风险，不仅参保的积极性比较低，而缴费水平也不高。
第二、非农职业教育、非农培训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的系数为1.1597，P值为0.086，小于0.1；未参加非农培训的系数为0.7742，P值为0.025，小于0.05。因此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或非农培训的农民工缴费水平相对较高。与农业培训相同，接受非农职业教育或非农培训的农民工主要是靠外出打工收入维持生计，相对于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的农民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农业生产上来讲，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外出打工收入比较稳定，因此，这类群体的缴费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目标用最低的成本去雇佣素质更高，能够创造更高效益的员工，而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更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对于企业而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需要职工所在企业缴纳20%，因此雇佣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选择更低的缴费标准；而未接受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的农民工基本上是打零工，收入不稳定，危机意识较强，在选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会考虑较高的缴费档次。
2.4.家庭经营决策者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经过修正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不是家庭经营决策者的回归系数为0.4844，P值为0.040，小于0.05，因此，不是家庭经营决策者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较高的概率更高。与是否参保相似，当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于之间关系的研究，对此，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予解释。从前文的论述中可知，具有家庭经营决策者身份的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相对较低，不是家庭家庭经营决策者的反而参保积极性更好。不仅如此，在面临缴费档次的选择时，不是家庭经营决策者对于自己养老危机的认识更深刻，风险意识更强，选择的缴费档次就更高，而家庭经营决策者由于处于家庭的核心地位，对养老风险的认识不足，因此在缴纳养老保险时会出现“跟风”现象，缴费水平也就相对较低。
3.研究结论
多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非农培训以及是否家庭经营决策者这六个因素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有着显著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第一、从家庭规模和家庭经营决策者这两个影响因素来看，这两者都反映了传统的养老观念对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影响。因此，如前文所述，政府应当让农民工树立新型的养老观念，摒弃以土地和家庭为中心的养老观念，指出社会养老的收益性，以及其与传统养老方式的兼容性，在制度安排上明确区分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让多缴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享受更多额收益。
第二、从农民工收入方面来讲，在完善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考虑更多的是生计问题。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使他们愿意参加，但有可能没有参与能力而无法参加。为此，需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农民参保与缴费的支付能力，以此来增强其对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
第三、从农业培训、非农职业教育和非农培训方面来看，不仅反映风险意识对农民工缴费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反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缴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与社会一到，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与工资水平挂钩，提高农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
参考文献：
[1] 田北海，雷华，钟涨宝.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2）：72-85.
[2] 林义.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基础[J].财经科学，1999（5）：41-45.
[3] 刘军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4）：77-83.
[4] 凡亚军.进城务工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研究——基于南京市进城务工农民的调查[D].南京农业大学：29.
【作者简介】侯文娟（1988-），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研究。
（责任编辑：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