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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连跌两年，同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并不像乍听起来那般光鲜，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下滑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8.9%。
对于经济下滑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告诉《英才》记者，2011年中国经济下滑，虽然与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外需萎缩有关，但主要还是国内宏观调控的结果，也就是2008年“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在2011年开始逐步退出。比如，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回归稳健，房地产调控升级等。
就当前状况看来，欧债危机短期难有消退的迹象。2月13日，穆迪调低了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6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国内方面，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决心依旧不减，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令人们担忧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滑。
201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延续去年的“阴跌”？此轮经济又何时能够见底？
增速继续回落
1月采购经理指数（PMI）较上年12月又回升了0.2个百分点，为50.4，自去年11月跌到49之后第二个月回到临界值50以上。尽管如此，一季度经济延续下滑趋势却几乎没有悬念。
民生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滕泰向《英才》记者表示，PMI企稳意味着从去年6月开始的去库存周期已经没有去年下半年那样剧烈，但依然会延续到一季度末。从需求周期来看，风险还将继续释放：出口风险和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风险。鉴于3、4月为欧债的偿债高峰，出口风险的释放期在4月，如果无大事，今年出口或有保障；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风险主要是商品房投资与地方基建投资会在一、二季度继续下滑，三、四季度则会缓慢回升。
在没有“黑天鹅”事件的情况下，滕泰预计今年的出口顺差将从去年的1500亿美元下降到900亿-1000亿美元，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将从24%下降到20%。
瑞银也认为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会是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主因，瑞银预计在保障房投资的支撑下，今年整体住宅施工面积仍有可能增长10%以上（较上年回落10个百分点），但出口很可能零增长。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预计，2012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为12%，较去年回落18个百分点，但保障房占比还太小，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靠保障房来弥补。
2012年民营经济的状况仍不容乐观。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英才》记者，过去一两年时间里，由于不少民营企业向房地产、民间借贷等高风险投机领域蜂拥，在房地产调控和民间借贷链条断裂的重压下，民营经济陷入了2008年以来最困难时期，温州去年就有270家民营企业老板由于资金链断裂跑路。
周德文认为，民营经济要回归实业，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切实的扶持政策，比如目前国务院已要求“新36条”细则须在今年上半年内制定完成，促进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等领域。
此外，民营经济最大的两个压力“融资难”、“税负重”依旧没有改观，尽管政府已经有口头支持，但尚未有实际行动。等这些政策制定完成，最终落实到基层，还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因此，周德文表示，今年的民营企业会比去年还困难，民间投资不可能扩张。全年经济都会下行，明年一季度才有可能触底反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告诉《英才》记者，中央已经意识到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性，虽然民间投资可能很难有起色，市场还是比较疲软，但中央企业的投资可能会率先反弹。但政府对投资的支持不会像2008年那种力度，因为当前市场的心态比较平和，可以更加从容地布局一些战略性投资，如教育、科研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向《英才》记者表示，金融危机时刺激房地产可能是错误的，但现在和将来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一块。这块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收入状况（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1月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减少67%），也传来某种“利好”：银监会正在研究有条件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方案。
企业转型升级悖论
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将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混为一谈，但如果仅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速持续低迷的状态恐怕也很难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还是需要投资而不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中国人口流动依然很大，投资因此仍有很大空间，“现在要解决北京堵车的问题，你要是消费拉动就是增加更多的车，如果是投资拉动就是修地铁、高架，这么比较，中国经济到底靠投资还是消费？”
“之前我们想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培育一个新兴产业出来，这怎么可能？新兴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只有在经济情况较好的情况下，人们才敢做风险较大的投资，在经济比较冷的时候，前瞻性的投资更不敢投了。”郑超愚对《英才》记者说道。哪怕政府提供了财政扶持，也只是解决了企业前期的资金投入问题，并无法克服新兴产业的高风险特性。
周德文更是向《英才》记者坦言，“有人说今年是转型升级关键的一年，在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提，当时还有一些企业走向转型升级道路，结果这批企业死得还快。绝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是没法转型升级的，只能走向联合提升的道路。”
如果现在倒逼这些企业转型升级，那么这些企业的资金定然会从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涌向投机性更强的虚拟经济，造成“产业空心化”，这也正是过去几年所看到的。周德文认为，更切实际的做法是，倒逼、引导这些企业走向联合并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必须要让实业特别是制造业有钱赚。
过去一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高达22.6%，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9.2%，同时贷款利率高企。因此，即使外需平稳，仅“高税负”与“高利率”两个国内因素就足以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丧失吸引力。
在孙立坚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盲目转型升级实际上是抛弃自己的优势，然后拿自己的劣势去参与全球竞争。现在要让制造业恢复吸引力，短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政府让利——减税。
货币谨慎松动
经历了去年一年的政策调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出现了回落的态势，一般预计今年中国的CPI会在3.5%以下。
近日，央行预计2012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4%，这个数值略高于2011年的13.6%，但远远低于2010年的19.7%和2009年的27.68%。这表明如果推高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这个因素可能不会特别突出。
李迅雷提醒《英才》记者，由于M2的存量高达85万亿（2011年GDP总量的1.8倍）是超常规的，需要时间去消化减少。因此，央行对货币的松动会比较谨慎，货币政策可能还是收紧的。另外，输入性通胀也是央行不敢轻易松手的原因之一。由于当前偏多的M2，以及世界经济疲软、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贵金属价格可能还有上升空间，但生产性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下行。
对此，姚景源的判断有所不同——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看涨。因为，如果欧债危机始终解决不了，最终只有发票子，流动性肆虐势必会推高国际有色金属、石油价格暴涨；而如果世界经济恢复了，全球有30亿人口正在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拉高大宗商品价格。
对于美元及欧美经济政策走向，孙立坚认为，尽管弱势美元是趋势，但由于欧债危机的存在，美元实际上弱不了。郑超愚也认为，即便推出第三轮定量宽松政策（QE3），美元也不一定走弱，因为这对美国经济是利好。
一条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是，只要欧债问题不出现实质性好转，它会减少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同时推动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就很难向上，中国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也会较小。而欧债危机转危为安，美元会随之贬值，大宗商品将会进一步暴涨，给国内带来更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食品、农产品对中国通胀影响较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CPI中食品、农产品的权重较大，占到了30%（与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比例相当）。姚景源认为，食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垄断和不完善有关，需要通过改革打破垄断。
冲击中小企业
既然经济增速回落基本已成定局，那么这种回落是短期调整，还是趋势性转向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下了一个台阶？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的适度回落有利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姚景源认为，8%对于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速度，一旦低于8%就会遇到失业、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8%-8.5%的经济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结构失衡状况已经很严重。过去十年，消费率从占GDP的62%下降到47%，而储蓄率从38%上升到了53%，意味着有一半的GDP用于投资。如果结构调整不好，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6.7%，而如果能够实现结构调整，则未来还可能实现9.3%的高速增长。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所谓的“退出政策”推行的不是太滞后而是太急了。姚景源也表示，刺激政策的退出意味着要让经济恢复常态，让市场自身的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力量中的中小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挖掘制度红利
与看淡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不同，“制度红利”依旧被经济学家们抱以很大的期望。姚景源认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还是改革开放。
而滕泰认为，中国制度红利的空间比任何国家都大，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同时土地也是国有的，产权机制进一步明晰之后，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凡是没有效率的、垄断的地方都有制度红利可以挖掘。”
“中国体制上的问题还是很多，解决问题就是改革。”李迅雷告诉《英才》记者，“放松管制，降低进入门槛都会产生红利。”
姚景源认为，稳增长、调结构都必须与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紧紧结合在一起，把政府从第一线退下来，转化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才会减少，这样财政政策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中国依旧是一个城市化率只有50%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对中国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重视一个问题，投资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在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形象工程不可避免，大量投资最终并没有形成生产力。
孙立坚则建议把改革之手延伸到产业链上游——资源、金融等领域，因为这些行业在危机后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优势，在下游制造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下，上游资源、金融领域过多挤占了下游制造业的利润。应该通过改革打破上游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升经济效率。
对于经济下滑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告诉《英才》记者，2011年中国经济下滑，虽然与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外需萎缩有关，但主要还是国内宏观调控的结果，也就是2008年“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在2011年开始逐步退出。比如，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回归稳健，房地产调控升级等。
就当前状况看来，欧债危机短期难有消退的迹象。2月13日，穆迪调低了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6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国内方面，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决心依旧不减，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令人们担忧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滑。
201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延续去年的“阴跌”？此轮经济又何时能够见底？
增速继续回落
1月采购经理指数（PMI）较上年12月又回升了0.2个百分点，为50.4，自去年11月跌到49之后第二个月回到临界值50以上。尽管如此，一季度经济延续下滑趋势却几乎没有悬念。
民生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滕泰向《英才》记者表示，PMI企稳意味着从去年6月开始的去库存周期已经没有去年下半年那样剧烈，但依然会延续到一季度末。从需求周期来看，风险还将继续释放：出口风险和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风险。鉴于3、4月为欧债的偿债高峰，出口风险的释放期在4月，如果无大事，今年出口或有保障；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风险主要是商品房投资与地方基建投资会在一、二季度继续下滑，三、四季度则会缓慢回升。
在没有“黑天鹅”事件的情况下，滕泰预计今年的出口顺差将从去年的1500亿美元下降到900亿-1000亿美元，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将从24%下降到20%。
瑞银也认为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会是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主因，瑞银预计在保障房投资的支撑下，今年整体住宅施工面积仍有可能增长10%以上（较上年回落10个百分点），但出口很可能零增长。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预计，2012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为12%，较去年回落18个百分点，但保障房占比还太小，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靠保障房来弥补。
2012年民营经济的状况仍不容乐观。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英才》记者，过去一两年时间里，由于不少民营企业向房地产、民间借贷等高风险投机领域蜂拥，在房地产调控和民间借贷链条断裂的重压下，民营经济陷入了2008年以来最困难时期，温州去年就有270家民营企业老板由于资金链断裂跑路。
周德文认为，民营经济要回归实业，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切实的扶持政策，比如目前国务院已要求“新36条”细则须在今年上半年内制定完成，促进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等领域。
此外，民营经济最大的两个压力“融资难”、“税负重”依旧没有改观，尽管政府已经有口头支持，但尚未有实际行动。等这些政策制定完成，最终落实到基层，还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因此，周德文表示，今年的民营企业会比去年还困难，民间投资不可能扩张。全年经济都会下行，明年一季度才有可能触底反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告诉《英才》记者，中央已经意识到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性，虽然民间投资可能很难有起色，市场还是比较疲软，但中央企业的投资可能会率先反弹。但政府对投资的支持不会像2008年那种力度，因为当前市场的心态比较平和，可以更加从容地布局一些战略性投资，如教育、科研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向《英才》记者表示，金融危机时刺激房地产可能是错误的，但现在和将来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一块。这块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收入状况（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1月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减少67%），也传来某种“利好”：银监会正在研究有条件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方案。
企业转型升级悖论
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将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混为一谈，但如果仅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速持续低迷的状态恐怕也很难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还是需要投资而不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中国人口流动依然很大，投资因此仍有很大空间，“现在要解决北京堵车的问题，你要是消费拉动就是增加更多的车，如果是投资拉动就是修地铁、高架，这么比较，中国经济到底靠投资还是消费？”
“之前我们想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培育一个新兴产业出来，这怎么可能？新兴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只有在经济情况较好的情况下，人们才敢做风险较大的投资，在经济比较冷的时候，前瞻性的投资更不敢投了。”郑超愚对《英才》记者说道。哪怕政府提供了财政扶持，也只是解决了企业前期的资金投入问题，并无法克服新兴产业的高风险特性。
周德文更是向《英才》记者坦言，“有人说今年是转型升级关键的一年，在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提，当时还有一些企业走向转型升级道路，结果这批企业死得还快。绝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是没法转型升级的，只能走向联合提升的道路。”
如果现在倒逼这些企业转型升级，那么这些企业的资金定然会从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涌向投机性更强的虚拟经济，造成“产业空心化”，这也正是过去几年所看到的。周德文认为，更切实际的做法是，倒逼、引导这些企业走向联合并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必须要让实业特别是制造业有钱赚。
过去一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高达22.6%，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9.2%，同时贷款利率高企。因此，即使外需平稳，仅“高税负”与“高利率”两个国内因素就足以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丧失吸引力。
在孙立坚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盲目转型升级实际上是抛弃自己的优势，然后拿自己的劣势去参与全球竞争。现在要让制造业恢复吸引力，短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政府让利——减税。
货币谨慎松动
经历了去年一年的政策调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出现了回落的态势，一般预计今年中国的CPI会在3.5%以下。
近日，央行预计2012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4%，这个数值略高于2011年的13.6%，但远远低于2010年的19.7%和2009年的27.68%。这表明如果推高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这个因素可能不会特别突出。
李迅雷提醒《英才》记者，由于M2的存量高达85万亿（2011年GDP总量的1.8倍）是超常规的，需要时间去消化减少。因此，央行对货币的松动会比较谨慎，货币政策可能还是收紧的。另外，输入性通胀也是央行不敢轻易松手的原因之一。由于当前偏多的M2，以及世界经济疲软、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贵金属价格可能还有上升空间，但生产性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下行。
对此，姚景源的判断有所不同——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看涨。因为，如果欧债危机始终解决不了，最终只有发票子，流动性肆虐势必会推高国际有色金属、石油价格暴涨；而如果世界经济恢复了，全球有30亿人口正在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拉高大宗商品价格。
对于美元及欧美经济政策走向，孙立坚认为，尽管弱势美元是趋势，但由于欧债危机的存在，美元实际上弱不了。郑超愚也认为，即便推出第三轮定量宽松政策（QE3），美元也不一定走弱，因为这对美国经济是利好。
一条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是，只要欧债问题不出现实质性好转，它会减少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同时推动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就很难向上，中国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也会较小。而欧债危机转危为安，美元会随之贬值，大宗商品将会进一步暴涨，给国内带来更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食品、农产品对中国通胀影响较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CPI中食品、农产品的权重较大，占到了30%（与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比例相当）。姚景源认为，食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垄断和不完善有关，需要通过改革打破垄断。
冲击中小企业
既然经济增速回落基本已成定局，那么这种回落是短期调整，还是趋势性转向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下了一个台阶？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的适度回落有利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姚景源认为，8%对于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速度，一旦低于8%就会遇到失业、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8%-8.5%的经济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结构失衡状况已经很严重。过去十年，消费率从占GDP的62%下降到47%，而储蓄率从38%上升到了53%，意味着有一半的GDP用于投资。如果结构调整不好，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6.7%，而如果能够实现结构调整，则未来还可能实现9.3%的高速增长。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所谓的“退出政策”推行的不是太滞后而是太急了。姚景源也表示，刺激政策的退出意味着要让经济恢复常态，让市场自身的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力量中的中小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挖掘制度红利
与看淡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不同，“制度红利”依旧被经济学家们抱以很大的期望。姚景源认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还是改革开放。
而滕泰认为，中国制度红利的空间比任何国家都大，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同时土地也是国有的，产权机制进一步明晰之后，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凡是没有效率的、垄断的地方都有制度红利可以挖掘。”
“中国体制上的问题还是很多，解决问题就是改革。”李迅雷告诉《英才》记者，“放松管制，降低进入门槛都会产生红利。”
姚景源认为，稳增长、调结构都必须与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紧紧结合在一起，把政府从第一线退下来，转化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才会减少，这样财政政策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中国依旧是一个城市化率只有50%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对中国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重视一个问题，投资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在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形象工程不可避免，大量投资最终并没有形成生产力。
孙立坚则建议把改革之手延伸到产业链上游——资源、金融等领域，因为这些行业在危机后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优势，在下游制造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下，上游资源、金融领域过多挤占了下游制造业的利润。应该通过改革打破上游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升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