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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鲁很操心凡·高的生活，他把自己所能给凡·高的，都在画布上作了安排——女人、朋友以及一个中国式的婚礼……他想让孤苦的凡·高少些遗憾。这一切自说自话的后面，是两双眼跨越百年的真诚对视，是两颗心不期而遇后的彼此取暖。
我在采访时数次忍泪，事实上，杨大鲁先生并未提及任何与悲伤有关的事。他只是指着那幅《欢乐挽歌》轻轻地说：“我送给他一堆女人，我在后面给他提着鞋，拿着衣服。”全世界都在讨论凡·高的价值，赞叹他的色彩、感慨他的遭际，却少有人懂他、爱他本人。狂人离世一百多年后，杨大鲁来到他身边，坐在他脚前、伏在他膝头，乐意和他一起骑车、住院、狂欢，一起画画、播种甚至自杀。在《吃土豆的人》里，杨大鲁把主人公换成了凡·高、死神和自己。正如画中所示，生活本身，尤其艺术之路很可能要面对饥饿、孤独与死亡。这些，许多年前父亲就告诉过杨大鲁了。
1986年，杨大鲁被山东艺术学院破格录取。有趣的是，老师后来拿来了杨大鲁中专时的速写让他临摹。直到现在，杨大鲁扎实的速写功底依然为人称道，只是当初父亲带他去火车站，让他画不完50张不许回家时，他也曾非常抵触。“父亲说，画画要付上代价，更要耐得住贫困和寂寞。”
父辈的话，少年人当时未能领悟。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杨大鲁所付的代价已不仅是那每天的50张速写，不仅是虽然专业拔尖却连年“攻坚”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院）而不得的遗憾，以及大学时期翻窗夜画的辛劳，与他相伴的还有后来23年远居鼓浪屿的隔离感，连语言功能都几近退化，每每一个人带酒雇船出行后大醉方归的孤独。这孤独囚禁了他，也养育了他；压榨着他，也垂炼了他。
55岁的杨大鲁坐在山东美术馆的咖啡厅里，不喝咖啡，偶饮白茶，一双单纯的大眼几乎眨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人，不躲闪也不逼视，表明他和岁月之间纯属经过，并未沾染。配上天生的卷发，杨大鲁像极了他的另一位“老友”埃贡·席勒。
杨大鲁有一张照片经常在画册上使用，故意摆出一副很不服、很厉害的样子，了解他的人看了会笑，因为真人版的他温文尔雅、轻声慢语，饭都吃得少。其实杨大鲁觉得自己蛮分裂的，冰与火都是他。
熟识杨大鲁的人，常常津津乐道于他放弃山东艺术学院本科、连续五年考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总是专业第一而未被录取这件事，因为他英语不行。最后一次本来已十拿九稳，却又阴差阳错。杨大鲁永远忘不了考前那一夜的狂欢以及第二天命运的痛击——在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的地下室里，他睡过头了，错过了入场时间。
细细梳理，每一个始料未及都顺理成章，杨大鲁就在各种各样的意外转折中被打磨成了精金美玉，他越发努力，也越发安静，因为心存感恩。
“到现在我都没有到中央美术学院上过学，教书的时候也曾争取去进修，但是没有成功。”“不遗憾。这只是一个情结，年轻时总想去最好的艺术院校。其实我现在反而画出了自己。”
1980年，他的中国画《新犊》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这件喜事后来被杨大鲁论断为“侥幸”。在展览中，观众都驻足罗中立的《父亲》前面，而杨大鲁上下跑了好几遍，才在一根柱子后面找到自己的画，“太平淡了，缺乏内涵，缺乏冲击力”。大受刺激的杨大鲁从此立下志向：“要么不画，要么就付上代价好好画，画外的东西更重要。”杨大鲁坦承自己在艺术上是走极端的，追求用线表达强烈的情绪。“要么哭，要么笑。”这个人沉静的面孔下有颗狂野的心。有的人之所以沉静，是因为能量都找到了适合的出口，杨大鲁的油画里，有他岩浆般炽热的灵魂，奔跑、呼喊、十字架……每一个符号都是我们身上的一枚碎片，某日碎片合一，人就立在了那里。
杨大鲁深受西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希望穿过外形直透灵魂，而扎实的写实功底让他在驾驭画面时更加游刃有余。在艺术氛围浓郁的山东艺术学院，他如鱼得水。“我们和现在的很多艺考生不一样，我们是出于真心的热爱，不是被父母逼迫，也不是找跳板、寻出路。”那时校领导明令教学楼晚上要锁好，并派人把守，防止有些学生夜里进去通宵画画而太过劳累，“杨大鲁们”选择了翻窗而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艺术生，他们曾经共度了一段多么难忘的追梦时光。
在最初苦攻速写时，曾经有人管杨大鲁叫“杨采尔”，因为他模仿门采尔达到了十分相似的地步。后来他转换绘画语言，又完成了与席勒的不谋而和。广州美术学院的范博先生曾把杨大鲁和席勒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然而“太像了”这件事让杨大鲁有些不舒服，他在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教学时，也更多地鼓励学生追求个性——艺术不是克隆，你和我不一样。“如果一个学生很像我，那我就太失败了。”杨大鲁说。
杨大鲁上学时没有学过油画，所以更能天马行空、不受约束。其实之前，西方艺术的种子已深埋心中，所以他既有储存，又有眼界。既有基础，又有自由，抬笔就画。他的第一幅油画画在了包装布上，第二块画布是拼起来的旧窗帘，绷在一个大窗框上，没想到作品入选了中国首届油画学会展，这事儿连他自己都震惊。和《新犊》的待遇不同，这幅《大辫子》摆在展厅里第二好的位置上。《大辫子》是对一个淳朴时代的缅怀，“我的姐姐就扎这样的辫子，现在看不到了。”
从1994年到2014年，杨大鲁的油画和漆画作品先后入选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有时甚至三幅作品同时入选，其他国家级重大展事他也从未间断地参加着。
2007年春节刚过，一次煤气闪爆点燃了杨大鲁的居所，门窗震碎、物品熔化，他的头发瞬间被烧光，但他没有立即逃走，只顾用手扑打油画上的火焰，试图挽救“孩子们”的性命。如今，头发已恢复茂盛，手上的伤痕依然清晰，有些幸存的作品被美术馆收藏，上面还带着烧灼的痕迹。也就在那时，他开始在画中与凡·高同行，创作了《病友》等一系列作品——爱凡·高，也出于慰藉同病的自己。
“我们现在已经不同于凡·高的时代了，我很想把他所没有的都给他。”《欢乐挽歌》就这样诞生了，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凡·高被女人簇拥，杨大鲁甘愿给他提着鞋和衣服。事情发生在傍晚的田野，类似电影《苔丝》中的场景。杨大鲁在画中的一回首令人吃惊——他的目光很复杂，他和凡·高真的都满足了吗？
他还给凡·高操办了婚礼，轿中的新娘竟然怀抱小孩。凡·高穿着陕北农民的衣服，胸带红花，斜倚花轿，偷偷地看着自己的良人。“他已经很满足了”，杨大鲁说。
他把毕加索、凡·高、席勒、达利这帮疯疯癫癫的画家——当然还有他自己，放在凡·高的《囚徒》里。社会往往禁锢艺术家，但心不是囚徒，杨大鲁向往蒙克的那种呐喊，像《铁皮鼓》中奥斯卡一样呐喊，喊碎这个世界，喊醒沉睡的灵魂。在人海中，在黑夜里，在空无一人的旷野上，我们听见自己喊痛、喊饿、喊一息尚存的快乐，我们展示伤痛，从此不再惧怕伤痛。
《病友之二》是楊大鲁很重要的代表作：割耳后的凡·高和烧伤的他同处一病室，疗伤的药液是调色油。手枪和子弹散落一床，凡·高怀抱象征死亡的骷髅笔筒，他们各怀心事，却有一种同生同死的悲怆，仿佛一切都很阴郁。但是何不看看两床之间，向日葵正盛开呢。
如今的杨大鲁，已经从福州大学回到山东美术馆。看他的中国画，人们很容易怀疑：这和那个画油画的是同一个人吗？就像画家梁文博所说，他把小时候干的坏事儿都坦白了。往事不可追，初心莫相忘，用油画哭，用中国画笑，一生哪怕再困窘，至少还有许多欢乐可翻阅。凡·高、席勒、门采尔、德加在这里和中国民俗相见欢，油画、中国画合为一体，就是一个完整的杨大鲁。
我在采访时数次忍泪，事实上，杨大鲁先生并未提及任何与悲伤有关的事。他只是指着那幅《欢乐挽歌》轻轻地说：“我送给他一堆女人，我在后面给他提着鞋，拿着衣服。”全世界都在讨论凡·高的价值，赞叹他的色彩、感慨他的遭际，却少有人懂他、爱他本人。狂人离世一百多年后，杨大鲁来到他身边，坐在他脚前、伏在他膝头，乐意和他一起骑车、住院、狂欢，一起画画、播种甚至自杀。在《吃土豆的人》里，杨大鲁把主人公换成了凡·高、死神和自己。正如画中所示，生活本身，尤其艺术之路很可能要面对饥饿、孤独与死亡。这些，许多年前父亲就告诉过杨大鲁了。
1986年，杨大鲁被山东艺术学院破格录取。有趣的是，老师后来拿来了杨大鲁中专时的速写让他临摹。直到现在，杨大鲁扎实的速写功底依然为人称道，只是当初父亲带他去火车站，让他画不完50张不许回家时，他也曾非常抵触。“父亲说，画画要付上代价，更要耐得住贫困和寂寞。”
父辈的话，少年人当时未能领悟。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杨大鲁所付的代价已不仅是那每天的50张速写，不仅是虽然专业拔尖却连年“攻坚”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院）而不得的遗憾，以及大学时期翻窗夜画的辛劳，与他相伴的还有后来23年远居鼓浪屿的隔离感，连语言功能都几近退化，每每一个人带酒雇船出行后大醉方归的孤独。这孤独囚禁了他，也养育了他；压榨着他，也垂炼了他。
55岁的杨大鲁坐在山东美术馆的咖啡厅里，不喝咖啡，偶饮白茶，一双单纯的大眼几乎眨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人，不躲闪也不逼视，表明他和岁月之间纯属经过，并未沾染。配上天生的卷发，杨大鲁像极了他的另一位“老友”埃贡·席勒。
杨大鲁有一张照片经常在画册上使用，故意摆出一副很不服、很厉害的样子，了解他的人看了会笑，因为真人版的他温文尔雅、轻声慢语，饭都吃得少。其实杨大鲁觉得自己蛮分裂的，冰与火都是他。
熟识杨大鲁的人，常常津津乐道于他放弃山东艺术学院本科、连续五年考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总是专业第一而未被录取这件事，因为他英语不行。最后一次本来已十拿九稳，却又阴差阳错。杨大鲁永远忘不了考前那一夜的狂欢以及第二天命运的痛击——在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的地下室里，他睡过头了，错过了入场时间。
细细梳理，每一个始料未及都顺理成章，杨大鲁就在各种各样的意外转折中被打磨成了精金美玉，他越发努力，也越发安静，因为心存感恩。
“到现在我都没有到中央美术学院上过学，教书的时候也曾争取去进修，但是没有成功。”“不遗憾。这只是一个情结，年轻时总想去最好的艺术院校。其实我现在反而画出了自己。”
1980年，他的中国画《新犊》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这件喜事后来被杨大鲁论断为“侥幸”。在展览中，观众都驻足罗中立的《父亲》前面，而杨大鲁上下跑了好几遍，才在一根柱子后面找到自己的画，“太平淡了，缺乏内涵，缺乏冲击力”。大受刺激的杨大鲁从此立下志向：“要么不画，要么就付上代价好好画，画外的东西更重要。”杨大鲁坦承自己在艺术上是走极端的，追求用线表达强烈的情绪。“要么哭，要么笑。”这个人沉静的面孔下有颗狂野的心。有的人之所以沉静，是因为能量都找到了适合的出口，杨大鲁的油画里，有他岩浆般炽热的灵魂，奔跑、呼喊、十字架……每一个符号都是我们身上的一枚碎片，某日碎片合一，人就立在了那里。
杨大鲁深受西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希望穿过外形直透灵魂，而扎实的写实功底让他在驾驭画面时更加游刃有余。在艺术氛围浓郁的山东艺术学院，他如鱼得水。“我们和现在的很多艺考生不一样，我们是出于真心的热爱，不是被父母逼迫，也不是找跳板、寻出路。”那时校领导明令教学楼晚上要锁好，并派人把守，防止有些学生夜里进去通宵画画而太过劳累，“杨大鲁们”选择了翻窗而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艺术生，他们曾经共度了一段多么难忘的追梦时光。
在最初苦攻速写时，曾经有人管杨大鲁叫“杨采尔”，因为他模仿门采尔达到了十分相似的地步。后来他转换绘画语言，又完成了与席勒的不谋而和。广州美术学院的范博先生曾把杨大鲁和席勒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然而“太像了”这件事让杨大鲁有些不舒服，他在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教学时，也更多地鼓励学生追求个性——艺术不是克隆，你和我不一样。“如果一个学生很像我，那我就太失败了。”杨大鲁说。
杨大鲁上学时没有学过油画，所以更能天马行空、不受约束。其实之前，西方艺术的种子已深埋心中，所以他既有储存，又有眼界。既有基础，又有自由，抬笔就画。他的第一幅油画画在了包装布上，第二块画布是拼起来的旧窗帘，绷在一个大窗框上，没想到作品入选了中国首届油画学会展，这事儿连他自己都震惊。和《新犊》的待遇不同，这幅《大辫子》摆在展厅里第二好的位置上。《大辫子》是对一个淳朴时代的缅怀，“我的姐姐就扎这样的辫子，现在看不到了。”
从1994年到2014年，杨大鲁的油画和漆画作品先后入选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有时甚至三幅作品同时入选，其他国家级重大展事他也从未间断地参加着。
2007年春节刚过，一次煤气闪爆点燃了杨大鲁的居所，门窗震碎、物品熔化，他的头发瞬间被烧光，但他没有立即逃走，只顾用手扑打油画上的火焰，试图挽救“孩子们”的性命。如今，头发已恢复茂盛，手上的伤痕依然清晰，有些幸存的作品被美术馆收藏，上面还带着烧灼的痕迹。也就在那时，他开始在画中与凡·高同行，创作了《病友》等一系列作品——爱凡·高，也出于慰藉同病的自己。
“我们现在已经不同于凡·高的时代了，我很想把他所没有的都给他。”《欢乐挽歌》就这样诞生了，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凡·高被女人簇拥，杨大鲁甘愿给他提着鞋和衣服。事情发生在傍晚的田野，类似电影《苔丝》中的场景。杨大鲁在画中的一回首令人吃惊——他的目光很复杂，他和凡·高真的都满足了吗？
他还给凡·高操办了婚礼，轿中的新娘竟然怀抱小孩。凡·高穿着陕北农民的衣服，胸带红花，斜倚花轿，偷偷地看着自己的良人。“他已经很满足了”，杨大鲁说。
他把毕加索、凡·高、席勒、达利这帮疯疯癫癫的画家——当然还有他自己，放在凡·高的《囚徒》里。社会往往禁锢艺术家，但心不是囚徒，杨大鲁向往蒙克的那种呐喊，像《铁皮鼓》中奥斯卡一样呐喊，喊碎这个世界，喊醒沉睡的灵魂。在人海中，在黑夜里，在空无一人的旷野上，我们听见自己喊痛、喊饿、喊一息尚存的快乐，我们展示伤痛，从此不再惧怕伤痛。
《病友之二》是楊大鲁很重要的代表作：割耳后的凡·高和烧伤的他同处一病室，疗伤的药液是调色油。手枪和子弹散落一床，凡·高怀抱象征死亡的骷髅笔筒，他们各怀心事，却有一种同生同死的悲怆，仿佛一切都很阴郁。但是何不看看两床之间，向日葵正盛开呢。
如今的杨大鲁，已经从福州大学回到山东美术馆。看他的中国画，人们很容易怀疑：这和那个画油画的是同一个人吗？就像画家梁文博所说，他把小时候干的坏事儿都坦白了。往事不可追，初心莫相忘，用油画哭，用中国画笑，一生哪怕再困窘，至少还有许多欢乐可翻阅。凡·高、席勒、门采尔、德加在这里和中国民俗相见欢，油画、中国画合为一体，就是一个完整的杨大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