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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想写写李平心的，五六年前写过一篇，不过没展开来写。真要展开来写是很难的。因为历史是曲折的，是按否定之否定律运动的。上下左右涉及的人太多。人又是很复杂的，做好事的人也做过不好的事，做过坏事的人也并不全做坏事。说好人除了做好事还是做好事，容易写；说坏人净做坏事，没做过一件好事，也容易写。就是说好人做过不好的事，最难。难一点也就算了，有的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不是吗？如今有多少宇航员活跃在青云之上，可是“为尊者讳”的毛病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说实在的，李平心以及同李平心有瓜葛的人，无不有二重性，因此都有难写的地方。既然答应写了，就只能秉笔直书了。不过“直”中还得有点“曲”，对有些人的名字就不提了，敬请读者原谅。
李平心(1907-1966)，江西南昌人，原本不叫李平心，仅从其可考的作品来算，他就用过循钺、圣悦、青之、李鼎声、邵翰齐等好几个笔名。据曾在生活书店当过编辑的艾寒松老人回忆，1931年底到1932年初李平心用“赵一萍”的笔名为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写文章，经过数次修改后方才刊出。邹韬奋见他耐心，不怕修改，平心静气，便给他取名“平心”。
可是，在我看来，李平心乃性情中人，或者说是一位洋溢着学术激情的人。他平心不静气。他在理论上有才气，豪气，甚至还有点牛气，但在政治运动面前却有时又显得稚气；在学术辩论中有浩然之气，但也会不时地流露出迂气，傻气；他遇到挫折能忍气，憋气，但在私下里也有冤气，在别人不为他伸张正义时，他会有怨气；他在敌人的电刑面前十分有骨气，但是对来自于自己人的不断加压时又会垂头丧气，要不，他在建国后怎么会自杀两次呢？
百批不倒的李平心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批判他的会议上
1960年3月底，在我交出本科毕业论文，用一首表示“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打油诗填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以后，就被突然宣布“留校”，留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4月下旬，接到参与批判李平心“唯生产力论”的任务。于是，找来1959年和1960年李平心所写的《论生产力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文章看，似懂非懂。接着，又在导师指引下借来“唯生产力论”者雅罗申科和波格丹诺夫的书，对照着看，也是半懂半不懂。几天后，学习室主任庞季云要我和顾伟如（20世纪80年代为上海财大教授）到南昌路科学会堂参加上海市社联召开的批判李平心“唯生产力论”的一个会议。
5月13日，上海社联举行生产力性质问题的讨论会，对李平心提出的“生产力二重性”、“生产力自己增殖”等论点展开讨论，有关理论者70余人参加。我们几乎都不认识。年龄最小、水平最低的就是我和顾伟如了。会上都发了言，独有我与顾没说一句话。大家发言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李对每个发言都有回应，都有反驳。反驳措词最尖锐的是对市委党校王先生的反批评。因为年轻气盛的王先生有把李平心往修正主义那边推的意思，激怒了李。李说：“小同志啊！你马克思主义没学好，你把马克思的话理解反了。马克思的原意是……你回去再好好学习。”与会者听了，有的微微点头，有的微微一笑。没有一个人为王先生帮腔。我虽不知道究竟，可从大家表情上判断，可能是王错了。
批判会开到中午12点了，还很热烈。李平心也表示有话要说。他对大家的批评一点也不接受。于是，主持人提出：下午继续开会。与会者便到食堂排队买饭。我和顾伟如是被派来参加上午会议的，无权自行决定下午继续参会。刚毕业的学生最听话，也最守规矩。顾伟如对我说：“今天的会蛮有意思。是不是打个电话回去请假，下午留下来接着开？”就在我尚未回答时，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对顾伟如说：“小妹妹！上午的会很有意思是吧？下午留下来吧！”我俩回头一看，说这话的不就是那个正在挨批的李平心吗？我们朝他笑了笑，便伸手端饭去了。吃饭时，我仔细端详李平心理直气壮的样子，打心底里佩服。有句名人名言叫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他李平心如此“所向披靡”，是不是因为他“抓住真理”了呢？可是，又一想，我这是不是右倾呢？因为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两年（反右延续到1958年），心有余悸啊！
对李平心的批判始于1959年。别人越是批他，他越是反批评。到1960年8月，他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十七篇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再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原理，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表现在生产关系性质上，还表现在生产力的性质上。他认为：假如我们只是注重到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而忘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变化规律，忘记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性质的矛盾与联结，那就会走上另一个错误的极端。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社会生产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发展因素，除了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运动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动力。他强调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在一定限度内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性质外，同时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与自己的运动。他自信：那种以为生产力完全受生产关系规定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半个世纪过去，今天可以明确地说了：当年李平心反批评的恢宏气势足以压倒批评。这一点，上面也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曾考虑不再同李平心纠缠下去了，有组织地撰写三篇说服力强的重头文章：一篇由上海社科院承担，一篇由复旦大学承担，一篇由市社联承担。三篇文章发表后，批判告一段落。可是，后来没有一篇发表出来。由市社联大秀才执笔的那篇，初稿都印出来征求过意见，记得是用米黄色的纸印的。为什么都没发表呢？这，轮不到我这号人知道。可是思想的野马还是会乱跑的。批李这么重要的会，室主任庞季云（庞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兼国际所副所长、学习室主任。在于光远任中宣部理论处长时，庞是副处长）他自己为什么不参加，而要我和顾去滥竽充数呢？我实在不敢深究。很久很久以后听说，对批“唯生产力论”问题，在领导层中也有不赞成的。另类的意见认为，充分注重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有其积极的一面，可是，如果把生产关系的作用讲过了头，变成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脱离生产力，那也会对生产力带来破坏。事实上，农村吃不饱的情况这时已经蔓延到了城市。是不是生产关系跑得太快了，已经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觉悟水平呢？正确答案可能在李平心手里。于是，上海一位曾任中央山东分局委员的理论家向他的老领导、主管全国理论工作的那个人直接反映了批李平心的情况，经主管全国理论的那个人同意，批李的事戛然而止。事情就是那么奇怪，那个在这之前和之后都做过错事的主管全国理论工作的人，成全了李平心这件大好事。
作为孤家寡人的李平心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又像过去一样，跑书店，跑图书馆，在床头写卡片，在马桶上留卡片。别人的卡片是抄摘他人观点的，他李平心却是把自己的突发奇想记录在卡片上。他床头、窗台上都有卡片，到他想收卡片的时候，集零为整，就是一篇大文章。点点滴滴的火星就燃成熊熊烈火。
一打就倒的李平心
——“文革”一开始他就自杀
李平心的好景不长。他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他即使不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也是第一批自杀的人之一。
因为我住在高安路19号，市社联在高安路61号。社联里既有教过我的老师，又有一位我的大学同学。这位大学同学还同李平心是亲戚，因此我在李平心自杀后的第二天就听到了他的噩耗。这简直是五雷轰顶，我实在是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在批他生产力论时，他那么坚强，怎么突然经不起打击了呢？后来知道，这是我不涉世事，不知深浅。
在当时的批判会上，大标语里必有这样一句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像李平心这样重信仰的人能投降吗？当然不能！不投降，剩下的只有“灭亡”了。像李平心那样刚强的人，能不顽抗到底吗？如果顽抗到底，除了“死路一条”，还能有什么呢？也许还有个“周旋”啦什么的，可李平心这种书卷气十足的文人，既不会两面三刀，又不会八面玲珑，更不会趋炎附势，那怎么办呢？
过去说自杀是“背叛”，现在称自杀是“脆弱”。殊不知，自杀的缘由还有个与外界压力成正比的函数关系。即使是钢铁战士，在自己人的特大压力下，说不定也会走上绝路的。李平心在“文革”之初所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想象的。他的压力，在时间上有四个“早”，在强度上有五个“大”。
第一，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前，姚文元等人在1966年4月就给李平心扣上了“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这比4月16日《北京日报》的“批三家村”还要早几天。原因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引起李平心的反驳。从1966年初起，他通过学术座谈会和报刊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漫谈清官》(1966年1月20日)，《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1966年2月3日)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1966年3月31日)等文中，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清官”应兼顾历史科学和政治两条标准。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如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将一切为剥削阶级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一概抹杀”，甚至“犯‘左’倾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直斥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在姚文元用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序幕时，连发三篇批姚的，平心可能是国内唯一。平心这些闪耀着科学理性光芒的言论，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大为恼怒。姚文元不仅自己披挂上阵，写了《欢迎“破门而出”》，攻击李平心，还指使手下的人，以“康立”、“伍丁”等笔名于4月间在《文汇报》接连抛出《平心先生对谁发火》、《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章，视李平心为敌人了。严酷的现实，使平心既感困惑，又觉痛心，他曾忧愤地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不幸被平心言中了。在继续下去的“文革”中有多少“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今天整人者，明天被人整。岂止是今天、明天！我都多次目睹过整人的发言刚结束，马上就被人整的场景。包括“五一六通知”的制订者又何尝不是被人用“五一六通知”当棍子把他打倒。
第二，早在1966年4月，华东师大党委就在上级的授意下，从文科各系抽掉了不少教师、学生，秘密成立了批判李平心小组。其任务主要是收集李平心的著作、文章，整理问题，准备“炮弹”，射向李平心。
第三，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标志着对史学界的冲击势头进一步加剧。作为史学界领头人的李平心自然是在劫难逃。
第四个“早”，是早在6月10日上海市委便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市委领导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根据市委集体决定，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点了8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其中包括李平心、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和周谷城、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电影界的瞿白音和文艺界的王西彦。自点名后，他们8个人中就有好几位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士可杀而不可辱”，刚烈的李平心能忍受住“辱”吗？
李平心除了四个“批得早”，还有五个“压力特别大”。
一、市委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就在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在题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的社论中指出：“李平心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挨批的人和事从前不是没有过，可登上“社论”这一级的怕是不多。这是多少吨的压力啊！
二、学生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在华东师大校园里，贴出了针对李平心的一万多张大字报。大字报数量之多，为8个被点名批判人的前几名。6月14日，李平心自杀前一天，有一位同学在李平心门上贴了一幅漫画，意思是李在负隅顽抗，要对他斗争到底。学生是老师的命根子。学生出来，那么多学生出来打压老师，尽管学生是奉命而来，给老师的压力也是不小的。
三、朋友给他的压力大。李平心的学习秘书曾跑去告诉李平心的老朋友、市委的一位部长，说李平心有轻生的念头，希望部长注意。不知道部长是不肯帮忙，还是政治艺术地推托，说：“党的政策是打倒了以后还要给出路，李平心大概不至于自杀。”人一倒楣，鬼也不上门，形势严峻到了如此地步。
四、亲人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当李平心的学术秘书发觉李平心神色不对，劝李平心的前妻、参加过南昌起义的、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去安慰安慰李平心时，他前妻说：“李平心是华东师大的一面黑旗，我怎么能帮他的忙？假如华东师大组织上要我去斗争李平心的话，我要和他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李平心与他的元配是1928年在春野书店相识并结婚的。李平心曾有对不起元配的地方，50年代提出同元配离婚。元配坚决不同意，拖了好几年。后来他元配看李平心在政治上每况愈下，才勉强同意离婚的，元配与平心风雨同舟二十多年，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可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面前，她也不肯伸出援助之手。还有他儿子，也曾迫于政治需要，写材料揭发过李平心，并因此而受到上面的表扬。凡此种种，使得李平心心碎了，绝望了。
五、情人的遭遇给他的压力特别大。李平心在香港有个情人，困难时期给李寄过吃的、穿的、用的，还寄过写文章的稿纸。此时，有人指其为“国际间谍”。情人是间谍，那李平心算什么？这还用说嘛！李平心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压下，李平心选择了用煤气自杀。死前李平心留了几封遗书，解释了自己不是托派，还表示要把留下来的四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学校。在写给儿子的信里，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心。李平心留了六部书给儿子（俄文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大部头），还给秘书留了三部。每部书都写明估价，并说明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变卖。平心有善心，平心死了心。平心本不该选择自杀，可是他笃信欧阳修“士有死不失义”。他把践行“不失义”放在了第一位。
李平心自杀后，儿子既不敢、也不肯回来料理后事。他给党委写信说：“我相信党会妥善处理一切后事。他的手稿、书籍、信件、物品全部交给党。”“文革”的政治形势决定：李平心死了也不能让他安宁。自杀当天，全校召开了李平心批判大会。几天之后，《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同时发表了批李的长篇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给李平心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漏网资产阶级大右派”，“修正主义应声虫”，“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几顶大帽子。
“李平心现象”引发的思考
一、人生之路不可能不是曲折的，可是，能不能少一点，从“九曲十八弯”变成“三曲十二弯”呢？无疑是可以的。即使办不到，那“曲”、那“弯”的幅度能不能小一点呢？我想那是必须办到的，万万不忽而为友，忽而为敌。树敌过多只能是孤立自己。认为周围很多的人在180度大转弯，说不定是自己脑筋不转弯，或者自己在“向左转弯”。
二、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在政治斗争中是不是也可以讲点人性论呢？甚至是，斗争越残酷越要讲究人性、人道。不要在“神”不上门时，也不许“小鬼”上门。感情的慰藉，不论是亲情的慰藉还是友情的慰藉都会降低自杀率。自杀率高、精神病发病率高与社会文明度成反比。政治与感情有联系，也有区别。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
三、误会、冤枉古今中外都有，可是，只要注重调查、冷静分析，误会、冤枉就会减少。不能不容许领导“不惮于恶意来揣测人”，可是，事情是复杂的，当头的也得从“无罪推定”角度去想一想。“听到风就是雨”，是当领导的大忌，是“左派幼稚病”。
四、“从众心理”人皆有之，要不，平心怎么会吃一万多张大字报。可是，我敢说，当时除了历史系学生，不会有多少学生读过平心的书，甚至也没有见过李平心的面，那怎么能知道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遇事也要有点逆向思考。群众运动是好，导向有偏差的群众运动就不好，如果是“运动群众”那就更不好。不要把“从众心理”扭曲成“从‘上’心理”。陈云讲：“不唯上”。
（注：原文篇幅较长，第三部分“是‘反动’还是‘进步’？——从李平心的年表看他的一生”未刊用。）
（作者为社会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李平心(1907-1966)，江西南昌人，原本不叫李平心，仅从其可考的作品来算，他就用过循钺、圣悦、青之、李鼎声、邵翰齐等好几个笔名。据曾在生活书店当过编辑的艾寒松老人回忆，1931年底到1932年初李平心用“赵一萍”的笔名为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写文章，经过数次修改后方才刊出。邹韬奋见他耐心，不怕修改，平心静气，便给他取名“平心”。
可是，在我看来，李平心乃性情中人，或者说是一位洋溢着学术激情的人。他平心不静气。他在理论上有才气，豪气，甚至还有点牛气，但在政治运动面前却有时又显得稚气；在学术辩论中有浩然之气，但也会不时地流露出迂气，傻气；他遇到挫折能忍气，憋气，但在私下里也有冤气，在别人不为他伸张正义时，他会有怨气；他在敌人的电刑面前十分有骨气，但是对来自于自己人的不断加压时又会垂头丧气，要不，他在建国后怎么会自杀两次呢？
百批不倒的李平心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批判他的会议上
1960年3月底，在我交出本科毕业论文，用一首表示“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打油诗填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以后，就被突然宣布“留校”，留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4月下旬，接到参与批判李平心“唯生产力论”的任务。于是，找来1959年和1960年李平心所写的《论生产力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文章看，似懂非懂。接着，又在导师指引下借来“唯生产力论”者雅罗申科和波格丹诺夫的书，对照着看，也是半懂半不懂。几天后，学习室主任庞季云要我和顾伟如（20世纪80年代为上海财大教授）到南昌路科学会堂参加上海市社联召开的批判李平心“唯生产力论”的一个会议。
5月13日，上海社联举行生产力性质问题的讨论会，对李平心提出的“生产力二重性”、“生产力自己增殖”等论点展开讨论，有关理论者70余人参加。我们几乎都不认识。年龄最小、水平最低的就是我和顾伟如了。会上都发了言，独有我与顾没说一句话。大家发言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李对每个发言都有回应，都有反驳。反驳措词最尖锐的是对市委党校王先生的反批评。因为年轻气盛的王先生有把李平心往修正主义那边推的意思，激怒了李。李说：“小同志啊！你马克思主义没学好，你把马克思的话理解反了。马克思的原意是……你回去再好好学习。”与会者听了，有的微微点头，有的微微一笑。没有一个人为王先生帮腔。我虽不知道究竟，可从大家表情上判断，可能是王错了。
批判会开到中午12点了，还很热烈。李平心也表示有话要说。他对大家的批评一点也不接受。于是，主持人提出：下午继续开会。与会者便到食堂排队买饭。我和顾伟如是被派来参加上午会议的，无权自行决定下午继续参会。刚毕业的学生最听话，也最守规矩。顾伟如对我说：“今天的会蛮有意思。是不是打个电话回去请假，下午留下来接着开？”就在我尚未回答时，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对顾伟如说：“小妹妹！上午的会很有意思是吧？下午留下来吧！”我俩回头一看，说这话的不就是那个正在挨批的李平心吗？我们朝他笑了笑，便伸手端饭去了。吃饭时，我仔细端详李平心理直气壮的样子，打心底里佩服。有句名人名言叫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他李平心如此“所向披靡”，是不是因为他“抓住真理”了呢？可是，又一想，我这是不是右倾呢？因为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两年（反右延续到1958年），心有余悸啊！
对李平心的批判始于1959年。别人越是批他，他越是反批评。到1960年8月，他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十七篇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再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原理，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表现在生产关系性质上，还表现在生产力的性质上。他认为：假如我们只是注重到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而忘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变化规律，忘记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性质的矛盾与联结，那就会走上另一个错误的极端。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社会生产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发展因素，除了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运动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动力。他强调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在一定限度内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性质外，同时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与自己的运动。他自信：那种以为生产力完全受生产关系规定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半个世纪过去，今天可以明确地说了：当年李平心反批评的恢宏气势足以压倒批评。这一点，上面也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曾考虑不再同李平心纠缠下去了，有组织地撰写三篇说服力强的重头文章：一篇由上海社科院承担，一篇由复旦大学承担，一篇由市社联承担。三篇文章发表后，批判告一段落。可是，后来没有一篇发表出来。由市社联大秀才执笔的那篇，初稿都印出来征求过意见，记得是用米黄色的纸印的。为什么都没发表呢？这，轮不到我这号人知道。可是思想的野马还是会乱跑的。批李这么重要的会，室主任庞季云（庞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兼国际所副所长、学习室主任。在于光远任中宣部理论处长时，庞是副处长）他自己为什么不参加，而要我和顾去滥竽充数呢？我实在不敢深究。很久很久以后听说，对批“唯生产力论”问题，在领导层中也有不赞成的。另类的意见认为，充分注重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有其积极的一面，可是，如果把生产关系的作用讲过了头，变成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脱离生产力，那也会对生产力带来破坏。事实上，农村吃不饱的情况这时已经蔓延到了城市。是不是生产关系跑得太快了，已经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觉悟水平呢？正确答案可能在李平心手里。于是，上海一位曾任中央山东分局委员的理论家向他的老领导、主管全国理论工作的那个人直接反映了批李平心的情况，经主管全国理论的那个人同意，批李的事戛然而止。事情就是那么奇怪，那个在这之前和之后都做过错事的主管全国理论工作的人，成全了李平心这件大好事。
作为孤家寡人的李平心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又像过去一样，跑书店，跑图书馆，在床头写卡片，在马桶上留卡片。别人的卡片是抄摘他人观点的，他李平心却是把自己的突发奇想记录在卡片上。他床头、窗台上都有卡片，到他想收卡片的时候，集零为整，就是一篇大文章。点点滴滴的火星就燃成熊熊烈火。
一打就倒的李平心
——“文革”一开始他就自杀
李平心的好景不长。他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他即使不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也是第一批自杀的人之一。
因为我住在高安路19号，市社联在高安路61号。社联里既有教过我的老师，又有一位我的大学同学。这位大学同学还同李平心是亲戚，因此我在李平心自杀后的第二天就听到了他的噩耗。这简直是五雷轰顶，我实在是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在批他生产力论时，他那么坚强，怎么突然经不起打击了呢？后来知道，这是我不涉世事，不知深浅。
在当时的批判会上，大标语里必有这样一句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像李平心这样重信仰的人能投降吗？当然不能！不投降，剩下的只有“灭亡”了。像李平心那样刚强的人，能不顽抗到底吗？如果顽抗到底，除了“死路一条”，还能有什么呢？也许还有个“周旋”啦什么的，可李平心这种书卷气十足的文人，既不会两面三刀，又不会八面玲珑，更不会趋炎附势，那怎么办呢？
过去说自杀是“背叛”，现在称自杀是“脆弱”。殊不知，自杀的缘由还有个与外界压力成正比的函数关系。即使是钢铁战士，在自己人的特大压力下，说不定也会走上绝路的。李平心在“文革”之初所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想象的。他的压力，在时间上有四个“早”，在强度上有五个“大”。
第一，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前，姚文元等人在1966年4月就给李平心扣上了“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这比4月16日《北京日报》的“批三家村”还要早几天。原因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引起李平心的反驳。从1966年初起，他通过学术座谈会和报刊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漫谈清官》(1966年1月20日)，《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1966年2月3日)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1966年3月31日)等文中，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清官”应兼顾历史科学和政治两条标准。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如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将一切为剥削阶级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一概抹杀”，甚至“犯‘左’倾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直斥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在姚文元用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序幕时，连发三篇批姚的，平心可能是国内唯一。平心这些闪耀着科学理性光芒的言论，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大为恼怒。姚文元不仅自己披挂上阵，写了《欢迎“破门而出”》，攻击李平心，还指使手下的人，以“康立”、“伍丁”等笔名于4月间在《文汇报》接连抛出《平心先生对谁发火》、《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章，视李平心为敌人了。严酷的现实，使平心既感困惑，又觉痛心，他曾忧愤地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不幸被平心言中了。在继续下去的“文革”中有多少“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今天整人者，明天被人整。岂止是今天、明天！我都多次目睹过整人的发言刚结束，马上就被人整的场景。包括“五一六通知”的制订者又何尝不是被人用“五一六通知”当棍子把他打倒。
第二，早在1966年4月，华东师大党委就在上级的授意下，从文科各系抽掉了不少教师、学生，秘密成立了批判李平心小组。其任务主要是收集李平心的著作、文章，整理问题，准备“炮弹”，射向李平心。
第三，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标志着对史学界的冲击势头进一步加剧。作为史学界领头人的李平心自然是在劫难逃。
第四个“早”，是早在6月10日上海市委便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市委领导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根据市委集体决定，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点了8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其中包括李平心、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和周谷城、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电影界的瞿白音和文艺界的王西彦。自点名后，他们8个人中就有好几位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士可杀而不可辱”，刚烈的李平心能忍受住“辱”吗？
李平心除了四个“批得早”，还有五个“压力特别大”。
一、市委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就在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在题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的社论中指出：“李平心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挨批的人和事从前不是没有过，可登上“社论”这一级的怕是不多。这是多少吨的压力啊！
二、学生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在华东师大校园里，贴出了针对李平心的一万多张大字报。大字报数量之多，为8个被点名批判人的前几名。6月14日，李平心自杀前一天，有一位同学在李平心门上贴了一幅漫画，意思是李在负隅顽抗，要对他斗争到底。学生是老师的命根子。学生出来，那么多学生出来打压老师，尽管学生是奉命而来，给老师的压力也是不小的。
三、朋友给他的压力大。李平心的学习秘书曾跑去告诉李平心的老朋友、市委的一位部长，说李平心有轻生的念头，希望部长注意。不知道部长是不肯帮忙，还是政治艺术地推托，说：“党的政策是打倒了以后还要给出路，李平心大概不至于自杀。”人一倒楣，鬼也不上门，形势严峻到了如此地步。
四、亲人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当李平心的学术秘书发觉李平心神色不对，劝李平心的前妻、参加过南昌起义的、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去安慰安慰李平心时，他前妻说：“李平心是华东师大的一面黑旗，我怎么能帮他的忙？假如华东师大组织上要我去斗争李平心的话，我要和他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李平心与他的元配是1928年在春野书店相识并结婚的。李平心曾有对不起元配的地方，50年代提出同元配离婚。元配坚决不同意，拖了好几年。后来他元配看李平心在政治上每况愈下，才勉强同意离婚的，元配与平心风雨同舟二十多年，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可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面前，她也不肯伸出援助之手。还有他儿子，也曾迫于政治需要，写材料揭发过李平心，并因此而受到上面的表扬。凡此种种，使得李平心心碎了，绝望了。
五、情人的遭遇给他的压力特别大。李平心在香港有个情人，困难时期给李寄过吃的、穿的、用的，还寄过写文章的稿纸。此时，有人指其为“国际间谍”。情人是间谍，那李平心算什么？这还用说嘛！李平心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压下，李平心选择了用煤气自杀。死前李平心留了几封遗书，解释了自己不是托派，还表示要把留下来的四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学校。在写给儿子的信里，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心。李平心留了六部书给儿子（俄文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大部头），还给秘书留了三部。每部书都写明估价，并说明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变卖。平心有善心，平心死了心。平心本不该选择自杀，可是他笃信欧阳修“士有死不失义”。他把践行“不失义”放在了第一位。
李平心自杀后，儿子既不敢、也不肯回来料理后事。他给党委写信说：“我相信党会妥善处理一切后事。他的手稿、书籍、信件、物品全部交给党。”“文革”的政治形势决定：李平心死了也不能让他安宁。自杀当天，全校召开了李平心批判大会。几天之后，《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同时发表了批李的长篇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给李平心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漏网资产阶级大右派”，“修正主义应声虫”，“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几顶大帽子。
“李平心现象”引发的思考
一、人生之路不可能不是曲折的，可是，能不能少一点，从“九曲十八弯”变成“三曲十二弯”呢？无疑是可以的。即使办不到，那“曲”、那“弯”的幅度能不能小一点呢？我想那是必须办到的，万万不忽而为友，忽而为敌。树敌过多只能是孤立自己。认为周围很多的人在180度大转弯，说不定是自己脑筋不转弯，或者自己在“向左转弯”。
二、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在政治斗争中是不是也可以讲点人性论呢？甚至是，斗争越残酷越要讲究人性、人道。不要在“神”不上门时，也不许“小鬼”上门。感情的慰藉，不论是亲情的慰藉还是友情的慰藉都会降低自杀率。自杀率高、精神病发病率高与社会文明度成反比。政治与感情有联系，也有区别。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
三、误会、冤枉古今中外都有，可是，只要注重调查、冷静分析，误会、冤枉就会减少。不能不容许领导“不惮于恶意来揣测人”，可是，事情是复杂的，当头的也得从“无罪推定”角度去想一想。“听到风就是雨”，是当领导的大忌，是“左派幼稚病”。
四、“从众心理”人皆有之，要不，平心怎么会吃一万多张大字报。可是，我敢说，当时除了历史系学生，不会有多少学生读过平心的书，甚至也没有见过李平心的面，那怎么能知道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遇事也要有点逆向思考。群众运动是好，导向有偏差的群众运动就不好，如果是“运动群众”那就更不好。不要把“从众心理”扭曲成“从‘上’心理”。陈云讲：“不唯上”。
（注：原文篇幅较长，第三部分“是‘反动’还是‘进步’？——从李平心的年表看他的一生”未刊用。）
（作者为社会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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