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曾跟许多不同级别的首长同桌吃过饭，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跟开国少将李曼村在同一桌子吃饭的往事，却终生难忘。
　　那是1963年冬天，我们连队正在北京南苑机场参加建设一项国防工程。当时全军上下正在进行“反修”教育，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曼村少将带着牛荫西中校到我连队搞试点教育。当时47岁的李曼村将军穿着一件黄呢子大衣，他中等个头儿，圆脸庞，前额头有点儿谢顶，表情和蔼，讲起话来声音洪亮，还夹带着标准的胶东口音。他给我们作报告时一讲就是一个小时，不用讲稿，不坐椅子，身体站得笔直，边讲话边打手势表情很到位。我们全连干部战士150多人坐在下面听报告时鸦雀无声，个个都入了迷。
　　中午吃饭前，他跟我们连长、指导员因为是胶东同乡关系，便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介绍自己参加过各地战斗的经历。这时我才知道，李曼村将军原来是八路军一二〇师的一位英勇善战的团长，他在太行山区曾参加过百团大战，他带领的那个团打过很多大仗、恶仗。听了他讲述的简要战斗故事概括后，我对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更加肃然起敬。
　　连队中午开饭时，炊事班长和司务长把6盘菜一盆汤端到饭桌上时，李曼村首长一看，脸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问：“今天午饭的菜，班里的战士吃的菜是不是跟这菜一样？”这句话问得连长董勤春目瞪口呆，他只好小心翼翼地如实回答：“战士是一荤两素一汤，我们只是给首长多加了4个菜。”我看到这4盘菜，一盘红烧肉，一盘白菜炒肉丝，一盘炒鸡蛋，另一盘是红烧带鱼，总共加起来不超过20元。李曼村首长把手一挥说：“不行，全部端走，我要跟班里战士吃同样的菜，不能搞特殊化。”此时，指导员王建松十分尴尬，面带难色赶紧接过话茬说：“首长别生气，这是我的责任，我检讨。”这种场面端也不是，不端也不是，难以收场。这时，站在首长旁边的牛荫西老干事出来解围，他自掏腰包拿出20元钱放到饭桌上说：“这顿饭我请客。”李曼村首长看着牛干事这样做过意不去，也立即从口袋里拿出10元钱，递给牛干事说：“也算我一份。”牛干事叫司务长黄显章当场开了20元收据后这顿饭才开始吃。他们吃饭时，李曼村首长看到我躲在连部里屋不出来，对连长发话说：“叫文书也出来一同吃饭。”此时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他的旁边。这时他边吃边意味深长地说：“我军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因为官兵一致。在过去战争年代条件那么艰苦，我们的干部跟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化。现在虽然进入和平年代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我们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当时首长的一席话，我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写在日记本上，将军的这席话成了我以后在部队成长进步的座右铭。
　　1964年部队在修建成昆线时，我被提升为排长后，始终按照将军“官兵一致，能打胜仗”的教导，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不变。当时，我带领全排战士住在大渡河边的帐篷里，吃着玉米面和牛皮菜，每天跟战友在密不透风、阴暗潮湿的隧道里抱着风钻、光着膀子、吸着粉尘猛打炮眼，在6年里连续打通了乐山和西昌的3条隧道，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各项工程任务。
　　1971年，部队在修建襄渝铁路时，我身为连队指导员，按照上级的命令带领全连100多号人从陕西镇安林场出发，必须在3天之内赶到安康吕河驻地。我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徒步行军、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走完了210里山路。在行軍途中翻山越岭时，我还替战士扛机枪，替炊事员背行军锅。我们这次行军还受到了铁道兵总部通报表扬。
　　在修建青藏铁路时，我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住院治疗期间，我一想到在那高寒缺氧冰天雪地里奋战的战友就心中不忍，便从江苏常熟中医院里带着刚打上的石膏偷偷乘火车跑回青海连队驻地。白天，我坐在工地上指挥施工，晚上，坐在椅子上给连队战士讲政治课，我还亲自下炊事班抓伙食改善。全连战士看到我以身作则带病坚持工作，很受感动，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激发。那两年我连队先后被师部评为“全师施工优胜样板连队”和“全师卫生标兵连队”，为此团党委还给我记了三等功。
　　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仍不忘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在废品回收公司，我带头拖着板车到街上收废品；在炎热的夏天，我跟职工一起在马路上晒牛羊皮。我调到县政府机关任管理局长后，每次打扫卫生我都干在前面，不怕脏，不怕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李曼村将军的那句话：“官兵一致才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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