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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猖会》所叙之事非常简单：在出发参加一次期待已久的赛会之际，鲁迅被父亲要求背诵《鉴略》，原本兴致勃勃的一桩趣事由此而变得索然无味。不少论者认为这是鲁迅对封建制度提出反抗的呼喊，这种解释也成为了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五猖会》的主流释义。笔者认为，鲁迅在文章前半部分对赛会的描写并非闲笔，重新解读这部分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五猖会》；礼教；民俗；启蒙
作者简介：苏美华，暨南大学中文系2015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2
一、“回忆”的意义
《五猖会》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后收录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朝花夕拾》的创作从1926年2月开始，到11月结束。1927年7月，鲁迅在廣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1]，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收于集中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三篇散文便是在此时所作。
《朝花夕拾·小引》中记录了作者写作这本散文集时的心境。“目前是那么离奇，心里是那么芜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这是1927年5月的鲁迅，这时候的鲁迅刚刚编订完《野草》，而这《一觉》正是《野草》的最后一篇。《一觉》写于1926年4月10日，文章中，鲁迅有这样一段话：“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出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绪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对于这段话的理解，许多人用“梦醒之后还有路”来解释，试图对鲁迅的启蒙战斗精神加以强调。事实上，虽然鲁迅在文中明确地赞赏了青年人的反抗精神，然而，鲁迅对于这种反抗行为本身却是有着隐隐担忧的，“身外但有昏黄环绕”，黄昏之后呢？那便是无尽的长夜了。虽然有灯火接续着夕阳的光亮，但这微弱的光恐怕不足以抵挡无处不在的黑暗。但是鲁迅说自己向来是不主张把自己的绝望带给青年的，这一丝光亮是他留给青年也是留给他自己的一点信念。然而到了《朝花夕拾》，鲁迅却说“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如果说，一年以前的鲁迅仍对青年的战斗抱有一丝希望的话，这时的鲁迅则是对这种“战斗”和“启蒙”生出了十分的疑惑。如果说之前的“一觉”还能给他一点“是在人间活着的感受”，那么如今无聊的生活却让鲁迅生出“虽生之日，尤死之年”的感慨。
童年记忆便是在这些百无聊赖的时刻偶然闪烁。“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鲁迅曾坦言《朝花夕拾》的创作目的是“欲从纷扰中寻出宁静”“因为不愿想到目前，于是记忆便在心中出土了。”[2]可见，“记忆”是“目前”最有效的遮蔽物。通过回忆往事重新寻找生命的发源与意义，这种精神的“返乡”具有深刻内涵。
海德格尔说道：“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惟通过还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他还强调惟有离开家乡而历尽沧桑后重返故乡的诗人才能真正领悟故乡的意义。鲁迅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由“听将令”发文到重新审视这场“启蒙运动”的意义，在这时候，鲁迅选择重拾童年记忆，这种“精神”的还乡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逃避纷繁现实回到童年无忧的氛围之中，而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重新发现隐含在自己文化生命血脉之中的渊源。
二、《五猖会》——对民俗文化的再审视
《五猖会》是鲁迅在“流离中所作，地点是医院和木匠房”，与接下来的一篇《无常》情况大体相近，内容也具有连贯性，可将两篇作为一个整体对照分析。迎神赛会是鲁迅儿时家乡的民俗活动，“五猖会”是其中一大盛会。据鲁迅在后记所言，迎神赛会和做目连戏兼有祷祈和娱乐的功能。虽然这赛会在鲁迅看来已经大不如明人所记的繁盛，然而我们在《五猖会》和《无常》两篇中仍然可以一窥其时的乡民对于赛会的重视。我们细看文章，可以发现鲁迅对于民俗的深入思考，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批判。
迎神赛会的活动已经流传许久。根据鲁迅所记，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所描述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幼时的鲁迅也常常怀着希望，能看到比前次更繁盛些的赛会，然而结果却总是一个“差不多”。对于孩子们来说，比起背《鉴略》，赛会自然是有趣得多的。人到中年的鲁迅又是如何看待这存留在儿时记忆中的民俗的呢？鲁迅提到看《陶庵梦忆》所记载的赛会盛况，当时的人们不仅用十分隆重的办法祈祷，且还要扮《水浒》人物和故事，鲁迅问道：“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言语中流露出对于这种盛举消灭的惋惜之情。与明人记载的盛大赛会相比，鲁迅幼时的赛会已有衰落之像，妇孺不许看，士子不屑于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才会去看热闹，而“我”关于赛会的知识也多半是从这些人的叙述中得来。相比明朝时期令人“雅兴”大作的赛会，这时候的赛会作为一种旧俗已经失去了它被“士子”重视的地位，只有下层民众仍将其当做一种精神寄托。 士子们对于民俗的态度何以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五猖会》记载，当时县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一是“五猖庙”，其中所供奉之神像都与“礼教”相悖。
《聊斋志异》在卷十四《金姑父》中也记载了会稽梅姑祠。相传庙中所供奉梅姑原型为一马姓女子，自小便许配了婆家，但未及出嫁对方便暴毙身亡，这马姓女子坚决不再嫁，守节至三十岁亡故。族人及当地官府将其作为恪守封建礼教的典范上报并为其立祠塑像，以供世人效仿。不想，成神的梅姑却一反在世时的忠贞。一赶考书生路过梅姑庙，为梅姑的美貌所打动，于是为其作诗一首以示爱慕。当晚，书生于旅店暴毙身亡，与此同时马氏族人得到梅姑托梦，称其已将书生招为夫婿，并要求信众为书生立一塑像于梅姑像旁。马氏族长为保族人名声百般阻扰，结果族长与其家人相继得病，求医无果之下只得去梅姑庙立誓，以病愈换书生塑像。许愿不久，得病的馬氏族人纷纷痊愈，于是方圆百里乡人纷纷出资翻修梅姑庙，从此信众日多，香火繁盛。
鲁迅称此梅姑庙“特别”，是因为这梅姑神灵与“封建礼教”的格格不入。按照“礼教”的传统，女子遵从三从四德，贞烈守节才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也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在死后享受世人供奉和敬仰。梅姑在生前赢得了贞洁的美名，这美名的得来是由于封建世俗的强大压力抑或是出自梅姑本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死后的梅姑终于有了为自己的感情做主的客观自由。据传，到这梅姑庙里祈祷的信众多为青年男女，梅姑勇于为自己的爱情斗争的精神无疑感动了这些信众，神庙香火的鼎盛也来源于民众对于现世高压的封建礼教下的追求自由爱情的向往。在这种意义之下，梅姑庙自然是“碍于礼教”的，而“士子”的不屑也事出有因。
再看五猖庙。关于五猖庙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都认可人们修筑五猖庙的动机是为了祈求一方太平。据载，东关五猖庙始建于雍正年间，每年农历四月十五五猖庙会以及其他时节，为了祈求太平村民们循例在此演戏敬神娱神。所演之戏便是《无常》一篇所载的目连戏，无常便是戏中最令人关注的角色。庙中的五个神像及其太太并未按照“礼教”约束，谨遵“男女之大防”，按“士子”们的看法，这乡俗于“礼”不合，但其既长期流传，他们只得将其“另作别论”加以搪塞。这两座遭到“士子”鄙夷的庙却是乡民们的精神寄托，每年的赛会好比乡民们的短期狂欢，这种情形引起了鲁迅的思考。在《无常》中，这种思考更见清晰。无常是民间传说中的形象，他的可爱可亲在于理而情、鬼而人。无常的出场一扫之前剧情的阴霾，并使台下的观众“突然高兴而且紧张起来”：无常在台上的夸张滑稽的表演使他拉近了与台下观众的时空距离，他的七情六欲说明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同时他的刚正不阿的品格又满足了观众惩奸除恶的民间理想，使观众暂时超离了处身的黑暗痛苦的现实世界。
将《五猖会》与《无常》两篇看作一个整体加以观照，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所谓的“礼教”中不能兼顾人情的“公理”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带来的不是全面的“反礼教”。一方面，鲁迅反对“礼教”中压抑人性的夫权与父权，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对于这种包含着底层民众的心愿与精神寄托的民俗形式表示了理解，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礼教”二字成为一个可疑的对象，鲁迅在文章中着意提到梅姑庙与五猖庙的“于礼不合”，然而，这在“士子”“君子”眼中的“礼”站在了“蒙昧”的乡民们的对立面，乡民们无权也无力表达自己精神的需求，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只能依靠庙里的塑像、赛会的狂欢来寄予内心对于公平正义的世界的期盼。当现实世界的话语空间遭到无限挤压，这种精神的向往只能延伸到死后的世界，这是民众对于强大的“礼教”仅能做到的反抗。鲁迅作为新旧两个阵营的“中间物”，他不同于一般“君子”们一味鼓吹西化与启蒙，强烈的批判精神又使他能用锐利的眼光洞察被话语蒙蔽的真相。回到历史现场，许多已被认可的观念会被颠倒过来理解，从而使看似“不言自明”的地方反而成了重新思考的出发地。从旧经验中获取新认知，他比同时代的启蒙者看得更远更深刻。在“君子”们一味反对的“旧俗”之中，他发现了其中饱含了底层百姓无限的精神寄托，同时也蕴含着无限的民间智慧，现代化启蒙话语的渗透使得这些古老的传统被边缘化，被误解，“士子”们不再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他们试图斩断旧筋脉，以西方的血液来“重塑”民族的灵魂。鲁迅发现了这其中的矛盾所在，他甚至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去对“旧俗”进行了一番考究，并且用他自己的考究来对这些“士子”的无知嘲笑了一番。
“故乡的风景，对于寂寞时代的鲁迅，给予了丰富的粮食，给予了忍耐和超脱混迷的现状的力量。”[3]鲁迅在《五猖会》中所传达的正是这种对于故乡逝去的淳朴民俗的追溯与怀念，是对于底层民众的深沉凝视与理解，是对于虚伪现实之下被压抑的人性与正义的呼喊，也是对于高潮之中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颇有深意的追问。
注释：
[1]《三闲集·〈自选集〉自序》.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四版：第341页.
[3]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l版.
参考文献：
[1]陈建芳.《回忆的诗学：朝花夕拾的一种研究路向》，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5月.
[2]宋剑华.论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与回归[J].江汉论坛，2016，（第6期）.
[3]裘士雄.鲁迅笔下的东关五猖庙和梅姑庙[J].上海鲁迅研究，2013，（第3期）.
关键词：《五猖会》；礼教；民俗；启蒙
作者简介：苏美华，暨南大学中文系2015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2
一、“回忆”的意义
《五猖会》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后收录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朝花夕拾》的创作从1926年2月开始，到11月结束。1927年7月，鲁迅在廣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1]，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收于集中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三篇散文便是在此时所作。
《朝花夕拾·小引》中记录了作者写作这本散文集时的心境。“目前是那么离奇，心里是那么芜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这是1927年5月的鲁迅，这时候的鲁迅刚刚编订完《野草》，而这《一觉》正是《野草》的最后一篇。《一觉》写于1926年4月10日，文章中，鲁迅有这样一段话：“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出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绪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对于这段话的理解，许多人用“梦醒之后还有路”来解释，试图对鲁迅的启蒙战斗精神加以强调。事实上，虽然鲁迅在文中明确地赞赏了青年人的反抗精神，然而，鲁迅对于这种反抗行为本身却是有着隐隐担忧的，“身外但有昏黄环绕”，黄昏之后呢？那便是无尽的长夜了。虽然有灯火接续着夕阳的光亮，但这微弱的光恐怕不足以抵挡无处不在的黑暗。但是鲁迅说自己向来是不主张把自己的绝望带给青年的，这一丝光亮是他留给青年也是留给他自己的一点信念。然而到了《朝花夕拾》，鲁迅却说“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如果说，一年以前的鲁迅仍对青年的战斗抱有一丝希望的话，这时的鲁迅则是对这种“战斗”和“启蒙”生出了十分的疑惑。如果说之前的“一觉”还能给他一点“是在人间活着的感受”，那么如今无聊的生活却让鲁迅生出“虽生之日，尤死之年”的感慨。
童年记忆便是在这些百无聊赖的时刻偶然闪烁。“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鲁迅曾坦言《朝花夕拾》的创作目的是“欲从纷扰中寻出宁静”“因为不愿想到目前，于是记忆便在心中出土了。”[2]可见，“记忆”是“目前”最有效的遮蔽物。通过回忆往事重新寻找生命的发源与意义，这种精神的“返乡”具有深刻内涵。
海德格尔说道：“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惟通过还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他还强调惟有离开家乡而历尽沧桑后重返故乡的诗人才能真正领悟故乡的意义。鲁迅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由“听将令”发文到重新审视这场“启蒙运动”的意义，在这时候，鲁迅选择重拾童年记忆，这种“精神”的还乡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逃避纷繁现实回到童年无忧的氛围之中，而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重新发现隐含在自己文化生命血脉之中的渊源。
二、《五猖会》——对民俗文化的再审视
《五猖会》是鲁迅在“流离中所作，地点是医院和木匠房”，与接下来的一篇《无常》情况大体相近，内容也具有连贯性，可将两篇作为一个整体对照分析。迎神赛会是鲁迅儿时家乡的民俗活动，“五猖会”是其中一大盛会。据鲁迅在后记所言，迎神赛会和做目连戏兼有祷祈和娱乐的功能。虽然这赛会在鲁迅看来已经大不如明人所记的繁盛，然而我们在《五猖会》和《无常》两篇中仍然可以一窥其时的乡民对于赛会的重视。我们细看文章，可以发现鲁迅对于民俗的深入思考，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批判。
迎神赛会的活动已经流传许久。根据鲁迅所记，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所描述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幼时的鲁迅也常常怀着希望，能看到比前次更繁盛些的赛会，然而结果却总是一个“差不多”。对于孩子们来说，比起背《鉴略》，赛会自然是有趣得多的。人到中年的鲁迅又是如何看待这存留在儿时记忆中的民俗的呢？鲁迅提到看《陶庵梦忆》所记载的赛会盛况，当时的人们不仅用十分隆重的办法祈祷，且还要扮《水浒》人物和故事，鲁迅问道：“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言语中流露出对于这种盛举消灭的惋惜之情。与明人记载的盛大赛会相比，鲁迅幼时的赛会已有衰落之像，妇孺不许看，士子不屑于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才会去看热闹，而“我”关于赛会的知识也多半是从这些人的叙述中得来。相比明朝时期令人“雅兴”大作的赛会，这时候的赛会作为一种旧俗已经失去了它被“士子”重视的地位，只有下层民众仍将其当做一种精神寄托。 士子们对于民俗的态度何以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五猖会》记载，当时县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一是“五猖庙”，其中所供奉之神像都与“礼教”相悖。
《聊斋志异》在卷十四《金姑父》中也记载了会稽梅姑祠。相传庙中所供奉梅姑原型为一马姓女子，自小便许配了婆家，但未及出嫁对方便暴毙身亡，这马姓女子坚决不再嫁，守节至三十岁亡故。族人及当地官府将其作为恪守封建礼教的典范上报并为其立祠塑像，以供世人效仿。不想，成神的梅姑却一反在世时的忠贞。一赶考书生路过梅姑庙，为梅姑的美貌所打动，于是为其作诗一首以示爱慕。当晚，书生于旅店暴毙身亡，与此同时马氏族人得到梅姑托梦，称其已将书生招为夫婿，并要求信众为书生立一塑像于梅姑像旁。马氏族长为保族人名声百般阻扰，结果族长与其家人相继得病，求医无果之下只得去梅姑庙立誓，以病愈换书生塑像。许愿不久，得病的馬氏族人纷纷痊愈，于是方圆百里乡人纷纷出资翻修梅姑庙，从此信众日多，香火繁盛。
鲁迅称此梅姑庙“特别”，是因为这梅姑神灵与“封建礼教”的格格不入。按照“礼教”的传统，女子遵从三从四德，贞烈守节才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也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在死后享受世人供奉和敬仰。梅姑在生前赢得了贞洁的美名，这美名的得来是由于封建世俗的强大压力抑或是出自梅姑本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死后的梅姑终于有了为自己的感情做主的客观自由。据传，到这梅姑庙里祈祷的信众多为青年男女，梅姑勇于为自己的爱情斗争的精神无疑感动了这些信众，神庙香火的鼎盛也来源于民众对于现世高压的封建礼教下的追求自由爱情的向往。在这种意义之下，梅姑庙自然是“碍于礼教”的，而“士子”的不屑也事出有因。
再看五猖庙。关于五猖庙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都认可人们修筑五猖庙的动机是为了祈求一方太平。据载，东关五猖庙始建于雍正年间，每年农历四月十五五猖庙会以及其他时节，为了祈求太平村民们循例在此演戏敬神娱神。所演之戏便是《无常》一篇所载的目连戏，无常便是戏中最令人关注的角色。庙中的五个神像及其太太并未按照“礼教”约束，谨遵“男女之大防”，按“士子”们的看法，这乡俗于“礼”不合，但其既长期流传，他们只得将其“另作别论”加以搪塞。这两座遭到“士子”鄙夷的庙却是乡民们的精神寄托，每年的赛会好比乡民们的短期狂欢，这种情形引起了鲁迅的思考。在《无常》中，这种思考更见清晰。无常是民间传说中的形象，他的可爱可亲在于理而情、鬼而人。无常的出场一扫之前剧情的阴霾，并使台下的观众“突然高兴而且紧张起来”：无常在台上的夸张滑稽的表演使他拉近了与台下观众的时空距离，他的七情六欲说明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同时他的刚正不阿的品格又满足了观众惩奸除恶的民间理想，使观众暂时超离了处身的黑暗痛苦的现实世界。
将《五猖会》与《无常》两篇看作一个整体加以观照，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所谓的“礼教”中不能兼顾人情的“公理”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带来的不是全面的“反礼教”。一方面，鲁迅反对“礼教”中压抑人性的夫权与父权，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对于这种包含着底层民众的心愿与精神寄托的民俗形式表示了理解，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礼教”二字成为一个可疑的对象，鲁迅在文章中着意提到梅姑庙与五猖庙的“于礼不合”，然而，这在“士子”“君子”眼中的“礼”站在了“蒙昧”的乡民们的对立面，乡民们无权也无力表达自己精神的需求，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只能依靠庙里的塑像、赛会的狂欢来寄予内心对于公平正义的世界的期盼。当现实世界的话语空间遭到无限挤压，这种精神的向往只能延伸到死后的世界，这是民众对于强大的“礼教”仅能做到的反抗。鲁迅作为新旧两个阵营的“中间物”，他不同于一般“君子”们一味鼓吹西化与启蒙，强烈的批判精神又使他能用锐利的眼光洞察被话语蒙蔽的真相。回到历史现场，许多已被认可的观念会被颠倒过来理解，从而使看似“不言自明”的地方反而成了重新思考的出发地。从旧经验中获取新认知，他比同时代的启蒙者看得更远更深刻。在“君子”们一味反对的“旧俗”之中，他发现了其中饱含了底层百姓无限的精神寄托，同时也蕴含着无限的民间智慧，现代化启蒙话语的渗透使得这些古老的传统被边缘化，被误解，“士子”们不再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他们试图斩断旧筋脉，以西方的血液来“重塑”民族的灵魂。鲁迅发现了这其中的矛盾所在，他甚至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去对“旧俗”进行了一番考究，并且用他自己的考究来对这些“士子”的无知嘲笑了一番。
“故乡的风景，对于寂寞时代的鲁迅，给予了丰富的粮食，给予了忍耐和超脱混迷的现状的力量。”[3]鲁迅在《五猖会》中所传达的正是这种对于故乡逝去的淳朴民俗的追溯与怀念，是对于底层民众的深沉凝视与理解，是对于虚伪现实之下被压抑的人性与正义的呼喊，也是对于高潮之中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颇有深意的追问。
注释：
[1]《三闲集·〈自选集〉自序》.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四版：第341页.
[3]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l版.
参考文献：
[1]陈建芳.《回忆的诗学：朝花夕拾的一种研究路向》，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5月.
[2]宋剑华.论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与回归[J].江汉论坛，2016，（第6期）.
[3]裘士雄.鲁迅笔下的东关五猖庙和梅姑庙[J].上海鲁迅研究，2013，（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