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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10时30分左右，安徽省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从自己的办公地点——蚌埠市政府院内的办公楼跳下，自杀身亡。
自2003年8月江西上饶市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以后，被媒体报道的自杀的官员有四川雅安原公安局长、江苏省射阳廉政办公室主任、湖南省衡东县教育局长、原吉林省公路建设局局长等。而2005年以来，先后又有河南省新郑市市长、甘肃泾川县县长自杀事件被报道。
“官员自杀”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认为，“官员自杀”引起广泛关注，是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和政府本身的公共性。
统计局长自杀
2月18日10点30分左右，安徽省蚌埠市政府行政综合楼内和往常一样，紧张而又忙碌着。突然，正在办公的公务员们听到一声巨响，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出办公室，往综合楼的天井里探望。
一人躺在了天井里，经查实，死者系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
刘敏自杀前，最后看到他的是蚌埠市计生委法规宣传科的一位姓黄的工作人员，当时黄正要出门，抬头望见对面9楼，统计局局长刘敏正抓住楼沿栏杆，把身子探在外面。黄立刻高声尖叫：“你要干吗?”刘敏朝黄挥手，示意她别声张，然后身子往外一纵，跳了下去。
刘敏，安徽宿州人。2002年2月从蚌埠市物价局副局长升任统计局局长，48岁的他正当壮年，孩子在北方上大学，妻子在卫生部门做行政工作，在外人看来，无论是仕途还是家庭，刘敏都算圆满。
“精神焦虑症”
刘敏跳楼后，当地公安部门立即控制了现场，并将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进行了详细询问与调查。
2005年2月20日，也就是刘敏自杀的两天之后，蚌埠市公安局公布了调查结果：刘敏坠楼身亡的原因系“精神焦虑症”。蚌埠市公安局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刘敏周围一些同事和亲友的证实。
安徽一家媒体驻蚌埠的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2005年初当地电视台的一个宣传节目中，“刘局长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精神，讲话完全照本宣科。”
一位和刘敏在政府机关大院共事10多年的干部，也认为刘敏最近有点不大对劲，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我在蚌埠街头遇到刘局长，感觉他气色很差，当时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居然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居然问我是谁。”
刘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蚌埠市物价系统工作，从普通干事做到物价局副局长，曾先后多次获得过全国、全省级别的荣誉。作为蚌埠市政坛的知名人物，刘敏坠楼身亡之后，关于刘敏为什么会得“精神焦虑症”，民间形成了多种说、法。
流传最多的说法是“腐败说”——刘敏可能涉嫌腐败，当地纪委对他已介入调查，造成他精神上的抑郁不振。但这种说法很快遭到反驳。
蚌埠市委宣传部新闻办副主任祁学信表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蚌埠市纪委则拒绝接受采访。
“老实做人宽厚处世英名永存，勤恳敬业忠于职守风范长驻”，这是刘敏追悼会的挽联，而讣告对刘敏的评价是：“刘敏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廉洁，团结同志，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官方对刘敏的盖棺定论也否定了“腐败说”。
一位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人士也不认为刘敏有腐败问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刘敏任统计局局长之前是物价局副局长，有一定实权，但却是副职；而统计局是公认的清水衙门，两个职位都不是肥差，腐败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一种说法则把刘敏的精神焦虑症与其在统计局的工作联系起来。就在刘敏自杀身亡前夕，蚌埠市的经济数据创造了奇迹。
据蚌埠市提供的公开资料，2003年，蚌埠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4％。而在蚌埠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了“3461”计划，该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03年至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07年突破300亿元”。6．4％的增长数字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而2005年1月，蚌埠公布的蚌埠市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飙升到了16．5％，预计达到260．99亿元。另外，该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4年增长了32．5％，是全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为35％，而全国的第一产业发展速度近年来一直在5％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敏自杀之前，蚌埠民间就流传着“统计局长难当”的说法。刘敏的前任任期也不长。
对于把刘敏自杀与当地经济数据激增联系起来，蚌埠市委宣传部新闻办副主任祁学信也以“无稽之谈”给予回应。
关于“腐败”的集体无意识
刘敏的焦虑症，究竟是因为腐败还是因为虚高的数字，或是其他原因，都无法得到证实。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个人中，他们对官员自杀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认为与腐败有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涛甫是安徽人，对于统计局长由于“数字虚高”而引起焦虑从而自杀的说法，他表示不太可信——在官场浸淫了这么多年的人，一般情况下应该可以承受这种压力。他从而判断，自杀可能因为腐败。
在上海市司法局新闻办工作的冯铉，也与张涛甫持近似观点。
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被频频报道。香港《文汇报》曾引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提供的一个数据是：2003年上半年，中国有1252名党员干部自禾。
官员自杀，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涉及腐败——已经被审查或，6知难逃被审查的命运。比如剁、平，江西省纪委的结论是：“身为党员领导干部，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最终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作所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也有官员的死最后被定论为因病自杀。比如，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海自杀，结论是“因为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质脆弱”；江苏省射阳县廉政办公室主任王勇自杀，被公安部门鉴定为“患抑郁病症”。
但是不管官方结论如何，舆论总是难免把官员自杀与腐败相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就公开对媒体表示：“我的看法，对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恐怕他们的自杀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说，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他认为，知情权是信息社会中人们最基本的渴求，官员的死之所以遭到集体无意识怀疑，很大程度上是笼罩在“官员之死”中的神秘色彩被人为地模糊化所致。
在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自杀报告”才姗姗来迟，官方对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海自杀原因的解释也被质疑：一个干了20余年的老公安，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不可能少，为什么到了新地方才一个月就“心理素质脆弱”。
“对官员之死的怀疑，如果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宣传模式中的惯性所至。”丁淦林说，中国传统的宣传模式中，轻言自杀是被人唾弃的，尤其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怕死；更不轻盲死，轻易结束生命至少是对党的事业不够忠诚。现在，在“腐败”一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今天，媒体以及公众把这个词加载在他们得不到充分信息的“官员自杀”事件上，不可避免。
“官员之死”与”普通人之死”
在全国反腐败日益深人人心的今天，官员自杀引起的“兴趣点”往往也集中在这些官员的行政级别，以及这些官员之死身后的腐败故事。
公众鲜有以人本的心态、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官员之死。2003年，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很多媒体从临床心理学方面解释了原因。反观对内地官员，自杀的报道，不能不引人深思。
同样是官员自杀，为什么关注点不一样?公众的反映也不一样?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专业教师谢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了原因。他说，当前，不少官员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意识蜕变，官德坍塌。公众对官员自杀的疑问，集中反映了对官员的道德形象的疑问。而香港公务员自杀没有引起公众的疑虑，相反从心理学方面得到了纯人本化的解释，一方面说明了香港公务员在市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令人满意，另一方面说明官员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理解。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焦虑症的病历至少并不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可面对官员之死，公众却众口一词说“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谢岳说，只有等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充分正视，官员的自杀才会被作为一个平常的事件。
蚌埠四局长“落马”
朱国栋
2005年2月18日，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在市政府综合楼跳楼自杀。一时间，蚌埠市内各种版本的传言四起。熟悉当地情况的分析人士认为，老百姓的猜测并不为怪，在刘敏出事之前，已有4名“实权派”局长涉嫌经济问题。
这4名局长分别是蚌埠市检察院反贪局原副局长孟小虎，市财政局原局长谢有字，市粮食局原局长张桂义，交通局原局长、李锁安。
他们均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被捕，有的已进入审判阶段，其中一案已审结。一个地级市在1年多时间里，先后4名局长“落马”，在全国也十分罕见。
蚌埠市落马的四局长中，市财政局原局长谢有宇和粮食局原局长张桂义是窝案。他们都栽在了一个叫陈五星的个体经营者手中。
现年62岁的谢有宇曾于1992年7月至2001年7月担任蚌埠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2001年7月改任蚌埠市财政局调研员，2003年8月退休。2004年4月10日，谢有宇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拘，同年4月20日被依法逮捕。
根据蚌埠市检察机关的指控，2000年5月22日，与人合伙开发五河县浍河路改造项目的陈五星，因为缺乏资金，找到时任蚌埠市财政局局长的谢有宇，要求帮助借300万元财政资金给其作为启动资金，并许诺事成之后按所借资金的10％给予酬谢。后因工程需要，陈五星又要求追加借款100万元。谢有宇违反有关财政资金用途的规定，擅自分四次以借款和正常财政资金调度的方式，将蚌埠市会计学会100万元预算外资金、市财政局350万元预算内资金出借或追加拨付给五河县财政局。后五河县财政局分别于2000~V6月至2001年6月间分6次将450万元转入陈五星的合伙人王某为经理的蚌埠市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浍河路改造项目。
谢有宇涉嫌挪用财政资金并不只给了陈五星。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1999年初，谢有宇违反有关规定，擅自签批同意向某玉器公司借款100万元。1999年春节前，该玉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送给谢有宇一个仿古玉器“童子拜观音”。案发后，该玉器有限公司已向蚌埠市财政局还款本金80万元，尚欠20万元没有归还。此外，谢有宇还接受了陈五星分2次送的现金2万元。
此案还涉及另外一个局长，粮食局原局长张桂义。他曾于1999年1月至2003年3月任五河县县长，于2001年11月至2004年2月任五河县县委书记。他涉嫌受贿的事实，也是发生在任县委书记期间。张桂义案于2004年11月30日交由蚌埠市禹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禹会区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桂义涉嫌受贿、挪用公款犯罪，于2004年12月24日向蚌埠市禹会区沫院提起公诉，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2003年4月，陈五星为了用开发的房子抵借五河县财政局的借款，前往北京找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五河县县委书记张桂义，要求其帮忙协调。张桂义表示同意。陈五星在宾馆楼梯口送给张桂义现金1万元，并从北京燕莎商场给张桂义及女儿购买了价值1.4万余元的西服、女套装、皮鞋、皮夹等物品。
早在财政局原局长和粮食局原局长“落马”之前，已发生了曾受全国关注的蚌埠市反贪局原副局长孟小虎案，该宰已在2004年8月11日终审，孟小虎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偷税罪、行贿罪、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罚金200万元。
另外一个“落马”的局长是交通局原局长李锁安。2004年6月，安徽省人大代表、蚌埠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锁安因涉嫌在出国考察期间收受贿赂，被立案侦查。蚌埠市检察院宣传处杨世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李案因属安徽省交通系统窝案，所以由安徽省检察院负责侦查， 对于四位局长“落马”事件，当地纪委表示，这是“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近期反腐力度很大”的结果。
自2003年8月江西上饶市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以后，被媒体报道的自杀的官员有四川雅安原公安局长、江苏省射阳廉政办公室主任、湖南省衡东县教育局长、原吉林省公路建设局局长等。而2005年以来，先后又有河南省新郑市市长、甘肃泾川县县长自杀事件被报道。
“官员自杀”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认为，“官员自杀”引起广泛关注，是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和政府本身的公共性。
统计局长自杀
2月18日10点30分左右，安徽省蚌埠市政府行政综合楼内和往常一样，紧张而又忙碌着。突然，正在办公的公务员们听到一声巨响，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出办公室，往综合楼的天井里探望。
一人躺在了天井里，经查实，死者系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
刘敏自杀前，最后看到他的是蚌埠市计生委法规宣传科的一位姓黄的工作人员，当时黄正要出门，抬头望见对面9楼，统计局局长刘敏正抓住楼沿栏杆，把身子探在外面。黄立刻高声尖叫：“你要干吗?”刘敏朝黄挥手，示意她别声张，然后身子往外一纵，跳了下去。
刘敏，安徽宿州人。2002年2月从蚌埠市物价局副局长升任统计局局长，48岁的他正当壮年，孩子在北方上大学，妻子在卫生部门做行政工作，在外人看来，无论是仕途还是家庭，刘敏都算圆满。
“精神焦虑症”
刘敏跳楼后，当地公安部门立即控制了现场，并将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进行了详细询问与调查。
2005年2月20日，也就是刘敏自杀的两天之后，蚌埠市公安局公布了调查结果：刘敏坠楼身亡的原因系“精神焦虑症”。蚌埠市公安局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刘敏周围一些同事和亲友的证实。
安徽一家媒体驻蚌埠的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2005年初当地电视台的一个宣传节目中，“刘局长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精神，讲话完全照本宣科。”
一位和刘敏在政府机关大院共事10多年的干部，也认为刘敏最近有点不大对劲，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我在蚌埠街头遇到刘局长，感觉他气色很差，当时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居然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居然问我是谁。”
刘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蚌埠市物价系统工作，从普通干事做到物价局副局长，曾先后多次获得过全国、全省级别的荣誉。作为蚌埠市政坛的知名人物，刘敏坠楼身亡之后，关于刘敏为什么会得“精神焦虑症”，民间形成了多种说、法。
流传最多的说法是“腐败说”——刘敏可能涉嫌腐败，当地纪委对他已介入调查，造成他精神上的抑郁不振。但这种说法很快遭到反驳。
蚌埠市委宣传部新闻办副主任祁学信表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蚌埠市纪委则拒绝接受采访。
“老实做人宽厚处世英名永存，勤恳敬业忠于职守风范长驻”，这是刘敏追悼会的挽联，而讣告对刘敏的评价是：“刘敏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廉洁，团结同志，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官方对刘敏的盖棺定论也否定了“腐败说”。
一位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人士也不认为刘敏有腐败问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刘敏任统计局局长之前是物价局副局长，有一定实权，但却是副职；而统计局是公认的清水衙门，两个职位都不是肥差，腐败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一种说法则把刘敏的精神焦虑症与其在统计局的工作联系起来。就在刘敏自杀身亡前夕，蚌埠市的经济数据创造了奇迹。
据蚌埠市提供的公开资料，2003年，蚌埠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4％。而在蚌埠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了“3461”计划，该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03年至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07年突破300亿元”。6．4％的增长数字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而2005年1月，蚌埠公布的蚌埠市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飙升到了16．5％，预计达到260．99亿元。另外，该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4年增长了32．5％，是全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为35％，而全国的第一产业发展速度近年来一直在5％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敏自杀之前，蚌埠民间就流传着“统计局长难当”的说法。刘敏的前任任期也不长。
对于把刘敏自杀与当地经济数据激增联系起来，蚌埠市委宣传部新闻办副主任祁学信也以“无稽之谈”给予回应。
关于“腐败”的集体无意识
刘敏的焦虑症，究竟是因为腐败还是因为虚高的数字，或是其他原因，都无法得到证实。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个人中，他们对官员自杀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认为与腐败有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涛甫是安徽人，对于统计局长由于“数字虚高”而引起焦虑从而自杀的说法，他表示不太可信——在官场浸淫了这么多年的人，一般情况下应该可以承受这种压力。他从而判断，自杀可能因为腐败。
在上海市司法局新闻办工作的冯铉，也与张涛甫持近似观点。
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被频频报道。香港《文汇报》曾引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提供的一个数据是：2003年上半年，中国有1252名党员干部自禾。
官员自杀，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涉及腐败——已经被审查或，6知难逃被审查的命运。比如剁、平，江西省纪委的结论是：“身为党员领导干部，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最终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作所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也有官员的死最后被定论为因病自杀。比如，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海自杀，结论是“因为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质脆弱”；江苏省射阳县廉政办公室主任王勇自杀，被公安部门鉴定为“患抑郁病症”。
但是不管官方结论如何，舆论总是难免把官员自杀与腐败相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就公开对媒体表示：“我的看法，对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恐怕他们的自杀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说，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他认为，知情权是信息社会中人们最基本的渴求，官员的死之所以遭到集体无意识怀疑，很大程度上是笼罩在“官员之死”中的神秘色彩被人为地模糊化所致。
在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自杀报告”才姗姗来迟，官方对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海自杀原因的解释也被质疑：一个干了20余年的老公安，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不可能少，为什么到了新地方才一个月就“心理素质脆弱”。
“对官员之死的怀疑，如果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宣传模式中的惯性所至。”丁淦林说，中国传统的宣传模式中，轻言自杀是被人唾弃的，尤其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怕死；更不轻盲死，轻易结束生命至少是对党的事业不够忠诚。现在，在“腐败”一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今天，媒体以及公众把这个词加载在他们得不到充分信息的“官员自杀”事件上，不可避免。
“官员之死”与”普通人之死”
在全国反腐败日益深人人心的今天，官员自杀引起的“兴趣点”往往也集中在这些官员的行政级别，以及这些官员之死身后的腐败故事。
公众鲜有以人本的心态、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官员之死。2003年，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很多媒体从临床心理学方面解释了原因。反观对内地官员，自杀的报道，不能不引人深思。
同样是官员自杀，为什么关注点不一样?公众的反映也不一样?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专业教师谢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了原因。他说，当前，不少官员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意识蜕变，官德坍塌。公众对官员自杀的疑问，集中反映了对官员的道德形象的疑问。而香港公务员自杀没有引起公众的疑虑，相反从心理学方面得到了纯人本化的解释，一方面说明了香港公务员在市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令人满意，另一方面说明官员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理解。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焦虑症的病历至少并不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可面对官员之死，公众却众口一词说“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谢岳说，只有等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充分正视，官员的自杀才会被作为一个平常的事件。
蚌埠四局长“落马”
朱国栋
2005年2月18日，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在市政府综合楼跳楼自杀。一时间，蚌埠市内各种版本的传言四起。熟悉当地情况的分析人士认为，老百姓的猜测并不为怪，在刘敏出事之前，已有4名“实权派”局长涉嫌经济问题。
这4名局长分别是蚌埠市检察院反贪局原副局长孟小虎，市财政局原局长谢有字，市粮食局原局长张桂义，交通局原局长、李锁安。
他们均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被捕，有的已进入审判阶段，其中一案已审结。一个地级市在1年多时间里，先后4名局长“落马”，在全国也十分罕见。
蚌埠市落马的四局长中，市财政局原局长谢有宇和粮食局原局长张桂义是窝案。他们都栽在了一个叫陈五星的个体经营者手中。
现年62岁的谢有宇曾于1992年7月至2001年7月担任蚌埠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2001年7月改任蚌埠市财政局调研员，2003年8月退休。2004年4月10日，谢有宇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拘，同年4月20日被依法逮捕。
根据蚌埠市检察机关的指控，2000年5月22日，与人合伙开发五河县浍河路改造项目的陈五星，因为缺乏资金，找到时任蚌埠市财政局局长的谢有宇，要求帮助借300万元财政资金给其作为启动资金，并许诺事成之后按所借资金的10％给予酬谢。后因工程需要，陈五星又要求追加借款100万元。谢有宇违反有关财政资金用途的规定，擅自分四次以借款和正常财政资金调度的方式，将蚌埠市会计学会100万元预算外资金、市财政局350万元预算内资金出借或追加拨付给五河县财政局。后五河县财政局分别于2000~V6月至2001年6月间分6次将450万元转入陈五星的合伙人王某为经理的蚌埠市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浍河路改造项目。
谢有宇涉嫌挪用财政资金并不只给了陈五星。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1999年初，谢有宇违反有关规定，擅自签批同意向某玉器公司借款100万元。1999年春节前，该玉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送给谢有宇一个仿古玉器“童子拜观音”。案发后，该玉器有限公司已向蚌埠市财政局还款本金80万元，尚欠20万元没有归还。此外，谢有宇还接受了陈五星分2次送的现金2万元。
此案还涉及另外一个局长，粮食局原局长张桂义。他曾于1999年1月至2003年3月任五河县县长，于2001年11月至2004年2月任五河县县委书记。他涉嫌受贿的事实，也是发生在任县委书记期间。张桂义案于2004年11月30日交由蚌埠市禹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禹会区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桂义涉嫌受贿、挪用公款犯罪，于2004年12月24日向蚌埠市禹会区沫院提起公诉，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2003年4月，陈五星为了用开发的房子抵借五河县财政局的借款，前往北京找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五河县县委书记张桂义，要求其帮忙协调。张桂义表示同意。陈五星在宾馆楼梯口送给张桂义现金1万元，并从北京燕莎商场给张桂义及女儿购买了价值1.4万余元的西服、女套装、皮鞋、皮夹等物品。
早在财政局原局长和粮食局原局长“落马”之前，已发生了曾受全国关注的蚌埠市反贪局原副局长孟小虎案，该宰已在2004年8月11日终审，孟小虎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偷税罪、行贿罪、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罚金200万元。
另外一个“落马”的局长是交通局原局长李锁安。2004年6月，安徽省人大代表、蚌埠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锁安因涉嫌在出国考察期间收受贿赂，被立案侦查。蚌埠市检察院宣传处杨世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李案因属安徽省交通系统窝案，所以由安徽省检察院负责侦查， 对于四位局长“落马”事件，当地纪委表示，这是“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近期反腐力度很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