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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德国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Hans Werner Henze）一生共创作了十部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是他晚期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它重塑了一场不一样的二战。个人经历影响着亨策的创作，从德国到意大利，他的作品逐渐显露出政治因素，到了创作后期又从激进的革命情节转向更为深刻厚重的社会题材，更注重对人性的思考与宣扬。《第九交响曲》就是这样一部带有人性色彩，并对社会话题进行探讨的作品。二战题材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是像亨策这样建立在另一文本之上并细腻传达的作品却很少。
亨策的《第九交响曲》完成于1997年，带有合唱，共七个乐章。作品来源于德国犹太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基于真实故事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说的是二战时期有七个囚徒从集中营内逃出，几个人被抓回，几个人死于逃亡途中，而主人公格奥尔格一路躲藏，寻求帮助，最终找到可靠的人成功逃脱。“七个十字架”指的是集中营司令为了捆绑抓回的囚徒砍的七棵梧桐树。小说的中心思想表达的是德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反法西斯胜利，同时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展示特殊时期的人性之美以及压迫之下人们对未来的期望。
01《第七个十字架》封面
02西格斯
亨策认为，音乐是政治的一个明确的组成部分。他曾说过：“音乐应是公众的事情，它是一件有政治性的事情，作曲家是带着公众的要求去创作的。”由此可以看到，亨策音乐中的政治来源于人民，而不是政派。西格斯本人与亨策有相似之处，她一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奋斗，也格外关注各地的革命，因此在二战期间写下这部作品，坚持自己反法西斯的态度。与她的共鸣，也许是亨策选择《第七个十字架》进行创作的原因。
西格斯的小说对交响曲的结构和内容都有影响，除了内容上的对应以外，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他模仿小说七个章节的结构，为交响曲设置了七个乐章。但是亨策并未沿袭小说不使用标题的做法，而是根据小说的重点为七个乐章加了标题——“逃亡”“与死亡同行”“迫害者的报告”“梧桐树的话语”“坠落”“教堂之夜”和“援救”。
“七”这个数字具有多重含义，其中一种代表的是“完满”。从小说和交响曲对“七”这个数字的保留，都可以看到作者和作曲家对于整个事件能够圆满结束的期待。这七个乐章在长度上也非常灵活，最短的第三乐章两分钟都不到，而最长的第六乐章却有十七分钟，其他几个乐章大多保持在五至八分钟。另外，人声几乎遍布了整部交响曲，除了第五乐章的最后部分以外。
亨策对西格斯小说的引用并非是完全照搬，仅是取其关键与重点。七个乐章既有对故事情节的直接引用，也有对主要精神的间接突出。同时，作曲家在交响曲中还对小说里一些没有明说的因素进行了补充。第一乐章“逃亡”将重点置于事件的开始，是直接对小说中事件开始的引用。如果将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与死亡同行”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逃亡，不同之处则为不同状态的逃亡。第一乐章展示了一个紧张急速的、正在进行的逃跑，第二乐章更注重展示逃亡者们内心想要逃离的状态，此时就更接近一种对故事情绪的展现。
亨策
前两个乐章分别侧重故事情节和情感，而第三和第四乐章则将重心放到了具体形象上。亨策在第三乐章通过纳粹打字员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对立面的感受，第四乐章选择了更让人难以猜到的梧桐树作为主角，控诉纳粹的罪行。通过对歌词中阐述者立场的转换，来达到以多个角度塑造形象并突出矛盾的作用。这两个乐章还可以看到男女声的不同使用，亨策选择用男声代表纳粹，女声代表梧桐树。
第五乐章“坠落”是一个较为特别的乐章，亨策通过具有“自由”和“抗争”意义的贝罗尼，将话题带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小说中有七位逃犯，格奥尔格作为主人公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就是贝罗尼。贝罗尼的结局是为了逃脱追捕在屋顶上穿梭，最终走投无路从屋顶上跳下。这一乐章就是从贝罗尼的视角出发，讲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前几个乐章对事件的发展有了准确的描述，对纳粹的恶行也通过独特的角度来控诉，而二战中那些难能可贵的精神作为作品的核心之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亨策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贝罗尼，代替那些试图“说话”、努力反抗却没有善终的人们“说”出自己的坚持。格奥尔格和贝罗尼代表了当时背景之下的两种“解脱”——“身体的解脱”和“心灵的解脱”。从这两种不完满的解脱联系到最后一章平静但具有希望的“拯救”，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和作者对于更高一层解脱的期待。
第六乐章和第五乐章的共同之处，在于与小说的“错位对应”。这两个乐章都来自小说的第二章。第五乐章中贝罗尼死去的情节出现在第二章，第六乐章藏身教堂的情节则是小说第二章格奥尔格逃亡过程中藏身教堂情节的对照。小说中没有突出讨论的一种宗教意义，在这一乐章进行了凸显。乐章名为“教堂之夜”，是第一个指向，对生死的态度以及对上帝的祈求是第二个指向。小说中的宗教概念最突出的即作品标题中的“十字架”。但是书中的十字架是惩罚的象征，而亨策在这一乐章的宗教性因素中展现的是一种“拯救”。
第七乐章“援救”是最终乐章，作曲家没有拘泥于讲述一个人的逃脱，而是将眼光放到一个民族的逃脱之上，所以合唱让人声更为丰满，强弱的变化也更为自然和震撼。小说的这一章也是重点，讲述的是格奥尔格成功获救，但是书中这种获救并未指向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引入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获救”？最关键的是，最终当格奥尔格逃脱之后，文章并没有展现出一种极度欢喜的情绪，而是对周围的风景以及格奥尔格当时所见以及所接触的人有很多的描写，以一种平实的笔法写出最终的“逃脱”。在叙述了长久的逃脱和两级矛盾之后，这里的音乐不再充满紧张，但是也不洋溢欢喜。交响曲像小说一样描绘了景色，演绎了一场“平静”的获救。
“黑夜”这一词在小说中出现多次，多作为旁白出现，可见西格斯在文中含蓄地将这场战斗称为黑夜。作为二十世纪的一部优秀作品，亨策的《第九交响曲》具有多重意义，作品写作完成时距二戰及小说《第七个十字架》出版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亨策在创作生命中从没有停止过对现实社会政治话题的触及，虽然他“不是直接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是他的反思是持续不间断的、深层的，并不过时或仅停留在形式上。对人民的同情使亨策在许多作品中都站在群众的角度阐述着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千千万万的二战题材，亨策唯独选择了这一部站在人民立场角度的作品进行改写，除了小说本身的地位以外，小说的内容也给予了他更多的共鸣以及同感。如果不了解亨策，看到许多文章说他的作品具有政治性，也许会对这位作曲家产生误解。只有聆听之后，在优秀的创作技法以及丰富的创作想象力之下，才能看到他作为艺术家对事物的包容心和对人民的同情心。
《第九交响曲》将零散的线索串在一起，为我们创造并重构了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思考空间。从小说走到五十年之后的交响曲，二战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音乐作品不再受到过多的局限，对体裁的选择、内容的表达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像亨策这样将历史放到现在的作曲家有很多，像《第九交响曲》一样真诚的作品也有很多，其中的精神和话题是说不完的。作曲家完成了创作的部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聆听，找到其中的精神真谛。
西格斯的影响
亨策的《第九交响曲》完成于1997年，带有合唱，共七个乐章。作品来源于德国犹太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基于真实故事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说的是二战时期有七个囚徒从集中营内逃出，几个人被抓回，几个人死于逃亡途中，而主人公格奥尔格一路躲藏，寻求帮助，最终找到可靠的人成功逃脱。“七个十字架”指的是集中营司令为了捆绑抓回的囚徒砍的七棵梧桐树。小说的中心思想表达的是德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反法西斯胜利，同时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展示特殊时期的人性之美以及压迫之下人们对未来的期望。
亨策认为，音乐是政治的一个明确的组成部分。他曾说过：“音乐应是公众的事情，它是一件有政治性的事情，作曲家是带着公众的要求去创作的。”由此可以看到，亨策音乐中的政治来源于人民，而不是政派。西格斯本人与亨策有相似之处，她一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奋斗，也格外关注各地的革命，因此在二战期间写下这部作品，坚持自己反法西斯的态度。与她的共鸣，也许是亨策选择《第七个十字架》进行创作的原因。
七乐章的构成
西格斯的小说对交响曲的结构和内容都有影响，除了内容上的对应以外，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他模仿小说七个章节的结构，为交响曲设置了七个乐章。但是亨策并未沿袭小说不使用标题的做法，而是根据小说的重点为七个乐章加了标题——“逃亡”“与死亡同行”“迫害者的报告”“梧桐树的话语”“坠落”“教堂之夜”和“援救”。
“七”这个数字具有多重含义，其中一种代表的是“完满”。从小说和交响曲对“七”这个数字的保留，都可以看到作者和作曲家对于整个事件能够圆满结束的期待。这七个乐章在长度上也非常灵活，最短的第三乐章两分钟都不到，而最长的第六乐章却有十七分钟，其他几个乐章大多保持在五至八分钟。另外，人声几乎遍布了整部交响曲，除了第五乐章的最后部分以外。
差异与互补
亨策对西格斯小说的引用并非是完全照搬，仅是取其关键与重点。七个乐章既有对故事情节的直接引用，也有对主要精神的间接突出。同时，作曲家在交响曲中还对小说里一些没有明说的因素进行了补充。第一乐章“逃亡”将重点置于事件的开始，是直接对小说中事件开始的引用。如果将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与死亡同行”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逃亡，不同之处则为不同状态的逃亡。第一乐章展示了一个紧张急速的、正在进行的逃跑，第二乐章更注重展示逃亡者们内心想要逃离的状态，此时就更接近一种对故事情绪的展现。
前两个乐章分别侧重故事情节和情感，而第三和第四乐章则将重心放到了具体形象上。亨策在第三乐章通过纳粹打字员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对立面的感受，第四乐章选择了更让人难以猜到的梧桐树作为主角，控诉纳粹的罪行。通过对歌词中阐述者立场的转换，来达到以多个角度塑造形象并突出矛盾的作用。这两个乐章还可以看到男女声的不同使用，亨策选择用男声代表纳粹，女声代表梧桐树。
第五乐章“坠落”是一个较为特别的乐章，亨策通过具有“自由”和“抗争”意义的贝罗尼，将话题带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小说中有七位逃犯，格奥尔格作为主人公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就是贝罗尼。贝罗尼的结局是为了逃脱追捕在屋顶上穿梭，最终走投无路从屋顶上跳下。这一乐章就是从贝罗尼的视角出发，讲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前几个乐章对事件的发展有了准确的描述，对纳粹的恶行也通过独特的角度来控诉，而二战中那些难能可贵的精神作为作品的核心之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亨策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贝罗尼，代替那些试图“说话”、努力反抗却没有善终的人们“说”出自己的坚持。格奥尔格和贝罗尼代表了当时背景之下的两种“解脱”——“身体的解脱”和“心灵的解脱”。从这两种不完满的解脱联系到最后一章平静但具有希望的“拯救”，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和作者对于更高一层解脱的期待。
第六乐章和第五乐章的共同之处，在于与小说的“错位对应”。这两个乐章都来自小说的第二章。第五乐章中贝罗尼死去的情节出现在第二章，第六乐章藏身教堂的情节则是小说第二章格奥尔格逃亡过程中藏身教堂情节的对照。小说中没有突出讨论的一种宗教意义，在这一乐章进行了凸显。乐章名为“教堂之夜”，是第一个指向，对生死的态度以及对上帝的祈求是第二个指向。小说中的宗教概念最突出的即作品标题中的“十字架”。但是书中的十字架是惩罚的象征，而亨策在这一乐章的宗教性因素中展现的是一种“拯救”。
第七乐章“援救”是最终乐章，作曲家没有拘泥于讲述一个人的逃脱，而是将眼光放到一个民族的逃脱之上，所以合唱让人声更为丰满，强弱的变化也更为自然和震撼。小说的这一章也是重点，讲述的是格奥尔格成功获救，但是书中这种获救并未指向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引入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获救”？最关键的是，最终当格奥尔格逃脱之后，文章并没有展现出一种极度欢喜的情绪，而是对周围的风景以及格奥尔格当时所见以及所接触的人有很多的描写，以一种平实的笔法写出最终的“逃脱”。在叙述了长久的逃脱和两级矛盾之后，这里的音乐不再充满紧张，但是也不洋溢欢喜。交响曲像小说一样描绘了景色，演绎了一场“平静”的获救。
穿越黑夜
“黑夜”这一词在小说中出现多次，多作为旁白出现，可见西格斯在文中含蓄地将这场战斗称为黑夜。作为二十世纪的一部优秀作品，亨策的《第九交响曲》具有多重意义，作品写作完成时距二戰及小说《第七个十字架》出版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亨策在创作生命中从没有停止过对现实社会政治话题的触及，虽然他“不是直接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是他的反思是持续不间断的、深层的，并不过时或仅停留在形式上。对人民的同情使亨策在许多作品中都站在群众的角度阐述着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千千万万的二战题材，亨策唯独选择了这一部站在人民立场角度的作品进行改写，除了小说本身的地位以外，小说的内容也给予了他更多的共鸣以及同感。如果不了解亨策，看到许多文章说他的作品具有政治性，也许会对这位作曲家产生误解。只有聆听之后，在优秀的创作技法以及丰富的创作想象力之下，才能看到他作为艺术家对事物的包容心和对人民的同情心。
《第九交响曲》将零散的线索串在一起，为我们创造并重构了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思考空间。从小说走到五十年之后的交响曲，二战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音乐作品不再受到过多的局限，对体裁的选择、内容的表达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像亨策这样将历史放到现在的作曲家有很多，像《第九交响曲》一样真诚的作品也有很多，其中的精神和话题是说不完的。作曲家完成了创作的部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聆听，找到其中的精神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