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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新中國百业待举,供需矛盾激化。为了用为数不多的粮食养活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求助于凭票限量供应的办法。
1955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随之出现。到1961年,我国凭票供应的商品一度达到156种,工业品的68%、副食品的90%都凭票供应。
1982年4月,一家名叫泮溪酒家的国营餐馆,在离深圳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段上开张迎客。那个时候,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所以泮溪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但开业不久,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反映问题。原来,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
泮溪总经理反映的粮票问题,点出了特区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1982年前后,深圳人口已经达到五六十万人,就此引发了一个吃饭问题。
时任深圳市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周溪舞,听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李定的汇报,以及他提出的泮溪酒家不收粮票作为试验的建议,当即拍板:“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吧。”
得到了市里的许可,泮溪酒家开始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米做饭。主食、点心卖给没有粮票的客人时,价格要比交粮票的客人高一些。政策放行没几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满心欢喜地跑来向李定汇报:“没粮票也能吃饭,好多人都说好!”
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其他饭店也纷纷效仿。不久以后,就连企业单位的职工食堂也可以“通融”了。不用粮票就卖饭的地方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粮源问题。国家调拨的粮食就是原来登记在户籍册的几万人的口粮,自由市场上流通的高价粮数量也实在有限。周溪舞只好带着李定四处找粮。
随着市面上的物资大大丰富,由此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直接触碰到了改革的攻坚点。
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亿多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平价粮占六成,剩下四成是高价粮,高价粮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有粮票的买平价粮,没粮票的买高价粮,老百姓不满意。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居民的定量供应,深圳实行购销倒挂(即“贵买平卖”),将政策性亏损列入财政补贴。仅1983年一年,市财政就补贴了937万元,政府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于是,深圳开始动彻底取消粮票的念头,放开粮价,让粮食价格随行就市。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的梁湘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
会上决定,通知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粮食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深圳抢购,再想其他法子应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粮食价格提高了,买粮贵了,职工意见自然会很大。所以,工资也得相应提高。有关部门当场算了笔细账,按每个职工供养系数1.56人计,每个职工每个月将增加支出13元,可以按月增加补助给每个职工,在发工资的时候一并发放。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粮食价格,消除了购销倒挂,因此,财政不会因补贴职工的粮食差价而大量增加开支。
就这样,从1984年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
在深圳启动了价格改革之后,广东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改革的步伐。
1988年,广东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应的定量。4年之后,1992年4月1日,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
粮价放开的当年,广东财政用于补贴粮食的资金,从以往的约13亿元下降到了约6亿元。粮价放开,意味着一个一直被视为经济领域最大的禁区被冲破了。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商品价格放开加速,票证开始逐一谢幕退场。
到1993年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 的改革。
1955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随之出现。到1961年,我国凭票供应的商品一度达到156种,工业品的68%、副食品的90%都凭票供应。
1984年,深圳率先取消票证
1982年4月,一家名叫泮溪酒家的国营餐馆,在离深圳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段上开张迎客。那个时候,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所以泮溪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但开业不久,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反映问题。原来,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
泮溪总经理反映的粮票问题,点出了特区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1982年前后,深圳人口已经达到五六十万人,就此引发了一个吃饭问题。
时任深圳市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周溪舞,听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李定的汇报,以及他提出的泮溪酒家不收粮票作为试验的建议,当即拍板:“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吧。”
得到了市里的许可,泮溪酒家开始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米做饭。主食、点心卖给没有粮票的客人时,价格要比交粮票的客人高一些。政策放行没几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满心欢喜地跑来向李定汇报:“没粮票也能吃饭,好多人都说好!”
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其他饭店也纷纷效仿。不久以后,就连企业单位的职工食堂也可以“通融”了。不用粮票就卖饭的地方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粮源问题。国家调拨的粮食就是原来登记在户籍册的几万人的口粮,自由市场上流通的高价粮数量也实在有限。周溪舞只好带着李定四处找粮。
随着市面上的物资大大丰富,由此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直接触碰到了改革的攻坚点。
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亿多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平价粮占六成,剩下四成是高价粮,高价粮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有粮票的买平价粮,没粮票的买高价粮,老百姓不满意。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居民的定量供应,深圳实行购销倒挂(即“贵买平卖”),将政策性亏损列入财政补贴。仅1983年一年,市财政就补贴了937万元,政府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于是,深圳开始动彻底取消粮票的念头,放开粮价,让粮食价格随行就市。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的梁湘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
会上决定,通知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粮食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深圳抢购,再想其他法子应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粮食价格提高了,买粮贵了,职工意见自然会很大。所以,工资也得相应提高。有关部门当场算了笔细账,按每个职工供养系数1.56人计,每个职工每个月将增加支出13元,可以按月增加补助给每个职工,在发工资的时候一并发放。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粮食价格,消除了购销倒挂,因此,财政不会因补贴职工的粮食差价而大量增加开支。
就这样,从1984年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
1992年,票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一谢幕
在深圳启动了价格改革之后,广东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改革的步伐。
1988年,广东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应的定量。4年之后,1992年4月1日,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
粮价放开的当年,广东财政用于补贴粮食的资金,从以往的约13亿元下降到了约6亿元。粮价放开,意味着一个一直被视为经济领域最大的禁区被冲破了。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商品价格放开加速,票证开始逐一谢幕退场。
到1993年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 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