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新中國百业待举，供需矛盾激化。为了用为数不多的粮食养活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求助于凭票限量供应的办法。
　　1955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随之出现。到1961年，我国凭票供应的商品一度达到156种，工业品的68%、副食品的90%都凭票供应。

1984年，深圳率先取消票证

　　1982年4月，一家名叫泮溪酒家的国营餐馆，在离深圳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段上开张迎客。那个时候，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所以泮溪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但开业不久，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反映问题。原来，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
　　泮溪总经理反映的粮票问题，点出了特区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1982年前后，深圳人口已经达到五六十万人，就此引发了一个吃饭问题。
　　时任深圳市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周溪舞，听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李定的汇报，以及他提出的泮溪酒家不收粮票作为试验的建议，当即拍板：“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吧。”
　　得到了市里的许可，泮溪酒家开始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米做饭。主食、点心卖给没有粮票的客人时，价格要比交粮票的客人高一些。政策放行没几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满心欢喜地跑来向李定汇报：“没粮票也能吃饭，好多人都说好！”
　　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其他饭店也纷纷效仿。不久以后，就连企业单位的职工食堂也可以“通融”了。不用粮票就卖饭的地方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粮源问题。国家调拨的粮食就是原来登记在户籍册的几万人的口粮，自由市场上流通的高价粮数量也实在有限。周溪舞只好带着李定四处找粮。
　　随着市面上的物资大大丰富，由此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直接触碰到了改革的攻坚点。
　　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亿多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平价粮占六成，剩下四成是高价粮，高价粮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有粮票的买平价粮，没粮票的买高价粮，老百姓不满意。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居民的定量供应，深圳实行购销倒挂（即“贵买平卖”），将政策性亏损列入财政补贴。仅1983年一年，市财政就补贴了937万元，政府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于是，深圳开始动彻底取消粮票的念头，放开粮价，让粮食价格随行就市。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的梁湘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
　　会上决定，通知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粮食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深圳抢购，再想其他法子应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粮食价格提高了，买粮贵了，职工意见自然会很大。所以，工资也得相应提高。有关部门当场算了笔细账，按每个职工供养系数1.56人计，每个职工每个月将增加支出13元，可以按月增加补助给每个职工，在发工资的时候一并发放。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粮食价格，消除了购销倒挂，因此，财政不会因补贴职工的粮食差价而大量增加开支。
　　就这样，从1984年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

1992年，票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一谢幕

　　在深圳启动了价格改革之后，广东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改革的步伐。
　　1988年，广东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应的定量。4年之后，1992年4月1日，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
　　粮价放开的当年，广东财政用于补贴粮食的资金，从以往的约13亿元下降到了约6亿元。粮价放开，意味着一个一直被视为经济领域最大的禁区被冲破了。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商品价格放开加速，票证开始逐一谢幕退场。
　　到1993年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 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