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20世纪30年代，西方文学中出现了三种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分别是赛珍珠《大地》中的“牧歌田园”的诗意中国，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东方乐园“香格里拉”，以及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陕北的红色乌托邦。它们或属于感伤、怀旧的“过去时”，或属于乐观、进取的“未来时”，本质上都是源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不满以及对理想异域的向往。
关键词：乌托邦 “牧歌田园” “东方乐园” “美好新世界”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先后出现了三部关于中国的畅销小说，分别是赛珍珠的《大地》、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以及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三部小说之所以能在读者当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描述了一个理想和谐的、与西方社会迥异的中国形象，从而满足了当时处于战乱恐怖和文明危机中的西方人对理想异域的渴慕与向往。莫哈指出：“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时，就是乌托邦式的。”《大地》、《消失的地平线》和《西行漫记》中描述的中国形象或多或少都具有乌托邦性质，它们不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描写，而是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梦想的“他者”，是西方人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具体到构建乌托邦的话语方式和乌托邦的内涵上，这三部作品又体现出了很大的差别，对此，本文将做出具体辨析。
一 《大地》中牧歌田园的诗意中国
赛珍珠的《大地》讲述了一对农民夫妇在大灾面前不低头从而发家致富的故事。小说主人公王龙夫妇是有血有肉的，他们勤劳、质朴、善良、坚定，具有人性中的种种高贵品质，从而扭转了一个世纪间西方文化对中国丑化、妖魔化的潮流。在赛珍珠之前，西方文学中充斥着各种关于中国人的“套话”：中国人阴险、狡诈、肮脏、自私、冷漠，具有“非人道”、“兽性”的特点。赛珍珠的《大地》背离了西方文学19世纪以来对中国人的“套话”式描写，从而摆脱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框框，提供了在一种新的视角（即乌托邦的视角）下读解中国的可能。
《大地》之所以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同时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唤醒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田园牧歌式想象。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一直保存着一个诗意的中国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勤劳质朴的中国农民。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民帝国，那里国家安定，社会繁荣，贤明圣达的皇亲每年举行亲耕仪式，百姓幸福地生活在祖辈留下的故土上。19世纪，工业文明的凯歌行进极大地增强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相比之下显得发展缓慢的中国一度作为“停滞落后的东方帝国”被西方人抛弃。到了20世纪初，一战的浩劫使西方人觉得自身的工业文明出了问题，一些西方文人抱着寻找出路和文化救赎的心态，再次将目光投向农业文明保存相对完好的中国，西方遂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在这次“中国热”中，审美视野中的田园中国是西方人构建中国形象的核心。英国作家狄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就描绘了一个牧歌田园式的乡土中国。罗素也推崇中国人乐天知命、亲近自然、安详从容的生活方式。赛珍珠续上了这种传统，《大地》中很多章节描绘王龙和阿兰的质朴以及生活中的诗意：“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
《大地》继承并表现了西方关于田园中国的想象，它使西方读者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质朴、自然生活的意义。牧歌田园的乡土乌托邦在20世纪的西方之所以能复兴，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幻灭感。工业文明的发展虽然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造成了客观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精神领域的苍白。对于那些在西方式物质主义文明中感到焦虑与恐惧的心灵来说，寂静、平和、永恒的牧歌田园无疑是一种慰藉。西方人通过对牧歌田园的中国的想象和述写，来缅怀逝去的前现代文明，追寻失落的家园。牧歌田园的乌托邦美好而虚幻，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大地》中描绘了诗意的乡土中国，那里农民耕耘着自己的土地，质朴而幸福地生活着。可现实的中国却是军阀混战、官僚腐败、土匪横行，农民在饥荒、战乱、贫困中苦苦挣扎，愁惨看不到希望。中国令人沮丧的现实已经容不下美好的乌托邦想象，于是乌托邦只能迁址到西藏，变成雪域高原上的“香格里拉”。
二 “香格里拉”：西方殖民者的东方乐园
1933年，当《大地》风行美国的时候，英国作家詹姆
斯·希尔顿也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畅销书《消失的地平线》。这是一部比《大地》更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小说，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神话，而且还赋予书中描写的“莫须有”的地方一个美丽的名字——“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驻南亚某国领事馆康韦等一行四人从一个叫巴司库的地方乘机去白夏瓦时，被一个神秘的东方劫机者劫持到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香格里拉是一个美丽而闲适的世外桃源，这里不仅有世间罕见的雪山、峡谷、森林、湖泊，而且到处是欢乐的人民，他们温文尔雅，长寿健康。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污染的地方，人间最后一块净土。
对香格里拉的描述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乐园”式想象话语的重复。在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把东方想象成人间乐园的传统。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神秘的东方意味着灵性的美与优雅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富足、闲适、宽容、节制、和平、长寿等等，这些典型的“东方品质”都被编织进了香格里拉的描述中。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文化元素：中式的庭院，温文尔雅、具有儒者风范的接待者“张”，以及各种西方读者熟知的汉文化意象——瓷器、书画、荷花池……阅读作品时，我们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风”和“东方情调”。
乍一看，“香格里拉”像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然而，细读之下，我们发现，和与世隔绝、生活处于原始状态的“桃花源”不同，“香格里拉”处处浸淫着西方现代文明的痕迹：浴室里有俄亥俄的绿瓷浴盆和现代化的抽水马桶；高雅气派的图书馆中藏有大部头的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满族小姑娘罗珍弹奏的是加伏特舞曲……香格里拉的最高统治者，叫做“佩劳尔特”的大喇嘛，居然是个来自卢森堡的传教士，他才是香格里拉得以维持文明与自然相平衡的完美状态的核心力量。可见，中国意象不过是装饰和调味品，不具价值，西方文明才是这里的主宰。香格里拉这个东方乐园原来是西方人介入、建立并管理的殖民地，满足了西方人观察、占有东方的殖民需求。 《香格里拉》的想象平庸，创作技巧上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然而，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理解这部乌托邦小说在西方为什么如此受欢迎。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尚未散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风雨欲来。处于战争恐怖中的人们渴望一个远离一切的避风港，一个精神上的家园。正当此时，《香格里拉》应运而生。“香格里拉”的遥远、神秘、完满、和谐，都十分契合一个乌托邦应该具有的特征。它的安详、宁静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混乱现实构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成为西方人眼中当之无愧的理想境界，人间乐园的代名词。佩劳尔特劝康韦留在香格里拉，在那里研读经典、聆听圣乐，沉思冥想，长生不老。可见，“香格里拉”不是中国人的“桃花源”，而是西方人的诺亚方舟，为西方人保存它的梦想、希望和乌托邦。作为遥远、静默的东方异域，“香格里拉”是欧洲的另一个自我，也是“东方主义”观念最好的注脚。
三 美好新世界：《西行漫记》中的红色中国
1936年，《大地》与《消失的地平线》正在西方走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辗转进入了中国陕北的红色区域，在那里采访、生活了四个多月。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该书几个星期就卖出了十万册，引起了世界性轰动。
在斯诺的笔下，陕北如同一个乌托邦的未知国度，在读者面前逐渐展示其光辉。这里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溺婴等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到处是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这里的领袖毛泽东是个“哲人王”式的伟大人物，他学识渊博，精力过人，围绕在他周围的是一群杰出的共产党人：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英勇善战的彭德怀，德高望重的朱德，嫉恶如仇的贺龙。这些人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红色中国的崇高群像。斯诺描述的“长征”更是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他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与长征相比，西方熟悉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显得不值一提。
斯诺眼中的红色陕北就像是一个“美好新世界”，它不仅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西方世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周宁说，“有两种乌托邦，一种在历史的过去，是伊甸园或田园牧歌式的，是人类怀旧的所谓‘乡情’的产物，另一种是天国或历史进步终结式的。”《大地》和《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乌托邦属于“过去时”，其基本特征是感伤、恋旧，而《西行漫记》中的乌托邦则是属于“未来时”，它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未来。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边区的红色中国俨然是一个现代的“道德理想国”，尽管物质上并不富足，但是这里有高尚纯朴、乐观进取的人民，自由平等、道德完善、秩序井然的社会，以及智慧仁慈而富于权威的领袖，这些正是美好未来的基础。他们希望从中国革命中汲取灵感，促进西方社会的进步与完善。
四 结语
乌托邦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感受到紧张与不满并试图消解或缓解紧张与不满的产物，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感伤的、恋旧的倾向，也可以表现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与向往。《大地》与《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中国乌托邦属于感伤、恋旧式的，它通过“牧歌田园”或“东方乐园”式的想象话语，表达西方人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和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追忆。《西行漫记》中的红色乌托邦则是属于未来时的，它通过对边区的红色中国的理想化描述，寄托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期许。无论是“过去时”还是“未来时”的乌托邦，本质上都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表面上看来，乌托邦话语谈论的是一种异域文明的诱惑，实际上表述的却是西方文化自身的欲望与梦想。西方人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他者”，以补偿自身文化的缺憾，实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因此，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中国的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西方文化改编置换的幻象，服务于西方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的需要。西方的中国形象就像是一面镜子，从里面观照到的不是镜子自身，而只能是照镜子的西方文化的面目。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委青年英才计划项目资助（项目代码：043135336000/023）
参考文献：
[1]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周宁：《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3] [美]Pearl Buck.The Good Earth.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94.
[4] [英]詹姆斯·希尔顿，吴夏汀、朱红杰译：《消失的地平线》，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杨波，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乌托邦 “牧歌田园” “东方乐园” “美好新世界”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先后出现了三部关于中国的畅销小说，分别是赛珍珠的《大地》、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以及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三部小说之所以能在读者当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描述了一个理想和谐的、与西方社会迥异的中国形象，从而满足了当时处于战乱恐怖和文明危机中的西方人对理想异域的渴慕与向往。莫哈指出：“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时，就是乌托邦式的。”《大地》、《消失的地平线》和《西行漫记》中描述的中国形象或多或少都具有乌托邦性质，它们不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描写，而是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梦想的“他者”，是西方人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具体到构建乌托邦的话语方式和乌托邦的内涵上，这三部作品又体现出了很大的差别，对此，本文将做出具体辨析。
一 《大地》中牧歌田园的诗意中国
赛珍珠的《大地》讲述了一对农民夫妇在大灾面前不低头从而发家致富的故事。小说主人公王龙夫妇是有血有肉的，他们勤劳、质朴、善良、坚定，具有人性中的种种高贵品质，从而扭转了一个世纪间西方文化对中国丑化、妖魔化的潮流。在赛珍珠之前，西方文学中充斥着各种关于中国人的“套话”：中国人阴险、狡诈、肮脏、自私、冷漠，具有“非人道”、“兽性”的特点。赛珍珠的《大地》背离了西方文学19世纪以来对中国人的“套话”式描写，从而摆脱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框框，提供了在一种新的视角（即乌托邦的视角）下读解中国的可能。
《大地》之所以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同时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唤醒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田园牧歌式想象。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一直保存着一个诗意的中国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勤劳质朴的中国农民。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民帝国，那里国家安定，社会繁荣，贤明圣达的皇亲每年举行亲耕仪式，百姓幸福地生活在祖辈留下的故土上。19世纪，工业文明的凯歌行进极大地增强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相比之下显得发展缓慢的中国一度作为“停滞落后的东方帝国”被西方人抛弃。到了20世纪初，一战的浩劫使西方人觉得自身的工业文明出了问题，一些西方文人抱着寻找出路和文化救赎的心态，再次将目光投向农业文明保存相对完好的中国，西方遂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在这次“中国热”中，审美视野中的田园中国是西方人构建中国形象的核心。英国作家狄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就描绘了一个牧歌田园式的乡土中国。罗素也推崇中国人乐天知命、亲近自然、安详从容的生活方式。赛珍珠续上了这种传统，《大地》中很多章节描绘王龙和阿兰的质朴以及生活中的诗意：“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
《大地》继承并表现了西方关于田园中国的想象，它使西方读者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质朴、自然生活的意义。牧歌田园的乡土乌托邦在20世纪的西方之所以能复兴，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幻灭感。工业文明的发展虽然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造成了客观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精神领域的苍白。对于那些在西方式物质主义文明中感到焦虑与恐惧的心灵来说，寂静、平和、永恒的牧歌田园无疑是一种慰藉。西方人通过对牧歌田园的中国的想象和述写，来缅怀逝去的前现代文明，追寻失落的家园。牧歌田园的乌托邦美好而虚幻，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大地》中描绘了诗意的乡土中国，那里农民耕耘着自己的土地，质朴而幸福地生活着。可现实的中国却是军阀混战、官僚腐败、土匪横行，农民在饥荒、战乱、贫困中苦苦挣扎，愁惨看不到希望。中国令人沮丧的现实已经容不下美好的乌托邦想象，于是乌托邦只能迁址到西藏，变成雪域高原上的“香格里拉”。
二 “香格里拉”：西方殖民者的东方乐园
1933年，当《大地》风行美国的时候，英国作家詹姆
斯·希尔顿也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畅销书《消失的地平线》。这是一部比《大地》更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小说，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神话，而且还赋予书中描写的“莫须有”的地方一个美丽的名字——“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驻南亚某国领事馆康韦等一行四人从一个叫巴司库的地方乘机去白夏瓦时，被一个神秘的东方劫机者劫持到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香格里拉是一个美丽而闲适的世外桃源，这里不仅有世间罕见的雪山、峡谷、森林、湖泊，而且到处是欢乐的人民，他们温文尔雅，长寿健康。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污染的地方，人间最后一块净土。
对香格里拉的描述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乐园”式想象话语的重复。在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把东方想象成人间乐园的传统。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神秘的东方意味着灵性的美与优雅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富足、闲适、宽容、节制、和平、长寿等等，这些典型的“东方品质”都被编织进了香格里拉的描述中。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文化元素：中式的庭院，温文尔雅、具有儒者风范的接待者“张”，以及各种西方读者熟知的汉文化意象——瓷器、书画、荷花池……阅读作品时，我们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风”和“东方情调”。
乍一看，“香格里拉”像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然而，细读之下，我们发现，和与世隔绝、生活处于原始状态的“桃花源”不同，“香格里拉”处处浸淫着西方现代文明的痕迹：浴室里有俄亥俄的绿瓷浴盆和现代化的抽水马桶；高雅气派的图书馆中藏有大部头的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满族小姑娘罗珍弹奏的是加伏特舞曲……香格里拉的最高统治者，叫做“佩劳尔特”的大喇嘛，居然是个来自卢森堡的传教士，他才是香格里拉得以维持文明与自然相平衡的完美状态的核心力量。可见，中国意象不过是装饰和调味品，不具价值，西方文明才是这里的主宰。香格里拉这个东方乐园原来是西方人介入、建立并管理的殖民地，满足了西方人观察、占有东方的殖民需求。 《香格里拉》的想象平庸，创作技巧上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然而，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理解这部乌托邦小说在西方为什么如此受欢迎。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尚未散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风雨欲来。处于战争恐怖中的人们渴望一个远离一切的避风港，一个精神上的家园。正当此时，《香格里拉》应运而生。“香格里拉”的遥远、神秘、完满、和谐，都十分契合一个乌托邦应该具有的特征。它的安详、宁静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混乱现实构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成为西方人眼中当之无愧的理想境界，人间乐园的代名词。佩劳尔特劝康韦留在香格里拉，在那里研读经典、聆听圣乐，沉思冥想，长生不老。可见，“香格里拉”不是中国人的“桃花源”，而是西方人的诺亚方舟，为西方人保存它的梦想、希望和乌托邦。作为遥远、静默的东方异域，“香格里拉”是欧洲的另一个自我，也是“东方主义”观念最好的注脚。
三 美好新世界：《西行漫记》中的红色中国
1936年，《大地》与《消失的地平线》正在西方走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辗转进入了中国陕北的红色区域，在那里采访、生活了四个多月。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该书几个星期就卖出了十万册，引起了世界性轰动。
在斯诺的笔下，陕北如同一个乌托邦的未知国度，在读者面前逐渐展示其光辉。这里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溺婴等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到处是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这里的领袖毛泽东是个“哲人王”式的伟大人物，他学识渊博，精力过人，围绕在他周围的是一群杰出的共产党人：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英勇善战的彭德怀，德高望重的朱德，嫉恶如仇的贺龙。这些人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红色中国的崇高群像。斯诺描述的“长征”更是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他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与长征相比，西方熟悉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显得不值一提。
斯诺眼中的红色陕北就像是一个“美好新世界”，它不仅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西方世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周宁说，“有两种乌托邦，一种在历史的过去，是伊甸园或田园牧歌式的，是人类怀旧的所谓‘乡情’的产物，另一种是天国或历史进步终结式的。”《大地》和《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乌托邦属于“过去时”，其基本特征是感伤、恋旧，而《西行漫记》中的乌托邦则是属于“未来时”，它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未来。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边区的红色中国俨然是一个现代的“道德理想国”，尽管物质上并不富足，但是这里有高尚纯朴、乐观进取的人民，自由平等、道德完善、秩序井然的社会，以及智慧仁慈而富于权威的领袖，这些正是美好未来的基础。他们希望从中国革命中汲取灵感，促进西方社会的进步与完善。
四 结语
乌托邦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感受到紧张与不满并试图消解或缓解紧张与不满的产物，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感伤的、恋旧的倾向，也可以表现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与向往。《大地》与《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中国乌托邦属于感伤、恋旧式的，它通过“牧歌田园”或“东方乐园”式的想象话语，表达西方人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和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追忆。《西行漫记》中的红色乌托邦则是属于未来时的，它通过对边区的红色中国的理想化描述，寄托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期许。无论是“过去时”还是“未来时”的乌托邦，本质上都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表面上看来，乌托邦话语谈论的是一种异域文明的诱惑，实际上表述的却是西方文化自身的欲望与梦想。西方人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他者”，以补偿自身文化的缺憾，实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因此，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中国的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西方文化改编置换的幻象，服务于西方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的需要。西方的中国形象就像是一面镜子，从里面观照到的不是镜子自身，而只能是照镜子的西方文化的面目。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委青年英才计划项目资助（项目代码：043135336000/023）
参考文献：
[1]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周宁：《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3] [美]Pearl Buck.The Good Earth.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94.
[4] [英]詹姆斯·希尔顿，吴夏汀、朱红杰译：《消失的地平线》，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杨波，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