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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享有特权并非中国首创和独有，当一国经济需要强烈的外部激励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或长或短地给外资企业优惠，减税是优惠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那时国内面临资金和技术缺口。为鼓励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中国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超国民待遇政策。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进出口优惠、经营管理优惠、注册资本缴付和外汇优惠等。该政策促进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增加、就业扩张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并且大大提升了企业竞争力，是中国保持30多年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给企业分成三六九等有违市场经济原则，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开始逐渐取消和调整外资政策中一些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规定，使内外资企业共享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如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新税率确定为25%。但是，中国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制的过程却引起了一些争议，而且部分外资企业还甚为反感，有的企业干脆关门离开。出现这些现象应属正常，但需认真分析和对待。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当时，因为国内经济成分单一，市场尚未形成，所以，企业投资的风险大，回报不确定。任何一个国外的理性投资者，若未得到一个保证回报的约定，恐怕不会下注到中国大陆投资。为创造国外投资者的高回报预期，对外资的独立优惠也就应运而生。我们看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引进的外资中，与国内有关系的港台企业占多数，因为这些投资者在中国大陆有各种关系，保证投资安全性没问题，高回报预期可兑现。这些在中国大陆投资成功的企业给其它企业做了示范，从而使外资引进不断扩大规模，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引进呈加速增长之势。在投资的来源地方面，结构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1979-1988年期间，港澳台的资本加在一起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比重是80.7%，占协议外商投资金额的比重是74.8%，占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比重是67.5%。此后，来自港澳台资本的在华投资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迅速下降，而来自美国、欧盟的资本在华投资所占份额上升幅度很大。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计算，2002年至2006年，香港占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的比重降低为29.13%，欧盟为9.76%，日本为6.62%，台湾降低为3.07%，美国为9.43%，这种趋势还在延续。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全球劳动密集型轻纺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背景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机电产业的技术更新和大发展，助推中国机电产业技术水平上了一个高台阶。进入新千年后，发达国家以I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工艺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中国成了其主要承接地，促进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开放带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而且促进了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中国国内机电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向中国中西部转移，形成了中西部地区产业改造与升级的新态势。通过对外开放，不仅实现了民族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得国际收益的目标，而且吸引了外资的大量进入，促进了中国经济、技术、管理乃至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初衷是为抵抗投资风险，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做了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投资风险下降，再实行外资优惠政策就有违市场经济原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
目前，外资、民营和国有企业基本上三分中国企业，让这三类企业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才可能使中国经济正常发展。为此，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理所当然。如此明显的事实为什么有些外资企业不能接受？
我们知道，大部分外资企业来自发达经济体，这些企业在发达国家并不一定能得到特定的政策关照，但市场的规范化程度和发展水平比中国高，所以，他们的预期收益相对稳定，企业安全性也不是问题。如果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就低一些，再加上没有任何优惠政策，他们会认为自己处于竞争劣势状态，企业也不安全（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些企业倒非真的需要什么实质性的特权，但却需要一个政策的保护伞，使企业的安全与利益能得到保障。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所有国家都认可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特定政策来保障投资安全和收益相对稳定是许多企业需要的。所以，在中国人看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有些外企却无法接受。
其实，对外企的安全和稳定的诉求我们应充分重视，在目前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决不是税制和税负统一了，企业就必然在一个平等环境中竞争，区域分割、垄断、政府干预等都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和平等运行，而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近期彻底改变。如果我们正视和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不会一味地去指责外企的抱怨，才有利于真正理解外企的言行，才能继续我们的开放政策。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仍然很低。到2007年底，中国人均使用外资仅为57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使用外资超过500美元的实际相比，差距还相当大。这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实施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中国的巨大市场、普遍受到良好教育且工资成本仍然相对较低的优质劳动力、便利的贸易通道和巨大的工业品综合加工能力等，都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新的主要引力。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而深化改革，创造好的市场环境是进一步开放的前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那时国内面临资金和技术缺口。为鼓励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中国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超国民待遇政策。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进出口优惠、经营管理优惠、注册资本缴付和外汇优惠等。该政策促进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增加、就业扩张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并且大大提升了企业竞争力，是中国保持30多年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给企业分成三六九等有违市场经济原则，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开始逐渐取消和调整外资政策中一些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规定，使内外资企业共享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如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新税率确定为25%。但是，中国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制的过程却引起了一些争议，而且部分外资企业还甚为反感，有的企业干脆关门离开。出现这些现象应属正常，但需认真分析和对待。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当时，因为国内经济成分单一，市场尚未形成，所以，企业投资的风险大，回报不确定。任何一个国外的理性投资者，若未得到一个保证回报的约定，恐怕不会下注到中国大陆投资。为创造国外投资者的高回报预期，对外资的独立优惠也就应运而生。我们看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引进的外资中，与国内有关系的港台企业占多数，因为这些投资者在中国大陆有各种关系，保证投资安全性没问题，高回报预期可兑现。这些在中国大陆投资成功的企业给其它企业做了示范，从而使外资引进不断扩大规模，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引进呈加速增长之势。在投资的来源地方面，结构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1979-1988年期间，港澳台的资本加在一起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比重是80.7%，占协议外商投资金额的比重是74.8%，占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比重是67.5%。此后，来自港澳台资本的在华投资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迅速下降，而来自美国、欧盟的资本在华投资所占份额上升幅度很大。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计算，2002年至2006年，香港占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的比重降低为29.13%，欧盟为9.76%，日本为6.62%，台湾降低为3.07%，美国为9.43%，这种趋势还在延续。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全球劳动密集型轻纺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背景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机电产业的技术更新和大发展，助推中国机电产业技术水平上了一个高台阶。进入新千年后，发达国家以I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工艺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中国成了其主要承接地，促进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开放带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而且促进了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中国国内机电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向中国中西部转移，形成了中西部地区产业改造与升级的新态势。通过对外开放，不仅实现了民族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得国际收益的目标，而且吸引了外资的大量进入，促进了中国经济、技术、管理乃至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初衷是为抵抗投资风险，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做了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投资风险下降，再实行外资优惠政策就有违市场经济原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
目前，外资、民营和国有企业基本上三分中国企业，让这三类企业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才可能使中国经济正常发展。为此，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理所当然。如此明显的事实为什么有些外资企业不能接受？
我们知道，大部分外资企业来自发达经济体，这些企业在发达国家并不一定能得到特定的政策关照，但市场的规范化程度和发展水平比中国高，所以，他们的预期收益相对稳定，企业安全性也不是问题。如果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就低一些，再加上没有任何优惠政策，他们会认为自己处于竞争劣势状态，企业也不安全（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些企业倒非真的需要什么实质性的特权，但却需要一个政策的保护伞，使企业的安全与利益能得到保障。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所有国家都认可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特定政策来保障投资安全和收益相对稳定是许多企业需要的。所以，在中国人看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有些外企却无法接受。
其实，对外企的安全和稳定的诉求我们应充分重视，在目前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决不是税制和税负统一了，企业就必然在一个平等环境中竞争，区域分割、垄断、政府干预等都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和平等运行，而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近期彻底改变。如果我们正视和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不会一味地去指责外企的抱怨，才有利于真正理解外企的言行，才能继续我们的开放政策。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仍然很低。到2007年底，中国人均使用外资仅为57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使用外资超过500美元的实际相比，差距还相当大。这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实施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中国的巨大市场、普遍受到良好教育且工资成本仍然相对较低的优质劳动力、便利的贸易通道和巨大的工业品综合加工能力等，都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新的主要引力。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而深化改革，创造好的市场环境是进一步开放的前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