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上看到，李克强总理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三次称赞向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救灾存在困难的当地干部，心中除了对总理第一时间亲赴灾区关心群众疾苦感到温暖，对当地干部心系群众安危感到敬佩之外，总还有种感觉，不吐不快。
　　按理说，当地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其中如实、迅速地汇报受灾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第一时间请求支援，争分夺秒为灾区人民争取更多的帮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总理心系灾区群众，迅速赶到现场，不也是出于第一时间帮助救灾的目的吗？既然总理来了，为了能够把灾区群众安顿得更好一点，向总理汇报实际困难，让总理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救灾部署，难道不是当地政府和干部的职责所在？既然是职责所在，因何提出救灾中存在困难的举动会让总理三赞其敢说真话？既然总理称赞，肯定是经过比较，认为这种行为难得，这种精神可贵。问题是，在这种危急关头，有没有不敢讲真话的干部？在大灾大难面前，是否存在不敢或者不愿讲真话的现象？如果灾难当头，连反映真实困难的勇气都没有，人民群众会怎样看待我们的党员干部？其背后折射出的又是什么？
　　也许是为了不给国家和领导添麻烦，有困难坚决自己扛，传承自身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如果真是这样，笔者认为在物质相对匮乏、技术相对落后的建国初期，受灾地区如此为国家分忧的精神绝对可敬可佩。可放在今天，这种精神并不可取，因为这样做明显是对灾区人民不负责任。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国力逐渐增强，国家完全有能力在灾难发生后为受灾群众提供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全国的兄弟省市也都有能力帮上一把，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死要面子活受罪。出于这种想法不讲真话，只能说明思想过于保守，没有与时俱进，没有真正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何况这个所谓的积极原因又经常被用作掩盖其他消极原因的借口。
　　应该说，在地震这种特殊情况下，讲假话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在日常工作中出现问题不讲真话，笔者推测，要么是不知道实情，抱着糊弄过关的侥幸心理，说不出真话；要么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怀着担心牵出背后各种问题的忐忑心理，不敢讲真话；要么是随波逐流、粉饰太平，存着不做出头鸟的与我无关心理，不愿讲实话。无论是哪一种，其出发点显然都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在更大的领导面前维护自家的形象和体面，甚至是为了守护好自己和同僚可能被发现、被追究、被问责的那些存在的失职和不作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事先、事后多做工作，总能减轻损害。怕就怕在该未雨绸缪的时候后知后觉、毫无作为，而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又只注重做好表面文章，一心只想着如何保住乌纱帽，满眼只盼着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卸到老天爷身上，却忘了什么才是此时此刻最需要做的。往小了讲，这是庸、是懒、是渎职；往大了讲，这是丢弃了我们党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是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和重托。
　　也许有一种现象让人见怪不怪，在视察调研等活动中，往往是看到的成绩、看到的进步比较多，事先打招呼、有准备的比较多；真正能让人看出问题、看出差距、“微服私访”的比较少。于是，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汇报中听到有一两个党员干部敢于对存在问题直言不讳的时候，就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假如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流状态，如果大家都已习惯于如戏中人般见怪不怪，这才是最最令人担忧的地方。那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经典名言还在耳边，笔者猜想，如果这句话是在汇报工作中说的，也许大家也就一笑而过了。但正是因为这句话是代表有关部门对着人民群众说的，所以也就糊弄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