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高考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等教育存在消极影响。它的取消会给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机遇，引发学术性高等教育功能的反思和重构，引发学术性高等教育改变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连锁反应，引发职业性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关键词： 高考文理分科 高等教育发展 机遇
高考之于中国教育的影响，人们往往用“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来概括，从而忽略了高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其实，高考是高等教育的敲门砖，是高校招生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对高等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教育部公开对社会征求教育意见，其中议题之一就是取消高考文理分科。那么取消高考文理分科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有利于高考的改革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从文理分科的起源看改革的方向
高中教育文理分科历史由来已久。从历史上看，高中文理分科问题，其实是伴随着清末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我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发端的。以1909年清政府学部奏请实施中学“文实分科”为标志，我国高中文理分科的实践和争议至今已经百年有余。
对于建国后高中文理分科的原因，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指出：“文理分科的思想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认为在文科和理科之间，集中精力专注其一，能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而建国后实行文理分科的直接原因，则是新中国全方位仿效前苏联‘老大哥’的时代风气——高考制度与高等教育制度亦莫能除外。”这一时期，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中的文理分科都源于当时急需人才的社会状况，为了快速产出高精尖的人才，高等教育制度设置了文理分科，作为高校招生制度一部分的高考制度也顺势而为，足见二者相关之密切。
如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往昔不同，文理分科成了制约现时社会所需人才产出的重要因素，取消文理分科的改革势在必行。然而，改革的方向是一个问题，到底是以高考制度作为改革切入点，还是以高等教育制度作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相当关键的。
对于取消高考文理分科，有一部分人以文理分科起源原因为依据，认为必须先行改革高等教育制度中文理的限制，否则高考文理分科的局面难以改观。另外一部分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高考制度是喉舌，应该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影响方向的问题，涉及到改革的顺序。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既要关注文理分科起源，又要关注现实事态发展的特点。先改革高考文理分科有利于高等教育中大学生后继的学习。如果只改革高等教育中文理的限制，而未改革文理分科的高考，所录取的偏科人才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也不利于这部分人在高校中的学习。
二、高考文理分科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
高考文理分科是导致高等教育功能定位偏狭的原因之一。高等教育将为社会提供怎样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考输送怎样的生源，生源的知识基础和大学的专业设置及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息息相关。从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趋势看，其系科和专业设置不仅朝“大理科”、“大文科”方向发展，而且文、理科之间也正在相互交叉和渗透，其中拓宽专业面、加强基础课、训练基本功、广泛开设选修课等，已成为当今高校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共同特点和趋势。实践证明，这样改革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复合型人才。高中教育作为向高等教育输送新生的基本阵地，应当同高等教育的改革相衔接。然而高考的文理分科导致在基础教育阶段（高二年级）就进行了文理分科而学，从基础知识层面上斩断了文理的知识构建，导致考上大学的学生们文科知识或者理科知识单方面发展，给大学专业设置文理壁垒森严，学科界限分明以条件，导致学生知识宽度、广度及平衡性受到制约，知识的有效性成为疑问，能力单一，拓展性弱，社会适应性差，就业危机日趋明显，高等教育的效果备受质疑。从这个角度说，取消高考文理分科必然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机遇。
三、取消高考文理分科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
1.引发学术性高等教育功能的反思和重构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1］
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从本质上已经演变成培养具体人才倾向的定位。这种功能定位其实把学术性高等教育变成了只是因循了“学术”之名称的高等职业培训所，其最终的教育效果不伦不类，其受教育者既不具备大学之才，又不具备职业之技。
这种现状迫使我们重新追问大学之本质。大学的本质从属于教育的本质，首先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体，培养有素养的公民。就大学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来说，大学的本质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被西方学者们称为系统阐述大学观第一人的英国都柏林大学首任校长约翰·亨利·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2］学术性高等教育其功能定位不能脱离大学本质的参照体系，否则“大学”何其成其为大学。
其次，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亦不能脱离时代的参照体系。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国际范围的纳才标准、激烈的就业竞争，要求社会人具有广博的可以不断拓展的基础知识和能力素养，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换的环境；要求社会人是健全的具有个性的个体，才能在适应环境之余创造性地生活。
我国学术性高等教育的现状促使我们不断反思教育功能定位的得失，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实践中重构其教育的功能定位非常必要。但是，高考的文理分科而试的局面指挥着中小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文理分科而学，基础教育提供给大学的生源决定了学术性大学无法突破文理壁垒，这种壁垒直接遏制了这种反思的现实性和重构的可能性。因为大学教育功能定位的重构具体到教育的现实中，将首先涉及到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专业和课程设置的改变。学生文理分科的知识基础现状，必然局限专业和课程设置。那么任何有利于大学教育功能重构的反思都是纸上谈兵，更不要说重构的实践了。
所以说高考的文理分科从某种程度上是学术性高等教育功能重构的绊脚石，一旦突破这块绊脚石，取消了高考的文理分科，必然会引发其教育功能的反思和重构。大学生源的基础知识文理壁垒，使我们即使认识到目前其教育功能的偏狭，也无法有所作为，而一旦取消了高考文理分科，这种壁垒也就消失了，这意味着，无论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反思还是重构都有了足够的空间。
2.引发学术性高等教育改变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连锁反应
学术性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是由其教育功能的定位决定的。无论我们对其教育功能定位的思想多么丰富，其共识在于人才培养上，大学无不以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为追求，以区别于专门教育造就的狭窄单薄的技术专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的梅贻琦，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予以新的解释。他认为大学教育观的核心是通才教育，给学生以“通识”和“知类通达”的学术训练，以完成化民易俗、改造社会的“新民”的使命，而“不贵乎有专技术之长”，主张学生应具有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知识。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对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3］
对大学教育功能理念的现实转化落实在大学教育的组织上。其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专业和课程的设置问题。
这两个参照体系都要求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把专才教育的功能定位转移到通才教育的功能定位上，使所培养的人才在通的基础上专，因通而专，通专结合。
其实很多学术性高校已经意识到重新定位教育功能的重要性，并效法西方国家大学，尝试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大学本科教育的重新定位和实践。国内大学尝试通识教育的方式目前有两种，一种是使用1999年教育部在32所大学中引入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或者俗称“全校通选课”的一套新学分，通过开设新课程探索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北大、清华等校就是这种方式。另一种是复旦实验的一种方式。复旦的本科生第一学年不分专业院系，直接进入“复旦学院”——取法于哈佛、耶鲁的文理学院，整体改变了本科的教学管理模式。但无论用哪种方式来推行通识教育，最根本的都在于进入大学的生源必须具有统一的基础知识，如果生源其基础知识文理不通，那么将有碍通识教育的推行。事实证明，在高考文理分科状态下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很容易演变成各个专业的概论课。学文的学生们对于理科的通识课程一窍不通，学理的学生们对于文科的通识课程不能深入，必然不利于在大学教育阶段通识教育的实施，最终导致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
然而，一旦高考文理分科取消，以上所说的障碍就不复存在。大学本科教育改变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连锁反应就获得启动的契机。
3.引发职业性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高等教育的学术性和职业性一直是存在矛盾的。然而现时代的发展要求两者协同发展，甚至是交叉和融合发展。从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来看，学术性和职业性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多样化的质量观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必要的视角。这一视角的涵义是：无论是学术性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性高等教育，都可以追求同等的高质量。
中国的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学术型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滞后首先表现在教育质量上。尽管高等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高等职业教育还缺乏自己独特的办学和教育模式，在教育过程中无法摆正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关系，导致高等教育的高层次阶段——研究生教育——缺乏职业型的研究生院。近年来，美国的职业型研究生院发展得很快，它们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所起的作用愈来愈明显。这种职业研究生院不仅丰富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内容，扩大了教育的范围，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新需求，而且提高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层次。其重点培养的是善于钻研职业技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能够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业绩的专家、工程师和管理者。借鉴其经验，日本的《职业型研究生院设置基准》从2004年4月1日起实行。［4］
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也对职业性高等教育的高质量，以及职业型研究生院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是顺应这一需求，不是简单建立硬件机构的问题，而是各项条件的相对成熟。高考文理分科相对来说是制约这一发展的因素之一，制约了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也制约了职业型高等教育人才的多元性。同样的，取消高考文理分科，必然能给这种种制约松绑，进而可能引发职业性高等教育追求高质量。
参考文献：
［1］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4.
［2］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29.
［3］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北京：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社，1931，12，4，（341）.
［4］孙爱东，袁韶莹.职业型研究生院：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新的战略选择［J］.现代教育科学，2007，（5）：15-18 36.
本论文为校级科研项目。编号：06XSYK231。
关键词： 高考文理分科 高等教育发展 机遇
高考之于中国教育的影响，人们往往用“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来概括，从而忽略了高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其实，高考是高等教育的敲门砖，是高校招生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对高等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教育部公开对社会征求教育意见，其中议题之一就是取消高考文理分科。那么取消高考文理分科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有利于高考的改革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从文理分科的起源看改革的方向
高中教育文理分科历史由来已久。从历史上看，高中文理分科问题，其实是伴随着清末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我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发端的。以1909年清政府学部奏请实施中学“文实分科”为标志，我国高中文理分科的实践和争议至今已经百年有余。
对于建国后高中文理分科的原因，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指出：“文理分科的思想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认为在文科和理科之间，集中精力专注其一，能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而建国后实行文理分科的直接原因，则是新中国全方位仿效前苏联‘老大哥’的时代风气——高考制度与高等教育制度亦莫能除外。”这一时期，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中的文理分科都源于当时急需人才的社会状况，为了快速产出高精尖的人才，高等教育制度设置了文理分科，作为高校招生制度一部分的高考制度也顺势而为，足见二者相关之密切。
如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往昔不同，文理分科成了制约现时社会所需人才产出的重要因素，取消文理分科的改革势在必行。然而，改革的方向是一个问题，到底是以高考制度作为改革切入点，还是以高等教育制度作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相当关键的。
对于取消高考文理分科，有一部分人以文理分科起源原因为依据，认为必须先行改革高等教育制度中文理的限制，否则高考文理分科的局面难以改观。另外一部分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高考制度是喉舌，应该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影响方向的问题，涉及到改革的顺序。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既要关注文理分科起源，又要关注现实事态发展的特点。先改革高考文理分科有利于高等教育中大学生后继的学习。如果只改革高等教育中文理的限制，而未改革文理分科的高考，所录取的偏科人才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也不利于这部分人在高校中的学习。
二、高考文理分科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
高考文理分科是导致高等教育功能定位偏狭的原因之一。高等教育将为社会提供怎样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考输送怎样的生源，生源的知识基础和大学的专业设置及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息息相关。从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趋势看，其系科和专业设置不仅朝“大理科”、“大文科”方向发展，而且文、理科之间也正在相互交叉和渗透，其中拓宽专业面、加强基础课、训练基本功、广泛开设选修课等，已成为当今高校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共同特点和趋势。实践证明，这样改革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复合型人才。高中教育作为向高等教育输送新生的基本阵地，应当同高等教育的改革相衔接。然而高考的文理分科导致在基础教育阶段（高二年级）就进行了文理分科而学，从基础知识层面上斩断了文理的知识构建，导致考上大学的学生们文科知识或者理科知识单方面发展，给大学专业设置文理壁垒森严，学科界限分明以条件，导致学生知识宽度、广度及平衡性受到制约，知识的有效性成为疑问，能力单一，拓展性弱，社会适应性差，就业危机日趋明显，高等教育的效果备受质疑。从这个角度说，取消高考文理分科必然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机遇。
三、取消高考文理分科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
1.引发学术性高等教育功能的反思和重构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1］
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从本质上已经演变成培养具体人才倾向的定位。这种功能定位其实把学术性高等教育变成了只是因循了“学术”之名称的高等职业培训所，其最终的教育效果不伦不类，其受教育者既不具备大学之才，又不具备职业之技。
这种现状迫使我们重新追问大学之本质。大学的本质从属于教育的本质，首先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体，培养有素养的公民。就大学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来说，大学的本质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被西方学者们称为系统阐述大学观第一人的英国都柏林大学首任校长约翰·亨利·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2］学术性高等教育其功能定位不能脱离大学本质的参照体系，否则“大学”何其成其为大学。
其次，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亦不能脱离时代的参照体系。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国际范围的纳才标准、激烈的就业竞争，要求社会人具有广博的可以不断拓展的基础知识和能力素养，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换的环境；要求社会人是健全的具有个性的个体，才能在适应环境之余创造性地生活。
我国学术性高等教育的现状促使我们不断反思教育功能定位的得失，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实践中重构其教育的功能定位非常必要。但是，高考的文理分科而试的局面指挥着中小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文理分科而学，基础教育提供给大学的生源决定了学术性大学无法突破文理壁垒，这种壁垒直接遏制了这种反思的现实性和重构的可能性。因为大学教育功能定位的重构具体到教育的现实中，将首先涉及到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专业和课程设置的改变。学生文理分科的知识基础现状，必然局限专业和课程设置。那么任何有利于大学教育功能重构的反思都是纸上谈兵，更不要说重构的实践了。
所以说高考的文理分科从某种程度上是学术性高等教育功能重构的绊脚石，一旦突破这块绊脚石，取消了高考的文理分科，必然会引发其教育功能的反思和重构。大学生源的基础知识文理壁垒，使我们即使认识到目前其教育功能的偏狭，也无法有所作为，而一旦取消了高考文理分科，这种壁垒也就消失了，这意味着，无论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反思还是重构都有了足够的空间。
2.引发学术性高等教育改变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连锁反应
学术性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是由其教育功能的定位决定的。无论我们对其教育功能定位的思想多么丰富，其共识在于人才培养上，大学无不以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为追求，以区别于专门教育造就的狭窄单薄的技术专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的梅贻琦，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予以新的解释。他认为大学教育观的核心是通才教育，给学生以“通识”和“知类通达”的学术训练，以完成化民易俗、改造社会的“新民”的使命，而“不贵乎有专技术之长”，主张学生应具有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知识。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对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3］
对大学教育功能理念的现实转化落实在大学教育的组织上。其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专业和课程的设置问题。
这两个参照体系都要求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把专才教育的功能定位转移到通才教育的功能定位上，使所培养的人才在通的基础上专，因通而专，通专结合。
其实很多学术性高校已经意识到重新定位教育功能的重要性，并效法西方国家大学，尝试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大学本科教育的重新定位和实践。国内大学尝试通识教育的方式目前有两种，一种是使用1999年教育部在32所大学中引入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或者俗称“全校通选课”的一套新学分，通过开设新课程探索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北大、清华等校就是这种方式。另一种是复旦实验的一种方式。复旦的本科生第一学年不分专业院系，直接进入“复旦学院”——取法于哈佛、耶鲁的文理学院，整体改变了本科的教学管理模式。但无论用哪种方式来推行通识教育，最根本的都在于进入大学的生源必须具有统一的基础知识，如果生源其基础知识文理不通，那么将有碍通识教育的推行。事实证明，在高考文理分科状态下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很容易演变成各个专业的概论课。学文的学生们对于理科的通识课程一窍不通，学理的学生们对于文科的通识课程不能深入，必然不利于在大学教育阶段通识教育的实施，最终导致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
然而，一旦高考文理分科取消，以上所说的障碍就不复存在。大学本科教育改变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连锁反应就获得启动的契机。
3.引发职业性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高等教育的学术性和职业性一直是存在矛盾的。然而现时代的发展要求两者协同发展，甚至是交叉和融合发展。从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来看，学术性和职业性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多样化的质量观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必要的视角。这一视角的涵义是：无论是学术性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性高等教育，都可以追求同等的高质量。
中国的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学术型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滞后首先表现在教育质量上。尽管高等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高等职业教育还缺乏自己独特的办学和教育模式，在教育过程中无法摆正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关系，导致高等教育的高层次阶段——研究生教育——缺乏职业型的研究生院。近年来，美国的职业型研究生院发展得很快，它们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所起的作用愈来愈明显。这种职业研究生院不仅丰富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内容，扩大了教育的范围，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新需求，而且提高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层次。其重点培养的是善于钻研职业技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能够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业绩的专家、工程师和管理者。借鉴其经验，日本的《职业型研究生院设置基准》从2004年4月1日起实行。［4］
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也对职业性高等教育的高质量，以及职业型研究生院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是顺应这一需求，不是简单建立硬件机构的问题，而是各项条件的相对成熟。高考文理分科相对来说是制约这一发展的因素之一，制约了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也制约了职业型高等教育人才的多元性。同样的，取消高考文理分科，必然能给这种种制约松绑，进而可能引发职业性高等教育追求高质量。
参考文献：
［1］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4.
［2］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29.
［3］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北京：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社，1931，12，4，（341）.
［4］孙爱东，袁韶莹.职业型研究生院：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新的战略选择［J］.现代教育科学，2007，（5）：15-18 36.
本论文为校级科研项目。编号：06XSYK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