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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叛国出逃，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这条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全世界。林彪、叶群的住宅毛家湾被查封。1972年，在毛家湾的林、叶住宅举办林彪、叶群反党集团罪行展览，一时之间，毛家湾这个不出名的小胡同竟名声大噪。后来，有些餐厅、宾馆打出“毛家湾”的招牌以广招徕，也有人写文章介绍毛家湾的情况。因为从七·七抗战前到1950年。这所住宅曾是我父过之翰的故居，有关这所住宅的许多事件，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不胜感慨。故此在我垂暮之年追述往事，以留后人。
一、父亲买下潘复的公馆
毛家湾的全名是前毛家湾胡同，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路东的中毛家湾胡同内，在它的西口约60米处向南、向北，又分出两条胡同，南边是前毛家湾，通西皇城根北街，北边是后毛家湾胡同，直通太平仓。20年代中叶，前毛家湾胡同路北只有三户住宅。东头门牌3号余家，主人是清朝大理院的重要官员，大门是三开间老式府邸样式建筑，占地约十亩；中间门牌5号蒋家，主人是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所四合院，它的后院外边是余家的花园；西头门牌8号潘家，主人是潘复，此人张作霖统治时期曾任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家房子占地八亩多，五进院子，东院有假山、车库、书斋；西院有太湖石、水池、舞厅，是当时政府高级官员公馆建筑模式。这三所宅子把不长的一条胡同占满了，其他住户都在路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长城战役，蒋介石政府节节退让，与日军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调因长城抗战而享盛名的宋哲元二十九军进驻冀察两省、平津两市，作为日、蒋缓冲地带。
宋哲元于1935年进北平，先接任袁良的北平市长，又接任王树常的平津卫戍司令和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继而奉蒋介石的命令，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宋任委员长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一时之间，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接替东北军成为华北地区实力派人物。为巩固统治，宋哲元任命冯治安师长为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师长为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副军长为北平市市长，张自忠师长为天津市市长。为扩充军事力量、改善武器装备、掌握地方财政实权，把原任察哈尔省财政厅长的我父调京，出任冀察绥靖公署经理处长、二十九军军需处长、冀察政委会财务处长，身兼三职。北平成为当时华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以及对日外交的活动中心，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和他们的家属也陆续迁来北平定居。
二十九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多年转战在西北，很少有人在北平购置房产。当时华北政局动荡，日军伺机进攻，中央军、东北军均已撤走，他们的住宅都在出售。那时代，政府没有公房供官员及家属居住，都是自己购房或租赁私房，据我所知，除宋哲元的公馆早已买下的西城区武衣库外，其余的二十九军上层领导都在此时买下新的住宅，冯治安的公馆在西四大院胡同，张自忠的公馆在府右街椅子胡同，秦德纯的公馆在府有街西皇城根(现为灵境胡同东口)，参谋长张维藩的公馆在东四北汪家胡同，赵登禹师长的公馆在鼓楼大街，总参议萧振瀛的公馆在地安门北兵马司，骑兵师长郑大章的公馆在西城巡捕厅，副军长佟麟阁的公馆在东四十条，刘汝明的公馆在东四六条，我父的公馆在西四前毛家湾8号。上述这些公馆，有的我曾去过或听他们的子女谈过，虽然占地不小，房子也很多，都是大四合院，或者是几个四合院连通一起的深宅大院，但并非王府式建筑。
说起我父买下潘复公馆的经过，有一段政治原因。自从宋哲元接管华北地区的军政大权之始，面对日军不断挑衅，而蒋介石政府又处处掣肘，为扭转孤立局面，除在冀察政委会安排东北军、西北军、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为委员之外，还多方联络社会名流以及在野的各派有影响的人士，安排名义职务，送给生活费用，来对抗亲日派的投降活动。因此，我父与上述这些名人交往很多，当时有位社会名流，姓齐名为字协民，他的女儿嫁给师长沈克，他的小女儿就是日后著名女花脸齐啸云。当时社会上尊称他为齐六爷。他的交际很广，家住西城真武庙，离武衣库很近，是当时一个非正式的政治、军事信息交流场所。宋哲元晚上常去他家聊天或打麻将，他家的常客有东北军的潘复、王树常、王树翰、马占山，西北军的萧振瀛、冯治安等，我父也是齐家常客。宋哲元与潘复交往甚密，凡与日军应酬，宋不愿去时就派潘复去与日军应付，我父与潘复也有一段交往，早在1926年，我父在段祺瑞执政府时任财政部次长，张作霖进京后，派潘复接任财政部次长。他两人此次又相会见，关系也很融洽。1936年初，潘复病放，王树常对我父说，潘家要处理毛家湾的公馆，为潘复办丧事，请我父将此事转告宋哲元，求予帮助。宋为此事送给我父一万元，让我父买下毛家湾房子。当时我家住在新街口北大街大七条，地方偏僻又不通电话，很不方便，于是我父约同刘汝明去潘家看房，觉得房子多，自己住不了，而潘夫人及子女还要另外买房搬家，遂决定只买正院和东院，将西院留给潘夫人住，房价是一万五千元。当时物价平稳，黄金价格是40元一两，房价折合黄金约为35条。市场上兵船牌面粉每袋2.40元，房价约合六千袋面粉。
正院及东院共占地五亩半，有大小房间66间，走廊、回廊26间，垂花门两座，假山一座。将西院堵住，另开一大门，为前毛家湾9号，潘家居往。
清朝及民国初期，买卖房屋、土地都不用真名，大多写堂号，虽然民间惯例，卖房时要带3套红契，即所卖之房以前三次交易的草契，因都用的是堂号，也查不出他们的真名实姓。我父买潘复的房子是一部份，即为劈契，所以没见过该房以前的红契。只是听说此房是一位建筑商用承包颐和园丁程所剩的材料盖的，其质量好而且用的是锡镴顶，不会漏雨，没听说该房曾是什么王公大臣的府邸。
二、抗战时期毛家湾被日军查封
七·七事变之始，宋哲元对形势估计不足，直到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讲话表明对时局的态度，二十几军才开始撤退家属。我父于当天把我和弟弟、妹妹送往天津英租界，而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张维藩等人也都在天津英租界预置房产，以备万一。我在天津目赌7月28日二十九军第38师与日军军队激战的实况，而我父与我大哥过家芳则于7月28日晚随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哲元立即委任过家芳接佟副军长所兼遗缺，任二十九军军训团团长，正式编入战斗序列。
我父、兄走后，我母与姐姐先住进东交民巷的外同医院，不久，随难民去天津与我们聚齐。毛家湾公馆只留管家金华轩、杜佑忱和厨师老杨照管，因为走时仓促，我父又恐影响市民，只带些随身使用衣物，把全部硬木家具、行李、书籍、字画仍原样不动放在那里。日军进入北平后，把二十九军上层人物住宅都查封了，毛家湾也不例外，但是日本人只是把院里主要房屋的门贴上封条，未动里面什物，金华轩等人仍留住照管，等待日本人接 收。在此期间，金华轩等人发现大客厅有个旁侧小门未贴封条，他们伺机进人客厅，抢救出一些东西来，其中有一对大瓷花瓶、一匣祝枝山的字(十轴)、一匣银台面(12套餐具)、瓷茶具以及细瓷餐具。这些东西于1946年我回到北京时他们都交给我，其中有1934年张自忠、过家芳去庐山军训团受训后在景德镇订制的一批预备赠人的纪念餐具，上面有他们的题名，到80年代修建抗日纪念馆时，我拣出四套完整的盖碗分别送给过家芳和张廉云，由他们捐赠给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解放军军事博物馆、重庆市梅花山张自忠陵墓、湖北省襄阳市张上将自忠殉国处，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
七·七事变开始的抗日战争，经历八年之久，29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到1938年，第一集团军撤销，宋哲元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又请假去重庆养病，我父办理移交手续，于1938年8月与张维藩奉宋之命去香港设立办事处，随员有王沽忱、张尔炎，副官燕绪堂，炊事员老孔。他们的任务是联络原29军家属经香港转往内地，并清理遗留财产等事务。1940年4月宋哲元病逝在四川省绵阳，香港办事处撤销，随员调走，我父与张维藩留住香港，仍与前方部队保持联络。1941年夏，我去香港考入国民大学，学校在九龙元朗，是蔡廷锴的别墅。12月8日爆发太平洋战争，我父与张维藩两家从九龙逃往香港搬4次家，在防空洞躲避18天，但英军投降后，我们仍未能逃脱日本特务的追踪。原来在我父住宅附近有一家私人牙医所，我父常去治牙病，而牙医师竟是台湾人，还是日本坐探。日军侵占香港时，土肥原手下的特务头子青木来到香港，他曾在北平见过我父与张维藩，于是派人到我们临时住处铜罗湾，将我父与张维藩两人接走，我们两家人心惶恐，大祸将临，直到深夜才平安归来。青木设宴请我父与张维藩，同席还有梅兰芳、胡蝶。青木劝过、张两人出山为日本人工作，满口答应发还我们两家在北平的房产。过、张两人当时都已五十多岁，胡子也不刮，更显苍老，都称年老多病，不堪出仕。后听说当晚出席宴会者无一表示愿与日本人合作，都找借口推辞了。但青木仍不甘心，次日又派人送来大米、面粉，看来还要纠缠，但是久久未见动静，后来得知战局发展迅速，日军进攻南洋，青木死于缅甸，过、张之事也无人接管，我们两家才陆续乘船回上海隐居，避开了日本特务的纠缠。
三、抗战胜利后还给我们的是一破旧空房
1945年日本投降，我父全家都居住上海，无人去北平办理接收房产之事。托我叔父过之纲找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申请发还被日军强占的房产，但是毛家湾之房已被国民党交通部抢先从日军手中接管，等到批准发还命令，交通部已将该房全部财物、家具洗劫一空，只留一所破旧空房。1946年，我妹妹过仲芳、妹夫杨建中全家从西安返回北平，我也从上海回平，我两人都在河北省银行工作，就住在毛家湾，直到北平解放。
毛家湾8号房子很多，我们两家人口少，都住在后罩房，走中毛家湾后门。前边几进院子都空着，日本人占用八年不修房，我也无力维修，只好大门紧闭，铁栅栏上锁。眼看着庭院荒芜，油漆脱落，抚今思昔，真有人世沧桑之感。我父老同事赫伊秋先生偶尔来访，此公颇谙风水，我陪他遍看全院，他对我说，这是京都正座大四合院格局，面南背北，正子午，青龙门，有南客厅，大客厅、五上两耳，六厢四配，四进院子后罩房，东院有假山、书斋小院，确是兴旺吉宅。不过，他又说，按规矩东院有山，西院有水，东壁图书，西苑翰墨，这里没有西院，不够完整。我说西院留给潘家了。他最后说：“这所房子还有40年好运呢!”他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但不理解。过后我才明白，像这样的大宅院，我这个小职员是住不起的，留给有权有钱的人去住，定会修饰一新，又会兴旺发达几十年的。
1947年夏，国民党第11战区撤销，孙连仲调去上海。傅作义率华北剿总来北平，为清查敌伪逆产，下令全市房地产重新登记，一律用实名，不许用堂号。我到市房地产管理局(那时在中南海北平市政府大院里)缴上旧契纸，改用我父的字过觐宸登记，领到新房契。上面按照旧契写明房产坐落、四至、房屋间数、占地亩数，但没有蓝图，也未丈量。现在回忆当时房屋情况，绘制一张平面示意图，并作些说明。其实该房后来被拆除，旧房契在市房管部门也找不到了，我写此算是立此存照吧。
正院、大门外路南迎门有座砖影背，大门一间为清水脊前后出檐瓦房，门内中间齐立柱分为两进，外进齐前檐装铁栅拉门，大门两扇，东山墙开门通门房。大门道东西两侧各有四扇木屏风，北面是一座砖影背。
从大门道西屏风进头道院是小客厅，为三明两暗五间元宝脊瓦房，西头有卫生间。北面有一道院墙，中间是座双脊垂花门，用木屏风隔断，门内是二道院。
二道院是大客厅，五间带廊清水脊瓦房，三明两暗，明问与三间抱厦构连搭，形成双三间大厅，中有两立柱，东暗间是小书房，西暗间是休息室与西卫生间相通。大客厅东有五间走廊是通往第三道院与东跨院的通道。
三道院是正房，前廊后厦五间清水脊瓦房，地基高，进深大，间隔宽，天花板高，上有锡镴顶。三明间由双落地罩装饰，东西两间卧室各有八扇隔断，东卧室套一间储藏室，西卧室套一间浴室。东西各有三间带廊元宝脊厢房，东厢房是饭厅，前后开门，西厢房是卧室，在其有侧是三问下房。正房东西两角各有游廊与厢房廊子连通，东通东跨院，西通后罩房。三道院子很大，在大客厅抱厦后窗外筑有一米高，八米长的牡丹台，种植花草，用来遮避客厅视线。
四道院是后罩房，有三上四耳七间瓦房，上房三间是清水脊，带廊，有隔扇分为一明两暗。东西耳房各两间，前有平台廊子与上房廊子相通。院中无厢房，东西各有五间走廊与三道院连通。西耳房内有一间浴室，西山墙外有一夹道通后院。
后院有水表井，锅炉房，电表及树木，有一座后门通中毛家湾。
从大门道向东进跨院，临街有两间门房，三间车房，在其北面是座假山，东、南、西三面用山石磊起与房檐齐高，中间是黄土填实，并种有树木，北面有坡道可登。东有六间东房是下房，西有三间厨房与饭厅相邻。北面有一道院墙，中间是座垂花门，门内是书房小院，北房三上两耳瓦房，东有三间厢房，西面是正院的饭厅。北房后有夹道可通后罩房。
四、解放后毛家湾先后成为高岗、林彪公馆
北平解放前夕，许多人逃到北平，住房紧张，我父的老同事、老朋友都找我借住，如杨懋院长、李芳波所长、居雨耕主任、孙泽生行长、卢金铭襄理、张道纯局长以及许多亲友们共十多户都住在毛家湾。1949年2月1日，解放军进城，号房，让我们将大客厅与正房腾出给部队某师首长住，那时的毛家湾8号已是大杂院了。
北平和平解放时，河北省银行北平分行被人民银行接收，我与杨建中都被人民银行留用。1950年我任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西城办事处第二营业室主任，3月中旬忽 接王树常老伯电话，他问我居住毛家湾8号的情况，我告知情況后他说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高岗要买住宅，想看毛家湾8号之房。我说，此事我不做主，要请示我父亲。王老说“我替你做主，你写信告诉你父吧”。随后，见到王老才得知，高岗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王树章是王老的弟弟，由王树章负责在北京为高岗买公馆。我将上述情况写信告知我父母，我父原来意思是将此房捐献给国家。后来听说是中央统战部邢西萍(徐冰)同志亲自批示，过之翰、过家芳父子是爱国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要执行统战政策，劝我们还是议价出让为好。于是4月中旬，我母和我二哥过家斌从上海来北京，专程去拜见王树常，双方议妥毛家湾8号的售房价为两千疋“大五幅”白布，按当时官价每疋二十六万元，共计五亿二千万元(旧人民币)，一个月内将房腾空。
王树章代表东北人民政府按双方议定条款办理手续，我动员全院各住户陆续迁出，我与妹妹两家于5月份迁到西单罗家胡同9号，告别了久住的毛家湾。我母亲为纪念此事特与我兄妹两家合影留念。
1950年5月我搬到西单，6月份人行派我筹备西四办事处，任我为营业股长。不久，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来开立账户，我前去调查，再次走进毛家湾。行政主管在东院书斋接见我，得知高岗工作在沈阳，这里是他来京的临时住处，所以仍未大修，只是添些新家具。这时，我想起赫伊秋先生说的话，毛家湾公馆还有40年好运就是应在高岗身上了。时隔不久，林彪也调到北京，没有住所。高岗常回东北，北京西交民巷还有一处房子，就把毛家湾这处房子让给林彪了。于是，毛家湾又成了林彪的公馆。直到1971年9月13月林彪叛国出逃，毛家湾又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展览馆。物是人非，这所公馆岂不是一所凶宅了吗?吉宅也好，凶宅也罢，古人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吉凶会互相转换的，事在人为，与宅无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是至理名言啊。
改革开放后，首都北京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前毛家湾整条街已是高楼林立、熙来攘往，与昔日壁垒森严、行人稀落的情景已成鲜明对比，这里的居民好运真的来了。
2001年12月初稿
2004年3月修改
附记：
这是我三叔过家武有关我们家位于毛家湾的一处宅子的回忆，是写了留给后代家人看的。近日收拾东西时发现，重读后感到公之于世不无价值，乃投寄《世纪》。过家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长期在北京银行系统工作，是民革党员，曾任民革北京市委委员，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等职，2006年病逝。祖父过之翰，字觐宸，解放后参加民革，曾任民革上海市委委员，徐汇区政协常委等职，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65年病逝。伯父过家芳是中共地下党员，淮海战役时随何基沣、张克侠贾汪起义，解放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委员，过家斌是我父亲，祖父次子，于伯父起义时负责护送部队眷属与钱财至安全地带，解放后在公安系统的农场里工作，享受离休待遇。本文照片是由我表弟杨万里提供的，他曾任北京39中校长、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一、父亲买下潘复的公馆
毛家湾的全名是前毛家湾胡同，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路东的中毛家湾胡同内，在它的西口约60米处向南、向北，又分出两条胡同，南边是前毛家湾，通西皇城根北街，北边是后毛家湾胡同，直通太平仓。20年代中叶，前毛家湾胡同路北只有三户住宅。东头门牌3号余家，主人是清朝大理院的重要官员，大门是三开间老式府邸样式建筑，占地约十亩；中间门牌5号蒋家，主人是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所四合院，它的后院外边是余家的花园；西头门牌8号潘家，主人是潘复，此人张作霖统治时期曾任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家房子占地八亩多，五进院子，东院有假山、车库、书斋；西院有太湖石、水池、舞厅，是当时政府高级官员公馆建筑模式。这三所宅子把不长的一条胡同占满了，其他住户都在路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长城战役，蒋介石政府节节退让，与日军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调因长城抗战而享盛名的宋哲元二十九军进驻冀察两省、平津两市，作为日、蒋缓冲地带。
宋哲元于1935年进北平，先接任袁良的北平市长，又接任王树常的平津卫戍司令和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继而奉蒋介石的命令，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宋任委员长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一时之间，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接替东北军成为华北地区实力派人物。为巩固统治，宋哲元任命冯治安师长为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师长为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副军长为北平市市长，张自忠师长为天津市市长。为扩充军事力量、改善武器装备、掌握地方财政实权，把原任察哈尔省财政厅长的我父调京，出任冀察绥靖公署经理处长、二十九军军需处长、冀察政委会财务处长，身兼三职。北平成为当时华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以及对日外交的活动中心，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和他们的家属也陆续迁来北平定居。
二十九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多年转战在西北，很少有人在北平购置房产。当时华北政局动荡，日军伺机进攻，中央军、东北军均已撤走，他们的住宅都在出售。那时代，政府没有公房供官员及家属居住，都是自己购房或租赁私房，据我所知，除宋哲元的公馆早已买下的西城区武衣库外，其余的二十九军上层领导都在此时买下新的住宅，冯治安的公馆在西四大院胡同，张自忠的公馆在府右街椅子胡同，秦德纯的公馆在府有街西皇城根(现为灵境胡同东口)，参谋长张维藩的公馆在东四北汪家胡同，赵登禹师长的公馆在鼓楼大街，总参议萧振瀛的公馆在地安门北兵马司，骑兵师长郑大章的公馆在西城巡捕厅，副军长佟麟阁的公馆在东四十条，刘汝明的公馆在东四六条，我父的公馆在西四前毛家湾8号。上述这些公馆，有的我曾去过或听他们的子女谈过，虽然占地不小，房子也很多，都是大四合院，或者是几个四合院连通一起的深宅大院，但并非王府式建筑。
说起我父买下潘复公馆的经过，有一段政治原因。自从宋哲元接管华北地区的军政大权之始，面对日军不断挑衅，而蒋介石政府又处处掣肘，为扭转孤立局面，除在冀察政委会安排东北军、西北军、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为委员之外，还多方联络社会名流以及在野的各派有影响的人士，安排名义职务，送给生活费用，来对抗亲日派的投降活动。因此，我父与上述这些名人交往很多，当时有位社会名流，姓齐名为字协民，他的女儿嫁给师长沈克，他的小女儿就是日后著名女花脸齐啸云。当时社会上尊称他为齐六爷。他的交际很广，家住西城真武庙，离武衣库很近，是当时一个非正式的政治、军事信息交流场所。宋哲元晚上常去他家聊天或打麻将，他家的常客有东北军的潘复、王树常、王树翰、马占山，西北军的萧振瀛、冯治安等，我父也是齐家常客。宋哲元与潘复交往甚密，凡与日军应酬，宋不愿去时就派潘复去与日军应付，我父与潘复也有一段交往，早在1926年，我父在段祺瑞执政府时任财政部次长，张作霖进京后，派潘复接任财政部次长。他两人此次又相会见，关系也很融洽。1936年初，潘复病放，王树常对我父说，潘家要处理毛家湾的公馆，为潘复办丧事，请我父将此事转告宋哲元，求予帮助。宋为此事送给我父一万元，让我父买下毛家湾房子。当时我家住在新街口北大街大七条，地方偏僻又不通电话，很不方便，于是我父约同刘汝明去潘家看房，觉得房子多，自己住不了，而潘夫人及子女还要另外买房搬家，遂决定只买正院和东院，将西院留给潘夫人住，房价是一万五千元。当时物价平稳，黄金价格是40元一两，房价折合黄金约为35条。市场上兵船牌面粉每袋2.40元，房价约合六千袋面粉。
正院及东院共占地五亩半，有大小房间66间，走廊、回廊26间，垂花门两座，假山一座。将西院堵住，另开一大门，为前毛家湾9号，潘家居往。
清朝及民国初期，买卖房屋、土地都不用真名，大多写堂号，虽然民间惯例，卖房时要带3套红契，即所卖之房以前三次交易的草契，因都用的是堂号，也查不出他们的真名实姓。我父买潘复的房子是一部份，即为劈契，所以没见过该房以前的红契。只是听说此房是一位建筑商用承包颐和园丁程所剩的材料盖的，其质量好而且用的是锡镴顶，不会漏雨，没听说该房曾是什么王公大臣的府邸。
二、抗战时期毛家湾被日军查封
七·七事变之始，宋哲元对形势估计不足，直到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讲话表明对时局的态度，二十几军才开始撤退家属。我父于当天把我和弟弟、妹妹送往天津英租界，而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张维藩等人也都在天津英租界预置房产，以备万一。我在天津目赌7月28日二十九军第38师与日军军队激战的实况，而我父与我大哥过家芳则于7月28日晚随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哲元立即委任过家芳接佟副军长所兼遗缺，任二十九军军训团团长，正式编入战斗序列。
我父、兄走后，我母与姐姐先住进东交民巷的外同医院，不久，随难民去天津与我们聚齐。毛家湾公馆只留管家金华轩、杜佑忱和厨师老杨照管，因为走时仓促，我父又恐影响市民，只带些随身使用衣物，把全部硬木家具、行李、书籍、字画仍原样不动放在那里。日军进入北平后，把二十九军上层人物住宅都查封了，毛家湾也不例外，但是日本人只是把院里主要房屋的门贴上封条，未动里面什物，金华轩等人仍留住照管，等待日本人接 收。在此期间，金华轩等人发现大客厅有个旁侧小门未贴封条，他们伺机进人客厅，抢救出一些东西来，其中有一对大瓷花瓶、一匣祝枝山的字(十轴)、一匣银台面(12套餐具)、瓷茶具以及细瓷餐具。这些东西于1946年我回到北京时他们都交给我，其中有1934年张自忠、过家芳去庐山军训团受训后在景德镇订制的一批预备赠人的纪念餐具，上面有他们的题名，到80年代修建抗日纪念馆时，我拣出四套完整的盖碗分别送给过家芳和张廉云，由他们捐赠给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解放军军事博物馆、重庆市梅花山张自忠陵墓、湖北省襄阳市张上将自忠殉国处，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
七·七事变开始的抗日战争，经历八年之久，29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到1938年，第一集团军撤销，宋哲元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又请假去重庆养病，我父办理移交手续，于1938年8月与张维藩奉宋之命去香港设立办事处，随员有王沽忱、张尔炎，副官燕绪堂，炊事员老孔。他们的任务是联络原29军家属经香港转往内地，并清理遗留财产等事务。1940年4月宋哲元病逝在四川省绵阳，香港办事处撤销，随员调走，我父与张维藩留住香港，仍与前方部队保持联络。1941年夏，我去香港考入国民大学，学校在九龙元朗，是蔡廷锴的别墅。12月8日爆发太平洋战争，我父与张维藩两家从九龙逃往香港搬4次家，在防空洞躲避18天，但英军投降后，我们仍未能逃脱日本特务的追踪。原来在我父住宅附近有一家私人牙医所，我父常去治牙病，而牙医师竟是台湾人，还是日本坐探。日军侵占香港时，土肥原手下的特务头子青木来到香港，他曾在北平见过我父与张维藩，于是派人到我们临时住处铜罗湾，将我父与张维藩两人接走，我们两家人心惶恐，大祸将临，直到深夜才平安归来。青木设宴请我父与张维藩，同席还有梅兰芳、胡蝶。青木劝过、张两人出山为日本人工作，满口答应发还我们两家在北平的房产。过、张两人当时都已五十多岁，胡子也不刮，更显苍老，都称年老多病，不堪出仕。后听说当晚出席宴会者无一表示愿与日本人合作，都找借口推辞了。但青木仍不甘心，次日又派人送来大米、面粉，看来还要纠缠，但是久久未见动静，后来得知战局发展迅速，日军进攻南洋，青木死于缅甸，过、张之事也无人接管，我们两家才陆续乘船回上海隐居，避开了日本特务的纠缠。
三、抗战胜利后还给我们的是一破旧空房
1945年日本投降，我父全家都居住上海，无人去北平办理接收房产之事。托我叔父过之纲找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申请发还被日军强占的房产，但是毛家湾之房已被国民党交通部抢先从日军手中接管，等到批准发还命令，交通部已将该房全部财物、家具洗劫一空，只留一所破旧空房。1946年，我妹妹过仲芳、妹夫杨建中全家从西安返回北平，我也从上海回平，我两人都在河北省银行工作，就住在毛家湾，直到北平解放。
毛家湾8号房子很多，我们两家人口少，都住在后罩房，走中毛家湾后门。前边几进院子都空着，日本人占用八年不修房，我也无力维修，只好大门紧闭，铁栅栏上锁。眼看着庭院荒芜，油漆脱落，抚今思昔，真有人世沧桑之感。我父老同事赫伊秋先生偶尔来访，此公颇谙风水，我陪他遍看全院，他对我说，这是京都正座大四合院格局，面南背北，正子午，青龙门，有南客厅，大客厅、五上两耳，六厢四配，四进院子后罩房，东院有假山、书斋小院，确是兴旺吉宅。不过，他又说，按规矩东院有山，西院有水，东壁图书，西苑翰墨，这里没有西院，不够完整。我说西院留给潘家了。他最后说：“这所房子还有40年好运呢!”他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但不理解。过后我才明白，像这样的大宅院，我这个小职员是住不起的，留给有权有钱的人去住，定会修饰一新，又会兴旺发达几十年的。
1947年夏，国民党第11战区撤销，孙连仲调去上海。傅作义率华北剿总来北平，为清查敌伪逆产，下令全市房地产重新登记，一律用实名，不许用堂号。我到市房地产管理局(那时在中南海北平市政府大院里)缴上旧契纸，改用我父的字过觐宸登记，领到新房契。上面按照旧契写明房产坐落、四至、房屋间数、占地亩数，但没有蓝图，也未丈量。现在回忆当时房屋情况，绘制一张平面示意图，并作些说明。其实该房后来被拆除，旧房契在市房管部门也找不到了，我写此算是立此存照吧。
正院、大门外路南迎门有座砖影背，大门一间为清水脊前后出檐瓦房，门内中间齐立柱分为两进，外进齐前檐装铁栅拉门，大门两扇，东山墙开门通门房。大门道东西两侧各有四扇木屏风，北面是一座砖影背。
从大门道西屏风进头道院是小客厅，为三明两暗五间元宝脊瓦房，西头有卫生间。北面有一道院墙，中间是座双脊垂花门，用木屏风隔断，门内是二道院。
二道院是大客厅，五间带廊清水脊瓦房，三明两暗，明问与三间抱厦构连搭，形成双三间大厅，中有两立柱，东暗间是小书房，西暗间是休息室与西卫生间相通。大客厅东有五间走廊是通往第三道院与东跨院的通道。
三道院是正房，前廊后厦五间清水脊瓦房，地基高，进深大，间隔宽，天花板高，上有锡镴顶。三明间由双落地罩装饰，东西两间卧室各有八扇隔断，东卧室套一间储藏室，西卧室套一间浴室。东西各有三间带廊元宝脊厢房，东厢房是饭厅，前后开门，西厢房是卧室，在其有侧是三问下房。正房东西两角各有游廊与厢房廊子连通，东通东跨院，西通后罩房。三道院子很大，在大客厅抱厦后窗外筑有一米高，八米长的牡丹台，种植花草，用来遮避客厅视线。
四道院是后罩房，有三上四耳七间瓦房，上房三间是清水脊，带廊，有隔扇分为一明两暗。东西耳房各两间，前有平台廊子与上房廊子相通。院中无厢房，东西各有五间走廊与三道院连通。西耳房内有一间浴室，西山墙外有一夹道通后院。
后院有水表井，锅炉房，电表及树木，有一座后门通中毛家湾。
从大门道向东进跨院，临街有两间门房，三间车房，在其北面是座假山，东、南、西三面用山石磊起与房檐齐高，中间是黄土填实，并种有树木，北面有坡道可登。东有六间东房是下房，西有三间厨房与饭厅相邻。北面有一道院墙，中间是座垂花门，门内是书房小院，北房三上两耳瓦房，东有三间厢房，西面是正院的饭厅。北房后有夹道可通后罩房。
四、解放后毛家湾先后成为高岗、林彪公馆
北平解放前夕，许多人逃到北平，住房紧张，我父的老同事、老朋友都找我借住，如杨懋院长、李芳波所长、居雨耕主任、孙泽生行长、卢金铭襄理、张道纯局长以及许多亲友们共十多户都住在毛家湾。1949年2月1日，解放军进城，号房，让我们将大客厅与正房腾出给部队某师首长住，那时的毛家湾8号已是大杂院了。
北平和平解放时，河北省银行北平分行被人民银行接收，我与杨建中都被人民银行留用。1950年我任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西城办事处第二营业室主任，3月中旬忽 接王树常老伯电话，他问我居住毛家湾8号的情况，我告知情況后他说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高岗要买住宅，想看毛家湾8号之房。我说，此事我不做主，要请示我父亲。王老说“我替你做主，你写信告诉你父吧”。随后，见到王老才得知，高岗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王树章是王老的弟弟，由王树章负责在北京为高岗买公馆。我将上述情况写信告知我父母，我父原来意思是将此房捐献给国家。后来听说是中央统战部邢西萍(徐冰)同志亲自批示，过之翰、过家芳父子是爱国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要执行统战政策，劝我们还是议价出让为好。于是4月中旬，我母和我二哥过家斌从上海来北京，专程去拜见王树常，双方议妥毛家湾8号的售房价为两千疋“大五幅”白布，按当时官价每疋二十六万元，共计五亿二千万元(旧人民币)，一个月内将房腾空。
王树章代表东北人民政府按双方议定条款办理手续，我动员全院各住户陆续迁出，我与妹妹两家于5月份迁到西单罗家胡同9号，告别了久住的毛家湾。我母亲为纪念此事特与我兄妹两家合影留念。
1950年5月我搬到西单，6月份人行派我筹备西四办事处，任我为营业股长。不久，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来开立账户，我前去调查，再次走进毛家湾。行政主管在东院书斋接见我，得知高岗工作在沈阳，这里是他来京的临时住处，所以仍未大修，只是添些新家具。这时，我想起赫伊秋先生说的话，毛家湾公馆还有40年好运就是应在高岗身上了。时隔不久，林彪也调到北京，没有住所。高岗常回东北，北京西交民巷还有一处房子，就把毛家湾这处房子让给林彪了。于是，毛家湾又成了林彪的公馆。直到1971年9月13月林彪叛国出逃，毛家湾又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展览馆。物是人非，这所公馆岂不是一所凶宅了吗?吉宅也好，凶宅也罢，古人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吉凶会互相转换的，事在人为，与宅无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是至理名言啊。
改革开放后，首都北京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前毛家湾整条街已是高楼林立、熙来攘往，与昔日壁垒森严、行人稀落的情景已成鲜明对比，这里的居民好运真的来了。
2001年12月初稿
2004年3月修改
附记：
这是我三叔过家武有关我们家位于毛家湾的一处宅子的回忆，是写了留给后代家人看的。近日收拾东西时发现，重读后感到公之于世不无价值，乃投寄《世纪》。过家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长期在北京银行系统工作，是民革党员，曾任民革北京市委委员，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等职，2006年病逝。祖父过之翰，字觐宸，解放后参加民革，曾任民革上海市委委员，徐汇区政协常委等职，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65年病逝。伯父过家芳是中共地下党员，淮海战役时随何基沣、张克侠贾汪起义，解放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委员，过家斌是我父亲，祖父次子，于伯父起义时负责护送部队眷属与钱财至安全地带，解放后在公安系统的农场里工作，享受离休待遇。本文照片是由我表弟杨万里提供的，他曾任北京39中校长、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