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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历经长期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然而，随之爆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让百姓的和平梦想再次破灭。
三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所向披靡，经历了数十次战役和不计其数的战斗，以正义压倒邪恶的态势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英勇善战，定格在胶片上，留在了档案里。如今，当我们看到那些画面不甚清晰、声音时断时续的珍贵战争影像档案时，不仅为战士们的冲锋陷阵而感动，更是由衷敬佩那些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拍这些影像素材的摄影师。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战场，摄影师紧握手中的摄影机，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拍摄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一批记录解放战争历史画面的珍贵影像素材，书写了中国电影历史长卷中的光辉篇章。
西北战场
1937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拍摄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坚持抗战的许多珍贵影像。随着抗战胜利，延安电影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部分成员被分批派往东北地区，准备在接管伪“满映”的基础上，筹建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施的人民电影制片厂。而在延安，1946年8月，又有一个新的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宣布成立。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原计划以拍摄故事片为主。1946年10月初，反映劳动模范翻身故事的第一部故事影片正在紧张拍摄时，陕甘宁边区连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和飞机轰炸，战事日趋吃紧，拍摄工作无法继续。为适应战争需要，组织决定，留守在延安的程默、伊明、凌子风等人组成摄影小组，立即奔赴前线，转入纪录片拍摄。
11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陕北进犯。边区军民提出“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口号。程默等4人在南线随军拍摄了国民党军进犯边区的罪行，以及边区军民英勇斗争的镜头。
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解放军采取战略转移，摄影小组也跟随大部队一起，撤出延安。凌子风与罗茅跟随先头部队，朝着陇东方向前行。程默和伊明则与大队伍一起，去了安塞川方向。他们在离开延安时，沿途拍摄了边区军民有组织、有秩序搬迁撤退和支援前线的场面。随后，他们又幸运地赶上西北人民解放军伏击、围歼国民党军队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等几个著名战役，抢拍到部队动员、进入前沿阵地及押送大批俘虏的镜头。
8月下旬，程默与凌子风听从组织安排，来到中共中央指挥部所在地——葭县（今佳县）朱官寨村，准备拍摄领袖与边区人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镜头。
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摄影队要尽一切可能地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镜头。摄影师很想拍摄毛泽东工作时的情景，但几次请示，均未获批。毛泽东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程默只能请求周恩来前去做工作，毛泽东这才勉强同意。有一次，摄影师前去拍摄时，毛泽东正在窑洞里看地图。他们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就在窗外偷拍。机器声惊动了毛泽东，他抬头一看是在拍电影，就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窑洞说：你们来拍吧，要不然你们就完不成任务了。就这样，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在窑洞油灯下指挥作战的经典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延安后轉移行军和途中歇息的镜头，拍下了陕北人民送公粮、抬担架、带路送信支援前线的镜头。此时，罗茅随野战军向南追击，也拍摄到了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在作战中的影像素材，以及收复延安、解放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画面。
转战陕北数月的拍摄工作结束了，摄影小组共积累了14本《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珍贵新闻影片素材。当时解放军已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一方面，党组织考虑要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另一方面，限于战争环境，这14本影片素材当时尚无条件立即洗印编辑，需要拿到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去洗印。基于此，10月，以延安电影制片厂干部为基础的西北电影工学队正式成立，随即前往东北。到东北后，这些影像素材相继被洗印出来，一些镜头被编辑在长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和短纪录片《还我延安》之中，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东北战场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中共中央发出命令，向东北挺进。随后，挺进东北的12个干部团中队成立，其中第八中队为文艺工作队。
战时消息闭塞，但东北有个伪“满映”的传闻还是让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兴奋不已。此前，虽然延安电影人在艰苦环境下拍摄了一些八路军抗战的镜头，但设备的简陋、人员的短缺、资金的匮乏仍让电影人有诸多遗憾。所以，接管伪“满映”，“必须以足够的器材运回中共中央所在地，以便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党的电影中心基地”，成为当时的工作目标。
“满映”的全称是“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1937年成立，机械和技术人员多从日本输入。这里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员，成为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文化侵略机构。
1945年9月，文艺工作队在队长舒群、副队长田方的率领下出发了。从延安到长春，要跨越陕、冀、晋、热、辽、吉六个省。他们渡黄河，入晋西北根据地，又南下同蒲路，不仅要克服行军的艰辛，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铁路两侧林立的碉堡，既有拒不缴械的日本兵，也有阎锡山的队伍。工作队跋涉两个月，终于进入沈阳城。此时，蒋介石一面与中共签订“双十协定”，一面秘密散发《剿匪手本》，加上美国海陆空大运兵的援助，国民党军开始对解放区实施大举进攻，东北的营口、安东（今丹东）等通海口岸已被国民党军队夺取。形势危急，组织决定，派田方和舞美专家许珂立即赶赴长春，接管伪“满映”。
两人从沈阳出发，搭上北去的火车，11月下旬辗转来到长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几经斗争，他们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电影制片厂的管理权。但时隔不久，大批国民党军队抵达东北，内战局面形成。中共中央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吉林等城市都要暂时放弃。此时，田方和许珂接到命令，返回抚顺。在这里，他们与从延安赶来的钱筱璋和从苏联归来的袁牧之会合，伺机二进长春，正式接管伪“满映”。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离长春。按照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城市由国民党军队接管。但国民党接管不到半天，东北民主联军就调集数万军队，发起了总攻。战斗打响，总部下令，要不惜牺牲，确保伪“满映”在战斗中不遭到炮火的破坏，一定要完整地将它拿下。此役全歼守军，长春一举收复。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入伪“满映”，正式接管。
不久，东北战局发生剧变，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重兵压境，扩大了东北内战，并很快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进逼长春。为了战略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长春。根据党的指示，电影制片厂也决定撤离，将接管的伪“满映”设备转移，迁往鹤岗附近的兴山。
搬迁工作量巨大，根据安排，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从5月23日开始。在东北民主联军帮助下，全体职工一天之内就将电影制片厂的全部设备拆卸下来，加上百余米未使用过的各种胶片、大量化学药品和服装，以及几百部各国影片拷贝和其他电影资料，共装了满满25节火车车厢。
兴山是靠近中苏边境的一座煤矿小城，历经战乱，已破败不堪。6月1日，电影制片厂到达后，立即着手建设厂房和筹备影片生产。1946年10月1日，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在兴山宣告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影片拍摄、制作。当时提出了“七片生产”计划，即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电影工作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拍摄《民主东北》。
厂里成立了新闻组，开始只有2个摄影队，不久，一些助手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工作的摄影师，摄影队增加到10多个。他们分赴前线和后方，其中3/4的摄影师被派往前线，拍摄了一系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和东北解放区的新闻素材。
在前线的战地摄影师们融入战斗部队，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拍摄。一个战役若持续若干月，他们就要在前方跟随部队坚守拍摄若干月。他们不仅要背着枪弹和挖防身壕的锹镐，还要背负着十几斤重的摄影机和胶片，并经常下到前线部队的尖刀连、尖刀排或尖刀班，甚至直接插到敌人腹地去拍摄。当战士们用枪瞄准敌人时，他们就扛着摄影机，瞄准镜头，拍摄英勇作战的将士们。天寒地冻，他们担心机器因严寒停止转动，就把摄影机一直抱在怀里暖着。
《民主东北》共计完成17辑，《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松花江前线》《四下江南》《东满前线》《收复双河镇》《公主屯战斗》《收复四平》《爱国自卫战在东北》等涉及东北解放战争的内容，穿插在各辑之中。其中，编在第9辑中的《解放东北最后战役》，将远征北宁路的绥中、兴城、锦西的战斗，到长春国民党部队起义、投降，再到辽西打虎山地区的大歼灭战，以及解放沈阳、攻克锦州、解放全东北的整个过程，全部记录下来。那些激烈对战，反映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伟大威力的珍贵镜头，是17位战地摄影师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下来的。在拍摄辽西会战和锦州战役时，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3位摄影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影片拍摄过程惊心动魄，制作过程也异常艰苦。这部影片的编辑姜云川曾撰文回忆当时制片的过程。在后期录音时，需要配上音乐，作曲兼指挥何士德只能根据仅有的几种乐器“看料做菜”，有什么乐器就写什么曲子。电影厂所有同志，凡是會乐器的，就操上自己所擅长的“家伙”，充当乐队队员。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1949年4月，东影由兴山重新回迁到长春原址。11月，摄影队成员全部回厂进行工作总结和业务学习。此时，又有13名助手提升为摄影师，摄影队成员壮大到32名。
华北、华东战场
1945年8月华北重镇张家口解放后，很快就利用戏剧和电影等艺术形式，向解放区人民进行革命宣传。晋察冀军区画报社和一些部队也开始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放映设备进行放映活动。
为了开展华北地区的电影工作，中共中央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4月正式接管伪“满映”后，及时抽调技术人员和必要设备，支援晋察冀解放区。10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在河北省涞源县张各庄村正式成立。随后，因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建华北军区，电影队改称为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
电影队成立后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放映和拍摄新闻。但不久，战争大规模打起来，局势动荡，那些珍贵却笨重的拍摄器材不能随军转移，只能暂时坚壁在山区。留下一个放映队带着放映机和有限的几部影片，随军辗转，在军队和群众中开展放映活动。
当时放映的影片只有《十三勇士》《斯维尔德洛夫》等几部苏联早期影片。战士们刚开始还有极大的兴趣，但不久，这几部片子就不能满足需要了。他们说：这几部片子虽然百看不厌，但是若能够看到反映咱们自己战斗的影片，教育部队、鼓舞斗志的作用就更大了。部队指战员希望摄影队能够把他们行军、战斗和生活的实况拍摄下来，尽快制成影片，让战士们在银幕上看到。有的战士说，“要在战斗中立功，争取亲自上电影，通过电影，把自己的英勇战斗和取得的胜利，向毛主席和解放区人民汇报”。
电影在鼓舞部队士气方面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让电影队的同志们很受鼓舞。而战士们的热切期盼，也督促他们考虑要尽快恢复拍摄和制作影片。
1946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电影队的同志们经过一天的行军，在一个小山村宿营下来。虽然疲倦，但大家还是围坐在篝火旁，争论进行过多次讨论的话题：在动荡的战争环境，究竟能不能建立一个小型的随军电影制片厂，满足广大指战员渴望看到自己影片的强烈愿望。
大家一致认为，战争时期电影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创造条件适应流动环境坚持出片。即使有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他们形成了一个大胆想法，把冲洗、印片、录音的全部设备装在一辆畜力牵引的大车上，这样不仅能够在公路上行进，山路、小路也都能走。于是，他们以减轻设备重量、缩小机器体积为指导思想，历时一个月，改装了拷贝机、录音机，加上洗片用的框子、药槽及胶片，总重量依然高达600公斤。他们把这些设备装在一辆由两头骡子拉着的胶轮大车上，一个战时随军的电影制片厂就这样诞生了。赶着这辆特制的大车，他们常年奔波在华北大地上，既便于转移，又可以坚持制片。 电影队的同志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最简易的制片设备和手工作坊式的操作，制作影片，并于1947年7月1日清晨制作完成了第一部有声新闻纪录片《华北新闻》第一号，包括《钢铁第一营授旗式》《解放定县》《正定大捷》和《向胜利挺进》四个主题。
在当天召开的军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6周年庆祝大会上，电影队献上的这份厚礼引起极大轰动。不久，影片在西柏坡放映时，又受到中央领导和军区领导的赞扬和好评。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还给电影队记了集体功。
电影队的队伍这时也扩大了。两个摄影队在前线拍摄了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战役，也记录下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杨得志等晋察冀军区领导指挥战斗的场面。这些素材都被编辑在《华北新闻》第三号中。不久，石家庄解放，绑在胶轮大车上的流动电影制片厂，终于可以安家了。
1948年秋，东影派吴本立等带着4个摄影队入关支援。他们乔装打扮通过敌人封锁线，经大连、胶东、石家庄，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拍摄人员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你们赶来非常好，正是时机，可以把伟大的战争史记录一些下来。
当时解放军的进攻速度很快，有限的4个摄影队难以全面覆盖，只能选择重点区域进行拍摄。太原是一定要拿下的，淮海战役又是大规模的主要战役，所以，根据上级安排，一个队去太原前线，两个队去淮海前线，剩下一个队留在华北军区随时调用。
去前线的摄影队，随二野、三野奔赴各战区拍摄。不久，太原战役取得胜利，摄影师们完成了拍摄任务。在淮海战役中，摄影师们拍摄到了在前沿阵地我军激烈炮火掩护下，战士们英勇跳出工事，向逃跑敌人扑去，以及敌人缴械投降的镜头；拍到了战士们扛着各种战利品，押着成群的俘虏唱着、笑着来来往往的镜头；拍到了后方百姓慰劳歼灭黄维兵团的解放军战士的镜头。
另一支摄影队随四野南下，被分配到攻打天津的主攻部队中。进入城市后，他们分路拍摄巷战。正在紧张拍摄时，老旧摄影机突然发条断了。摄影师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赶紧拆机器抢修，刚修好抢拍到几个镜头，机器又罢工了。而这场战斗速战速决，只打了29个小时四野就取得了胜利，所以很遗憾，很多精彩镜头没有留下。
天津战役结束后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摄影队又随部队拍摄了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以及毛泽东等中央首长莅临北平的阅兵式。
不久，华北电影队也随军区进入北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军区只办部队中的放映工作”的指示精神，电影队进行了整编，放映队人员留在军区，摄影、制片人员带着机器设备并入刚刚成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
此时，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已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反攻。为了记录关内各个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颂扬各路大军的英勇事迹，中共中央电令东北局，派摄影人员进关。根据上级指示，东影除5个摄影队继续留在东北外，其余摄影队全部进关。
分批入關的各摄影队终于在北平会合。在这里，他们利用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在华北、华东战场上抢拍下来的晋中、太原、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的珍贵影像素材，制作完成了《淮海战役》《太原战役》《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等影片。
短暂休整后，摄影队的小伙子们接到了更重要的新任务，拍摄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晚和21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二野、三野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江阴、镇江等城市，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各路大军一路所向披靡，继续向南挺进。
拍摄渡江战役分为9支摄影队，是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9名摄影师加上助手共23位小伙子参加了战地拍摄。总领队是吴本立。他们自2月23日从北平出发，到5月27日上海解放，共进行了近百日的拍摄。摄影师们一路跟随各路南下大军长途跋涉，拍摄了渡江准备、渡江战、追击战、解放宁沪杭等各个阶段的战斗。
渡江之前，摄影队做了充分准备，了解到全面的军事情况。在计划中，渡江任务以二野、三野为主要力量，其他部队配合。而三野渡江后要先围攻南京，再进攻沪杭，所以，摄影队就把拍摄主力放在三野，浦口、扬中、江阴共5个队，二野阵地的安庆左右侧各2个队。
摄影队根据掌握的情况，对拍摄内容进行了事先预估：人民热烈欢送、支援前线、部队渡江演习、炮兵掩护渡江、攻占中小城市简单过程、步兵炮兵协同作战等场面。
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摄影师们总是赶在行军队伍的前面，高声向战士们宣传：“同志们，给你们上电影了。你们不怕艰苦，英勇杀敌的事迹，全国、全世界人民都会在电影里看到啊！”这样的宣传效果非常好，战士们士气高涨，大声喊：“猛冲啊，我们上电影啦！”
对摄影师们来说，摄影机和胶片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儿。尽管背着沉重的摄影机和胶片急行军筋疲力尽，但这并不算什么。最让他们懊恼的是，使用的摄影机陈旧落后，每拍一个镜头就要紧一次发条，而紧一次发条也只能拍摄二三个短镜头。战场上摸爬滚打，各种情况随时发生，有一次机器盖被摔开了无法拍摄，摄影师就解下腰带将盖子绑上继续拍摄。此外，如果战事发生在夜晚，因光线不足，过期老胶片感光度不够，就无法拍摄；而没有交通工具不能及时赶赴战场，更是抱憾错过了拍摄许多生动感人的战斗场面。
南方雨多，为了不让机器受潮，摄影师宁愿自己被雨淋生病，也要脱下外衣把机器包裹住。中途短暂的休息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必须忍受行军的疲劳，抓紧时间修理、保养机器，以准备投入下一次拍摄。
由于交通困难和连天阴雨，摄影队赶到各自部队时，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他们随主攻师突击队来到江岸。此时，长江北岸解放军阵地前，1000多条大小船只摆成一排，千百尊大炮已经瞄准对岸。当渡江信号打出去后，几万名指战员迅速登船，千条渡船扬起风帆，像箭一样冲向对岸。摄影师们用长镜头拍下了解放军炮火摧毁敌人工事燃起的火光，以及战士们登陆追击敌人的场面。
随军摄影师郝玉生曾回忆说：接到过江命令是在晚上，当时看到解放军的大炮打起来映红了满天，映红了江水，我们都非常激动。但过期的胶片在半夜根本不能感光。看到突击队乘着小船，民工摇船向前冲的那些生动、英勇的场面，我们却干着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是我们还是登上船，跟着部队一起过了江。到了江南，天也快亮了，我们拍到部队登上长江南岸的镜头。为了不留遗憾，补拍到解放军登船过江的精彩镜头，郝玉生和助手又坐着小船，冒着炮火，在长江两岸往返了三次进行拍摄。
摄影师高振宗对拍摄的一个掌舵老大娘记忆深刻。他是随第二梯队过江的，当时所乘船只的掌舵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敌机轰炸，炮火轰击，江面很乱，但老大娘依然沉稳地紧紧掌着舵。高振宗举起摄影机，将这个经典画面拍摄下来。
渡江部队登岸后，3支摄影队在南京会师了。他们没有休整的时间，紧接着又跟随沿宁沪路、沪杭路前行的各路部队进行拍摄，拍摄到了上海入城式等珍贵素材。
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全摄制组共拍摄胶片5000多米，后期编辑完成长达60分钟的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一等奖。1950年，这部影片被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电影代表团带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纪录片荣誉奖。
解放战争期间，摄影师们转战各个战场的拍摄，也培养和锻炼了我们自己的摄影队伍，1949年8月，北平电影制片厂新闻处处长钱筱璋，在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上说：新闻电影工作有两大部门，一是摄影，一是编辑。三年来这两个部门完全是从无到有的。我们的摄影队进关时32个队，现在又提升18个队，共有50个队。开始只有3位摄影师，现在有50位，其中47位是新培养起来的。编辑开始一位也没有，现在有7位。“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党对电影事业非常关心，我们有着伟大的远景。”
三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所向披靡，经历了数十次战役和不计其数的战斗，以正义压倒邪恶的态势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英勇善战，定格在胶片上，留在了档案里。如今，当我们看到那些画面不甚清晰、声音时断时续的珍贵战争影像档案时，不仅为战士们的冲锋陷阵而感动，更是由衷敬佩那些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拍这些影像素材的摄影师。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战场，摄影师紧握手中的摄影机，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拍摄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一批记录解放战争历史画面的珍贵影像素材，书写了中国电影历史长卷中的光辉篇章。
西北战场
1937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拍摄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坚持抗战的许多珍贵影像。随着抗战胜利，延安电影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部分成员被分批派往东北地区，准备在接管伪“满映”的基础上，筹建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施的人民电影制片厂。而在延安，1946年8月，又有一个新的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宣布成立。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原计划以拍摄故事片为主。1946年10月初，反映劳动模范翻身故事的第一部故事影片正在紧张拍摄时，陕甘宁边区连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和飞机轰炸，战事日趋吃紧，拍摄工作无法继续。为适应战争需要，组织决定，留守在延安的程默、伊明、凌子风等人组成摄影小组，立即奔赴前线，转入纪录片拍摄。
11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陕北进犯。边区军民提出“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口号。程默等4人在南线随军拍摄了国民党军进犯边区的罪行，以及边区军民英勇斗争的镜头。
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解放军采取战略转移，摄影小组也跟随大部队一起，撤出延安。凌子风与罗茅跟随先头部队，朝着陇东方向前行。程默和伊明则与大队伍一起，去了安塞川方向。他们在离开延安时，沿途拍摄了边区军民有组织、有秩序搬迁撤退和支援前线的场面。随后，他们又幸运地赶上西北人民解放军伏击、围歼国民党军队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等几个著名战役，抢拍到部队动员、进入前沿阵地及押送大批俘虏的镜头。
8月下旬，程默与凌子风听从组织安排，来到中共中央指挥部所在地——葭县（今佳县）朱官寨村，准备拍摄领袖与边区人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镜头。
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摄影队要尽一切可能地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镜头。摄影师很想拍摄毛泽东工作时的情景，但几次请示，均未获批。毛泽东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程默只能请求周恩来前去做工作，毛泽东这才勉强同意。有一次，摄影师前去拍摄时，毛泽东正在窑洞里看地图。他们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就在窗外偷拍。机器声惊动了毛泽东，他抬头一看是在拍电影，就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窑洞说：你们来拍吧，要不然你们就完不成任务了。就这样，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在窑洞油灯下指挥作战的经典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延安后轉移行军和途中歇息的镜头，拍下了陕北人民送公粮、抬担架、带路送信支援前线的镜头。此时，罗茅随野战军向南追击，也拍摄到了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在作战中的影像素材，以及收复延安、解放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画面。
转战陕北数月的拍摄工作结束了，摄影小组共积累了14本《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珍贵新闻影片素材。当时解放军已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一方面，党组织考虑要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另一方面，限于战争环境，这14本影片素材当时尚无条件立即洗印编辑，需要拿到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去洗印。基于此，10月，以延安电影制片厂干部为基础的西北电影工学队正式成立，随即前往东北。到东北后，这些影像素材相继被洗印出来，一些镜头被编辑在长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和短纪录片《还我延安》之中，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东北战场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中共中央发出命令，向东北挺进。随后，挺进东北的12个干部团中队成立，其中第八中队为文艺工作队。
战时消息闭塞，但东北有个伪“满映”的传闻还是让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兴奋不已。此前，虽然延安电影人在艰苦环境下拍摄了一些八路军抗战的镜头，但设备的简陋、人员的短缺、资金的匮乏仍让电影人有诸多遗憾。所以，接管伪“满映”，“必须以足够的器材运回中共中央所在地，以便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党的电影中心基地”，成为当时的工作目标。
“满映”的全称是“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1937年成立，机械和技术人员多从日本输入。这里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员，成为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文化侵略机构。
1945年9月，文艺工作队在队长舒群、副队长田方的率领下出发了。从延安到长春，要跨越陕、冀、晋、热、辽、吉六个省。他们渡黄河，入晋西北根据地，又南下同蒲路，不仅要克服行军的艰辛，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铁路两侧林立的碉堡，既有拒不缴械的日本兵，也有阎锡山的队伍。工作队跋涉两个月，终于进入沈阳城。此时，蒋介石一面与中共签订“双十协定”，一面秘密散发《剿匪手本》，加上美国海陆空大运兵的援助，国民党军开始对解放区实施大举进攻，东北的营口、安东（今丹东）等通海口岸已被国民党军队夺取。形势危急，组织决定，派田方和舞美专家许珂立即赶赴长春，接管伪“满映”。
两人从沈阳出发，搭上北去的火车，11月下旬辗转来到长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几经斗争，他们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电影制片厂的管理权。但时隔不久，大批国民党军队抵达东北，内战局面形成。中共中央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吉林等城市都要暂时放弃。此时，田方和许珂接到命令，返回抚顺。在这里，他们与从延安赶来的钱筱璋和从苏联归来的袁牧之会合，伺机二进长春，正式接管伪“满映”。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离长春。按照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城市由国民党军队接管。但国民党接管不到半天，东北民主联军就调集数万军队，发起了总攻。战斗打响，总部下令，要不惜牺牲，确保伪“满映”在战斗中不遭到炮火的破坏，一定要完整地将它拿下。此役全歼守军，长春一举收复。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入伪“满映”，正式接管。
不久，东北战局发生剧变，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重兵压境，扩大了东北内战，并很快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进逼长春。为了战略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长春。根据党的指示，电影制片厂也决定撤离，将接管的伪“满映”设备转移，迁往鹤岗附近的兴山。
搬迁工作量巨大，根据安排，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从5月23日开始。在东北民主联军帮助下，全体职工一天之内就将电影制片厂的全部设备拆卸下来，加上百余米未使用过的各种胶片、大量化学药品和服装，以及几百部各国影片拷贝和其他电影资料，共装了满满25节火车车厢。
兴山是靠近中苏边境的一座煤矿小城，历经战乱，已破败不堪。6月1日，电影制片厂到达后，立即着手建设厂房和筹备影片生产。1946年10月1日，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在兴山宣告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影片拍摄、制作。当时提出了“七片生产”计划，即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电影工作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拍摄《民主东北》。
厂里成立了新闻组，开始只有2个摄影队，不久，一些助手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工作的摄影师，摄影队增加到10多个。他们分赴前线和后方，其中3/4的摄影师被派往前线，拍摄了一系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和东北解放区的新闻素材。
在前线的战地摄影师们融入战斗部队，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拍摄。一个战役若持续若干月，他们就要在前方跟随部队坚守拍摄若干月。他们不仅要背着枪弹和挖防身壕的锹镐，还要背负着十几斤重的摄影机和胶片，并经常下到前线部队的尖刀连、尖刀排或尖刀班，甚至直接插到敌人腹地去拍摄。当战士们用枪瞄准敌人时，他们就扛着摄影机，瞄准镜头，拍摄英勇作战的将士们。天寒地冻，他们担心机器因严寒停止转动，就把摄影机一直抱在怀里暖着。
《民主东北》共计完成17辑，《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松花江前线》《四下江南》《东满前线》《收复双河镇》《公主屯战斗》《收复四平》《爱国自卫战在东北》等涉及东北解放战争的内容，穿插在各辑之中。其中，编在第9辑中的《解放东北最后战役》，将远征北宁路的绥中、兴城、锦西的战斗，到长春国民党部队起义、投降，再到辽西打虎山地区的大歼灭战，以及解放沈阳、攻克锦州、解放全东北的整个过程，全部记录下来。那些激烈对战，反映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伟大威力的珍贵镜头，是17位战地摄影师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下来的。在拍摄辽西会战和锦州战役时，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3位摄影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影片拍摄过程惊心动魄，制作过程也异常艰苦。这部影片的编辑姜云川曾撰文回忆当时制片的过程。在后期录音时，需要配上音乐，作曲兼指挥何士德只能根据仅有的几种乐器“看料做菜”，有什么乐器就写什么曲子。电影厂所有同志，凡是會乐器的，就操上自己所擅长的“家伙”，充当乐队队员。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1949年4月，东影由兴山重新回迁到长春原址。11月，摄影队成员全部回厂进行工作总结和业务学习。此时，又有13名助手提升为摄影师，摄影队成员壮大到32名。
华北、华东战场
1945年8月华北重镇张家口解放后，很快就利用戏剧和电影等艺术形式，向解放区人民进行革命宣传。晋察冀军区画报社和一些部队也开始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放映设备进行放映活动。
为了开展华北地区的电影工作，中共中央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4月正式接管伪“满映”后，及时抽调技术人员和必要设备，支援晋察冀解放区。10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在河北省涞源县张各庄村正式成立。随后，因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建华北军区，电影队改称为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
电影队成立后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放映和拍摄新闻。但不久，战争大规模打起来，局势动荡，那些珍贵却笨重的拍摄器材不能随军转移，只能暂时坚壁在山区。留下一个放映队带着放映机和有限的几部影片，随军辗转，在军队和群众中开展放映活动。
当时放映的影片只有《十三勇士》《斯维尔德洛夫》等几部苏联早期影片。战士们刚开始还有极大的兴趣，但不久，这几部片子就不能满足需要了。他们说：这几部片子虽然百看不厌，但是若能够看到反映咱们自己战斗的影片，教育部队、鼓舞斗志的作用就更大了。部队指战员希望摄影队能够把他们行军、战斗和生活的实况拍摄下来，尽快制成影片，让战士们在银幕上看到。有的战士说，“要在战斗中立功，争取亲自上电影，通过电影，把自己的英勇战斗和取得的胜利，向毛主席和解放区人民汇报”。
电影在鼓舞部队士气方面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让电影队的同志们很受鼓舞。而战士们的热切期盼，也督促他们考虑要尽快恢复拍摄和制作影片。
1946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电影队的同志们经过一天的行军，在一个小山村宿营下来。虽然疲倦，但大家还是围坐在篝火旁，争论进行过多次讨论的话题：在动荡的战争环境，究竟能不能建立一个小型的随军电影制片厂，满足广大指战员渴望看到自己影片的强烈愿望。
大家一致认为，战争时期电影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创造条件适应流动环境坚持出片。即使有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他们形成了一个大胆想法，把冲洗、印片、录音的全部设备装在一辆畜力牵引的大车上，这样不仅能够在公路上行进，山路、小路也都能走。于是，他们以减轻设备重量、缩小机器体积为指导思想，历时一个月，改装了拷贝机、录音机，加上洗片用的框子、药槽及胶片，总重量依然高达600公斤。他们把这些设备装在一辆由两头骡子拉着的胶轮大车上，一个战时随军的电影制片厂就这样诞生了。赶着这辆特制的大车，他们常年奔波在华北大地上，既便于转移，又可以坚持制片。 电影队的同志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最简易的制片设备和手工作坊式的操作，制作影片，并于1947年7月1日清晨制作完成了第一部有声新闻纪录片《华北新闻》第一号，包括《钢铁第一营授旗式》《解放定县》《正定大捷》和《向胜利挺进》四个主题。
在当天召开的军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6周年庆祝大会上，电影队献上的这份厚礼引起极大轰动。不久，影片在西柏坡放映时，又受到中央领导和军区领导的赞扬和好评。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还给电影队记了集体功。
电影队的队伍这时也扩大了。两个摄影队在前线拍摄了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战役，也记录下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杨得志等晋察冀军区领导指挥战斗的场面。这些素材都被编辑在《华北新闻》第三号中。不久，石家庄解放，绑在胶轮大车上的流动电影制片厂，终于可以安家了。
1948年秋，东影派吴本立等带着4个摄影队入关支援。他们乔装打扮通过敌人封锁线，经大连、胶东、石家庄，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拍摄人员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你们赶来非常好，正是时机，可以把伟大的战争史记录一些下来。
当时解放军的进攻速度很快，有限的4个摄影队难以全面覆盖，只能选择重点区域进行拍摄。太原是一定要拿下的，淮海战役又是大规模的主要战役，所以，根据上级安排，一个队去太原前线，两个队去淮海前线，剩下一个队留在华北军区随时调用。
去前线的摄影队，随二野、三野奔赴各战区拍摄。不久，太原战役取得胜利，摄影师们完成了拍摄任务。在淮海战役中，摄影师们拍摄到了在前沿阵地我军激烈炮火掩护下，战士们英勇跳出工事，向逃跑敌人扑去，以及敌人缴械投降的镜头；拍到了战士们扛着各种战利品，押着成群的俘虏唱着、笑着来来往往的镜头；拍到了后方百姓慰劳歼灭黄维兵团的解放军战士的镜头。
另一支摄影队随四野南下，被分配到攻打天津的主攻部队中。进入城市后，他们分路拍摄巷战。正在紧张拍摄时，老旧摄影机突然发条断了。摄影师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赶紧拆机器抢修，刚修好抢拍到几个镜头，机器又罢工了。而这场战斗速战速决，只打了29个小时四野就取得了胜利，所以很遗憾，很多精彩镜头没有留下。
天津战役结束后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摄影队又随部队拍摄了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以及毛泽东等中央首长莅临北平的阅兵式。
不久，华北电影队也随军区进入北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军区只办部队中的放映工作”的指示精神，电影队进行了整编，放映队人员留在军区，摄影、制片人员带着机器设备并入刚刚成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
此时，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已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反攻。为了记录关内各个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颂扬各路大军的英勇事迹，中共中央电令东北局，派摄影人员进关。根据上级指示，东影除5个摄影队继续留在东北外，其余摄影队全部进关。
分批入關的各摄影队终于在北平会合。在这里，他们利用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在华北、华东战场上抢拍下来的晋中、太原、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的珍贵影像素材，制作完成了《淮海战役》《太原战役》《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等影片。
短暂休整后，摄影队的小伙子们接到了更重要的新任务，拍摄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晚和21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二野、三野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江阴、镇江等城市，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各路大军一路所向披靡，继续向南挺进。
拍摄渡江战役分为9支摄影队，是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9名摄影师加上助手共23位小伙子参加了战地拍摄。总领队是吴本立。他们自2月23日从北平出发，到5月27日上海解放，共进行了近百日的拍摄。摄影师们一路跟随各路南下大军长途跋涉，拍摄了渡江准备、渡江战、追击战、解放宁沪杭等各个阶段的战斗。
渡江之前，摄影队做了充分准备，了解到全面的军事情况。在计划中，渡江任务以二野、三野为主要力量，其他部队配合。而三野渡江后要先围攻南京，再进攻沪杭，所以，摄影队就把拍摄主力放在三野，浦口、扬中、江阴共5个队，二野阵地的安庆左右侧各2个队。
摄影队根据掌握的情况，对拍摄内容进行了事先预估：人民热烈欢送、支援前线、部队渡江演习、炮兵掩护渡江、攻占中小城市简单过程、步兵炮兵协同作战等场面。
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摄影师们总是赶在行军队伍的前面，高声向战士们宣传：“同志们，给你们上电影了。你们不怕艰苦，英勇杀敌的事迹，全国、全世界人民都会在电影里看到啊！”这样的宣传效果非常好，战士们士气高涨，大声喊：“猛冲啊，我们上电影啦！”
对摄影师们来说，摄影机和胶片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儿。尽管背着沉重的摄影机和胶片急行军筋疲力尽，但这并不算什么。最让他们懊恼的是，使用的摄影机陈旧落后，每拍一个镜头就要紧一次发条，而紧一次发条也只能拍摄二三个短镜头。战场上摸爬滚打，各种情况随时发生，有一次机器盖被摔开了无法拍摄，摄影师就解下腰带将盖子绑上继续拍摄。此外，如果战事发生在夜晚，因光线不足，过期老胶片感光度不够，就无法拍摄；而没有交通工具不能及时赶赴战场，更是抱憾错过了拍摄许多生动感人的战斗场面。
南方雨多，为了不让机器受潮，摄影师宁愿自己被雨淋生病，也要脱下外衣把机器包裹住。中途短暂的休息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必须忍受行军的疲劳，抓紧时间修理、保养机器，以准备投入下一次拍摄。
由于交通困难和连天阴雨，摄影队赶到各自部队时，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他们随主攻师突击队来到江岸。此时，长江北岸解放军阵地前，1000多条大小船只摆成一排，千百尊大炮已经瞄准对岸。当渡江信号打出去后，几万名指战员迅速登船，千条渡船扬起风帆，像箭一样冲向对岸。摄影师们用长镜头拍下了解放军炮火摧毁敌人工事燃起的火光，以及战士们登陆追击敌人的场面。
随军摄影师郝玉生曾回忆说：接到过江命令是在晚上，当时看到解放军的大炮打起来映红了满天，映红了江水，我们都非常激动。但过期的胶片在半夜根本不能感光。看到突击队乘着小船，民工摇船向前冲的那些生动、英勇的场面，我们却干着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是我们还是登上船，跟着部队一起过了江。到了江南，天也快亮了，我们拍到部队登上长江南岸的镜头。为了不留遗憾，补拍到解放军登船过江的精彩镜头，郝玉生和助手又坐着小船，冒着炮火，在长江两岸往返了三次进行拍摄。
摄影师高振宗对拍摄的一个掌舵老大娘记忆深刻。他是随第二梯队过江的，当时所乘船只的掌舵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敌机轰炸，炮火轰击，江面很乱，但老大娘依然沉稳地紧紧掌着舵。高振宗举起摄影机，将这个经典画面拍摄下来。
渡江部队登岸后，3支摄影队在南京会师了。他们没有休整的时间，紧接着又跟随沿宁沪路、沪杭路前行的各路部队进行拍摄，拍摄到了上海入城式等珍贵素材。
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全摄制组共拍摄胶片5000多米，后期编辑完成长达60分钟的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一等奖。1950年，这部影片被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电影代表团带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纪录片荣誉奖。
解放战争期间，摄影师们转战各个战场的拍摄，也培养和锻炼了我们自己的摄影队伍，1949年8月，北平电影制片厂新闻处处长钱筱璋，在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上说：新闻电影工作有两大部门，一是摄影，一是编辑。三年来这两个部门完全是从无到有的。我们的摄影队进关时32个队，现在又提升18个队，共有50个队。开始只有3位摄影师，现在有50位，其中47位是新培养起来的。编辑开始一位也没有，现在有7位。“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党对电影事业非常关心，我们有着伟大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