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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谐，是指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在结构和各方面关系处于相对均衡、相对和谐、相对稳定的状态。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如何实现政治和谐，是我们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现代化与政治不和谐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30多年，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多发多样状况。如果调处不好，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据有关方面研究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5，贫富差距较大，并且存在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05年，中国10％最富裕的家庭与10％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达８倍以上，60％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和与之俱来的改善生活的要求，使得民众意识到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必要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和社会分层的加剧，容易使社会中下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加剧了这种心理失衡。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不平衡，可能转化为对执政者的不满、抵制和反抗，严重削弱现有制度和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访和突发群体性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话语背景下，可以把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不稳定称为政治不和谐。
政治不和谐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历史考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转变到了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的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党的建设和发展在获得更大动力的同时，也承受了与以前不一样的压力。党要学会领导市场经济，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要合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规则，同时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要学会运用法治的规则和体制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同时按照法治的要求规范执政党自身的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要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在推进国家民主化的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的民主化；要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党员状况的变化，更新党的理论、组织和活动方式。
这就要求居于主导现代化地位的执政党主动变革，以政治和谐来保障社会和谐，以党的建设和发展来保障政治和谐，在转型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
政治和谐与执政能力
政治和谐要求执政党强化社会整合的功能。政府的公共属性要求执政党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执政，相比革命党而言，执政党在代表本阶级阶层利益的同时，需要兼顾其他群体的利益。执政党需要以公众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和运作，执政党活动的目的不再是激化社会的政治分化和对立，而是努力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扩大执政党的代表性，构建和谐社会。
利益整合是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职责，要求执政党必须具有充分的社会整合能力。随着对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务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党的性质理论，扩大了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发展的包容性，要求执政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要不断增强党的代表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了党的利益整合、社会整合的任务和职责。
政治和谐要求执政党加强合法性危机管理的功能。执政地位增加了政党受到权力腐蚀的可能性。一方面执政资源给党的运作和发展带来很多便利；另一方面增加了执政党脱离代表对象的危险。政党脱离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执政危机。执政危机指政党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等，如果不加遏制，就会逐渐导致执政系统的衰败以致崩溃；如果采用积极的危机管理措施，系统的衰败则可以减弱，系统的崩溃则可以避免。在世界政党中，成功地规避执政危机的例子和执政危机管理失当的例子都很多。是否具有足够的规避执政危机的能力，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始终要加倍注意党群关系与党政关系之间的平衡，抵制削弱执政合法性的自然倾向，建立规避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机制。
制度化与政党创新
消除政治不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按照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要求，不断推动党的发展和创新，构建和谐的党政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从19世纪上半叶出现到现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政党经历了从纯粹的议会党派向群众政党，从群众政党到现在的所谓大众政党的转型。社会主义政党是19世纪中叶政党群众化的产物之一，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和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注重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总的来说，政党建设都倾向于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政党目标的实用性和组织系统的开放性。然而，长期执政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在执政党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组织体制各方面都附着了相应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反过来强化传统党建模式，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变得僵化，使得改革难以进行。这样往往把党的建设中一些本来可以一点一点解决的问题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种要改革而不能的局势。对比苏共与中共上个世纪改革的历史，不难看出苏共党的建设在这方面的失误。
反思苏共，应该说，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执政体制，导致党的官僚化和不受监督，以及政府没法按照法治和民主的要求相对独立地运作，治理效率低下，腐败现象蔓延，以致党和政府逐渐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其垮台的最大教训。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要正确处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如何处理党政关系是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因为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实际上就是党执掌政权、主导公共权力部门的模式。西方政党执掌政权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党既不直接领导政府，本身也不具有政府职能。党和政分开，政党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组织选举，参与社区活动，联系公众和社会组织，以影响公众的政策选择，达到争取选民、取得政权并巩固执政地位的目的。其控制公共权力主要通过组织控制、政治约束和政策协调等方法来实现。这种执政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政党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政府运作的游戏规则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以及政党的领导人相对于法律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大大减弱，有利于政治运行的稳定和有序的政治更替。
对我们党而言，仍然需要积极探索党政关系，科学界定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不同职能，通过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
作者：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编/于亚博）
现代化与政治不和谐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30多年，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多发多样状况。如果调处不好，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据有关方面研究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5，贫富差距较大，并且存在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05年，中国10％最富裕的家庭与10％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达８倍以上，60％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和与之俱来的改善生活的要求，使得民众意识到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必要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和社会分层的加剧，容易使社会中下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加剧了这种心理失衡。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不平衡，可能转化为对执政者的不满、抵制和反抗，严重削弱现有制度和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访和突发群体性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话语背景下，可以把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不稳定称为政治不和谐。
政治不和谐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历史考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转变到了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的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党的建设和发展在获得更大动力的同时，也承受了与以前不一样的压力。党要学会领导市场经济，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要合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规则，同时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要学会运用法治的规则和体制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同时按照法治的要求规范执政党自身的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要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在推进国家民主化的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的民主化；要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党员状况的变化，更新党的理论、组织和活动方式。
这就要求居于主导现代化地位的执政党主动变革，以政治和谐来保障社会和谐，以党的建设和发展来保障政治和谐，在转型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
政治和谐与执政能力
政治和谐要求执政党强化社会整合的功能。政府的公共属性要求执政党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执政，相比革命党而言，执政党在代表本阶级阶层利益的同时，需要兼顾其他群体的利益。执政党需要以公众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和运作，执政党活动的目的不再是激化社会的政治分化和对立，而是努力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扩大执政党的代表性，构建和谐社会。
利益整合是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职责，要求执政党必须具有充分的社会整合能力。随着对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务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党的性质理论，扩大了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发展的包容性，要求执政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要不断增强党的代表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了党的利益整合、社会整合的任务和职责。
政治和谐要求执政党加强合法性危机管理的功能。执政地位增加了政党受到权力腐蚀的可能性。一方面执政资源给党的运作和发展带来很多便利；另一方面增加了执政党脱离代表对象的危险。政党脱离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执政危机。执政危机指政党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等，如果不加遏制，就会逐渐导致执政系统的衰败以致崩溃；如果采用积极的危机管理措施，系统的衰败则可以减弱，系统的崩溃则可以避免。在世界政党中，成功地规避执政危机的例子和执政危机管理失当的例子都很多。是否具有足够的规避执政危机的能力，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始终要加倍注意党群关系与党政关系之间的平衡，抵制削弱执政合法性的自然倾向，建立规避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机制。
制度化与政党创新
消除政治不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按照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要求，不断推动党的发展和创新，构建和谐的党政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从19世纪上半叶出现到现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政党经历了从纯粹的议会党派向群众政党，从群众政党到现在的所谓大众政党的转型。社会主义政党是19世纪中叶政党群众化的产物之一，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和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注重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总的来说，政党建设都倾向于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政党目标的实用性和组织系统的开放性。然而，长期执政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在执政党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组织体制各方面都附着了相应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反过来强化传统党建模式，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变得僵化，使得改革难以进行。这样往往把党的建设中一些本来可以一点一点解决的问题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种要改革而不能的局势。对比苏共与中共上个世纪改革的历史，不难看出苏共党的建设在这方面的失误。
反思苏共，应该说，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执政体制，导致党的官僚化和不受监督，以及政府没法按照法治和民主的要求相对独立地运作，治理效率低下，腐败现象蔓延，以致党和政府逐渐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其垮台的最大教训。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要正确处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如何处理党政关系是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因为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实际上就是党执掌政权、主导公共权力部门的模式。西方政党执掌政权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党既不直接领导政府，本身也不具有政府职能。党和政分开，政党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组织选举，参与社区活动，联系公众和社会组织，以影响公众的政策选择，达到争取选民、取得政权并巩固执政地位的目的。其控制公共权力主要通过组织控制、政治约束和政策协调等方法来实现。这种执政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政党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政府运作的游戏规则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以及政党的领导人相对于法律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大大减弱，有利于政治运行的稳定和有序的政治更替。
对我们党而言，仍然需要积极探索党政关系，科学界定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不同职能，通过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
作者：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编/于亚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