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幸福”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对人类整体生活所设定的最高目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既是一种在现实实践活动中的德性体现,也是对于宇宙的理论性“沉思”(contemplation).亚里士多德这种从现实实践活动到理论沉思的跨越或许可以用荀子“虚一而静”的方式来加以诠释和理解.对于荀子来说,儒家之道既包含了各种德性活动以及外在的伦理与政治规范,也在于通过“虚一而静”的方式达到的“大清明”境界.对荀子而言,实现“道”的途径不是单纯的神性思辨和冥想,而是首先要通过日常的德性实践,形成人们德性思辨的现实基础和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虚一而静”的方式,一个人才能够用容纳世间万物的包容心态和追寻形而上本源的“大清明”境界来认识这个世界,从而获得“道”.“大清明”的境界虽然摆脱了外在具象的限制,具有自足性,但它却包含了所有的德性活动,是对所有德性活动乃至宇宙最高原则的形而上探求.亚里士多德同样也没有因为强调contemplation的重要性而忽略日常的德性实践.对他而言,日常的德性实践是实现“次一级幸福”的方式,也是实现“首要幸福”的前提和基础.Contemplation是一种对于人类最优部分(理性)和宇宙最优部分(努斯)的理论思考,它并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德性行为之中,而是对于德性行为和宇宙原则的形而上把握.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既包括了“实践性的幸福”,也包括了“理论性的幸福”,这二者理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在形而上学与日常德性实践的关系上,我们可以找到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思想的内在一致性.“道”或“幸福”既存在于神性思辨的至善中,也存在于德性实践活动乃至礼仪制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