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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追求宏伟目标与根本原则。孙中山是革命家，革命家讲究斗争策略，讲究变通。孙中山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将追求自由民主、建立民国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将“驱除鞑虏”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1896年，他就表示，其奋斗目标是“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①1905年同盟会宣言则将“驱除鞑虏”列为纲领第一条。直到19l0年，他仍然说，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②及至推翻清朝、民国成立以后，他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及时调整原有的方略，不再提“驱除鞑虏”，而是讲“五族共和”。1912年元月5日，鉴于各省起义独立时，与清兵有所接战，且有仇杀满人之现象发生，孙中山发布《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希望不要“以满人窃位之私心，开汉族仇杀之惨祸，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我同胞不可不注意者”。③此后，孙中山多次强调，五族一家，和衷共济。2月3日，他在致何宗莲的电文中，明确宣示：“文始终主义，在救同胞于水火，毫无私意于其间。共和民国，系结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同谋幸福，安有自分南北之理，更安有苛遇满族之理？”④所谓“始终主义”，就是一以贯之的根本宗旨。同年9月3日，他在演讲中说：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问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⑤如果单将他以前驱除鞑虏与日后五族共和的言论放在一起，两者似乎是前后矛盾的，但是，如果将这些言论与孙中山关于革命的根本宗旨在于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来看，则可以看到两者有首尾一贯的内涵。换句话说，以前发动革命、进行破坏时，不妨以“驱除鞑虏”相号召，及至进行实际社会建设，则必须回到理性的位置，回到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的位置，回到民族平等的位置。
作为一个矢志振兴中华的思想家，孙中山在设计中国发展蓝图时，十分注意学习西方，高度重视科学。他卸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就将精力投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上来，规划铁路、港口建设，呼吁发展实业，引进外资，加强国际合作。
他礼赞现代科学技术：“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⑥他从1890年代开始，到生命结束，一直倡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认为那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正确道路。
但是，不同时期，孙中山对科学技术赋予的评价颇不一样。
1906年11月，孙中山在回复侨居日本的俄国民粹派《民意》报主编鲁赛尔函中表示，在现代文明发展方面，我们还处在未开垦境况，“在我们的道路上也就没有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那种重大的障碍。中国是一个相当清一色的贫穷国家，大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凡是想改善公众生活条件的任何愿望，都会受到一致的赞同。直到最近几年，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过中国，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尝到它的善果，也没有受到它的恶果。而且，当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我们有可能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⑦这表明，孙中山在考虑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了避免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弊端问题。所以，三民主义中有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孙中山发现，科学技术既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以用来进行战争，对人类造成极大的破坏。1924年，他在日本的一次演说中说：“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⑧孙中山主张，我们学习欧洲的科学，但“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⑨
对照孙中山在不同时期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可以发现，变化的是对科学技术功能的评价，不变的是对人类福祉的关注。
孙中山曾经给予日本以很好的评价，宣传大亚洲主义，希望日本在振兴亚洲、反对西方侵略方面做出贡献，也希望中日联手，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与此同时，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强烈谴责日本利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攫取德国在山东权利的野心。他指出：
夫此回欧战，固分为两方面，旗帜甚为鲜明者也：其一即德、奥、土、布，乃以侵略为目的者;其一即英、法、美、俄，乃以反对侵略为目的者。故英、美之军在欧洲战场战胜攻取，由德国夺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于青岛也，且其牺牲，亦万千倍于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城地，皆一一归回原主也。日本为加入反对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战胜攻取而要求承继山东德国之权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为侵略，则当时不应加入协商国方面，而当加入德、奥方面也。或又谓中国于参战，并未立何等功绩，不得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为反对德、奥之侵略主义而战，则百数十年为德国侵略所得之领土，皆一一归回原主也。彼波兰、捷克二族亦无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复矣;我中国之山东青岛何独不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种同文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是何怪中国人之恨日本而亲欧美也。⑩
孙中山对于日本的驳斥，立论于国际公法，放眼于宏阔的国际范围与整个近代历史，义正辞严。此后，孙中山对于日本侵夺中国权益的野蛮行径，一直予以强烈的谴责。
无论是处理国内政治，还是处理国际关系，孙中山都会因时而异地根据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形势，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始终不变的精神，是爱国、民主与和平。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本栏目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文中“罚罪救民”，似应为“伐罪救民”。
②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41页。
③孙中山：《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页。
④孙中山：《致何宗莲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60页。
⑤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39页。
⑥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74页。
⑦孙中山：《复鲁赛尔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22页。
⑧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5页。
⑨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7页。
⑩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73—74页。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将追求自由民主、建立民国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将“驱除鞑虏”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1896年，他就表示，其奋斗目标是“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①1905年同盟会宣言则将“驱除鞑虏”列为纲领第一条。直到19l0年，他仍然说，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②及至推翻清朝、民国成立以后，他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及时调整原有的方略，不再提“驱除鞑虏”，而是讲“五族共和”。1912年元月5日，鉴于各省起义独立时，与清兵有所接战，且有仇杀满人之现象发生，孙中山发布《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希望不要“以满人窃位之私心，开汉族仇杀之惨祸，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我同胞不可不注意者”。③此后，孙中山多次强调，五族一家，和衷共济。2月3日，他在致何宗莲的电文中，明确宣示：“文始终主义，在救同胞于水火，毫无私意于其间。共和民国，系结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同谋幸福，安有自分南北之理，更安有苛遇满族之理？”④所谓“始终主义”，就是一以贯之的根本宗旨。同年9月3日，他在演讲中说：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问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⑤如果单将他以前驱除鞑虏与日后五族共和的言论放在一起，两者似乎是前后矛盾的，但是，如果将这些言论与孙中山关于革命的根本宗旨在于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来看，则可以看到两者有首尾一贯的内涵。换句话说，以前发动革命、进行破坏时，不妨以“驱除鞑虏”相号召，及至进行实际社会建设，则必须回到理性的位置，回到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的位置，回到民族平等的位置。
作为一个矢志振兴中华的思想家，孙中山在设计中国发展蓝图时，十分注意学习西方，高度重视科学。他卸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就将精力投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上来，规划铁路、港口建设，呼吁发展实业，引进外资，加强国际合作。
他礼赞现代科学技术：“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⑥他从1890年代开始，到生命结束，一直倡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认为那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正确道路。
但是，不同时期，孙中山对科学技术赋予的评价颇不一样。
1906年11月，孙中山在回复侨居日本的俄国民粹派《民意》报主编鲁赛尔函中表示，在现代文明发展方面，我们还处在未开垦境况，“在我们的道路上也就没有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那种重大的障碍。中国是一个相当清一色的贫穷国家，大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凡是想改善公众生活条件的任何愿望，都会受到一致的赞同。直到最近几年，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过中国，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尝到它的善果，也没有受到它的恶果。而且，当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我们有可能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⑦这表明，孙中山在考虑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了避免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弊端问题。所以，三民主义中有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孙中山发现，科学技术既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以用来进行战争，对人类造成极大的破坏。1924年，他在日本的一次演说中说：“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⑧孙中山主张，我们学习欧洲的科学，但“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⑨
对照孙中山在不同时期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可以发现，变化的是对科学技术功能的评价，不变的是对人类福祉的关注。
孙中山曾经给予日本以很好的评价，宣传大亚洲主义，希望日本在振兴亚洲、反对西方侵略方面做出贡献，也希望中日联手，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与此同时，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强烈谴责日本利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攫取德国在山东权利的野心。他指出：
夫此回欧战，固分为两方面，旗帜甚为鲜明者也：其一即德、奥、土、布，乃以侵略为目的者;其一即英、法、美、俄，乃以反对侵略为目的者。故英、美之军在欧洲战场战胜攻取，由德国夺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于青岛也，且其牺牲，亦万千倍于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城地，皆一一归回原主也。日本为加入反对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战胜攻取而要求承继山东德国之权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为侵略，则当时不应加入协商国方面，而当加入德、奥方面也。或又谓中国于参战，并未立何等功绩，不得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为反对德、奥之侵略主义而战，则百数十年为德国侵略所得之领土，皆一一归回原主也。彼波兰、捷克二族亦无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复矣;我中国之山东青岛何独不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种同文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是何怪中国人之恨日本而亲欧美也。⑩
孙中山对于日本的驳斥，立论于国际公法，放眼于宏阔的国际范围与整个近代历史，义正辞严。此后，孙中山对于日本侵夺中国权益的野蛮行径，一直予以强烈的谴责。
无论是处理国内政治，还是处理国际关系，孙中山都会因时而异地根据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形势，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始终不变的精神，是爱国、民主与和平。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本栏目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文中“罚罪救民”，似应为“伐罪救民”。
②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41页。
③孙中山：《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页。
④孙中山：《致何宗莲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60页。
⑤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39页。
⑥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74页。
⑦孙中山：《复鲁赛尔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22页。
⑧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5页。
⑨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7页。
⑩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