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仇和不应该从概念和价值观念入手，而应该正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
　　
　　赞之者，称他为青天；批评者，指其为酷吏。
　　自仇和1996年擔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以来，外界对他的评价就一直呈现严重两极分化。而关于仇和模式最为精辟的概括，莫过于他本人的自白：“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人治与不民主，法治与民主——这两组水火不容的理念，被仇和签上手段和目的的标签后，就成为他近20年的施政主轴，同时也构成了外界评论的争辩焦点。
　　一向对仇和的“铁腕强权”持反对意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造访昆明之后，仍然表达了他对仇和模式的担忧。
　　“他在昆明完全是蛮干。”姚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我送的那两本书，他要么没看，要么看了不赞同。”这两本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国家的视角》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政府违背民意的规划对于城市是一场灾难。
　　2008年，姚洋获悉仇和调任昆明后，就表示“滇池可能要完蛋了”。之后，他应仇和之邀，访问昆明。对于滇池治污，姚洋对仇和推行的源头治理思路表示肯定。但对于仇和力推的政府招商和城中村重建，这位北大学者仍然坚决反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恒研究员认为，不管仇和的动机和效果如何，他的言行本质上属于专制主义范畴。
　　对于仇和模式的批评，更为根本的担心则在于，它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的影响。高恒认为，人治、专制、“民可使由之”的英雄史观，不应该成为执政党的思维，任何改革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是最优选择，也是我们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
　　一些着眼“国情特殊”、强调实用的观点，则对于仇和人治手段表示理解。
　　被“仇和人格魅力打动”的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包永辉，在其作品《仇和：政道十年》一书的序言中就写到，希望读者从“转型中国的宿迁实验”角度解读仇和。包永辉认为，反对者往往忽略了仇和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从而忽略了他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评价仇和不应该从概念和价值观念入手，而应该正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
　　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等到一个地区的民主、法治条件完善成熟后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政治家要干成点事，必须做“官场中的恶人”，必然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徐湘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相对于许多不作为的官员，仇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肯定。但他同时认为，仇和在宿迁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照搬到昆明，可能会水土不服。“毕竟宿迁是个苏北小城，而昆明是省会”，徐湘林说，管理大城市就应该着眼于依靠现代行政体系和专业技术官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室博士李正华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敢想敢干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需要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领导干部，但并不能因此为“仇和现象”大唱赞歌。因为，无论“仇和”们多么高明和富有远见卓识，一个人的智慧和多数人的智慧相比，总是有局限的，专制独断的办法作用是有限的。这样的教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