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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声中，我告别了母校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附中，同年考入南京大学音乐系（1952年院系调整，划为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1953年，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因当时北京市缺高中政治教师，我和美术系的一位男同学被分配到中学教政治课。1956年，我的系主任陈洪教授到北京开会，得知他悉心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学非所用，对我说：“你应该回到所学的专业上来，当音乐教师。”当年暑假后，我被调到北京幼儿师范当音乐教师。由于我工作努力。在教学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就在这时，校领导调我做副教导主任。我舍不得丢下我所爱的专业，提出要兼教音乐课，领导答应了我的请求。1965年，组织上送我到市委党校学习，学完后回校，安排我做党支部副书记，因工作繁忙，我再也没机会从事音乐教学工作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的工作成绩都变成“罪行”，不断挨批斗。文化大革命夺走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
1972年底，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调我到局里管幼教。我虽然在幼师工作了十年，但对幼教专业一窍不通。我曾向教育局负责人事工作的军代表说明情况，但事情已定。就这样，我到了教育局负责幼教工作。这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生疏的，怎么才能担当起这项工作呢？首先要学习，弄懂业务。我家住郊区，离单位很远。于是，我在小小的办公室安放了一张床，平时就住在单位，每天早起晚睡挤出时间自学有关幼教的论著。我还深入实际，虚心向幼儿园的园长、教师求教。当时，文革的破坏也波及了幼教领域。不少幼儿园的运行相当混乱，如游戏本该是幼儿的基本活动，也遭否定。保教人员不钻研业务。教育质量明显下降。为此，我们局里便狠抓拨乱反正，通过抓学习、抓培训，来提高保教人员和园长的素质和水平，促进西城区幼教质量的提高。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79年我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我在西城教育局工作了十年，经常下园调研，深切了解到幼儿园工作中不少的弊端，经常思考幼教如何改革，从何处入手。我在实践中摸索，理出了一些思路。198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关键在于教育思想的改革》的文章，文中提出，在诸多改革任务中，教育思想的更新是关键，更新教育思想首先应革除陈旧的儿童观，端正培养目标。文中列举了在幼儿园看到的现象：有些教师认为听话的、安静的孩子好，表扬他们真乖，而认为那些好动、事儿多的孩子不好。实际上，那些好说爱动的孩子若好好引导恰恰是新型人才的雏苗。因此，不革除陈腐的儿童观，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扼杀幼儿身上一些可贵品质的幼芽。我这篇文章曾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第一次研讨会上宣读，并发表在《学前教育》杂志上。《北京晚报》还根据文章在显著的位置刊文《勿以好动好静衡量人才幼苗》。
1982年，我对幼教业务的领导工作比较熟悉了，这时，我过去的一位老领导要负责组建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她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去教科所工作。我很愿意做具体的业务工作，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我已经52岁，到了教科所，又一次面临全新的工作。需要从头起步。教科所是要开展课题研究的，当时正值“六五”期间，研究什么呢？一片茫然。于是我就深入幼儿园去做调查，寻找需要研究的课题。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玩具是幼儿的“教科书”。但是。我通过调查发现不少幼儿园在玩具配备上很不合理，不能按年龄的需要配备相适应的玩具，特别是能促进幼儿智力发展的玩具奇缺。于是我就确定了“实现教育玩具系列化，促进幼儿智力发展”的课题，在西城区两所幼儿园开展从小班到大班的三年纵向研究。1985年，在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举办的中外专家研讨会上，我作了该课题阶段性的课题报告。课题的研究成果还获得了首届国家教育成果二等奖。
“七五”期间，我国开展了一项“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学前项目”（IEAPPP）研究，该研究项目由中央教科所牵头，10个省市参与，我负责对北京市19个区县的调查。调查获得了大量数据，引申出一系列结论。其中有一项引起我特别的关注，即调查表明，在影响幼儿身心发展的三大环境中（家庭、幼儿园、社会），影响量最大的是家庭，幼儿园次之，社会环境影响量最小。这使我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幼儿发展的深刻影响，从而得出“幼儿教育不等于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结论。从这以后，我就将研究方向定在提高家长科学育儿水平和家园共育上来。
1989年，我59岁，办了退休手续，所里返聘我继续担任学前研究室主任，继续研究家庭教育和家园共育。我参加了中央教科所史慧中同志主持的“中华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八五”研究课题“适应我国国情，提高幼儿素质的实验研究”。这项研究课题在北京、太原、沈阳、大连、贵阳等地十多所幼儿园进行，我作为课题核心组成员，主要负责研究“加强家长工作，促进家园合作，提高幼儿素质”这部分。我将研究成果汇编成《家园合作，提高幼儿素质》一书出版。
9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大批幼儿园停办，城市幼儿园大幅减少，有些单位将幼儿园改作饭店、酒楼、招待所等，不少办园单位对幼儿园断奶，要求幼儿园自谋生存发展，一些园经费短缺。我对此十分关切，当时我是全国人大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成员，我对此情况进行了调查访问，写成《要重视发展幼儿教育》材料，反映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材料稿先是在内部传阅后改为人大代表提案，题为《敦请政府重视发展幼儿教育》，由聂力等55名代表联名在199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后来，国家教委对此作出了详细答复。
我退休后十多年主要精力研究和宣传家庭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此多次受奖，如曾获北京市为奖励为少年儿童工作作出贡献的“六一”奖杯，全国妇联与国家教委授予的全国家庭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后来又获得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园丁奖、北京市家庭教育突出贡献奖等。
1972年底，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调我到局里管幼教。我虽然在幼师工作了十年，但对幼教专业一窍不通。我曾向教育局负责人事工作的军代表说明情况，但事情已定。就这样，我到了教育局负责幼教工作。这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生疏的，怎么才能担当起这项工作呢？首先要学习，弄懂业务。我家住郊区，离单位很远。于是，我在小小的办公室安放了一张床，平时就住在单位，每天早起晚睡挤出时间自学有关幼教的论著。我还深入实际，虚心向幼儿园的园长、教师求教。当时，文革的破坏也波及了幼教领域。不少幼儿园的运行相当混乱，如游戏本该是幼儿的基本活动，也遭否定。保教人员不钻研业务。教育质量明显下降。为此，我们局里便狠抓拨乱反正，通过抓学习、抓培训，来提高保教人员和园长的素质和水平，促进西城区幼教质量的提高。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79年我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我在西城教育局工作了十年，经常下园调研，深切了解到幼儿园工作中不少的弊端，经常思考幼教如何改革，从何处入手。我在实践中摸索，理出了一些思路。198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关键在于教育思想的改革》的文章，文中提出，在诸多改革任务中，教育思想的更新是关键，更新教育思想首先应革除陈旧的儿童观，端正培养目标。文中列举了在幼儿园看到的现象：有些教师认为听话的、安静的孩子好，表扬他们真乖，而认为那些好动、事儿多的孩子不好。实际上，那些好说爱动的孩子若好好引导恰恰是新型人才的雏苗。因此，不革除陈腐的儿童观，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扼杀幼儿身上一些可贵品质的幼芽。我这篇文章曾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第一次研讨会上宣读，并发表在《学前教育》杂志上。《北京晚报》还根据文章在显著的位置刊文《勿以好动好静衡量人才幼苗》。
1982年，我对幼教业务的领导工作比较熟悉了，这时，我过去的一位老领导要负责组建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她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去教科所工作。我很愿意做具体的业务工作，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我已经52岁，到了教科所，又一次面临全新的工作。需要从头起步。教科所是要开展课题研究的，当时正值“六五”期间，研究什么呢？一片茫然。于是我就深入幼儿园去做调查，寻找需要研究的课题。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玩具是幼儿的“教科书”。但是。我通过调查发现不少幼儿园在玩具配备上很不合理，不能按年龄的需要配备相适应的玩具，特别是能促进幼儿智力发展的玩具奇缺。于是我就确定了“实现教育玩具系列化，促进幼儿智力发展”的课题，在西城区两所幼儿园开展从小班到大班的三年纵向研究。1985年，在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举办的中外专家研讨会上，我作了该课题阶段性的课题报告。课题的研究成果还获得了首届国家教育成果二等奖。
“七五”期间，我国开展了一项“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学前项目”（IEAPPP）研究，该研究项目由中央教科所牵头，10个省市参与，我负责对北京市19个区县的调查。调查获得了大量数据，引申出一系列结论。其中有一项引起我特别的关注，即调查表明，在影响幼儿身心发展的三大环境中（家庭、幼儿园、社会），影响量最大的是家庭，幼儿园次之，社会环境影响量最小。这使我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幼儿发展的深刻影响，从而得出“幼儿教育不等于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结论。从这以后，我就将研究方向定在提高家长科学育儿水平和家园共育上来。
1989年，我59岁，办了退休手续，所里返聘我继续担任学前研究室主任，继续研究家庭教育和家园共育。我参加了中央教科所史慧中同志主持的“中华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八五”研究课题“适应我国国情，提高幼儿素质的实验研究”。这项研究课题在北京、太原、沈阳、大连、贵阳等地十多所幼儿园进行，我作为课题核心组成员，主要负责研究“加强家长工作，促进家园合作，提高幼儿素质”这部分。我将研究成果汇编成《家园合作，提高幼儿素质》一书出版。
9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大批幼儿园停办，城市幼儿园大幅减少，有些单位将幼儿园改作饭店、酒楼、招待所等，不少办园单位对幼儿园断奶，要求幼儿园自谋生存发展，一些园经费短缺。我对此十分关切，当时我是全国人大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成员，我对此情况进行了调查访问，写成《要重视发展幼儿教育》材料，反映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材料稿先是在内部传阅后改为人大代表提案，题为《敦请政府重视发展幼儿教育》，由聂力等55名代表联名在199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后来，国家教委对此作出了详细答复。
我退休后十多年主要精力研究和宣传家庭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此多次受奖，如曾获北京市为奖励为少年儿童工作作出贡献的“六一”奖杯，全国妇联与国家教委授予的全国家庭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后来又获得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园丁奖、北京市家庭教育突出贡献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