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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壮大，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成为中国知名出版社，不仅出版了许多优秀书刊，而且造就了许多编辑出版人才。其原因在于：相对稳定的编辑队伍，学做编辑先学做人的编辑思想，继承和发扬“开明传统”，严密的编辑工作规程，以及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研究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青年出版社好书编辑人才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4-0005-09
“中青”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简称，她诞生在五星红旗刚刚升起的岁月，跟随着共和国的脚步而成长壮大，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成为中国知名出版社。“中青”的知名，不仅表现在出版了许多优秀书刊，而且表现在造就了许多编辑出版人才，这种“既出好书，又出人才”的现象，很值得深入探讨。
说“中青人才辈出”，应该不算夸大。请看下列数据：截至2010年1月，“中青”的出版专业技术高级职称人员达126人(不含已调离“中青”的)：中国版协设立“中国韬奋出版奖”，至今评选了10次，获奖者128位，“中青人”(“中青人”指“中青”在职者、离退休者和从“中青”调出者)占2位：中国版协评选的100位“新中国60年优秀出版人物”中，“中青人”占6位；“中青”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是中国编辑学会的创始人，另有4位“中青人”先后当选为常务副会长或副会长：“中青”历届的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大多数是从自身编辑出版队伍中选拔的；据不完全统计，“中青”输出的编辑，有10位出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10位出任副社长、副总编辑，7位出任杂志社主编、副主编，1位出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位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聘请了25位资深编辑组成“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教材审定委员会”，其中有3位委员是“中青人”；我国第一部现代编辑学著作《实用编辑学》，是“中青人”集体编写的；为适应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需要，新闻出版总署成立“编辑专业高等教材编审委员会”，“中青”总编辑阙道隆出任委员会主任，已经出版的18种教材中，“中青人”参与编写的有2种。其实，上述人物不过是“中青人”的代表，“中青”编辑出版队伍里的优秀人才远不止这些。一家出版社，培养造就如此众多编辑出版人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仅以个人30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进行粗浅的探讨。
1相对稳定的编辑队伍
稳定编辑队伍，造就编辑人才，是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团中央的干部要流动，出版社的编辑要稳定。”他要求出版社的编辑，“有把编辑作为终身职业的准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青”的编辑队伍虽然也有流动，但总体上是相对稳定的，编辑部门的基本骨干都是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的，调出去的也大多依然从事编辑工作。我在“中青”当了30多年编辑，出去后仍旧做编辑，直到退休，整整千了半个世纪。“中青”像我这样终身做编辑的很多，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当“官”，在编辑岗位上默默地埋头苦干，他们都是有专业理论造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编辑人才。“中青”的出版发行队伍也很稳定，许多人也是终身从事出版发行工作，并在实践中成为行家里手，“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王久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两批青年调到“中青”工作，一批是从地方团委选调来的，一批是随“青年”“开明”合并过来的。这两批青年多数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开明”来的青年还有不少是练习生，他们在出版社几十年如一日，不为名也不为利，兢兢业业地做编辑。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又调进两批青年，一批也是从地方团委选调来的，一批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的。这两批青年中的多数，从上世纪60年代干到新世纪初，经历30多年的编辑工作锤炼。正是这四批青年，成为“中青”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编辑工作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是许多优秀编辑的共同特点。“中青”的实践证明，稳定编辑队伍，在长期实践中锤炼，是造就编辑人才的必要途径。胡耀邦坚持的“编辑要稳定”的政策，可以说是“中青”人才辈出的决定因素。
2学做编辑先学做人
“中青”的老社长朱语今，是新中国著名的出版家和编辑家，是建国初期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他两度出任“中青”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先后长达13年。1953年，“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团中央从地方团委选调一批团干部充实出版社的编辑队伍，我就是那时来到“中青”的。我们这批团干部，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没有做过编辑工作。但是，朱语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却不是尽快学会做编辑工作，而是强调首先学会做人。他引用一句古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教导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当编辑首先要做人，其次才是做事。”他常给我们讲夏丐尊的故事。他说：“夏丐尊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业绩是令人难忘的，但他的品格和风范更令人难忘。”他认为：“做人，首先要显示出自己不愧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儿女；做人，应该光明磊落，立场鲜明，而且意志坚定，不为外物所夺；还要做事，严守职业道德。”
朱语今本人就是践行“做人立德”的典范。他一生淡泊名利，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他是在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入党的，后来奔赴延安，又从延安派往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建国后担任团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青年”和“开明”合并组建中国青年出版社后，他出任党组书记，后来又兼任社长和总编辑，领导全社员工艰苦创业，探索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规律，直到1960年奉调离开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朱语今被请回出版社，再度担任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他写诗述志，表示‘l稚气豪情销不尽，白首犹恋旧征衣”，“耻低白首寻新梦，犹剩赤心列旧班”，不计名誉地位，对出版工作一往情深。在他的领导下，出版社“劫后新生”，迅速恢复业务，推出一批批新书，还创办了《青年文摘》《青年文学》《追求》等新刊，再次在出版界崭露头角。
1960年，边春光接替朱语今担任“中青”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他1940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做青年工作，1955年从华东团委调来“中青”，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和朱语今一样，边春光十分重视青年编辑的培养。1964年4月，他在《正确处理出版工作中的十个关系》(以下简称《十个关系》)一文中，把编辑的“红与专”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说：“‘红’指的是思想革命化，‘专’指的是有专业知识和本领。‘红’和‘专’应当统一起来，‘红’是有专业知识的红，‘专’是有政治头脑 的专，两者不可偏废，任何片面的要求都是不对的。”1985年8月，他在题为《编辑的知识与修养问题》的讲话中，更加具体地阐释他的“又红又专”标准，提出合格的编辑应当具备五个基本条件：有理想的人，有职业道德的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广博学识的人，有相当文字修养的人，熟悉编辑工艺懂得出版业务的人。
朱语今和边春光都强调出书“要对读者负责”。朱语今一再强调指出：“要引导青年读者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耻于个人名利的追逐；要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善于清醒地观察和思考，踏踏实实地进行创造和革新，不至于盲目地随波逐流。对青年读者要诱导而不要迎合，更不应以腐朽为神奇、拿庸俗充美好来进行诱骗和愚弄。”他常把出书办刊比作开饭馆，说：“经过我们加工的食品，一要有味道，二要有营养。没有味道人家不爱吃，没有营养吃了没有益处。”边春光也强调指出：“到底用什么东西吸引青年?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传播有益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出现什么思潮，都要坚持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方向。”朱语今、边春光的出版理念，他们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青”编辑。
编辑的做人，编辑的操守，主要表现在对书稿的取舍和同作者的关系上。
朱语今经常告诫编辑，取舍书稿是编辑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社会赋予的，编辑是代表社会、代表读者行使书稿取舍权的，必须慎用这个权力。为了保证书稿取舍的公正和准确，“中青”有个不成文的取舍原则，叫做“五不唯”：不唯上，不唯名，不唯亲，不唯利，不唯个人好恶。边春光接任社长后，又提出“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要求。他在解释“两个第一”时指出：“这些原则和要求，实际上是对编辑的道德要求。”
作者工作始终摆在“中青”工作的重要位置。“中青”的编辑们，对作者的支持和帮助，可谓不遗余力，为了提升书稿的质量，使出了浑身解数，真正是“水泥柱里的钢筋，光使劲，不露面”，把自己的才智深藏在作者的著作中。朱语今和边春光两位社长都身体力行，带头做作者工作，小说《红岩》就倾注了他们的心血。1956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解放前夕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逃出来的青年，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写了一篇纪实文学。朱语今到成都调查研究，从作家沙汀处得知此事，赶到重庆索取这部作品的草稿，读后立即约见罗广斌和杨益言，动员他们将这个题材写成长篇小说。罗、杨都是共青团重庆市委的干部，从未写过小说，有畏难情绪。朱语今鼓励他们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的干部，天天教育青年‘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你们不能自己带头实行!你们写小说，目的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狱中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不要犹疑了，把笔拿起来，写吧!”随后，他还亲自登门拜访重庆市委负责人，争取市委的支持和帮助。经过三年的艰苦写作，小说初稿终于完成了。此时，朱语今已经调离“中青”，继任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亲自审读书稿，并组织编辑集体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其中就包括将书名《禁锢的世界》改为《红岩》。边春光后来在《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一文中，把“广泛地发现作者、团结作者，同作者密切合作”作为“中青”的四个优良传统之一。他在文中说：“建设一支坚强的作者队伍，出版事业才能兴旺和发展。”正是两位老社长的言传身教，“中青”的编辑同作者建立了良好关系。小说《明姑娘》作者航鹰这样形容她和“中青”编辑的友谊：“他们对作者没有冷冰冰的利害关系，没有‘看势头’的市侩心理，没有‘只拿稿子’的唯功利主义，有的是真挚的友谊，热诚的帮助，朋友之间的温暖的心。”《创业史》作者柳青的儿女，在谈到父亲和“中青”编辑的友谊时动情地说：“他们的友谊真是生死不渝啊!”利用职权与作者共同署名，将作者的成果窃为己有，这类违背编辑职业道德的事情在出版界时有发生，而在“中青”半个多世纪历史里从未发生过。《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作者申漳对此感触颇深，他说：“平心而论，《史话》的作者不应是我一个人，还应该包括编辑同志，他们的工作远远超出了编辑的范围。我曾多次提出作者的署名问题，但每次都遭到他们的拒绝。”
3继承和发扬“开明传统”
“开明”与“青年”合并，带来了编辑出版人才，带来了编辑出版经验，也带来了“开明”的优良传统。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诞生100周年座谈会”上，“中青”社长蔡云曾经这样评价“开明传统”对“中青”的深刻影响：“开明书店是一个已经载人史册的单位，在今天的中国出版社名录中已经找不到她的名字了，但是开明书店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仍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日常工作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开明传统”对于“中青”的发展，对于“中青”人才的成长，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些老“中青人”，都是从学习“开明传统”开始出版生涯的，有些还是“开明”老编辑“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尽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不止一次地“批判”“开明传统”，但是“开明传统”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如刻石铭金永远抹不去。
开明书店带给我们哪些优良传统呢?蔡云没有展开论述，我个人认为，“开明传统”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3.1正正经经地出书，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
开明书店开办伊始，就给自己规定了明确宗旨：正正经经地出书，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主持编辑工作的夏丐尊、叶圣陶都是教师出身，他们把出版当作教育来办。他们提出：出书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要对读者有教益，没有教益的书盈利再多也不去沾边。他们认为做出版工作，“要俯仰无愧，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良心”。叶圣陶后来回忆道：“办书店原有各种做法：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是一种做法；规定范围，不出限度，是一种做法；漫无标的，唯利是图，又是一种做法。前一种做法需要大力量，不但财力要大，知力也要大，我们担当不了。后一种呢，与我们意趣不相容，当然不取。与我们相宜的只有中间一种，就是规定范围的做法。”夏、叶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两个基本的选择标准：其一，从本社知力和财力出发，做到力所能及；其二，明确出书办刊的“标的”，决不唯利是图。因为知力、财力有限，所以不选择“兼收并蓄，无所不包”，而选择“规定范围，不出限度”；因为要把教育作为出版“标的”，所以拒绝“漫无标的，唯利是图”，而选择“把读者群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所以，当时风行市场的色情低俗读物，开明书店一本也没出过，而赚钱不多的中学生课外读物，开明书店却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开明书店还推出《开明文学新刊》，为茅盾、巴金、朱自清、冰心、丰子恺等新文学作家提供创作园地，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2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作风 开明书店的“对读者负责”，还表现在编辑工作精益求精。开明书店的审读加工制度严格，编校分工明确，要求编校人员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允许书刊中出现任何差错。编辑部的几位大师级编辑，如夏丐尊、叶圣陶、张志公、顾均正、贾祖璋、周振甫、王幼于等，不但知识渊博，而且语言文字修养深厚，由于他们的严格把关，开明书店出版的书刊，很难找到什么毛病。
3.3诚心实意、不遗余力地帮助作者
开明书店的编辑对作者的帮助，可谓诚心实意、不遗余力。秦牧的第一本杂文集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责任编辑是叶圣陶。秦牧在回忆此事时说：那时自己很幼稚，连书名也不会起，是叶先生帮他起的书名。由于文稿字迹潦草，叶先生竟亲自重抄一遍，然后才发排。夏衍的译著《母》原已在一家书店出版，后来转由开明书店出版，照理可以依原书直接发排。但是，夏丐尊不放心，重新请人校订，改正了原书的一些差错后，才发排出版。钱钟书的《谈艺录》，交给开明书店出版，书店指派周振甫担任责任编辑。周振甫发现原稿没有索引，便代为编制索引，随校样一起送作者过目，钱钟书看了赞叹不已。这类事在开明书店数不胜数。
据我的记忆，“开明传统”没有人概括过，也没有正经传授过，但是它通过编辑工作规程的制订，通过“开明”老编辑的言传身教，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潜移默化地滋润着几代青年编辑，并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新使命融合，逐渐形成为“中青”的优良传统。
历史证明：“青年”和“开明”合并重组，是出版总署和团中央的正确决策。“开明”的优势是专门人才和丰富经验，“青年”的优势是团干部的青春活力和创造精神，在团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开明”和“青年”两个优势结合，创造了“中青”的黄金时代，也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编辑出版人才。
4“一二九”编辑工作法
“中青”有个不成文的编辑工作法，我们把它称作“一二九工作法”。这个工作法，对于编辑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在“中青”，从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副主任到《青年文摘》主编，整整千了30多年，这个“一二九工作法”使我受益匪浅。
“一二九工作法”的内容是：编辑在一年时间里，脱产学习一个月，调查研究两个月，做案头工作九个月。
学习是每个编辑必须坚持的硬任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脱产自学一个月(或分两次各半个月)，一种是每周抽出一天时间自学。自学的内容有二：一是政治理论，强调阅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还规定了硬性的阅读任务：编辑每年必须阅读100万字以上。胡耀邦对团中央系统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十分重视，经常亲自为我们开出阅读篇目。二是专业知识，强调千什么学什么。全社设置5个编辑室，出书范围有严格的分工。编辑室又根据出书任务分为若干编辑组，各组内的编辑又有相对分工，要求编辑根据分工选择学习内容。例如，我所在的一编室，是青年工作思想修养编辑室，任务是编辑青年工作读物和思想修养读物，编辑也分为两部分，编思想修养读物的编辑，重点自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编青年工作读物的编辑，除了自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外，还要学“团学”，即青年运动历史和共青团工作理论，“团学”这个概念是团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书记杨海波提出来的。又如二编室，是文学读物编辑室，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三个组，编辑也分为三部分，分别要求他们学习古汉语和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知识。编辑外国文学的编辑，还有更细的分工，要求他们精通相关外国语言文字。此外，还要求全体编辑都要学点哲学，学点语法，学点逻辑，学点修辞。朱语今和边春光都主张“编辑学者化”，要求编辑语言文字功底扎实，编辑业务精通，并且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能与相关专家学者对话，胜任相关学科书稿的审读、评判和加工。出版社还鼓励和支持没有大学学历的青年编辑上夜大，并选送青年编辑带薪上中国人民大学和文化学院深造。“中青”的资料室，藏书30多万种，尤其是开明书店从上海运来的古籍，经史子集、类书辞书，十分丰富。资料室还常年订阅国内大报大刊，设置专人剪报，提供咨询服务，为编辑自学提供丰富的知识材料。
调查研究也是编辑工作的硬任务。朱语今和边春光都强调“走出去”，“开门办社”，要求编辑“动如脱兔，静如处子”，走得出去，坐得下来。“中青”总结出一条编辑工作的基本经验，叫做“吃透两头”：一头是上头，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青年的要求；另一头是下头，即青年的思想动态、精神需求，学术界的学术动态和作家们的创作动向。把两头结合起来，进行选题设计，制订出书计划。调查研究的主要方式有五：一是召开青年座谈会，直接了解青年的精神需求；二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直接掌握学术动态：三是确立若干基层单位(如基层团委、团支部、新华书店门市部)，建立经常的联系点：四是经常联系和走访作家，了解作家的创作动向，并给予作家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大力扶植青年作者；五是组织编辑轮流到新华书店站柜台，了解本版图书销售情况以及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各个编辑室每年都有调查研究的计划，社长和总编辑每年都要亲自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我曾跟随边春光到晋东南，深入村庄农户，深入团支部，跑了3个县，调查研究半个月。出版社规定：编辑外出调研，要将调研结果整理成文，向编辑室汇报；社领导带队调研，调研结果要向社党组或编委会汇报。出版社的油印刊物《出版情况》，经常刊登调查报告和读者来信。还要求带着问题出去，带着选题回来，把调研结果化为选题。因为吃透了两头，“中青”出书既坚持了正确方向，又适合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求，也使编辑得到实际的锻炼。
“一二九”工作法，坚持了好几年，后来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出版业务日益繁忙的干扰，没有能够不折不扣地坚持，但学习和调查研究始终是每个编辑的重要任务。
5严密的编辑工作规程
“中青”的编辑工作，继承开明书店的传统，适应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要求，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规章，尤其是审稿、加工、发排，制度严密，要求严格，《实用编辑学》第六章对此作了翔实的叙述。以审稿制度为例，规定审稿工作要分四个步骤进行：审读前的准备；审读；评判；写审读报告。又对每个步骤的任务和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编辑拿到书稿，不能马上审读，要求在审读前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知识准备，即对书稿涉及的知识的初步学习；二是出版信息准备，即对已经出版的同类出版物的了解。为什么要强调知识准备?因为任何一个编辑，即使是知识积累比较深厚的，都存在着知识的局限性，而如果对某书稿涉及的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就没有能力对该书稿做出正确判断，所以要求审稿前要做好知识的准备，涉猎有关文章和材料，以求对相关学科知识及其研究现状和趋势有个大体的了解。为什么强调出版信息准备?因为 “中青”出书反对重复别人，如果准备审读的书稿，市场上已经有了同类题材图书，则要求编辑在审稿前把那些出版物找来翻翻，了解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以便在审稿时参照比较，务求新书应有新内容、新见解、新形式、新语言，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进入审读过程，又有两条要求：其一，审读时应关注带全局性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内容和学术或艺术质量，以便对书稿做出准确判断。其二，要求审读者认真记审读笔记，或在书稿上写浮签、写眉批、打问号，以便把握全稿脉络，理清作者的思路，掌握书稿的特点、优点、缺点和不足。审读完毕后，就进入判断、决策阶段，要求审读者从四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书稿的思想倾向；二是书稿的学术或艺术价值：三是内容是否充实，说理是否透彻；四是书稿的框架是否大体合理。在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思考后，再对书稿做出总的评价和取舍决策。最后，要求审读者认真撰写“审读报告书”。对“审读报告书”的内容也做了具体规范，主要内容有五：作者情况：书稿内容概况；书稿的主要优点；书稿的缺点与不足；处理意见，明确采用、退稿或退修，如果是退修，还得写出修改的初步意见。审稿的四个步骤，环环相扣，各有明确的要求，逼得编辑认真审读，不敢懈怠，不敢马虎。“中青”一贯坚持“三审制”，要求“三审”都要通读全部书稿，都要撰写“审读报告书”。三审之间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允许争论，平等讨论，在“组织服从”(一审服从二审，二审服从终审)的前提下，允许保留意见并记录在案。这个审稿过程，对编辑的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都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培养和锻炼。
6从经验总结到学术研究
“中青”是中国现代编辑学的策源地之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编辑学研究活动就在“中青”展开。此时，“中青”的老社长边春光出任国家出版局局长，他大力倡导出版科学研究，组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并亲任所长，多次召开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并筹建中国编辑学会。1983年，18位编辑在总编辑阙道隆的率领下，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编辑学著作《实用编辑学》。1985年，边春光和朱语今牵头，组织出版界的学者、专家，着手编纂中国第一部《出版词典》，有8位“中青”编辑参与词目拟制和编写。写作编辑学术论文的编辑则更多，其中不少人如阙道隆、蔡云、孟庆远、孙培镜、邵益文、王世义、胡守文、林君雄、郑一奇、程绍沛、吕敬人等，在现代编辑学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中青”编辑学研究的带头人阙道隆，写作了一系列编辑学论文，他的《编辑学理论纲要》被誉为现代编辑学的力作。出自“中青人”之手的编辑学著作还有不少，如邵益文的《编辑的心力所向》、孙培镜的《编校留踪》、黄伊的《编辑的故事》、郑一奇的《编辑心语》、周奇的《现代校对学概论》等。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策划、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林守望丛书》，首批推出10部编辑出版著作，其中的《我和当代作家》(王维玲著)、《编辑生涯感悟》(郑一奇著)、《编辑的悟性》(林君雄著)、《编辑阅读与校对阅读的比较研究》(周奇著)4部著作的作者是“中青人”。
“中青人”研究编辑学是从总结编辑实践经验开始的。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朱语今和边春光就要求编辑“做有心人”，在编辑工作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中青”每年年末，都要抽出几天时间，检查本年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来年工作。1964年，边春光写作了《十个关系》，对“中青”的基本经验作了概括和阐述，集中反映了当时“中青人”对编辑工作基本规律的认识。
从1953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中青”逐渐形成一整套编辑工作经验。被“中青人”称为“经典”经验的“两个第一”“吃透两头”“三基四性”“搞大盘菜”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78年恢复出版工作后，“中青人”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些经验，并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1983年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对“中青”编辑工作的基本经验进行了集中而具体的阐述。下面根据我个人的亲历和体会着重讲讲上面说的四条“经典”经验。
6.1“两个第一”
“两个第一”是“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简称。“政治第一”是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的标准。边春光在《十个关系》一文中指出：“对书稿的质量要求，既要注意政治质量，又要注意艺术质量，使书稿成为政治和艺术尽可能完美的统一体。”他认为：“一部书稿如果政治倾向不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后果；如果艺术质量不高，也不能发挥好的教育作用。所以主张：一部书稿要具有健康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思想意义，出版任何一种书，必须首先坚持这一条。”他还指出，应该用辩证法来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强调重视“政治思想”并不是可以忽视“艺术质量”。“不问政治思想倾向，只看艺术水平，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求政治上不出错误，认为艺术水平无关紧要，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质量第一”是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标准。还是在“大跃进”年代，出版界出现“大撒网”“陕出书”，一味追求品种数量的倾向，“中青”也曾盲目追求高指标，朱语今果断地提出“少而精”的主张，他说：“我们不懂得出书的特点，无视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区别，造成了许多或大或小的失误。”为了实现“少而精”，他组织全社编辑精心设计选题，精心审读加工，踏踏实实地把精品图书奉献给读者。《在烈火中永生》《青年修养十二讲》《怎样做一个共青团员》《红日》《红旗谱》《烈火金钢》《革命烈士诗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优秀图书，都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版的。边春光接任社长后，重提“少而精”的主张，他指出：我们主张出书“少而精”，是针对“多而粗”的，反对的是“多而粗”，不是“品种越少越好”，没有一定的数量(包括品种数量和发行数量)规模，也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内容好，质量高，适应读者的需求，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最好的数量与质量统一的体现”。他在《十个关系》一文中，用了1100多字的篇幅阐述他对数量与质量关系的认识和主张。他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图书出版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他还提出必须明确五个问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数量和质量以何者为主；质量第一是不是品种越少越好；我们要求什么样的质量；如何提高图书的质量。他认为，数量应该是有质量的数量，一大堆质量不高的书并不能体现真正的数量。正因为如此，他提出“质量第一”的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扩大出书品种数量，争取更大的发行量。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青”出版的图书质量日益提高，同时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发行数量也不断增加。《红岩》《创业史》《李白成》《第二次握手》《王若飞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革命烈士书信》《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青年修养通讯》《通俗哲学》《共产主 义道德概论》《祖国》《趣味逻辑学》《青年心理健康顾问》《中国历史常识》《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以及《红旗飘飘》丛书、《祖国丛书》、《地理小丛书》等优秀图书相继问世，呈现出品种多、质量高、发行数量大的态势。
6.2“吃透两头”
“吃透两头”是“中青”编辑工作的先导和基础，其内涵本文前面已经阐述。这里补充几句：由于各个编辑室出书范围的分工，“吃透两头”的具体内容和“吃透两头”具体方法不尽相同。以我所在的一编室为例，我们担负青年工作读物和思想修养读物的编辑任务，特别需要了解党对教育青年的要求，了解团中央的工作部署，了解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情况，了解青年的生活、学习、工作状况和思想、心理变化。所以，在“吃透上头”方面强调多参加团中央的会议，并与团中央各部门建立经常联系；在“吃透下头”方面，强调深入工矿、农村、学校、兵营，深入基层团委和团支部，了解他们的工作和需求，特别是要研究青年的特点，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青年的需求，掌握青年普遍存在、经常反复的思想问题，从而找到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切入点，增强青年读物的接近性、针对性和引导的有效性。
6.3“三基四性”
“三基四性”是对图书的共同特质和“中青”图书个性的概括。
“三基”的内容是：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知识。
这三个“基本”，规范了“中青”的出书方向。这是从青年特点出发而提出来的。青年处在长身体、长知识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这就规定了“中青”必须围绕“三基”做好理论普及和知识普及，解决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种种问题，引导青年积极上进，促进青年身心健康。
“四性”的具体内容是：稳定性，系统性，知识性，趣味性。
“稳定性”是“中青人”对图书特质的认识。图书与报刊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报刊追求新闻性、时效性，图书追求稳定性、常效性。在“大跃进”年代，“中青”也曾出过“速成书”，为了配合形势，短促突击，一周出书。然而，速成则速朽，书出不久便变成一堆垃圾。“中青人”后来认识到，这不符合图书的特质。苏东坡在《李氏山房藏书记》里，把书与生活消费对象进行比较后指出：“金石革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用之不敝，取之不竭，惟书乎!”书应该追求“用之不敝，取之不竭”，具有保存价值乃至传承价值。当然，我们说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要求图书所承载的内容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的稳定。
“系统性”也是“中青人”对图书特质的认识。图书不能像报刊那样，把零碎的、杂乱的知识信息拼凑起来，而要根据一定的主题、一定的观点，构建一定的内在体系，比较系统地叙述有关内容。“系统性”还表现在“中青”出书的总体战略上。“中青”每隔5年都要制订“五年出书规划”，其重点之一就在“系统性”上。例如《青年文库》、《红旗飘飘》系列、《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丛书》、《青年修养通讯》系列、《中国历史常识系列》、《祖国丛书》、《爱国主义教育系列》、《地理小丛书》、《青少年科技活动全书》等，统一规划，分期出书，形成系统。
“知识性”与“趣味性”，是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从青年的特点出发而提出的。出书要看对象。“中青”的读者对象是青年，出书要从青年的特点出发，既要符合青年的精神需求，又要为青年喜闻乐见，要让他们喜欢读，能理解，读了有教益。《通俗哲学》就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的范例。它不同于哲学教科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也不是“原理加例子”，而是运用丰富的知识材料，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青年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特地请漫画家方成绘制多幅漫画插入文中，把抽象的哲学概念形象化。《趣味逻辑学》也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的范例，它采用讲故事、提问题、给答案的方式，把枯燥的形式逻辑写得趣味盎然。《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的又一范例。它是以学术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为蓝本创作的，但它与《史稿》不同，是一部科学普及读物。它以浅显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形成、完善、发展、登峰，后来却走向滞缓、落后，最终融入近代科学技术的整个过程，既叙述了历代取得的科技成就，又分析了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史话》取材于《史稿》，但表现形式却是全新的，知识内容丰富，表达形式生动，两者有机地结合。青年修养读物是“中青”的品牌图书之一，它的特色就是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它摆脱说教，针对青年普遍存在、经常反复的思想问题，运用丰富的知识材料、形象材料，富有文采的笔法，同青年促膝谈心、平等讨论，引导青年辨别真假善恶美丑，树立理想，修养品行，陶冶情操。
6.4“镐大盘莱”
“大盘菜”是重点图书的形象说法。1960年6月，胡耀邦给边春光写信，要求出版社抓住对青年有重大教育意义的选题，推出一批质量高、影响大的图书。胡耀邦在信中把这类图书比作“大盘菜”，要求出版社“搞大盘菜”，选好作者，并下大气力帮助作者，争取每种书发行几十万、几百万，在青年中产生较大影响。后来边春光在《十个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他在文中指出：“没有重点，平均使用力量，就是不抓主要矛盾，而不解决主要矛盾，就不能有效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他提出：“抓重点书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要抓住重大题材，确定具有普遍意义为当前最迫切需要的题目，确定可以达到的目标，慎重地选择作者，配置优势编辑力量，精心地帮助作者。”“中青”每年都有全社的“大盘菜”，各个编辑室还有自己的“大盘菜”，全社的“大盘菜”，组织相关编辑室“协同作战”，编辑室的“大盘菜”则调动本室的优势“兵力”。“大盘菜”有两个特点：其一，由于题材适应社会需求，因而拥有广大的读者面；其二，由于出版社精心编校，因而内容质量和文字质量都比较高。正因为如此，发行量都比较大，社会影响都比较广。1960年代和1980年代(1970年代没有出书)“中青”推出的“大盘菜”，发行数量超过300万册的11种，300万册以下100万册以上的35种，100万册以下50万册以上的62种，用现在的话说，都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优的“双效书”。丛书和系列书在“大盘菜”里，好比“满汉全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自成系统，各具规模，影响更为深远。如《祖国丛书》，是“中青”与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大型丛书，内容涵盖中国历史、文化、山河、科技成就、杰出人物和新中国建设，共100多种。又如《青年文库》，内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共计120种。再如《青少年科技活动全书》，分为天文、气象、地学、生物、车辆模型、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无线、电子计算以及 小制作10个分册，为青少年科技活动提供了整套资料。
半个世纪来，“中青人”在编辑出版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提炼出一系列编书办社经验，除上述“经典”经验之外，还有很多，例如修养读物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史地读物的“求新、求深、求实、求活”，自然科学读物的“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革命回忆录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编辑工作讲节奏、弹钢琴”，以及校对工作、作者工作、读者工作等方面的经验。“中青”1980年代开始的出版理论研究热潮，就是在自觉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产生一批批学术论文，产生《实用编辑学》。《实用编辑学》正是“中青”早期出版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是“中青”历史经验的结晶。从经验总结到学术研究，大大提高了“中青人”编辑工作的自觉性，也大大激发了“中青人”编辑工作的创造性。最后再说几句
“中青”培养造就人才是个系统工程，如果把这个系统工程比作长河，拙文所述不过是长河中的几朵浪花，肯定是挂一而漏万，期待“中青”的同仁们进一步探讨。
在拙文即将了结时，觉得有必要指出：“中青”不是世外桃源，它的人才培养也曾遭受极左的严重影响，一批有造诣、有才华的编辑被错划“右派”“右倾”，一批有个性、有创造性的编辑因“不驯服”而屡遭“批评”“批判”，一批很有作为的编辑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被重用；他们长期遭受压抑乃至迫害，才华和抱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施展，有的终于等到了施展机会，却已是壮士暮年，徒叹“冯唐易老”。那种政治氛围，迫使人们抑制个性，隐藏思想，明哲保身，能动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是“中青”的损失，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损失。我们在回顾“中青”造就人才的成功经验时，不能忘记曾经摧残人才的历史教训。人才的成长，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张扬个性，需要尊重、信任和支持，需要施展和创造的平台。
我是1985年底离开“中青”的，拙文叙述的是“中青”195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中期30多年的往事，通过往事的回忆探讨出版事业发展和编辑人才成长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留给当代出版人借鉴和参考。我们这批20后、30后、40后的老“中青”人都已跨入暮年，有些已经辞世，如今“中青”的编辑队伍已是70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他们欣逢盛世，正在创造着新的辉煌，也在丰富和发展着“中青”的优良传统。
【作者简介】
周奇,中国工人出版社编审.
[关键词]中国青年出版社好书编辑人才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4-0005-09
“中青”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简称，她诞生在五星红旗刚刚升起的岁月，跟随着共和国的脚步而成长壮大，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成为中国知名出版社。“中青”的知名，不仅表现在出版了许多优秀书刊，而且表现在造就了许多编辑出版人才，这种“既出好书，又出人才”的现象，很值得深入探讨。
说“中青人才辈出”，应该不算夸大。请看下列数据：截至2010年1月，“中青”的出版专业技术高级职称人员达126人(不含已调离“中青”的)：中国版协设立“中国韬奋出版奖”，至今评选了10次，获奖者128位，“中青人”(“中青人”指“中青”在职者、离退休者和从“中青”调出者)占2位：中国版协评选的100位“新中国60年优秀出版人物”中，“中青人”占6位；“中青”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是中国编辑学会的创始人，另有4位“中青人”先后当选为常务副会长或副会长：“中青”历届的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大多数是从自身编辑出版队伍中选拔的；据不完全统计，“中青”输出的编辑，有10位出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10位出任副社长、副总编辑，7位出任杂志社主编、副主编，1位出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位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聘请了25位资深编辑组成“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教材审定委员会”，其中有3位委员是“中青人”；我国第一部现代编辑学著作《实用编辑学》，是“中青人”集体编写的；为适应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需要，新闻出版总署成立“编辑专业高等教材编审委员会”，“中青”总编辑阙道隆出任委员会主任，已经出版的18种教材中，“中青人”参与编写的有2种。其实，上述人物不过是“中青人”的代表，“中青”编辑出版队伍里的优秀人才远不止这些。一家出版社，培养造就如此众多编辑出版人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仅以个人30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进行粗浅的探讨。
1相对稳定的编辑队伍
稳定编辑队伍，造就编辑人才，是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团中央的干部要流动，出版社的编辑要稳定。”他要求出版社的编辑，“有把编辑作为终身职业的准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青”的编辑队伍虽然也有流动，但总体上是相对稳定的，编辑部门的基本骨干都是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的，调出去的也大多依然从事编辑工作。我在“中青”当了30多年编辑，出去后仍旧做编辑，直到退休，整整千了半个世纪。“中青”像我这样终身做编辑的很多，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当“官”，在编辑岗位上默默地埋头苦干，他们都是有专业理论造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编辑人才。“中青”的出版发行队伍也很稳定，许多人也是终身从事出版发行工作，并在实践中成为行家里手，“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王久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两批青年调到“中青”工作，一批是从地方团委选调来的，一批是随“青年”“开明”合并过来的。这两批青年多数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开明”来的青年还有不少是练习生，他们在出版社几十年如一日，不为名也不为利，兢兢业业地做编辑。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又调进两批青年，一批也是从地方团委选调来的，一批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的。这两批青年中的多数，从上世纪60年代干到新世纪初，经历30多年的编辑工作锤炼。正是这四批青年，成为“中青”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编辑工作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是许多优秀编辑的共同特点。“中青”的实践证明，稳定编辑队伍，在长期实践中锤炼，是造就编辑人才的必要途径。胡耀邦坚持的“编辑要稳定”的政策，可以说是“中青”人才辈出的决定因素。
2学做编辑先学做人
“中青”的老社长朱语今，是新中国著名的出版家和编辑家，是建国初期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他两度出任“中青”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先后长达13年。1953年，“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团中央从地方团委选调一批团干部充实出版社的编辑队伍，我就是那时来到“中青”的。我们这批团干部，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没有做过编辑工作。但是，朱语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却不是尽快学会做编辑工作，而是强调首先学会做人。他引用一句古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教导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当编辑首先要做人，其次才是做事。”他常给我们讲夏丐尊的故事。他说：“夏丐尊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业绩是令人难忘的，但他的品格和风范更令人难忘。”他认为：“做人，首先要显示出自己不愧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儿女；做人，应该光明磊落，立场鲜明，而且意志坚定，不为外物所夺；还要做事，严守职业道德。”
朱语今本人就是践行“做人立德”的典范。他一生淡泊名利，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他是在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入党的，后来奔赴延安，又从延安派往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建国后担任团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青年”和“开明”合并组建中国青年出版社后，他出任党组书记，后来又兼任社长和总编辑，领导全社员工艰苦创业，探索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规律，直到1960年奉调离开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朱语今被请回出版社，再度担任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他写诗述志，表示‘l稚气豪情销不尽，白首犹恋旧征衣”，“耻低白首寻新梦，犹剩赤心列旧班”，不计名誉地位，对出版工作一往情深。在他的领导下，出版社“劫后新生”，迅速恢复业务，推出一批批新书，还创办了《青年文摘》《青年文学》《追求》等新刊，再次在出版界崭露头角。
1960年，边春光接替朱语今担任“中青”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他1940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做青年工作，1955年从华东团委调来“中青”，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和朱语今一样，边春光十分重视青年编辑的培养。1964年4月，他在《正确处理出版工作中的十个关系》(以下简称《十个关系》)一文中，把编辑的“红与专”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说：“‘红’指的是思想革命化，‘专’指的是有专业知识和本领。‘红’和‘专’应当统一起来，‘红’是有专业知识的红，‘专’是有政治头脑 的专，两者不可偏废，任何片面的要求都是不对的。”1985年8月，他在题为《编辑的知识与修养问题》的讲话中，更加具体地阐释他的“又红又专”标准，提出合格的编辑应当具备五个基本条件：有理想的人，有职业道德的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广博学识的人，有相当文字修养的人，熟悉编辑工艺懂得出版业务的人。
朱语今和边春光都强调出书“要对读者负责”。朱语今一再强调指出：“要引导青年读者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耻于个人名利的追逐；要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善于清醒地观察和思考，踏踏实实地进行创造和革新，不至于盲目地随波逐流。对青年读者要诱导而不要迎合，更不应以腐朽为神奇、拿庸俗充美好来进行诱骗和愚弄。”他常把出书办刊比作开饭馆，说：“经过我们加工的食品，一要有味道，二要有营养。没有味道人家不爱吃，没有营养吃了没有益处。”边春光也强调指出：“到底用什么东西吸引青年?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传播有益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出现什么思潮，都要坚持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方向。”朱语今、边春光的出版理念，他们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青”编辑。
编辑的做人，编辑的操守，主要表现在对书稿的取舍和同作者的关系上。
朱语今经常告诫编辑，取舍书稿是编辑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社会赋予的，编辑是代表社会、代表读者行使书稿取舍权的，必须慎用这个权力。为了保证书稿取舍的公正和准确，“中青”有个不成文的取舍原则，叫做“五不唯”：不唯上，不唯名，不唯亲，不唯利，不唯个人好恶。边春光接任社长后，又提出“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要求。他在解释“两个第一”时指出：“这些原则和要求，实际上是对编辑的道德要求。”
作者工作始终摆在“中青”工作的重要位置。“中青”的编辑们，对作者的支持和帮助，可谓不遗余力，为了提升书稿的质量，使出了浑身解数，真正是“水泥柱里的钢筋，光使劲，不露面”，把自己的才智深藏在作者的著作中。朱语今和边春光两位社长都身体力行，带头做作者工作，小说《红岩》就倾注了他们的心血。1956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解放前夕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逃出来的青年，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写了一篇纪实文学。朱语今到成都调查研究，从作家沙汀处得知此事，赶到重庆索取这部作品的草稿，读后立即约见罗广斌和杨益言，动员他们将这个题材写成长篇小说。罗、杨都是共青团重庆市委的干部，从未写过小说，有畏难情绪。朱语今鼓励他们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的干部，天天教育青年‘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你们不能自己带头实行!你们写小说，目的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狱中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不要犹疑了，把笔拿起来，写吧!”随后，他还亲自登门拜访重庆市委负责人，争取市委的支持和帮助。经过三年的艰苦写作，小说初稿终于完成了。此时，朱语今已经调离“中青”，继任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亲自审读书稿，并组织编辑集体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其中就包括将书名《禁锢的世界》改为《红岩》。边春光后来在《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一文中，把“广泛地发现作者、团结作者，同作者密切合作”作为“中青”的四个优良传统之一。他在文中说：“建设一支坚强的作者队伍，出版事业才能兴旺和发展。”正是两位老社长的言传身教，“中青”的编辑同作者建立了良好关系。小说《明姑娘》作者航鹰这样形容她和“中青”编辑的友谊：“他们对作者没有冷冰冰的利害关系，没有‘看势头’的市侩心理，没有‘只拿稿子’的唯功利主义，有的是真挚的友谊，热诚的帮助，朋友之间的温暖的心。”《创业史》作者柳青的儿女，在谈到父亲和“中青”编辑的友谊时动情地说：“他们的友谊真是生死不渝啊!”利用职权与作者共同署名，将作者的成果窃为己有，这类违背编辑职业道德的事情在出版界时有发生，而在“中青”半个多世纪历史里从未发生过。《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作者申漳对此感触颇深，他说：“平心而论，《史话》的作者不应是我一个人，还应该包括编辑同志，他们的工作远远超出了编辑的范围。我曾多次提出作者的署名问题，但每次都遭到他们的拒绝。”
3继承和发扬“开明传统”
“开明”与“青年”合并，带来了编辑出版人才，带来了编辑出版经验，也带来了“开明”的优良传统。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诞生100周年座谈会”上，“中青”社长蔡云曾经这样评价“开明传统”对“中青”的深刻影响：“开明书店是一个已经载人史册的单位，在今天的中国出版社名录中已经找不到她的名字了，但是开明书店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仍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日常工作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开明传统”对于“中青”的发展，对于“中青”人才的成长，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些老“中青人”，都是从学习“开明传统”开始出版生涯的，有些还是“开明”老编辑“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尽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不止一次地“批判”“开明传统”，但是“开明传统”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如刻石铭金永远抹不去。
开明书店带给我们哪些优良传统呢?蔡云没有展开论述，我个人认为，“开明传统”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3.1正正经经地出书，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
开明书店开办伊始，就给自己规定了明确宗旨：正正经经地出书，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主持编辑工作的夏丐尊、叶圣陶都是教师出身，他们把出版当作教育来办。他们提出：出书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要对读者有教益，没有教益的书盈利再多也不去沾边。他们认为做出版工作，“要俯仰无愧，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良心”。叶圣陶后来回忆道：“办书店原有各种做法：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是一种做法；规定范围，不出限度，是一种做法；漫无标的，唯利是图，又是一种做法。前一种做法需要大力量，不但财力要大，知力也要大，我们担当不了。后一种呢，与我们意趣不相容，当然不取。与我们相宜的只有中间一种，就是规定范围的做法。”夏、叶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两个基本的选择标准：其一，从本社知力和财力出发，做到力所能及；其二，明确出书办刊的“标的”，决不唯利是图。因为知力、财力有限，所以不选择“兼收并蓄，无所不包”，而选择“规定范围，不出限度”；因为要把教育作为出版“标的”，所以拒绝“漫无标的，唯利是图”，而选择“把读者群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所以，当时风行市场的色情低俗读物，开明书店一本也没出过，而赚钱不多的中学生课外读物，开明书店却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开明书店还推出《开明文学新刊》，为茅盾、巴金、朱自清、冰心、丰子恺等新文学作家提供创作园地，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2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作风 开明书店的“对读者负责”，还表现在编辑工作精益求精。开明书店的审读加工制度严格，编校分工明确，要求编校人员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允许书刊中出现任何差错。编辑部的几位大师级编辑，如夏丐尊、叶圣陶、张志公、顾均正、贾祖璋、周振甫、王幼于等，不但知识渊博，而且语言文字修养深厚，由于他们的严格把关，开明书店出版的书刊，很难找到什么毛病。
3.3诚心实意、不遗余力地帮助作者
开明书店的编辑对作者的帮助，可谓诚心实意、不遗余力。秦牧的第一本杂文集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责任编辑是叶圣陶。秦牧在回忆此事时说：那时自己很幼稚，连书名也不会起，是叶先生帮他起的书名。由于文稿字迹潦草，叶先生竟亲自重抄一遍，然后才发排。夏衍的译著《母》原已在一家书店出版，后来转由开明书店出版，照理可以依原书直接发排。但是，夏丐尊不放心，重新请人校订，改正了原书的一些差错后，才发排出版。钱钟书的《谈艺录》，交给开明书店出版，书店指派周振甫担任责任编辑。周振甫发现原稿没有索引，便代为编制索引，随校样一起送作者过目，钱钟书看了赞叹不已。这类事在开明书店数不胜数。
据我的记忆，“开明传统”没有人概括过，也没有正经传授过，但是它通过编辑工作规程的制订，通过“开明”老编辑的言传身教，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潜移默化地滋润着几代青年编辑，并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新使命融合，逐渐形成为“中青”的优良传统。
历史证明：“青年”和“开明”合并重组，是出版总署和团中央的正确决策。“开明”的优势是专门人才和丰富经验，“青年”的优势是团干部的青春活力和创造精神，在团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开明”和“青年”两个优势结合，创造了“中青”的黄金时代，也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编辑出版人才。
4“一二九”编辑工作法
“中青”有个不成文的编辑工作法，我们把它称作“一二九工作法”。这个工作法，对于编辑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在“中青”，从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副主任到《青年文摘》主编，整整千了30多年，这个“一二九工作法”使我受益匪浅。
“一二九工作法”的内容是：编辑在一年时间里，脱产学习一个月，调查研究两个月，做案头工作九个月。
学习是每个编辑必须坚持的硬任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脱产自学一个月(或分两次各半个月)，一种是每周抽出一天时间自学。自学的内容有二：一是政治理论，强调阅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还规定了硬性的阅读任务：编辑每年必须阅读100万字以上。胡耀邦对团中央系统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十分重视，经常亲自为我们开出阅读篇目。二是专业知识，强调千什么学什么。全社设置5个编辑室，出书范围有严格的分工。编辑室又根据出书任务分为若干编辑组，各组内的编辑又有相对分工，要求编辑根据分工选择学习内容。例如，我所在的一编室，是青年工作思想修养编辑室，任务是编辑青年工作读物和思想修养读物，编辑也分为两部分，编思想修养读物的编辑，重点自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编青年工作读物的编辑，除了自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外，还要学“团学”，即青年运动历史和共青团工作理论，“团学”这个概念是团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书记杨海波提出来的。又如二编室，是文学读物编辑室，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三个组，编辑也分为三部分，分别要求他们学习古汉语和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知识。编辑外国文学的编辑，还有更细的分工，要求他们精通相关外国语言文字。此外，还要求全体编辑都要学点哲学，学点语法，学点逻辑，学点修辞。朱语今和边春光都主张“编辑学者化”，要求编辑语言文字功底扎实，编辑业务精通，并且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能与相关专家学者对话，胜任相关学科书稿的审读、评判和加工。出版社还鼓励和支持没有大学学历的青年编辑上夜大，并选送青年编辑带薪上中国人民大学和文化学院深造。“中青”的资料室，藏书30多万种，尤其是开明书店从上海运来的古籍，经史子集、类书辞书，十分丰富。资料室还常年订阅国内大报大刊，设置专人剪报，提供咨询服务，为编辑自学提供丰富的知识材料。
调查研究也是编辑工作的硬任务。朱语今和边春光都强调“走出去”，“开门办社”，要求编辑“动如脱兔，静如处子”，走得出去，坐得下来。“中青”总结出一条编辑工作的基本经验，叫做“吃透两头”：一头是上头，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青年的要求；另一头是下头，即青年的思想动态、精神需求，学术界的学术动态和作家们的创作动向。把两头结合起来，进行选题设计，制订出书计划。调查研究的主要方式有五：一是召开青年座谈会，直接了解青年的精神需求；二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直接掌握学术动态：三是确立若干基层单位(如基层团委、团支部、新华书店门市部)，建立经常的联系点：四是经常联系和走访作家，了解作家的创作动向，并给予作家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大力扶植青年作者；五是组织编辑轮流到新华书店站柜台，了解本版图书销售情况以及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各个编辑室每年都有调查研究的计划，社长和总编辑每年都要亲自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我曾跟随边春光到晋东南，深入村庄农户，深入团支部，跑了3个县，调查研究半个月。出版社规定：编辑外出调研，要将调研结果整理成文，向编辑室汇报；社领导带队调研，调研结果要向社党组或编委会汇报。出版社的油印刊物《出版情况》，经常刊登调查报告和读者来信。还要求带着问题出去，带着选题回来，把调研结果化为选题。因为吃透了两头，“中青”出书既坚持了正确方向，又适合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求，也使编辑得到实际的锻炼。
“一二九”工作法，坚持了好几年，后来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出版业务日益繁忙的干扰，没有能够不折不扣地坚持，但学习和调查研究始终是每个编辑的重要任务。
5严密的编辑工作规程
“中青”的编辑工作，继承开明书店的传统，适应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要求，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规章，尤其是审稿、加工、发排，制度严密，要求严格，《实用编辑学》第六章对此作了翔实的叙述。以审稿制度为例，规定审稿工作要分四个步骤进行：审读前的准备；审读；评判；写审读报告。又对每个步骤的任务和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编辑拿到书稿，不能马上审读，要求在审读前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知识准备，即对书稿涉及的知识的初步学习；二是出版信息准备，即对已经出版的同类出版物的了解。为什么要强调知识准备?因为任何一个编辑，即使是知识积累比较深厚的，都存在着知识的局限性，而如果对某书稿涉及的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就没有能力对该书稿做出正确判断，所以要求审稿前要做好知识的准备，涉猎有关文章和材料，以求对相关学科知识及其研究现状和趋势有个大体的了解。为什么强调出版信息准备?因为 “中青”出书反对重复别人，如果准备审读的书稿，市场上已经有了同类题材图书，则要求编辑在审稿前把那些出版物找来翻翻，了解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以便在审稿时参照比较，务求新书应有新内容、新见解、新形式、新语言，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进入审读过程，又有两条要求：其一，审读时应关注带全局性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内容和学术或艺术质量，以便对书稿做出准确判断。其二，要求审读者认真记审读笔记，或在书稿上写浮签、写眉批、打问号，以便把握全稿脉络，理清作者的思路，掌握书稿的特点、优点、缺点和不足。审读完毕后，就进入判断、决策阶段，要求审读者从四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书稿的思想倾向；二是书稿的学术或艺术价值：三是内容是否充实，说理是否透彻；四是书稿的框架是否大体合理。在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思考后，再对书稿做出总的评价和取舍决策。最后，要求审读者认真撰写“审读报告书”。对“审读报告书”的内容也做了具体规范，主要内容有五：作者情况：书稿内容概况；书稿的主要优点；书稿的缺点与不足；处理意见，明确采用、退稿或退修，如果是退修，还得写出修改的初步意见。审稿的四个步骤，环环相扣，各有明确的要求，逼得编辑认真审读，不敢懈怠，不敢马虎。“中青”一贯坚持“三审制”，要求“三审”都要通读全部书稿，都要撰写“审读报告书”。三审之间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允许争论，平等讨论，在“组织服从”(一审服从二审，二审服从终审)的前提下，允许保留意见并记录在案。这个审稿过程，对编辑的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都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培养和锻炼。
6从经验总结到学术研究
“中青”是中国现代编辑学的策源地之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编辑学研究活动就在“中青”展开。此时，“中青”的老社长边春光出任国家出版局局长，他大力倡导出版科学研究，组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并亲任所长，多次召开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并筹建中国编辑学会。1983年，18位编辑在总编辑阙道隆的率领下，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编辑学著作《实用编辑学》。1985年，边春光和朱语今牵头，组织出版界的学者、专家，着手编纂中国第一部《出版词典》，有8位“中青”编辑参与词目拟制和编写。写作编辑学术论文的编辑则更多，其中不少人如阙道隆、蔡云、孟庆远、孙培镜、邵益文、王世义、胡守文、林君雄、郑一奇、程绍沛、吕敬人等，在现代编辑学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中青”编辑学研究的带头人阙道隆，写作了一系列编辑学论文，他的《编辑学理论纲要》被誉为现代编辑学的力作。出自“中青人”之手的编辑学著作还有不少，如邵益文的《编辑的心力所向》、孙培镜的《编校留踪》、黄伊的《编辑的故事》、郑一奇的《编辑心语》、周奇的《现代校对学概论》等。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策划、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林守望丛书》，首批推出10部编辑出版著作，其中的《我和当代作家》(王维玲著)、《编辑生涯感悟》(郑一奇著)、《编辑的悟性》(林君雄著)、《编辑阅读与校对阅读的比较研究》(周奇著)4部著作的作者是“中青人”。
“中青人”研究编辑学是从总结编辑实践经验开始的。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朱语今和边春光就要求编辑“做有心人”，在编辑工作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中青”每年年末，都要抽出几天时间，检查本年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来年工作。1964年，边春光写作了《十个关系》，对“中青”的基本经验作了概括和阐述，集中反映了当时“中青人”对编辑工作基本规律的认识。
从1953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中青”逐渐形成一整套编辑工作经验。被“中青人”称为“经典”经验的“两个第一”“吃透两头”“三基四性”“搞大盘菜”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78年恢复出版工作后，“中青人”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些经验，并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1983年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对“中青”编辑工作的基本经验进行了集中而具体的阐述。下面根据我个人的亲历和体会着重讲讲上面说的四条“经典”经验。
6.1“两个第一”
“两个第一”是“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简称。“政治第一”是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的标准。边春光在《十个关系》一文中指出：“对书稿的质量要求，既要注意政治质量，又要注意艺术质量，使书稿成为政治和艺术尽可能完美的统一体。”他认为：“一部书稿如果政治倾向不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后果；如果艺术质量不高，也不能发挥好的教育作用。所以主张：一部书稿要具有健康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思想意义，出版任何一种书，必须首先坚持这一条。”他还指出，应该用辩证法来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强调重视“政治思想”并不是可以忽视“艺术质量”。“不问政治思想倾向，只看艺术水平，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求政治上不出错误，认为艺术水平无关紧要，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质量第一”是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标准。还是在“大跃进”年代，出版界出现“大撒网”“陕出书”，一味追求品种数量的倾向，“中青”也曾盲目追求高指标，朱语今果断地提出“少而精”的主张，他说：“我们不懂得出书的特点，无视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区别，造成了许多或大或小的失误。”为了实现“少而精”，他组织全社编辑精心设计选题，精心审读加工，踏踏实实地把精品图书奉献给读者。《在烈火中永生》《青年修养十二讲》《怎样做一个共青团员》《红日》《红旗谱》《烈火金钢》《革命烈士诗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优秀图书，都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版的。边春光接任社长后，重提“少而精”的主张，他指出：我们主张出书“少而精”，是针对“多而粗”的，反对的是“多而粗”，不是“品种越少越好”，没有一定的数量(包括品种数量和发行数量)规模，也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内容好，质量高，适应读者的需求，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最好的数量与质量统一的体现”。他在《十个关系》一文中，用了1100多字的篇幅阐述他对数量与质量关系的认识和主张。他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图书出版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他还提出必须明确五个问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数量和质量以何者为主；质量第一是不是品种越少越好；我们要求什么样的质量；如何提高图书的质量。他认为，数量应该是有质量的数量，一大堆质量不高的书并不能体现真正的数量。正因为如此，他提出“质量第一”的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扩大出书品种数量，争取更大的发行量。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青”出版的图书质量日益提高，同时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发行数量也不断增加。《红岩》《创业史》《李白成》《第二次握手》《王若飞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革命烈士书信》《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青年修养通讯》《通俗哲学》《共产主 义道德概论》《祖国》《趣味逻辑学》《青年心理健康顾问》《中国历史常识》《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以及《红旗飘飘》丛书、《祖国丛书》、《地理小丛书》等优秀图书相继问世，呈现出品种多、质量高、发行数量大的态势。
6.2“吃透两头”
“吃透两头”是“中青”编辑工作的先导和基础，其内涵本文前面已经阐述。这里补充几句：由于各个编辑室出书范围的分工，“吃透两头”的具体内容和“吃透两头”具体方法不尽相同。以我所在的一编室为例，我们担负青年工作读物和思想修养读物的编辑任务，特别需要了解党对教育青年的要求，了解团中央的工作部署，了解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情况，了解青年的生活、学习、工作状况和思想、心理变化。所以，在“吃透上头”方面强调多参加团中央的会议，并与团中央各部门建立经常联系；在“吃透下头”方面，强调深入工矿、农村、学校、兵营，深入基层团委和团支部，了解他们的工作和需求，特别是要研究青年的特点，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青年的需求，掌握青年普遍存在、经常反复的思想问题，从而找到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切入点，增强青年读物的接近性、针对性和引导的有效性。
6.3“三基四性”
“三基四性”是对图书的共同特质和“中青”图书个性的概括。
“三基”的内容是：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知识。
这三个“基本”，规范了“中青”的出书方向。这是从青年特点出发而提出来的。青年处在长身体、长知识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这就规定了“中青”必须围绕“三基”做好理论普及和知识普及，解决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种种问题，引导青年积极上进，促进青年身心健康。
“四性”的具体内容是：稳定性，系统性，知识性，趣味性。
“稳定性”是“中青人”对图书特质的认识。图书与报刊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报刊追求新闻性、时效性，图书追求稳定性、常效性。在“大跃进”年代，“中青”也曾出过“速成书”，为了配合形势，短促突击，一周出书。然而，速成则速朽，书出不久便变成一堆垃圾。“中青人”后来认识到，这不符合图书的特质。苏东坡在《李氏山房藏书记》里，把书与生活消费对象进行比较后指出：“金石革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用之不敝，取之不竭，惟书乎!”书应该追求“用之不敝，取之不竭”，具有保存价值乃至传承价值。当然，我们说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要求图书所承载的内容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的稳定。
“系统性”也是“中青人”对图书特质的认识。图书不能像报刊那样，把零碎的、杂乱的知识信息拼凑起来，而要根据一定的主题、一定的观点，构建一定的内在体系，比较系统地叙述有关内容。“系统性”还表现在“中青”出书的总体战略上。“中青”每隔5年都要制订“五年出书规划”，其重点之一就在“系统性”上。例如《青年文库》、《红旗飘飘》系列、《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丛书》、《青年修养通讯》系列、《中国历史常识系列》、《祖国丛书》、《爱国主义教育系列》、《地理小丛书》、《青少年科技活动全书》等，统一规划，分期出书，形成系统。
“知识性”与“趣味性”，是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从青年的特点出发而提出的。出书要看对象。“中青”的读者对象是青年，出书要从青年的特点出发，既要符合青年的精神需求，又要为青年喜闻乐见，要让他们喜欢读，能理解，读了有教益。《通俗哲学》就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的范例。它不同于哲学教科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也不是“原理加例子”，而是运用丰富的知识材料，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青年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特地请漫画家方成绘制多幅漫画插入文中，把抽象的哲学概念形象化。《趣味逻辑学》也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的范例，它采用讲故事、提问题、给答案的方式，把枯燥的形式逻辑写得趣味盎然。《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的又一范例。它是以学术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为蓝本创作的，但它与《史稿》不同，是一部科学普及读物。它以浅显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形成、完善、发展、登峰，后来却走向滞缓、落后，最终融入近代科学技术的整个过程，既叙述了历代取得的科技成就，又分析了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史话》取材于《史稿》，但表现形式却是全新的，知识内容丰富，表达形式生动，两者有机地结合。青年修养读物是“中青”的品牌图书之一，它的特色就是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它摆脱说教，针对青年普遍存在、经常反复的思想问题，运用丰富的知识材料、形象材料，富有文采的笔法，同青年促膝谈心、平等讨论，引导青年辨别真假善恶美丑，树立理想，修养品行，陶冶情操。
6.4“镐大盘莱”
“大盘菜”是重点图书的形象说法。1960年6月，胡耀邦给边春光写信，要求出版社抓住对青年有重大教育意义的选题，推出一批质量高、影响大的图书。胡耀邦在信中把这类图书比作“大盘菜”，要求出版社“搞大盘菜”，选好作者，并下大气力帮助作者，争取每种书发行几十万、几百万，在青年中产生较大影响。后来边春光在《十个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他在文中指出：“没有重点，平均使用力量，就是不抓主要矛盾，而不解决主要矛盾，就不能有效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他提出：“抓重点书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要抓住重大题材，确定具有普遍意义为当前最迫切需要的题目，确定可以达到的目标，慎重地选择作者，配置优势编辑力量，精心地帮助作者。”“中青”每年都有全社的“大盘菜”，各个编辑室还有自己的“大盘菜”，全社的“大盘菜”，组织相关编辑室“协同作战”，编辑室的“大盘菜”则调动本室的优势“兵力”。“大盘菜”有两个特点：其一，由于题材适应社会需求，因而拥有广大的读者面；其二，由于出版社精心编校，因而内容质量和文字质量都比较高。正因为如此，发行量都比较大，社会影响都比较广。1960年代和1980年代(1970年代没有出书)“中青”推出的“大盘菜”，发行数量超过300万册的11种，300万册以下100万册以上的35种，100万册以下50万册以上的62种，用现在的话说，都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优的“双效书”。丛书和系列书在“大盘菜”里，好比“满汉全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自成系统，各具规模，影响更为深远。如《祖国丛书》，是“中青”与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大型丛书，内容涵盖中国历史、文化、山河、科技成就、杰出人物和新中国建设，共100多种。又如《青年文库》，内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共计120种。再如《青少年科技活动全书》，分为天文、气象、地学、生物、车辆模型、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无线、电子计算以及 小制作10个分册，为青少年科技活动提供了整套资料。
半个世纪来，“中青人”在编辑出版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提炼出一系列编书办社经验，除上述“经典”经验之外，还有很多，例如修养读物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史地读物的“求新、求深、求实、求活”，自然科学读物的“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革命回忆录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编辑工作讲节奏、弹钢琴”，以及校对工作、作者工作、读者工作等方面的经验。“中青”1980年代开始的出版理论研究热潮，就是在自觉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产生一批批学术论文，产生《实用编辑学》。《实用编辑学》正是“中青”早期出版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是“中青”历史经验的结晶。从经验总结到学术研究，大大提高了“中青人”编辑工作的自觉性，也大大激发了“中青人”编辑工作的创造性。最后再说几句
“中青”培养造就人才是个系统工程，如果把这个系统工程比作长河，拙文所述不过是长河中的几朵浪花，肯定是挂一而漏万，期待“中青”的同仁们进一步探讨。
在拙文即将了结时，觉得有必要指出：“中青”不是世外桃源，它的人才培养也曾遭受极左的严重影响，一批有造诣、有才华的编辑被错划“右派”“右倾”，一批有个性、有创造性的编辑因“不驯服”而屡遭“批评”“批判”，一批很有作为的编辑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被重用；他们长期遭受压抑乃至迫害，才华和抱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施展，有的终于等到了施展机会，却已是壮士暮年，徒叹“冯唐易老”。那种政治氛围，迫使人们抑制个性，隐藏思想，明哲保身，能动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是“中青”的损失，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损失。我们在回顾“中青”造就人才的成功经验时，不能忘记曾经摧残人才的历史教训。人才的成长，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张扬个性，需要尊重、信任和支持，需要施展和创造的平台。
我是1985年底离开“中青”的，拙文叙述的是“中青”195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中期30多年的往事，通过往事的回忆探讨出版事业发展和编辑人才成长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留给当代出版人借鉴和参考。我们这批20后、30后、40后的老“中青”人都已跨入暮年，有些已经辞世，如今“中青”的编辑队伍已是70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他们欣逢盛世，正在创造着新的辉煌，也在丰富和发展着“中青”的优良传统。
【作者简介】
周奇,中国工人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