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勒古恩的作品如《地海传奇》系列、《黑暗的左手》等充满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怀，这确实与父母对她的影响分不开——不是指父母作品对她的影响（对其创作产生影响的应该说是詹姆斯·弗雷泽所著《金枝》和洛德·邓萨尼所著《梦者的故事》等），而是人格、气质上的影响。她曾在采访中透露，她父亲对于文化影响人格这一点很敏感，他很强烈地感觉到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超越自己的文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尝试而已。所以这样的感觉也经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奇幻的地海世界、雌雄同性的冬星，还是殖民星球维多利亚，抑或是乌托邦世界阿瑞纳斯，尽管它们都是厄休拉·勒古恩虚构出来的地方，但我们依然能够无一例外地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父亲对她写作生涯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父亲最喜欢看《道德經》。在散文《梦必须解释自己》（1973）中她说，她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与她对道教的兴趣有关，而且她还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并且对其进行研究。或许这就是她的作品为什么能够蕴含深刻哲思的原因之一。母亲对她的影响在于诗歌启蒙。她4岁时就写了一首小诗送给母亲：“To Krakie：/Bears like honey/I do too，/ I like you，honey，/I sure do.”（大意是：“熊喜欢蜂蜜，我也如此；我喜欢你，亲爱的，我确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厄休拉身上的文学天赋——对于语言的机智运用和韵律的熟练掌握。后来的诗歌创作都收录在她的Wild Oats and Fireweed（译为《野生燕麦和杂草》，1988）和Going Out with Peacocks and Other Poems（译为《与孔雀的约会及其他诗歌》， 1994）两本诗歌集中。

　　长篇小说《天钧》（1971）、《永远回家》（1985）和短篇小说集《水牛姑娘》（1987）则着重体现了道家思想与生态主义的关联。以《天钧》为例，小说中建构的未来世界，生态已被严重破坏，自然中仅存的绿地成为富人的奢侈品，穷人无法享受。厄休拉在这三部作品中将探索的视角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大到人与自然，思考人与其他物种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人类在地球这个整体生态系统上如何定位的问题，体现出生态批评中“去人类中心化”与道家的“天人合一”“平衡转化”思想的契合。
　　长篇小说《一无所有》（1974）则是厄休拉将乌托邦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道家思想相结合的成果。她在作品中将两性关系扩展到社会群体中的无政府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正如小说副标题“一个不确定的乌托邦”所表达的，无政府主义也并不是完美的“乌托邦”。此外，作者也通过主人公谢维克逃离贫瘠的阿纳瑞斯投奔乌拉斯，却发现乌拉斯也存在着丑陋的一面的经历，引发读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和探寻。
　　厄休拉·勒古恩从通俗的文学作品出发，最终走向对哲学精神的探究。在她的作品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后现代语境下古老的东方哲学——道家思想与西方后现代文学在其作品中同生共鸣的精彩契合，而且也见证了即便是“非主流”的幻想文学，只要是认真且深刻地思考人生、思考现实，一样能够进入“主流”文学的世界。正如她在《地海故事集》中所说：“人类的生活并不局限于名为‘现时’的窄小频带之中，时间与可能性、知识与想象的广阔天地都属于人类：那才是我们的‘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