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在兵变中，之所以省泪省血，顺利登上帝位，得益于他手握重兵以及谋略周全。在极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实现皇权平稳交接，却是因为后周王朝行政班底的屈从和配合，尤其是后周宰相范质是最关键的人物。
　　在历史的画廊中，范质风度翩翩，是个帅哥。不过，他既有君子的风度，也有书生的软弱，宽容而不果敢，仁慈而不决绝，一句话：心太软。范质一生，五朝为官、两朝为相，一路风风雨雨，他总是本着慈让之心，宽厚之怀，颇为顺从。
　　后汉时，他是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刘知远父子昏聩，郭威起兵夺天下，他藏匿民间。后来被郭威找到，当时天正下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一感动就归顺了郭威，成了后周的宰相：“陈桥兵变后，赵匡胤从陈桥回到京城，立马赶到范质上班的地方，一见到他就痛哭流涕，边哭边向他诉说将帅们威通利诱、迫使自己“黄袍加身”的种种无奈，范质心一软，就率王溥、魏仁浦等同事向赵匡胤行了君臣之礼。
　　其实，当时最有资格与赵匡胤叫板的就是范质，因为他是顾命大臣、第一宰相，地位比赵匡胤高，朝中文武几乎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尽管他不齿于赵匡胤谋权位的行径，但还是宽容了、顺从了。他一顺从，攻克朝中其他反对派便势如破竹，赵匡胤得以不损一枪一炮而取皇位。
　　有时候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良心的自责就是一种。宋初，虽然宋太祖赵匡胤仍然任命范质为宰相、首辅，但范质丝毫也没有欣慰之感。人家沐恩新朝，欢天喜地，他却郁郁寡欢，一直忍受着良知的问责与道义的鞭答。士大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名节也！周周世宗柴荣临终前将妻儿老小全托付给他，把他作为叫唯一可以依靠的顾命大臣，希望他佐少帝、照顾皇族，他却在关键的时刻置自己的誓言于不顾，因为赵匡胤几滴虚假的眼泪而丢弃责任与道义，卑躬屈膝，俯首称臣，甚至没作一丝一毫的抗争。
　　这种有悖纲常、伦理、道德的行为，同僚会怎么看？坊间会怎么说？后世会怎么评？也许，他的忍让，是不希望廷流血、同僚互戮，不希望柴氏孤儿寡母成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但千理由万理由，在他作为精神皈依的孔孟之道里，毕竟牺牲事小，失节事大啊！有人因失节而一辈子人前抬不起头、人后直不起腰，他范质以君子自勉，却因为自己的所谓宽容、所谓忍辱负重而牺牲了人格与道义。
　　相对于五代末宋朝初的宰相冯道与赵普，范质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心感受和心路历程。相对于“长乐老”冯道那沾沾自喜的小人嘴脸，范质脸皮没那么厚，有自知之明：相对于为赵匡胤出主意、想办法、策划兵变谋谋反的赵普，范质与后周皇室关系过密，与宋太祖之间隔了一层肚皮，处理起事务来，不像冯道那般精明老到、游刃有余，也不像赵普那样雷厉风行、肆无忌惮。甚至他的宽容，也始终笼罩着一层软弱和悲凉的色彩。
　　不过，自责也好，愧疚也好，并没有影响他以节俭规范自己，以廉洁要求自己。范质在宋初任首辅多年，始终廉洁自律，简朴到了极致。他他从来不收受下级的馈赠，得到的俸禄与皇帝的赏赐，也大都送给了孤遗贫弱。
　　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他平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异品”，穿的也是粗布衣服，严于律己几乎到了荷刻的地步：他成人之美，把吕余庆、赵普等部下推荐到了更加重要的岗位：他谦虚谨慎，埋头著作，撰写《范鲁公集》《五代通录》百余卷；临终前，他还反复告诚儿子，自己死后不得向朝廷请封谥号，不得刻墓碑，这在历代宰相中绝无仅有。后来，宋太宗赵光义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洁，无出质右者”（《宋史·范质传》），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他的廉洁自律，成为了宋朝士大夫的楷模，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范质带着他良好的口碑去世了，但他的继任者赵普却用自自己的生，证明了一个规则，那就是只要与皇族利益拥绑在一处，无论怎么贪腐都能安然无恙，高位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