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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有很多有关氏族的资料，这些资料既有涉及全国氏族郡望的内容，又有敦煌地方氏族的介绍。这些资料不仅可以补正正史中有关氏族资料的一些记载，而且含有其他史料所未载的氏族内容，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下文将把敦煌文献中珍藏的氏族资料分类做一详细介绍。
一、全国性氏族资料
敦煌文献中有很多反映全国各郡县氏族郡望的资料，主要有英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英藏S.5861《姓氏书》、法藏P.3191《郡望姓望》、法藏P.3421《氏族志残卷》、北图藏位079(8418)《姓氏录》。
英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首尾俱全，共存10道90郡，其中关内道8郡、陇右道4郡、山南道5郡、河东道名目列为10郡实有9郡、河北道名目列为17郡实有16郡、淮南道4郡、河南道22郡、江南道20郡、剑南道2郡、岭南道则没有。这件文书里有“处州松阳郡出五姓”之语，处州原名括州，唐德宗名适(kuo)，所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即位后为避帝讳而改括州为处州。唐宪宗名纯，即位后于元和元年(806年)改复姓淳于为单姓于。英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括州”已改为“处州”，而“淳于”却没有改为“于”，据此可知，此《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是大历十四年以后、元和元年以前的产物。此卷主要反映了唐后期姓氏郡望的地理分布，比北图藏8418号所载郡望增加了很多，说明到了唐后期，汉魏以来的门阀土族衰落，而新的门阀兴起，经过调整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氏族地理格局。
据黄永武《敦煌宝藏》及北图复制的微缩胶卷看，英藏S.5861《姓氏书》首尾俱残，中间也有残缺，由四个断片拼接而成，共31行。若把这四个断片依次标示为A、B、C、D，则第1至第6行为断片A、第7至第15行为断片B、第16至第25行为断片C、第26至第31行为断片D。不过，参照北图藏8418号、英藏S.2052号等文书及本卷内容，第一片A实应放在第三片C后，第四片D实应放在第三片C前边，而第二片B从内容上看，则与其他三片存在很大不同，所以可附之于卷尾，从而形成DCAB顺序。
法藏P.3191《郡望姓望》首尾俱残，存22行，残存19郡内容。每条内容模式为道、州、郡，最后为姓望。
法藏P.3421《氏族志残卷》首尾俱残，存3郡20行。内容格式为郡、州、姓望。
北图藏位079(8418)《姓氏录》尾残，共存46行，末有尾题“大蕃岁次丙辰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蒭悟真记”。依据对济州济阳郡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的分析，此卷编撰年代应为唐天宝年间，更具体一点的话应为天宝十载前后。
二、敦煌地方的氏族资料
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敦煌地方社会的氏族资料，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1.总体上反映敦煌社会氏族资料的文献；2.反映敦煌社会某个氏族的资料；3.辅助性资料，其中对某个氏族的亲属关系有所反映。
首先，总体上反映敦煌社会氏族资料的文献，仅有法藏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首尾俱残，仅存张氏、阴氏、索氏三氏内容，共94行。此卷应是把各氏得姓之由、家族起源、子孙事迹都做了介绍。
其次，反映敦煌社会某个氏族的资料，主要有英藏S.0289c《李存惠墓志铭并序》、英藏S.1889《敦煌汜氏人物传》、法藏P.2482a《阴府君墓志铭并序》、法藏P.2482c《罗府君墓志铭》、法藏P.2551va《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法藏P.2640b《常何墓碑》、法藏P.2913vb《张府君墓志铭》、法藏P.355 6j《张氏墓志铭》、法藏P.3608vc《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法藏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法藏P.4615＋P.4010v《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法藏P.4638f《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法藏P.4640c《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法藏P.4640d《翟家碑》、法藏P.4640f《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等。以上这些卷子分别以敦煌社会的某一个氏族人物为中心对其亲族世系做了记载。其中法藏P.2482a《阴府君墓志铭并序》以阴善雄为中心展开论述，与法藏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书写字体完全一致，而且法藏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的最后一句，正面写不下就附到了背面，这与P.2482号《罗盈达邈真赞》《罗盈达墓志铭》格式相同(赞在前，铭在后)，亦正面书写不下，补写于背面。由此可证P.2482a与法藏P.2970原属同一卷，后分裂为两卷。英藏S.6203《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与法藏P.4640b《陇西李家先代碑记》都是法藏P.3608vc的残卷，而且由于该碑立于大历十一年，所以简称《大历碑》。
再次，辅助性资料，其中对某个氏族的亲属关系有所反映。这些辅助性资料主要是指遗嘱、契约类与题记类。1.遗嘱、契约类资料。此类资料主要是在分配遗产或订立契约时会牵涉到一些子侄亲属关系，所以可以作为氏族资料的补充内容。例如法藏P.3410《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载：“侄僧惠朗、惠；表弟大将阎英达；侄都督索琪；侄兵马使荣彻；侄女夫张忠信；侄女夫张忠均”，这其中反映的以索崇恩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就可以补充法藏P.4010＋P.4615中的内容，这就更加完整地构建了索氏亲属体系。2.题记类资料。在一些题记，特别是佛经发愿题记中，有时也会明确地提及各个供养人物。例如英藏S.2136《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尾题载：“惟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戌申五月壬辰朔，廿六日丁巳，弟子朝议郎成州同谷县令上柱国薛崇徽敬写，夫人阴氏卢舍那供养。弟雍州永乐府左果毅上柱国崇暕供养；弟妻令狐氏大法供养；孙男上柱国英彦供养；英彦妻令狐氏成实相供养；孙女明正信供养；孙男英谅供养；孙男为正供养；孙女小王供养；孙女母娘供养；孙女明尚智供养；孙男鸿鹤供养。”据此记载就可明了以薛崇徽为中心的家属关系。
三、敦煌所出氏族资料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珍藏的氏族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反映敦煌地区某一人物(氏族)的碑铭赞除了反映有关该人物的亲属关系外，还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社会状况，对研究敦煌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唐代姓氏书很多，但留传下来的很少，所以敦煌所出反映全国性氏族状况的资料就非常珍贵。从这些全国性氏族资料看，郡望的地理分布非常不平衡，其分布与当时的政治中心、汉文化的地理分布相一致。
3.敦煌氏族资料记载了敦煌各个姓氏的郡望源流，可与其他史书所载内容互补甚至纠正以前研究的失误。更为重要的是可补史书记载之缺。如索氏，诸史书都未言得姓之由，而据敦煌资料则可清楚地明了其得姓缘由。
4.利用敦煌氏族资料及其他史书可清楚地反映出各个时期敦煌氏族的发展脉络，总体上来说，敦煌地区自汉至宋家族传衍不绝，一些传统的大族虽也稍有沉浮，但基本上自始至终在敦煌地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新兴的家族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流徙，也在不断地形成之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家族的崛起引人注目，这些都丰富了敦煌的社会历史内容。
一、全国性氏族资料
敦煌文献中有很多反映全国各郡县氏族郡望的资料，主要有英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英藏S.5861《姓氏书》、法藏P.3191《郡望姓望》、法藏P.3421《氏族志残卷》、北图藏位079(8418)《姓氏录》。
英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首尾俱全，共存10道90郡，其中关内道8郡、陇右道4郡、山南道5郡、河东道名目列为10郡实有9郡、河北道名目列为17郡实有16郡、淮南道4郡、河南道22郡、江南道20郡、剑南道2郡、岭南道则没有。这件文书里有“处州松阳郡出五姓”之语，处州原名括州，唐德宗名适(kuo)，所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即位后为避帝讳而改括州为处州。唐宪宗名纯，即位后于元和元年(806年)改复姓淳于为单姓于。英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括州”已改为“处州”，而“淳于”却没有改为“于”，据此可知，此《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是大历十四年以后、元和元年以前的产物。此卷主要反映了唐后期姓氏郡望的地理分布，比北图藏8418号所载郡望增加了很多，说明到了唐后期，汉魏以来的门阀土族衰落，而新的门阀兴起，经过调整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氏族地理格局。
据黄永武《敦煌宝藏》及北图复制的微缩胶卷看，英藏S.5861《姓氏书》首尾俱残，中间也有残缺，由四个断片拼接而成，共31行。若把这四个断片依次标示为A、B、C、D，则第1至第6行为断片A、第7至第15行为断片B、第16至第25行为断片C、第26至第31行为断片D。不过，参照北图藏8418号、英藏S.2052号等文书及本卷内容，第一片A实应放在第三片C后，第四片D实应放在第三片C前边，而第二片B从内容上看，则与其他三片存在很大不同，所以可附之于卷尾，从而形成DCAB顺序。
法藏P.3191《郡望姓望》首尾俱残，存22行，残存19郡内容。每条内容模式为道、州、郡，最后为姓望。
法藏P.3421《氏族志残卷》首尾俱残，存3郡20行。内容格式为郡、州、姓望。
北图藏位079(8418)《姓氏录》尾残，共存46行，末有尾题“大蕃岁次丙辰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蒭悟真记”。依据对济州济阳郡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的分析，此卷编撰年代应为唐天宝年间，更具体一点的话应为天宝十载前后。
二、敦煌地方的氏族资料
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敦煌地方社会的氏族资料，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1.总体上反映敦煌社会氏族资料的文献；2.反映敦煌社会某个氏族的资料；3.辅助性资料，其中对某个氏族的亲属关系有所反映。
首先，总体上反映敦煌社会氏族资料的文献，仅有法藏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首尾俱残，仅存张氏、阴氏、索氏三氏内容，共94行。此卷应是把各氏得姓之由、家族起源、子孙事迹都做了介绍。
其次，反映敦煌社会某个氏族的资料，主要有英藏S.0289c《李存惠墓志铭并序》、英藏S.1889《敦煌汜氏人物传》、法藏P.2482a《阴府君墓志铭并序》、法藏P.2482c《罗府君墓志铭》、法藏P.2551va《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法藏P.2640b《常何墓碑》、法藏P.2913vb《张府君墓志铭》、法藏P.355 6j《张氏墓志铭》、法藏P.3608vc《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法藏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法藏P.4615＋P.4010v《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法藏P.4638f《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法藏P.4640c《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法藏P.4640d《翟家碑》、法藏P.4640f《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等。以上这些卷子分别以敦煌社会的某一个氏族人物为中心对其亲族世系做了记载。其中法藏P.2482a《阴府君墓志铭并序》以阴善雄为中心展开论述，与法藏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书写字体完全一致，而且法藏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的最后一句，正面写不下就附到了背面，这与P.2482号《罗盈达邈真赞》《罗盈达墓志铭》格式相同(赞在前，铭在后)，亦正面书写不下，补写于背面。由此可证P.2482a与法藏P.2970原属同一卷，后分裂为两卷。英藏S.6203《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与法藏P.4640b《陇西李家先代碑记》都是法藏P.3608vc的残卷，而且由于该碑立于大历十一年，所以简称《大历碑》。
再次，辅助性资料，其中对某个氏族的亲属关系有所反映。这些辅助性资料主要是指遗嘱、契约类与题记类。1.遗嘱、契约类资料。此类资料主要是在分配遗产或订立契约时会牵涉到一些子侄亲属关系，所以可以作为氏族资料的补充内容。例如法藏P.3410《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载：“侄僧惠朗、惠；表弟大将阎英达；侄都督索琪；侄兵马使荣彻；侄女夫张忠信；侄女夫张忠均”，这其中反映的以索崇恩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就可以补充法藏P.4010＋P.4615中的内容，这就更加完整地构建了索氏亲属体系。2.题记类资料。在一些题记，特别是佛经发愿题记中，有时也会明确地提及各个供养人物。例如英藏S.2136《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尾题载：“惟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戌申五月壬辰朔，廿六日丁巳，弟子朝议郎成州同谷县令上柱国薛崇徽敬写，夫人阴氏卢舍那供养。弟雍州永乐府左果毅上柱国崇暕供养；弟妻令狐氏大法供养；孙男上柱国英彦供养；英彦妻令狐氏成实相供养；孙女明正信供养；孙男英谅供养；孙男为正供养；孙女小王供养；孙女母娘供养；孙女明尚智供养；孙男鸿鹤供养。”据此记载就可明了以薛崇徽为中心的家属关系。
三、敦煌所出氏族资料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珍藏的氏族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反映敦煌地区某一人物(氏族)的碑铭赞除了反映有关该人物的亲属关系外，还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社会状况，对研究敦煌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唐代姓氏书很多，但留传下来的很少，所以敦煌所出反映全国性氏族状况的资料就非常珍贵。从这些全国性氏族资料看，郡望的地理分布非常不平衡，其分布与当时的政治中心、汉文化的地理分布相一致。
3.敦煌氏族资料记载了敦煌各个姓氏的郡望源流，可与其他史书所载内容互补甚至纠正以前研究的失误。更为重要的是可补史书记载之缺。如索氏，诸史书都未言得姓之由，而据敦煌资料则可清楚地明了其得姓缘由。
4.利用敦煌氏族资料及其他史书可清楚地反映出各个时期敦煌氏族的发展脉络，总体上来说，敦煌地区自汉至宋家族传衍不绝，一些传统的大族虽也稍有沉浮，但基本上自始至终在敦煌地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新兴的家族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流徙，也在不断地形成之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家族的崛起引人注目，这些都丰富了敦煌的社会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