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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西西林岑氏“一门三总督”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封建帝制外罕见的官场现象，故其使得西林声名远播。本文钩沉清末名将西林岑氏“一门三总督”之一的“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人生足迹，向世人展示其文武人生及雄才大略。
历官六省 赞成共和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号馥堂，壮族，广西西林县人。系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官至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他爱国护国，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主要业绩当数在四川推行新政及筹建山西大学堂、四川高学堂、两广学务处、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广西高等学堂等10多所西式学堂。
岑春煊出身重臣官宦世家，少年时有些放荡不羁，曾因在紫禁城内饮马狂奔，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五年（1879年），捐官主事；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岑毓英去世，岑春煊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光绪十八年（1892年）补授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
“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赶赴京都，与维新派人士有诸多交往。“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1898年8月23日），岑春煊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岑春煊以此擢升广东布政使。但岑春煊历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遭革职，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40多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翌年，他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一时俨然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
岑春煊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自此，岑春煊便联合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及其党袁世凯展开党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春煊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春煊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一日（1907年），突然从汉口上京晋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一时岑、瞿声势大盛，隐然有独揽朝政之意。
但旋即奕劻即陷害岑春煊，使人秘密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其意图为“戊戌变法”翻案。形势自此急转直下，岑春煊于四月第二次被外放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岑春煊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完全胜利告终。
岑春煊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他所到之处举新政，办教育，肃贪惩腐，人称“屠官”，英国人称其为“满洲虎”。中华民国建立后，岑春煊赞成民主共和，并在“二次革命”后顺应历史潮流，参加护国、护法。1916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又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说：“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他号召大家“解除旧怨，与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杀贼，作为反袁的旗帜，当时是非他莫属。后成为民国时期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审时治政 力倡教育
“八国联军”入侵山西境后，岑春煊调任山西巡抚。其赴任时，深明形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臣到山西，应办之事甚多，首以完结教案为重”。到任后，岑春煊办事干练果断，又具有远见和胆识。他审时度势，有利有节地处理了山西的“教案”问题，创办山西大学堂就是其功劳之一。
岑春煊深知治政强国之要在于育人、树人，由此他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他曾说：“欲雪国耻，要有自强。自强之道，首须培植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他一贯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观瞻所系，尤当切意振兴。人民知识，国家兴替系之。欲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必求人民有相当知识。教育者，所以启牖人民知识也。”因此他屡次大力吁请国家最高统治者和地方行政长官将兴办教育，促进西学，培育人才列为国家第一要务。而他本人更是言出而果行，为官一任，兴教一方。1901年岑春煊任山西巡抚后，时逢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兴办学堂为其教育改革之重要内容。当年，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当时，山西省城太原设有书院“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两处。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当时的山西巡抚胡聘之曾上折奏准将“令德堂”改为山西省会学堂，书院院长改为学堂总教习，并按京师大学堂章程，进行了一定的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1902年初，岑春煊遵照朝廷谕旨将“令德堂”改为山西大学堂，同年5月8日，山西大学堂正式开学成立。“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等来太原拟办中西大学堂时，发现山西已办起山西大学堂，乃建议岑春煊将已设大学堂与他拟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对此，岑春煊认为事关创举，且合同中“惟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未予应允。之后，岑春煊就此事与省城其他官绅反复协商，对合同进行详细斟酌，据理力争，维我主权。在取得大多数人同意后，再经反复逐条核阅合同条款后，6月7日，签订正式合同23条。可谓考虑周全，用心良苦。合同生效后，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设为中学专斋，与“归并”入的西学专斋共同组成了新的山西大学堂，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 后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即请翰林学士主办四川高等学堂。1903年调任两广总督后，岑春煊仍不遗余力地大兴教育。
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将军、督抚会奏《请废科举折》。翌年，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被废除，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时人认为“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岑春煊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做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早年便在家乡西林县那劳寨办了一所“南阳书院”，培养家乡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职时，还时时挂念南阳书院，给书院送纸张笔墨、图书资料，后来又出资扩建书院，并反复叮嘱一定要办好书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遥远，为帮助本县学子赴省城参加科考，岑春煊给县里捐了2000两纹银作应考基金。在两广总督任上，他还亲自督办筹建“泗色中学堂”（今百色中学）。学堂基建经费2万两银子由两广学务处及广西省统税局共拨。
岑春煊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四川高等学堂，两广有两广学务处、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林业学堂、巡警教练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陆军中小学堂、法政学堂、两广实业学堂、蚕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广西高等学堂等10多所西式学堂，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立小学堂，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规模作了重要奠基。在当时国内各省官员中，岑春煊可称为“兴教翘楚之一”。
他尤为重视师范教育，先后创立两广师范馆、译学馆、广东女子师范、广西速成师范科、尚德女子师范、两广游学预备科馆等。他给朝廷的奏折云：“办学以师范为先，而造就师范之师范，尤以优级为本，优级师范学堂是开办初级师范、中学堂之母。”1904年，他指示成立两广练习所，将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集中到省里培训。直到退出政治舞台在上海闲居，岑春煊仍想着发展教育，并在上海创办了一所“襄勤大学。”
惩治腐败 推行新政
1905年，岑春煊在两广整理财政，兴办实业，派员整理海关，制定税收章程，一年即征税银660万两，并倡议“息借民款之举”，借款300万两“办理地方生利要政”，办工厂，兴矿务，修铁路，促进了两广近代企业的兴起。岑春煊创办各种军事学堂，要求各营改习洋操，改穿新装，名为广东新式陆军，简称新军。
1906年，岑春煊出面奏准将粤汉铁路交归商办，各商闻命之下，欢声雷动，外省、外埠争先电汇路股，集股4400多万元，认股之速实为中国创办公司以来所仅有，岑春煊由此在工商界博得名望。
同年，清政府颁《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岑春煊积极主张变革官制，促进提早立宪，秘密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联络张謇，兑资1万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岑春煊的幕僚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岑春煊每年捐资1000元作经费，积极支持立宪派的活动。1907年，岑春煊与立宪派内外呼应，上奏速设资政院、都察院、省陆议局和州县议会，提醒清“大局砧危”，一旦“湮之决之，奔溃千里”，呼吁尽快实行立宪“不应托诸空言”。
岑春煊是性情中人，他自己清正，也看不得别人损害国家、鱼肉百姓。他主政到哪里，便在哪里刮起反腐风暴。在清末官场，贪官们惊恐地把岑春煊称作“猛虎”。《国闻备乘》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
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在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和庸官。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官员，将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革除；仅在两广督任上，岑春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就达1400多位，使全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岑春煊还在四川推行了“新政”措施，在成都试办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并开办警政学校，训练警政人员。他积极筹办武备学堂，编练新军，配备新式枪炮，学习西洋操法，训练出常务新军四营，成为四川新军的矢。岑春煊在成都设立“劝工局”，内设工艺厂、迂善所、养病院等机构，选派工匠赴日本学习工艺，招纳贫民、游民入局，“教工以养民”，“使自不为乱”。
1912年，岑春煊通电清廷放弃帝制，赞成民主共和。
1913年“宋教仁案”发，首倡讨袁的孙中山、黄兴等多次与岑春煊密晤，岑春煊被黄兴等人推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岑春煊被通缉，逃往南洋。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发动兵舰起义。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归国主持讨袁战争。1916年，岑春煊与孙中山在日本多次会晤，约定联合讨袁。岑春煊并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及两师枪械。5月1日，在肇庆成立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众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指挥全国军事。两广都司令部的成立壮大了反袁声势，激励了全国各省人民的反袁斗志，岑春煊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帝制，岑春煊起而通电致讨。
同年，段祺瑞解散国会，企图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声罪致讨。岑春煊在上海与孙中山多次会面后，认为“中山计划，大处落墨，清源正本”，表示支持孙中山护法。但由于岑、孙两人所虑战略目的不同，此后岑春煊派与孙中山派在护法中出现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情况。
1918年，西南实力派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促成了“以岑代孙”的政治局面。
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为求战后利益，日、英、美等国共倡中国南北妥协议和。岑春煊迫于国内外形势发展，与北方主和。如此便使北伐护法有名无实，遭到孙中山及部分军政府人员反对。1919年，岑春煊通电辞职，孙中山夺回护法领导权，孙、岑决裂，直至1924年孙中山到上海拜晤岑春煊，两人才一扫旧嫌，以利于北伐之统战。1920年后，岑春煊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 宦海浮沉 刚正不阿
岑春煊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为官30多年，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浪，相继成为维新立宪、丁末政潮、二次革命、护国与护法战争的主要派别代表人物之一，直接参与了否定传统封建专制和否定北洋军阀的斗争，并在全国产生影响。
岑春煊是介于以袁、段为首的北洋集团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实际领袖，他参加了反对北洋统治集团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并3次被公推为南方反北洋军阀的领袖，在其中起到了任何人不能取代的积极作用。岑春煊没有积极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拒绝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如既往地站在民主主义一边。
岑春煊的建国思想体系所推崇和效仿的是欧美式的经济立国主义和以教育为本的发展战略方针，而批判俄、德、日式的军事立国主义。他甚至提出划定并建设“特区”和将钦州、北海建成大西南通道的设想。
岑春煊决心澄清吏治，重立官场正气，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官场腐败已成风气的清末，却无异于天方夜谭了。他无私无畏地肃贪反腐，自感无愧朝廷，然却触犯了利益集团，开罪于庆亲王和袁世凯等权贵。若成众矢之的，“猛虎”中箭只是早晚之事了。
很多人想挤走岑春煊，扬言“让岑子也尝尝自感被弹劾的滋味”。1907年，有关人士在香港悬赏100万买岑春煊下台。港币的魅力终于打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少白。
当时，慈禧太后最恨保皇党，尤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甚，康有为曾在《清仪报》上撰文，痛骂慈禧不过是先帝遗弃的一个小妾罢了，这话很伤人。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人家陈少白是个“天才”，要制造出他们之间的“来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嘿嘿，陈少白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3人的照片找来，翻拍之后制成了一张联座合照，岑中坐、梁居左、麦在右，然后将这张照片出售给了上海的媒体。
那时候，照相技术刚刚传入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于是各大报馆不分真假纷纷转载，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这件事从上海一直闹到天津，再到北京，甚至传到了南洋和美洲，陈少白还将海外的报道转载于国内大小媒体，结果弄得保皇党人自己也认为岑春煊是他们的中坚力量了。
虽说这张伪造照片可以让岑春煊丢脑袋，但外边闹得再凶，如果慈禧没有看到，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李莲英和岑春煊是莫逆之交，只要有他在，就算有人能将这张PS照片递进宫中，也未必能让慈禧看到。陈少白显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不过他更清楚宫里的太监个个都是爱钱如命的主儿，反正有100万，拿点出来“勾兑”一下也无所谓。于是，陈少白通过贿赂太监将照片摆到了慈禧的桌子上。
平日装模作样、慈眉善目的老佛爷在看到这张照片后勃然大怒。就在此时，广东御史弹劾岑春煊的折子也到了。岑春煊这次真的要倒霉了！
关键时刻，李莲英还真是有点义气。见朋友遭人陷害，这个太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居然将慈禧的照片给PS了！照片中慈禧保持着她观世音的造型，而李莲英则摇身一变，由善财童子变成了护驾的韦陀。照片PS出来以后，李莲英便拿着它去见慈禧，说：“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照过这样的照片啊？这不过是民间的小把戏罢了！就像岑春煊与梁启超、麦孟华二人的合照一样，那都是奸诈之人设计陷害岑春煊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李莲英的胆识，至高无上的老佛爷的照片他也敢拿来PS，而且技术显然远远超过了陈少白。不过，老佛爷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赦免了岑春煊，并立即委以重任。
真假照片终于有了结论，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岑春煊如果不是交了李莲英这个朋友，估计到死都还在想到底有没有和他们拍过那张照片呢？
岑春煊是广西桂系开山祖师，曾积极营救过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也明确反对。他提出：“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1932年，岑春煊捐助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3万银两作为淞沪抗战的经费。此举，为其子岑德麟后来驾机与侵华日空军激战长空，并勇猛击落日机“红缨联队”长机作出了表率，此为后话。
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病逝于上海。
历官六省 赞成共和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号馥堂，壮族，广西西林县人。系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官至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他爱国护国，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主要业绩当数在四川推行新政及筹建山西大学堂、四川高学堂、两广学务处、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广西高等学堂等10多所西式学堂。
岑春煊出身重臣官宦世家，少年时有些放荡不羁，曾因在紫禁城内饮马狂奔，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五年（1879年），捐官主事；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岑毓英去世，岑春煊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光绪十八年（1892年）补授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
“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赶赴京都，与维新派人士有诸多交往。“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1898年8月23日），岑春煊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岑春煊以此擢升广东布政使。但岑春煊历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遭革职，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40多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翌年，他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一时俨然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
岑春煊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自此，岑春煊便联合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及其党袁世凯展开党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春煊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春煊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一日（1907年），突然从汉口上京晋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一时岑、瞿声势大盛，隐然有独揽朝政之意。
但旋即奕劻即陷害岑春煊，使人秘密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其意图为“戊戌变法”翻案。形势自此急转直下，岑春煊于四月第二次被外放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岑春煊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完全胜利告终。
岑春煊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他所到之处举新政，办教育，肃贪惩腐，人称“屠官”，英国人称其为“满洲虎”。中华民国建立后，岑春煊赞成民主共和，并在“二次革命”后顺应历史潮流，参加护国、护法。1916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又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说：“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他号召大家“解除旧怨，与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杀贼，作为反袁的旗帜，当时是非他莫属。后成为民国时期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审时治政 力倡教育
“八国联军”入侵山西境后，岑春煊调任山西巡抚。其赴任时，深明形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臣到山西，应办之事甚多，首以完结教案为重”。到任后，岑春煊办事干练果断，又具有远见和胆识。他审时度势，有利有节地处理了山西的“教案”问题，创办山西大学堂就是其功劳之一。
岑春煊深知治政强国之要在于育人、树人，由此他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他曾说：“欲雪国耻，要有自强。自强之道，首须培植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他一贯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观瞻所系，尤当切意振兴。人民知识，国家兴替系之。欲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必求人民有相当知识。教育者，所以启牖人民知识也。”因此他屡次大力吁请国家最高统治者和地方行政长官将兴办教育，促进西学，培育人才列为国家第一要务。而他本人更是言出而果行，为官一任，兴教一方。1901年岑春煊任山西巡抚后，时逢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兴办学堂为其教育改革之重要内容。当年，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当时，山西省城太原设有书院“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两处。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当时的山西巡抚胡聘之曾上折奏准将“令德堂”改为山西省会学堂，书院院长改为学堂总教习，并按京师大学堂章程，进行了一定的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1902年初，岑春煊遵照朝廷谕旨将“令德堂”改为山西大学堂，同年5月8日，山西大学堂正式开学成立。“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等来太原拟办中西大学堂时，发现山西已办起山西大学堂，乃建议岑春煊将已设大学堂与他拟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对此，岑春煊认为事关创举，且合同中“惟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未予应允。之后，岑春煊就此事与省城其他官绅反复协商，对合同进行详细斟酌，据理力争，维我主权。在取得大多数人同意后，再经反复逐条核阅合同条款后，6月7日，签订正式合同23条。可谓考虑周全，用心良苦。合同生效后，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设为中学专斋，与“归并”入的西学专斋共同组成了新的山西大学堂，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 后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即请翰林学士主办四川高等学堂。1903年调任两广总督后，岑春煊仍不遗余力地大兴教育。
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将军、督抚会奏《请废科举折》。翌年，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被废除，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时人认为“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岑春煊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做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早年便在家乡西林县那劳寨办了一所“南阳书院”，培养家乡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职时，还时时挂念南阳书院，给书院送纸张笔墨、图书资料，后来又出资扩建书院，并反复叮嘱一定要办好书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遥远，为帮助本县学子赴省城参加科考，岑春煊给县里捐了2000两纹银作应考基金。在两广总督任上，他还亲自督办筹建“泗色中学堂”（今百色中学）。学堂基建经费2万两银子由两广学务处及广西省统税局共拨。
岑春煊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四川高等学堂，两广有两广学务处、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林业学堂、巡警教练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陆军中小学堂、法政学堂、两广实业学堂、蚕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广西高等学堂等10多所西式学堂，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立小学堂，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规模作了重要奠基。在当时国内各省官员中，岑春煊可称为“兴教翘楚之一”。
他尤为重视师范教育，先后创立两广师范馆、译学馆、广东女子师范、广西速成师范科、尚德女子师范、两广游学预备科馆等。他给朝廷的奏折云：“办学以师范为先，而造就师范之师范，尤以优级为本，优级师范学堂是开办初级师范、中学堂之母。”1904年，他指示成立两广练习所，将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集中到省里培训。直到退出政治舞台在上海闲居，岑春煊仍想着发展教育，并在上海创办了一所“襄勤大学。”
惩治腐败 推行新政
1905年，岑春煊在两广整理财政，兴办实业，派员整理海关，制定税收章程，一年即征税银660万两，并倡议“息借民款之举”，借款300万两“办理地方生利要政”，办工厂，兴矿务，修铁路，促进了两广近代企业的兴起。岑春煊创办各种军事学堂，要求各营改习洋操，改穿新装，名为广东新式陆军，简称新军。
1906年，岑春煊出面奏准将粤汉铁路交归商办，各商闻命之下，欢声雷动，外省、外埠争先电汇路股，集股4400多万元，认股之速实为中国创办公司以来所仅有，岑春煊由此在工商界博得名望。
同年，清政府颁《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岑春煊积极主张变革官制，促进提早立宪，秘密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联络张謇，兑资1万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岑春煊的幕僚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岑春煊每年捐资1000元作经费，积极支持立宪派的活动。1907年，岑春煊与立宪派内外呼应，上奏速设资政院、都察院、省陆议局和州县议会，提醒清“大局砧危”，一旦“湮之决之，奔溃千里”，呼吁尽快实行立宪“不应托诸空言”。
岑春煊是性情中人，他自己清正，也看不得别人损害国家、鱼肉百姓。他主政到哪里，便在哪里刮起反腐风暴。在清末官场，贪官们惊恐地把岑春煊称作“猛虎”。《国闻备乘》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
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在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和庸官。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官员，将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革除；仅在两广督任上，岑春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就达1400多位，使全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岑春煊还在四川推行了“新政”措施，在成都试办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并开办警政学校，训练警政人员。他积极筹办武备学堂，编练新军，配备新式枪炮，学习西洋操法，训练出常务新军四营，成为四川新军的矢。岑春煊在成都设立“劝工局”，内设工艺厂、迂善所、养病院等机构，选派工匠赴日本学习工艺，招纳贫民、游民入局，“教工以养民”，“使自不为乱”。
1912年，岑春煊通电清廷放弃帝制，赞成民主共和。
1913年“宋教仁案”发，首倡讨袁的孙中山、黄兴等多次与岑春煊密晤，岑春煊被黄兴等人推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岑春煊被通缉，逃往南洋。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发动兵舰起义。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归国主持讨袁战争。1916年，岑春煊与孙中山在日本多次会晤，约定联合讨袁。岑春煊并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及两师枪械。5月1日，在肇庆成立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众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指挥全国军事。两广都司令部的成立壮大了反袁声势，激励了全国各省人民的反袁斗志，岑春煊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帝制，岑春煊起而通电致讨。
同年，段祺瑞解散国会，企图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声罪致讨。岑春煊在上海与孙中山多次会面后，认为“中山计划，大处落墨，清源正本”，表示支持孙中山护法。但由于岑、孙两人所虑战略目的不同，此后岑春煊派与孙中山派在护法中出现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情况。
1918年，西南实力派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促成了“以岑代孙”的政治局面。
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为求战后利益，日、英、美等国共倡中国南北妥协议和。岑春煊迫于国内外形势发展，与北方主和。如此便使北伐护法有名无实，遭到孙中山及部分军政府人员反对。1919年，岑春煊通电辞职，孙中山夺回护法领导权，孙、岑决裂，直至1924年孙中山到上海拜晤岑春煊，两人才一扫旧嫌，以利于北伐之统战。1920年后，岑春煊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 宦海浮沉 刚正不阿
岑春煊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为官30多年，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浪，相继成为维新立宪、丁末政潮、二次革命、护国与护法战争的主要派别代表人物之一，直接参与了否定传统封建专制和否定北洋军阀的斗争，并在全国产生影响。
岑春煊是介于以袁、段为首的北洋集团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实际领袖，他参加了反对北洋统治集团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并3次被公推为南方反北洋军阀的领袖，在其中起到了任何人不能取代的积极作用。岑春煊没有积极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拒绝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如既往地站在民主主义一边。
岑春煊的建国思想体系所推崇和效仿的是欧美式的经济立国主义和以教育为本的发展战略方针，而批判俄、德、日式的军事立国主义。他甚至提出划定并建设“特区”和将钦州、北海建成大西南通道的设想。
岑春煊决心澄清吏治，重立官场正气，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官场腐败已成风气的清末，却无异于天方夜谭了。他无私无畏地肃贪反腐，自感无愧朝廷，然却触犯了利益集团，开罪于庆亲王和袁世凯等权贵。若成众矢之的，“猛虎”中箭只是早晚之事了。
很多人想挤走岑春煊，扬言“让岑子也尝尝自感被弹劾的滋味”。1907年，有关人士在香港悬赏100万买岑春煊下台。港币的魅力终于打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少白。
当时，慈禧太后最恨保皇党，尤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甚，康有为曾在《清仪报》上撰文，痛骂慈禧不过是先帝遗弃的一个小妾罢了，这话很伤人。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人家陈少白是个“天才”，要制造出他们之间的“来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嘿嘿，陈少白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3人的照片找来，翻拍之后制成了一张联座合照，岑中坐、梁居左、麦在右，然后将这张照片出售给了上海的媒体。
那时候，照相技术刚刚传入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于是各大报馆不分真假纷纷转载，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这件事从上海一直闹到天津，再到北京，甚至传到了南洋和美洲，陈少白还将海外的报道转载于国内大小媒体，结果弄得保皇党人自己也认为岑春煊是他们的中坚力量了。
虽说这张伪造照片可以让岑春煊丢脑袋，但外边闹得再凶，如果慈禧没有看到，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李莲英和岑春煊是莫逆之交，只要有他在，就算有人能将这张PS照片递进宫中，也未必能让慈禧看到。陈少白显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不过他更清楚宫里的太监个个都是爱钱如命的主儿，反正有100万，拿点出来“勾兑”一下也无所谓。于是，陈少白通过贿赂太监将照片摆到了慈禧的桌子上。
平日装模作样、慈眉善目的老佛爷在看到这张照片后勃然大怒。就在此时，广东御史弹劾岑春煊的折子也到了。岑春煊这次真的要倒霉了！
关键时刻，李莲英还真是有点义气。见朋友遭人陷害，这个太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居然将慈禧的照片给PS了！照片中慈禧保持着她观世音的造型，而李莲英则摇身一变，由善财童子变成了护驾的韦陀。照片PS出来以后，李莲英便拿着它去见慈禧，说：“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照过这样的照片啊？这不过是民间的小把戏罢了！就像岑春煊与梁启超、麦孟华二人的合照一样，那都是奸诈之人设计陷害岑春煊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李莲英的胆识，至高无上的老佛爷的照片他也敢拿来PS，而且技术显然远远超过了陈少白。不过，老佛爷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赦免了岑春煊，并立即委以重任。
真假照片终于有了结论，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岑春煊如果不是交了李莲英这个朋友，估计到死都还在想到底有没有和他们拍过那张照片呢？
岑春煊是广西桂系开山祖师，曾积极营救过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也明确反对。他提出：“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1932年，岑春煊捐助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3万银两作为淞沪抗战的经费。此举，为其子岑德麟后来驾机与侵华日空军激战长空，并勇猛击落日机“红缨联队”长机作出了表率，此为后话。
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