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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对澳大利亚媒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报道分析发现，报道频率总体偏低，且受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影响;信息来源主要为中国官方渠道和澳大利亚学界解读;议题以国防与外交为主，生态及文化议题受关注度低;报道中存在多元叙述框架，体现出民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建议在该理念的对澳传播中，通过真实的中国故事从多个维度对其内涵进行阐发，构建完备的对外话语体系，有针对性地化解澳媒及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偏见和误解，以改善其形象及传播效果。
【關 键 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框架;议程设置
2017年2月，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倡议。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赞许的声音，也存在由于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导致的质疑之声，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称霸论”等。②近年来，中澳关系起伏不定，总体发展态势令人担忧。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澳传播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基于澳大利亚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分析对澳传播现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综合使用Factiva及Lexis–Nexis两个新闻数据库数据，在数据库内采取穷尽式搜索方式。检索时间为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之日（2011年9月6日）至2020年5月31日，检索范围为所有的“澳大利亚媒体”。参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关键词的多个英译版本，将搜索关键词定为“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destiny” “a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future”。经过人工筛选后，获得有效报道44篇。本研究对4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涉及报道数量、报道趋势、报道信源、报道议题和叙述框架等维度的考察。
二、报道数量与趋势
报道数量统计数据表明，《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为关注，占比52%。《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澳大利亚财经评论》（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的相关报道分别占21%和11%。此外，《时代报》（The Age）、《西澳报》（The West Australian）、《每日电讯报（悉尼）》（Daily Telegraph）、ABC（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也有一定报道。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澳媒传播以主流报刊为主，电视、广播的报道数量相对有限。
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始于2014年11月。此后，每年都至少有2篇相关报道，2017年报道数量达到峰值，随后有所回落。2019年报道数量不多但再次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下文将对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展开具体分析。
第一个关键时间点：2014年。这一年习近平主席到访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①。该演讲随即被《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转载，但是由于缺乏进一步阐释，澳大利亚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解模糊。该报在题为《谨慎结盟》（Align with Care）的报道中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安全问题，担心中国在亚洲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孤立和排斥澳大利亚，因而视该理念为澳大利亚的威胁。②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入侵焦虑”再一次投射到涉华报道中。③
第二个关键时间点：2017年。当年澳媒“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报道剧增，这与国际秩序重建中美国的“退”和中国的“进”有关。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月提出带有明显保护主义和新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政策，代表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影响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在经济及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④另一方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即被写入联合国倡议。中国的崛起及国际秩序的重构，影响澳大利亚在原有秩序下的既得利益，使原本对中国有疑惧心理的澳大利亚更加惴惴不安。①不安之下，澳大利亚捕风捉影，无端指责中国通过“政治捐款”干预其内政，并推行《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整体而言，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剧增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秩序及澳大利亚国内多疑不安的政治环境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热度一直持续到2018年。
第三个关键时间点：2019年。这一年中澳关系仍处于持续低迷状态。间谍指控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猜忌使双方政治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影响经贸关系。该阶段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总量较少，集中在中澳经济关系和中国政治两方面。2019年的5篇报道中，4篇为中国专题报道，内容涉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中国召开国际互联网大会、“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香港问题;报道时间集中在下半年，上半年仅有1篇。总体报道数量偏少与澳大利亚国内环境有关。2019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忙于联邦大选，下半年则受困于山火肆虐，澳媒无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过多探讨。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中澳经济关系和中国政治备受关注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及中国国内形势有关。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处在进行时，美国盟友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否受其牵连的问题受到澳媒关注。同年，中国国庆阅兵及香港问题受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互联网大会等会议引世界瞩目。从澳媒对中国一举一动的关注，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重视。2020年，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数量开始呈现上升的态势，说明该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问题解决方案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 三、报道信源与议题
（一）报道的信源分析
信源即信息的来源，是“新闻构建的起点”②，一般来说，客观、可信度高的新闻会引用更多的信源，以呈现多元平衡的观点。③本研究将报道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来源统称为信源。在44篇新闻报道中，13篇报道未说明信源，7篇报道为多个信源，总信源数为39，平均信源数为0.88，数量偏少。本研究从信源的行业及国籍进行分析。
从信源所在行业来看，在44篇报道中，21个信源来自政界，12个来自学界，5个来自媒体，1个来自商界。从信源国籍看，中国信源为20个，澳大利亚信源12个，其他信源（包括美国、新西兰、阿根廷和联合国）6个，无信源文章13篇。在含中国信源的报道中，习近平主席、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等官方信源居多，智库学者、中国媒体等占少部分。澳大利亚信源超过一半来自学界，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学者居多，如中国研究专家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等。在其他信源中，来自美国学界及政界的信源占了1/2，来自新西兰、阿根廷及联合国的信源各为1个。
由此可见，中国官方渠道是这一新构想的“定义者”，而概念的“阐释者”则多为澳大利亚学者。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与澳大利亚学者迥然不同，在双方缺少足够沟通而认知又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澳媒对概念的误读难以避免。此外，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及生态，但是来自商界及其他行业的信源却寥寥无几。一方面，这说明澳媒在信源选取上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也说明该理念在商界及其他行业中的传播力度及广度仍需加强。在其他信源中，澳媒对美国政界和学界声音的重视反映出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
（二）报道的议题分析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書中指出：公众看到的世界图像是由新闻媒体所构建的，舆论所回应的并不是真实的环境，而是新闻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①基于李普曼的观点，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在1972年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用以阐释新闻媒体与舆论的关系：新闻媒体通过设置议程来引导舆论，影响信息接收者思考的内容及思考的方式。②新闻媒体的报道议题体现所设置的议程，因此可通过研究澳媒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议题设置，了解其关注点和舆论引导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包括政治多极、安全互信、经济均衡、文化多样、环境可续五个维度。③基于内涵，结合澳媒报道，本研究设置五个一级议题：国防与外交、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在一级议题下设置二级议题。国防与外交议题下的二级议题为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及中外关系，前者指涉及澳大利亚外交及国家安全的内容，后者指涉及中国外交及中国对国际新秩序倡议的内容;经济议题分为经贸合作和网络技术两个二级议题;社会议题包括人权自由和公共卫生二级议题;政治议题的二级议题为中国政治;生态议题的二级议题为气候变化。二级议题作为一级议题下不同属性，其权重影响着人们对问题的思考。①研究者对报道内容进行编码，统计议题出现频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观察到，在一级议题框架内，国防与外交议题出现频率最高。经济议题下，澳媒报道重心在经贸合作和网络技术。在社会议题下主要讨论人权自由和公共卫生。关注中国政治议题的报道占8%，而关注气候变化的生态议题仅占比2%。
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的议题设置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维内涵的关注失衡，缺乏文化交流相关报道，重点关注国防与外交;二是对中国的政治行为及外交行为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同样与澳利益息息相关的国际问题，如“气候变化”。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媒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议题的显著程度左右公众讨论的先后顺序，即为公众提供议程。②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五维内涵，澳媒凸显国防与外交，体现出地缘政治的国家安全考量。澳大利亚远离西方盟友，保障国家安全是核心战略关切。③澳大利亚由于建国于对原住民的侵夺上，环境地广人稀，对不远处人口稠密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存在本能的防卫心理，担忧大量中国人涌入抢夺其资源甚至侵夺澳洲大陆。文化交流报道的缺乏又与中澳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差异脱不开干系。澳大利亚长期以冷战眼光审视中国，警惕“中国渗透”和“中国政治影响”。例如，中方希望孔子学院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出于意识形态考量，喊停了州内13所中小学的孔子学院项目。澳媒对中国的政治及外交的关注度明显高于生态议题这一事实也与中国崛起有关。尽管“气候变化”与澳大利亚频发的山火等自然灾害息息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澳媒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中对此类议题的关注却寥寥无几。这一方面说明包括文化、环境在内的低政治领域议题依然受到高政治领域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生态、文化方面的话语权仍待提高。
四、叙述框架分析
叙述框架指媒体在报道中进行叙事的核心原则和故事主线，即媒体如何塑造议题，影响信息接收者对相关议题的认知、理解和评价。①笔者发现，澳媒主要通过援引学界、政界相关信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的叙事框架，反映出其民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三个视角。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称霸世界”的策略：民族主义视角
在44篇报道中，44%的报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为“称霸世界”的策略。《澳大利亚人报》援引澳大利亚汉学家杰瑞米·巴梅（Geremie Barme）的话语，指责中国在外交上“正营造一种不确定和紧张的气氛”，通过“控制”（control）、“威胁”（threat）、“有野心的”（ambitious）等词将中国塑造成一个霸权者和独裁者，声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独裁和称霸世界的工具。②《悉尼先驱晨报》援引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演讲指责中国的“帝国侵略”野心，③认为中国正“利用西方的民主”来书写和控制西方的命运，讽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谓的‘命运’乃为北京所定”（The destiny， of course， is to be written in Beijing）④，视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虚无。在《中国的现代特洛伊木马》（China’s Modern Trojan Horse）一文中，澳媒以隐喻的修辞手法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给澳大利亚的“特洛伊木马”①，是澳大利亚应警惕的陷阱。此类报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整体态度倾向为负面，塑造了一个企图称霸世界的中国和一个多疑不安、需要保持警惕的澳大利亚，反映出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 长期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安德森（B.R.Gorman Anderson）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②在对民族的认识上，中西双方有所不同。中国自古以来便泛化了民族概念，崇尚“天下大同，美美与共”，而西方的民族概念则具有排他性和对立性。西方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对征服世界、掠夺世界的崇尚。③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如此论述：“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它像一群捕食的野兽，总得有它的牺牲品。”④在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下，澳媒所看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斥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称霸论”色彩，对中国外交理念的认知具有片面性。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澳媒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强调不同民族间的合作共赢，具有包容性，但在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仅为“称霸世界”的策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虚伪和可疑的理念：西方中心主义视角
澳媒有8篇报道质疑或抨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认为其是虚伪和可疑的。例如，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支持后，《澳大利亚人报》表示：中国受到俄罗斯、埃及等“志同道合国家”（Like-minded group）支持，并非美国、欧洲等“自由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ies），并使用“可疑的”（questionable）和“逃脱”（escape）等词无端指责中国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无实际行动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自由。⑤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驰援国际社会进行抗疫、保护人权中的生命权的行为被视为别有用心的炒作，“利用疫情占据信息制高点”⑥。因人权理念不同而否定中国保障本国公民人权的努力，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是西方标榜“自由民主国家”而实质为新干涉主义的体现，①认为只有西方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无独有偶，《悉尼先驱晨报》就中国香港法律问题表示，带有“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的法律不公正，原因是与西方法律不同，无“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和“司法独立”（independent judiciary），并一概否定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包括“一国两制”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②西方中心主义也体现在澳媒报道中的“双标”。在气候问题上，美国与中国同为碳排放大国，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行为并未受过多指摘，但中国为减少碳排放量提议全球禁止新建燃煤电厂和煤矿时则备受指责。《时代报》用一个含混不清的“政府信源”（a government source）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认为中国碳排放量最高，应承担气候变化最大的责任，而中国让澳大利亚和美国与其共担责任的行为是“虚伪的”（hypocritical）和“咄咄逼人的”（offensive）。③
西方中心主义源于西欧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西方的价值观念视为“普世性”的价值观，认为西方价值取向即为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前进方向，强调用西方的观念看待世界。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互相尊重、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开拓了新思路。⑤但是沉迷于昔日辉煌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无视世界发展潮流，继续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愈加强烈地质疑和抨击中国。澳媒以西方文明为“普世”文明来衡量中国，塑造出一个言行不一、不负责任的中国负面形象，罔顾事实地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共赢国际新秩序：社群主义视角
44篇报道中，38%的报道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共赢国际新秩序的叙述框架展开。在词汇的选择上，这些报道多选用“稳定的”（firm）、“赞许”（praise）、“有效地”（effectively）等带有积极色彩的词汇来描述或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相关实践。例如，《西澳报》使用“坚定地”（steadily）、“稳定的”（firm）等词汇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是“国家间相互尊重、公平、公正、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形式”①。《澳大利亚人报》引用了必和必拓（BHP）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麦肯齊（Andrew Mackenzie）的演讲，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中国和东方模式的活力与远见”，而西方必须用“新的思维”来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②此外，《澳大利亚人报》也引用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韦恩·斯旺（Wayne Swan）的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的双赢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那种令人厌倦的由赢家、输家组成的充满冲突的框架是不相符的……它是双赢的”③。同时，该报也引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互利共赢统一体”④，并呼吁澳大利亚把握新时代机会，“拥抱新时代的新秩序”⑤。部分澳媒也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如《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报道⑥及《悉尼先驱晨报》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报道⑦。
此类报道态度整体倾向以正面及中立为主，议题集中在经济和国际新秩序，如《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的《共信促繁荣》（Mutual Trust Will Feed Prosperity），《西澳报》的《中澳合作新时代》（New Era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Major Countries in Asia-Pacific Region）等报道，主张拥抱新时代的新变化，与中国加强合作，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澳媒认可。
把世界视为共同体，重视合作共赢，反映出了社群主义视角。社群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之一，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认为正义和权利应建立在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⑧社群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与世界主义相对。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规则框架，世界主义出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倡导“普世性”公平正义，因而存在有争议的人权干预问题，而社群主义则出于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认为世界主义是对国家间差异的不公，认为正义的实施应尊重各个独立国家（community，又译为社群或共同体）的利益，把国家而非个人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性单位，优先国家共同体的权力和利益，追求国家共同体的“共同善”（common good）。①因此，从社群主义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对理念中的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观点产生共鸣。 五、总结与对策
本研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澳大利亚传播现状进行了多维考察，发现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数量偏少，报道频率与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和澳大利亚对华舆论强度存在相关性。该理念的传播以主流报纸为主，在电视、广播等媒体上的报道数目相对有限;澳媒的信源选取以中国官方信息和澳大利亚学者为主，也选取部分美国政客和学者观点;态度以负面为主;议题以国防与外交为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生态及文化维度关注不足;叙述框架呈现与民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相关的否定叙述和基于社群主义的肯定叙述。为改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多维度阐发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一方面，目前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宣传集中在理念的解读上，存在“空对空”的问题，即以一个中国化的抽象概念解释另一个概念。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及实践了解不多，譬如在生态维度认为中国并没有起到示范作用。因此，中国需要结合具体实践，如以中澳节能减排的技术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等具体事例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呈现一个立体可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象。另一方面，澳媒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个维度内涵中的文化报道仍是空白，说明该理念的文化内涵并未被理解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与“兼济天下”思想观念的体现，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澳媒本能地过滤中国文化元素，而移除“过滤器”的关键则是在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以对象国能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构建完备的对外话语体系，有效利用官方及非官方机制进行双轨对话。官方交流受关注程度高、影响力较大，在对外传播中必不可少。在官方交流中，應开拓更多中国官方层面与澳大利亚学者的交流渠道，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澳大利亚的“阐释者”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定义者”。同时，由学者、工商界人士等主导的非官方沟通机制也应打通，以促进多行业人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近距离认知。此外，在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中，相关文献及其翻译是重要载体，是对象国的公共舆论领袖，包括政治家、社会精英和学者等了解这一理念的最主要渠道，因此我们需要把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翻译和阐释的正确方向。①44篇报道中存在着对中国内容的误读、误翻情况，因而中国需要掌握翻译主动权和解释权，建立更完备全面的对外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外文化意境与内涵的精准把握是消除误解的重要一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译文从最初的“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destiny”一词在英文中有宗教中的“命运”意味，并不准确）到当前的“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则是一种有益探索。
第三，有针对性地化解澳大利亚媒体及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偏见和误解。澳大利亚媒体及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读有两种。第一种带有“冷战”思维，采用权力政治视角观察中国外交，将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解读为一种地缘政治构想及中国称霸世界的“策略”，担心会影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第二种是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缺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维内涵的全面把握，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一概否定。因此，一方面，中国可以加强与澳大利亚的交流沟通，让澳方接触和了解更多元的观点及视角;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式，了解澳大利亚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关注点和偏见，了解澳大利亚公共舆论领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从而做出有效、有力而又及时的回应。
（责任编辑：周雯）
【關 键 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框架;议程设置
2017年2月，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倡议。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赞许的声音，也存在由于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导致的质疑之声，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称霸论”等。②近年来，中澳关系起伏不定，总体发展态势令人担忧。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澳传播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基于澳大利亚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分析对澳传播现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综合使用Factiva及Lexis–Nexis两个新闻数据库数据，在数据库内采取穷尽式搜索方式。检索时间为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之日（2011年9月6日）至2020年5月31日，检索范围为所有的“澳大利亚媒体”。参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关键词的多个英译版本，将搜索关键词定为“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destiny” “a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future”。经过人工筛选后，获得有效报道44篇。本研究对4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涉及报道数量、报道趋势、报道信源、报道议题和叙述框架等维度的考察。
二、报道数量与趋势
报道数量统计数据表明，《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为关注，占比52%。《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澳大利亚财经评论》（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的相关报道分别占21%和11%。此外，《时代报》（The Age）、《西澳报》（The West Australian）、《每日电讯报（悉尼）》（Daily Telegraph）、ABC（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也有一定报道。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澳媒传播以主流报刊为主，电视、广播的报道数量相对有限。
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始于2014年11月。此后，每年都至少有2篇相关报道，2017年报道数量达到峰值，随后有所回落。2019年报道数量不多但再次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下文将对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展开具体分析。
第一个关键时间点：2014年。这一年习近平主席到访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①。该演讲随即被《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转载，但是由于缺乏进一步阐释，澳大利亚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解模糊。该报在题为《谨慎结盟》（Align with Care）的报道中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安全问题，担心中国在亚洲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孤立和排斥澳大利亚，因而视该理念为澳大利亚的威胁。②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入侵焦虑”再一次投射到涉华报道中。③
第二个关键时间点：2017年。当年澳媒“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报道剧增，这与国际秩序重建中美国的“退”和中国的“进”有关。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月提出带有明显保护主义和新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政策，代表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影响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在经济及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④另一方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即被写入联合国倡议。中国的崛起及国际秩序的重构，影响澳大利亚在原有秩序下的既得利益，使原本对中国有疑惧心理的澳大利亚更加惴惴不安。①不安之下，澳大利亚捕风捉影，无端指责中国通过“政治捐款”干预其内政，并推行《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整体而言，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剧增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秩序及澳大利亚国内多疑不安的政治环境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热度一直持续到2018年。
第三个关键时间点：2019年。这一年中澳关系仍处于持续低迷状态。间谍指控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猜忌使双方政治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影响经贸关系。该阶段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总量较少，集中在中澳经济关系和中国政治两方面。2019年的5篇报道中，4篇为中国专题报道，内容涉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中国召开国际互联网大会、“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香港问题;报道时间集中在下半年，上半年仅有1篇。总体报道数量偏少与澳大利亚国内环境有关。2019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忙于联邦大选，下半年则受困于山火肆虐，澳媒无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过多探讨。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中澳经济关系和中国政治备受关注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及中国国内形势有关。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处在进行时，美国盟友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否受其牵连的问题受到澳媒关注。同年，中国国庆阅兵及香港问题受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互联网大会等会议引世界瞩目。从澳媒对中国一举一动的关注，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重视。2020年，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数量开始呈现上升的态势，说明该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问题解决方案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 三、报道信源与议题
（一）报道的信源分析
信源即信息的来源，是“新闻构建的起点”②，一般来说，客观、可信度高的新闻会引用更多的信源，以呈现多元平衡的观点。③本研究将报道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来源统称为信源。在44篇新闻报道中，13篇报道未说明信源，7篇报道为多个信源，总信源数为39，平均信源数为0.88，数量偏少。本研究从信源的行业及国籍进行分析。
从信源所在行业来看，在44篇报道中，21个信源来自政界，12个来自学界，5个来自媒体，1个来自商界。从信源国籍看，中国信源为20个，澳大利亚信源12个，其他信源（包括美国、新西兰、阿根廷和联合国）6个，无信源文章13篇。在含中国信源的报道中，习近平主席、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等官方信源居多，智库学者、中国媒体等占少部分。澳大利亚信源超过一半来自学界，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学者居多，如中国研究专家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等。在其他信源中，来自美国学界及政界的信源占了1/2，来自新西兰、阿根廷及联合国的信源各为1个。
由此可见，中国官方渠道是这一新构想的“定义者”，而概念的“阐释者”则多为澳大利亚学者。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与澳大利亚学者迥然不同，在双方缺少足够沟通而认知又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澳媒对概念的误读难以避免。此外，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及生态，但是来自商界及其他行业的信源却寥寥无几。一方面，这说明澳媒在信源选取上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也说明该理念在商界及其他行业中的传播力度及广度仍需加强。在其他信源中，澳媒对美国政界和学界声音的重视反映出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
（二）报道的议题分析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書中指出：公众看到的世界图像是由新闻媒体所构建的，舆论所回应的并不是真实的环境，而是新闻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①基于李普曼的观点，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在1972年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用以阐释新闻媒体与舆论的关系：新闻媒体通过设置议程来引导舆论，影响信息接收者思考的内容及思考的方式。②新闻媒体的报道议题体现所设置的议程，因此可通过研究澳媒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议题设置，了解其关注点和舆论引导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包括政治多极、安全互信、经济均衡、文化多样、环境可续五个维度。③基于内涵，结合澳媒报道，本研究设置五个一级议题：国防与外交、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在一级议题下设置二级议题。国防与外交议题下的二级议题为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及中外关系，前者指涉及澳大利亚外交及国家安全的内容，后者指涉及中国外交及中国对国际新秩序倡议的内容;经济议题分为经贸合作和网络技术两个二级议题;社会议题包括人权自由和公共卫生二级议题;政治议题的二级议题为中国政治;生态议题的二级议题为气候变化。二级议题作为一级议题下不同属性，其权重影响着人们对问题的思考。①研究者对报道内容进行编码，统计议题出现频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观察到，在一级议题框架内，国防与外交议题出现频率最高。经济议题下，澳媒报道重心在经贸合作和网络技术。在社会议题下主要讨论人权自由和公共卫生。关注中国政治议题的报道占8%，而关注气候变化的生态议题仅占比2%。
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的议题设置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维内涵的关注失衡，缺乏文化交流相关报道，重点关注国防与外交;二是对中国的政治行为及外交行为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同样与澳利益息息相关的国际问题，如“气候变化”。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媒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议题的显著程度左右公众讨论的先后顺序，即为公众提供议程。②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五维内涵，澳媒凸显国防与外交，体现出地缘政治的国家安全考量。澳大利亚远离西方盟友，保障国家安全是核心战略关切。③澳大利亚由于建国于对原住民的侵夺上，环境地广人稀，对不远处人口稠密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存在本能的防卫心理，担忧大量中国人涌入抢夺其资源甚至侵夺澳洲大陆。文化交流报道的缺乏又与中澳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差异脱不开干系。澳大利亚长期以冷战眼光审视中国，警惕“中国渗透”和“中国政治影响”。例如，中方希望孔子学院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出于意识形态考量，喊停了州内13所中小学的孔子学院项目。澳媒对中国的政治及外交的关注度明显高于生态议题这一事实也与中国崛起有关。尽管“气候变化”与澳大利亚频发的山火等自然灾害息息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澳媒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中对此类议题的关注却寥寥无几。这一方面说明包括文化、环境在内的低政治领域议题依然受到高政治领域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生态、文化方面的话语权仍待提高。
四、叙述框架分析
叙述框架指媒体在报道中进行叙事的核心原则和故事主线，即媒体如何塑造议题，影响信息接收者对相关议题的认知、理解和评价。①笔者发现，澳媒主要通过援引学界、政界相关信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的叙事框架，反映出其民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三个视角。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称霸世界”的策略：民族主义视角
在44篇报道中，44%的报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为“称霸世界”的策略。《澳大利亚人报》援引澳大利亚汉学家杰瑞米·巴梅（Geremie Barme）的话语，指责中国在外交上“正营造一种不确定和紧张的气氛”，通过“控制”（control）、“威胁”（threat）、“有野心的”（ambitious）等词将中国塑造成一个霸权者和独裁者，声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独裁和称霸世界的工具。②《悉尼先驱晨报》援引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演讲指责中国的“帝国侵略”野心，③认为中国正“利用西方的民主”来书写和控制西方的命运，讽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谓的‘命运’乃为北京所定”（The destiny， of course， is to be written in Beijing）④，视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虚无。在《中国的现代特洛伊木马》（China’s Modern Trojan Horse）一文中，澳媒以隐喻的修辞手法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给澳大利亚的“特洛伊木马”①，是澳大利亚应警惕的陷阱。此类报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整体态度倾向为负面，塑造了一个企图称霸世界的中国和一个多疑不安、需要保持警惕的澳大利亚，反映出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 长期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安德森（B.R.Gorman Anderson）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②在对民族的认识上，中西双方有所不同。中国自古以来便泛化了民族概念，崇尚“天下大同，美美与共”，而西方的民族概念则具有排他性和对立性。西方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对征服世界、掠夺世界的崇尚。③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如此论述：“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它像一群捕食的野兽，总得有它的牺牲品。”④在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下，澳媒所看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斥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称霸论”色彩，对中国外交理念的认知具有片面性。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澳媒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强调不同民族间的合作共赢，具有包容性，但在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仅为“称霸世界”的策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虚伪和可疑的理念：西方中心主义视角
澳媒有8篇报道质疑或抨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认为其是虚伪和可疑的。例如，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支持后，《澳大利亚人报》表示：中国受到俄罗斯、埃及等“志同道合国家”（Like-minded group）支持，并非美国、欧洲等“自由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ies），并使用“可疑的”（questionable）和“逃脱”（escape）等词无端指责中国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无实际行动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自由。⑤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驰援国际社会进行抗疫、保护人权中的生命权的行为被视为别有用心的炒作，“利用疫情占据信息制高点”⑥。因人权理念不同而否定中国保障本国公民人权的努力，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是西方标榜“自由民主国家”而实质为新干涉主义的体现，①认为只有西方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无独有偶，《悉尼先驱晨报》就中国香港法律问题表示，带有“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的法律不公正，原因是与西方法律不同，无“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和“司法独立”（independent judiciary），并一概否定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包括“一国两制”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②西方中心主义也体现在澳媒报道中的“双标”。在气候问题上，美国与中国同为碳排放大国，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行为并未受过多指摘，但中国为减少碳排放量提议全球禁止新建燃煤电厂和煤矿时则备受指责。《时代报》用一个含混不清的“政府信源”（a government source）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认为中国碳排放量最高，应承担气候变化最大的责任，而中国让澳大利亚和美国与其共担责任的行为是“虚伪的”（hypocritical）和“咄咄逼人的”（offensive）。③
西方中心主义源于西欧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西方的价值观念视为“普世性”的价值观，认为西方价值取向即为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前进方向，强调用西方的观念看待世界。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互相尊重、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开拓了新思路。⑤但是沉迷于昔日辉煌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无视世界发展潮流，继续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愈加强烈地质疑和抨击中国。澳媒以西方文明为“普世”文明来衡量中国，塑造出一个言行不一、不负责任的中国负面形象，罔顾事实地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共赢国际新秩序：社群主义视角
44篇报道中，38%的报道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共赢国际新秩序的叙述框架展开。在词汇的选择上，这些报道多选用“稳定的”（firm）、“赞许”（praise）、“有效地”（effectively）等带有积极色彩的词汇来描述或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相关实践。例如，《西澳报》使用“坚定地”（steadily）、“稳定的”（firm）等词汇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是“国家间相互尊重、公平、公正、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形式”①。《澳大利亚人报》引用了必和必拓（BHP）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麦肯齊（Andrew Mackenzie）的演讲，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中国和东方模式的活力与远见”，而西方必须用“新的思维”来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②此外，《澳大利亚人报》也引用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韦恩·斯旺（Wayne Swan）的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的双赢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那种令人厌倦的由赢家、输家组成的充满冲突的框架是不相符的……它是双赢的”③。同时，该报也引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互利共赢统一体”④，并呼吁澳大利亚把握新时代机会，“拥抱新时代的新秩序”⑤。部分澳媒也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如《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报道⑥及《悉尼先驱晨报》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报道⑦。
此类报道态度整体倾向以正面及中立为主，议题集中在经济和国际新秩序，如《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的《共信促繁荣》（Mutual Trust Will Feed Prosperity），《西澳报》的《中澳合作新时代》（New Era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Major Countries in Asia-Pacific Region）等报道，主张拥抱新时代的新变化，与中国加强合作，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澳媒认可。
把世界视为共同体，重视合作共赢，反映出了社群主义视角。社群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之一，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认为正义和权利应建立在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⑧社群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与世界主义相对。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规则框架，世界主义出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倡导“普世性”公平正义，因而存在有争议的人权干预问题，而社群主义则出于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认为世界主义是对国家间差异的不公，认为正义的实施应尊重各个独立国家（community，又译为社群或共同体）的利益，把国家而非个人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性单位，优先国家共同体的权力和利益，追求国家共同体的“共同善”（common good）。①因此，从社群主义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对理念中的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观点产生共鸣。 五、总结与对策
本研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澳大利亚传播现状进行了多维考察，发现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数量偏少，报道频率与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和澳大利亚对华舆论强度存在相关性。该理念的传播以主流报纸为主，在电视、广播等媒体上的报道数目相对有限;澳媒的信源选取以中国官方信息和澳大利亚学者为主，也选取部分美国政客和学者观点;态度以负面为主;议题以国防与外交为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生态及文化维度关注不足;叙述框架呈现与民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相关的否定叙述和基于社群主义的肯定叙述。为改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多维度阐发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一方面，目前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宣传集中在理念的解读上，存在“空对空”的问题，即以一个中国化的抽象概念解释另一个概念。澳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及实践了解不多，譬如在生态维度认为中国并没有起到示范作用。因此，中国需要结合具体实践，如以中澳节能减排的技术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等具体事例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呈现一个立体可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象。另一方面，澳媒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个维度内涵中的文化报道仍是空白，说明该理念的文化内涵并未被理解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与“兼济天下”思想观念的体现，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澳媒本能地过滤中国文化元素，而移除“过滤器”的关键则是在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以对象国能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构建完备的对外话语体系，有效利用官方及非官方机制进行双轨对话。官方交流受关注程度高、影响力较大，在对外传播中必不可少。在官方交流中，應开拓更多中国官方层面与澳大利亚学者的交流渠道，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澳大利亚的“阐释者”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定义者”。同时，由学者、工商界人士等主导的非官方沟通机制也应打通，以促进多行业人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近距离认知。此外，在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中，相关文献及其翻译是重要载体，是对象国的公共舆论领袖，包括政治家、社会精英和学者等了解这一理念的最主要渠道，因此我们需要把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翻译和阐释的正确方向。①44篇报道中存在着对中国内容的误读、误翻情况，因而中国需要掌握翻译主动权和解释权，建立更完备全面的对外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外文化意境与内涵的精准把握是消除误解的重要一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译文从最初的“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destiny”一词在英文中有宗教中的“命运”意味，并不准确）到当前的“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则是一种有益探索。
第三，有针对性地化解澳大利亚媒体及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偏见和误解。澳大利亚媒体及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读有两种。第一种带有“冷战”思维，采用权力政治视角观察中国外交，将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解读为一种地缘政治构想及中国称霸世界的“策略”，担心会影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第二种是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缺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维内涵的全面把握，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一概否定。因此，一方面，中国可以加强与澳大利亚的交流沟通，让澳方接触和了解更多元的观点及视角;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式，了解澳大利亚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关注点和偏见，了解澳大利亚公共舆论领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从而做出有效、有力而又及时的回应。
（责任编辑：周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