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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孵化能力最强的城市，北京依然拥有庞大的沉睡知识产权群体，其他城市的境况更难以乐观
在上海出生成长的李臻选择了在上海创业，在清华博士毕业的黄鼎隆最终选择了在深圳创业。上海、北京和深圳，这三个创新话题不断的城市，每天都在演绎着不同的创新故事。而经过2015年的“双创元年”，“创新”也成为这些城市地方两会的焦点。
2016年2月末的一天，上海东华大学教授潘瑾正忙于开学事务，她是东华大学时尚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联合国“创意城市”（上海）推进办副秘书长，以及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副秘书长。
2016年的上海市政协会议期间，民盟上海市委提交了一份名为《科技与文化创意园区资源对接联动助推科创中心建设》（以下简称《科创中心建设》）的提案。作为上海民盟市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潘瑾负责了这份提案的主体工作。
潘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海、北京、深圳都被授予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设计之都”之名，目前全球共有22个城市拥有这个名号，中国占了3个。
在文创产业发达的城市中，上海具有先发优势。2005年上海市政府就开始着重发展文创产业，经过十年的累积，2015年该产业的产值已占全市GDP的12%左右，“近年来，文创产业的年增长率都在两位数，”潘瑾说。
2014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直接推动了原有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和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整合，共有106家获得“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称号。
在潘瑾看来，上海文创产业的管理机制颇具优势：市级层面有文创领导小组，每个区都设有文创领导小组，垂直的管理体系为产业争取到高效率的发展和机制保障。
即便如此，上海的文创产业依然面临自己的瓶颈。
目前，大多数科技园区与文创园区之间“桥归桥、路归路”，科技与文创园区之间缺乏直接协调合作机制，未能满足产业融合的现实需求，而且科技和文创园区的公共服务平台资源未能共享与合作。
针对沪上科技园区和文创园区数量众多却单打独斗、同质乏新的状况，关于“科创中心建设”的提案中明确建议：要建立起园区间对接联动的机制，引导高科技企业与文化创意企业组建复合创新体和利益共同体，共同攻关重大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
潘瑾认为，信息产业与文化创意息息相关，未来可穿戴设备、电子制造业与文创产业的结合将成为新的产业热点，而上海文创产业要学会如何讲故事，这些也是2016年上海民盟市委提案的关注焦点。
2016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58次提及“创新”，其中有17次提到“创业创新”。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主任王连洁在提交北京市政协会议的提案中建议，将学校的闲置专利等知识产权免费许可给大学科技园，用于支持在校学生创业。
王连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提案由她和其他两位委员共同提出的。”他们认为，可以将学校的闲置专利、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免费许可给大学科技园，用于支持在校学生创业，创业项目收益每年按一定比例纳入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专项经费;同时，将学校可以共享的实验室、检测平台等免费向在校或毕业两年内的创业学生开放。
据《北京日报》2016年1月报道，北京市将用十亿基金激活知识产权市场。截至目前，北京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60.4件，位居全国首位。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5》显示，北京市已连续六年知识产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
北京市专利在数量上已然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市场评估却显示，不少单件专利交易价格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量”、“质”不同步现象严重。
对此，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汪洪分析，从产业的核心技术研发上看，北京市专利的原创性、基础性的发明创造还远远不够，核心专利偏少。此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移转化率较低，大量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应用。
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科研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已经达到20090件，但平均维持年限仅为6.2年，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仅占12.5%。这说明大部分发明专利在获得专利权后就被放弃。
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大规模生产，伴随着知识产权申请、维持、转化应用全过程，在此期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是孵化。
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杨宏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是全国拥有孵化器最多、孵化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截至2013年末，北京市孵化器数量达11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30家。
作为孵化能力最强的城市，北京依然拥有庞大的沉睡的知识产权群体，其他城市的境况，更难以乐观。
2016年1月，上海大学全球科创研究中心正式揭牌，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聂永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政协委员的这个提案，在操作性上有待商榷。首先判定为闲置知识产权的标准如何制定，其次创业项目收益如何监管。”
王连洁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提案处于办理初期，提案依据的调研报告尚没有向社会公开。提案还没有实质性结果，一般会在6月底办结。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鼎隆曾在微软担任搜索产品总监，也担任过腾讯商业产品总监，他选择深圳创建了码隆科技，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业。
深圳作为全国最有创新活力的城市之一，应当承担起寻找下一个引领创新风口机会的责任。图为深圳华强云谷展厅内的机器人广受关注
2016年深圳地方两会期间，黄鼎隆的提案是《人工智能 --- 下一个引领式创新的风口机会》。
他建议：深圳作为全国最有创新活力的城市，应当承担起寻找下一个引领式创新的风口机会的责任。这样的一个风口机会，必须代表新的技术创新大趋势，可以成为整合多个产业的平台级入口，在5到10年内能产生大量实际应用和经济效益，而且与深圳本身的优势紧密结合。“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正是这样的一个风口机会。”
国际科技巨头在 2011 年前后纷纷开始投入巨资研发人工智能技术，而2016年，他们相继获得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谷歌研发出可以自学玩游戏，以及可实现无人驾驶的人工智能系统。Facebook 展示了可以向盲人描述图片内容的人工智能系统;微软推出了可以在任意两种语言之间实现实时翻译的人工智能系统。
创业企业同样成果斐然，日本的 Fanuc 把人工智能整合进工业机器人;美国的Indico公司让计算机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画肖像。所有这些技术突破都预示着，继互联网之后，一波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浪潮正在形成。
“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几十年，而最近几年才形成大面积应用的条件。成为风口所在地的基础条件在于拥有技术基础、硬件普及、人才网络以及应用风口机会的市场，”黄鼎隆说。
2016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圳将在“十三五”时期打造“十座城”，而国际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就是其中之一。
据悉，深圳已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四个未来产业，可是各产业各自为战，强调纵向发展，缺少横向合作。黄鼎隆认为，人工智能则可以成为一个平台实现跨界整合。
深圳已经提出了若干个要大力发展的领域，而其中大部分领域，如智能硬件、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无人机、大数据、工业 4.0 ，等等，发展突破的关键环节都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上述领域的结合，将会催生出新的万亿产值的产业。
杨宏伟说，就硬件产业链来说，深圳是全国最强的。“企业需要某一电子产品的零配件，在华强北就很容易找到;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或许也不难;但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绝大部分的制造业企业属于重化工业，如果人工智能型企业落户于北京，整个产业链的供给将捉襟见肘。”
杨宏伟告诉本刊记者，从产业结构而言，目前北京服务业占比80%以上;上海的服务业在‘十三五’期间会占到70%左右;深圳由于新兴产业蓬勃，整体产业结构更为优化。
杨宏伟所在的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于2015年承接了国家发改委战略新兴专项规划支持项目，该项目的主旨在于研究国内各城市的创新能力及环境。
在这项研究中，杨宏伟分析了上海、北京、深圳三地的创新特点。就北京来说，其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除具备雄厚的资源优势外，为新兴产业提供了完善的孵化器体系、科技金融服务等，有助于高校与科研院所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深圳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不仅有腾讯、华为、中兴等巨无霸，也在不断孕育大量创新机构和新兴企业，共同推动深圳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
上海则凭借其经济、金融、产业、科技、城市服务等综合实力，以及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的独特区位条件，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上海、北京、深圳三地对创新产业的扶植基金总量和扶植项目并没有明确数据，但杨宏伟表示，“上海各类产业扶持基金项目的评选流程会比其他城市更加规范，后续监管要较严，相应的也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和灵活性。”
2009年，李臻申请到第一笔政府扶持基金60万元，当时他正经营八方视界。“这笔基金来源于科技部火炬中心，填写申请表格后，经专家评审，半年后资金到账，后期监管需要提供一个资金使用报告。”李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李臻成立了上海玻森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三年后，该公司在上海科委创新型企业软件服务类中名列第一，再次拿到科技部火炬基金100万元，而此时他的公司市值已有3亿元。
金琦是李臻的高中同学，2004年非典前后，金琦在德国学成回国。2012年，他加入了李臻的创业团队，任职产品总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资本环境如此充裕，真正自主拥有核心技术的创新企业不缺钱，而是缺资源。”
这个资源并不是指政府项目，“政府项目的劣势在于项目周期长，结款周期长。对于追求高效的创新企业而言是一种负担。我们更看重例如税收、人才等各类其他配套。”金琦说。
无论是黄鼎隆还是李臻都认为，在当地申请创新扶持基金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且项目颇多，需要的是这些公司是否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及专业能力，就如同聂永有所说：草根创业不容易，一个马云站起来，不代表一千个马云即将诞生。
在上海出生成长的李臻选择了在上海创业，在清华博士毕业的黄鼎隆最终选择了在深圳创业。上海、北京和深圳，这三个创新话题不断的城市，每天都在演绎着不同的创新故事。而经过2015年的“双创元年”，“创新”也成为这些城市地方两会的焦点。
上海：学会讲故事的文创产业
2016年2月末的一天，上海东华大学教授潘瑾正忙于开学事务，她是东华大学时尚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联合国“创意城市”（上海）推进办副秘书长，以及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副秘书长。
2016年的上海市政协会议期间，民盟上海市委提交了一份名为《科技与文化创意园区资源对接联动助推科创中心建设》（以下简称《科创中心建设》）的提案。作为上海民盟市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潘瑾负责了这份提案的主体工作。
潘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海、北京、深圳都被授予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设计之都”之名，目前全球共有22个城市拥有这个名号，中国占了3个。
在文创产业发达的城市中，上海具有先发优势。2005年上海市政府就开始着重发展文创产业，经过十年的累积，2015年该产业的产值已占全市GDP的12%左右，“近年来，文创产业的年增长率都在两位数，”潘瑾说。
2014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直接推动了原有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和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整合，共有106家获得“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称号。
在潘瑾看来，上海文创产业的管理机制颇具优势：市级层面有文创领导小组，每个区都设有文创领导小组，垂直的管理体系为产业争取到高效率的发展和机制保障。
即便如此，上海的文创产业依然面临自己的瓶颈。
目前，大多数科技园区与文创园区之间“桥归桥、路归路”，科技与文创园区之间缺乏直接协调合作机制，未能满足产业融合的现实需求，而且科技和文创园区的公共服务平台资源未能共享与合作。
针对沪上科技园区和文创园区数量众多却单打独斗、同质乏新的状况，关于“科创中心建设”的提案中明确建议：要建立起园区间对接联动的机制，引导高科技企业与文化创意企业组建复合创新体和利益共同体，共同攻关重大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
潘瑾认为，信息产业与文化创意息息相关，未来可穿戴设备、电子制造业与文创产业的结合将成为新的产业热点，而上海文创产业要学会如何讲故事，这些也是2016年上海民盟市委提案的关注焦点。
北京：知识产权实力全国第一
2016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58次提及“创新”，其中有17次提到“创业创新”。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主任王连洁在提交北京市政协会议的提案中建议，将学校的闲置专利等知识产权免费许可给大学科技园，用于支持在校学生创业。
王连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提案由她和其他两位委员共同提出的。”他们认为，可以将学校的闲置专利、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免费许可给大学科技园，用于支持在校学生创业，创业项目收益每年按一定比例纳入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专项经费;同时，将学校可以共享的实验室、检测平台等免费向在校或毕业两年内的创业学生开放。
据《北京日报》2016年1月报道，北京市将用十亿基金激活知识产权市场。截至目前，北京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60.4件，位居全国首位。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5》显示，北京市已连续六年知识产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
北京市专利在数量上已然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市场评估却显示，不少单件专利交易价格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量”、“质”不同步现象严重。
对此，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汪洪分析，从产业的核心技术研发上看，北京市专利的原创性、基础性的发明创造还远远不够，核心专利偏少。此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移转化率较低，大量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应用。
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科研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已经达到20090件，但平均维持年限仅为6.2年，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仅占12.5%。这说明大部分发明专利在获得专利权后就被放弃。
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大规模生产，伴随着知识产权申请、维持、转化应用全过程，在此期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是孵化。
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杨宏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是全国拥有孵化器最多、孵化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截至2013年末，北京市孵化器数量达11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30家。
作为孵化能力最强的城市，北京依然拥有庞大的沉睡的知识产权群体，其他城市的境况，更难以乐观。
2016年1月，上海大学全球科创研究中心正式揭牌，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聂永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政协委员的这个提案，在操作性上有待商榷。首先判定为闲置知识产权的标准如何制定，其次创业项目收益如何监管。”
王连洁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提案处于办理初期，提案依据的调研报告尚没有向社会公开。提案还没有实质性结果，一般会在6月底办结。
深圳：人工智能风口？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鼎隆曾在微软担任搜索产品总监，也担任过腾讯商业产品总监，他选择深圳创建了码隆科技，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业。
2016年深圳地方两会期间，黄鼎隆的提案是《人工智能 --- 下一个引领式创新的风口机会》。
他建议：深圳作为全国最有创新活力的城市，应当承担起寻找下一个引领式创新的风口机会的责任。这样的一个风口机会，必须代表新的技术创新大趋势，可以成为整合多个产业的平台级入口，在5到10年内能产生大量实际应用和经济效益，而且与深圳本身的优势紧密结合。“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正是这样的一个风口机会。”
国际科技巨头在 2011 年前后纷纷开始投入巨资研发人工智能技术，而2016年，他们相继获得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谷歌研发出可以自学玩游戏，以及可实现无人驾驶的人工智能系统。Facebook 展示了可以向盲人描述图片内容的人工智能系统;微软推出了可以在任意两种语言之间实现实时翻译的人工智能系统。
创业企业同样成果斐然，日本的 Fanuc 把人工智能整合进工业机器人;美国的Indico公司让计算机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画肖像。所有这些技术突破都预示着，继互联网之后，一波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浪潮正在形成。
“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几十年，而最近几年才形成大面积应用的条件。成为风口所在地的基础条件在于拥有技术基础、硬件普及、人才网络以及应用风口机会的市场，”黄鼎隆说。
2016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圳将在“十三五”时期打造“十座城”，而国际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就是其中之一。
据悉，深圳已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四个未来产业，可是各产业各自为战，强调纵向发展，缺少横向合作。黄鼎隆认为，人工智能则可以成为一个平台实现跨界整合。
深圳已经提出了若干个要大力发展的领域，而其中大部分领域，如智能硬件、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无人机、大数据、工业 4.0 ，等等，发展突破的关键环节都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上述领域的结合，将会催生出新的万亿产值的产业。
杨宏伟说，就硬件产业链来说，深圳是全国最强的。“企业需要某一电子产品的零配件，在华强北就很容易找到;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或许也不难;但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绝大部分的制造业企业属于重化工业，如果人工智能型企业落户于北京，整个产业链的供给将捉襟见肘。”
“创新企业不缺钱，而是缺资源”
杨宏伟告诉本刊记者，从产业结构而言，目前北京服务业占比80%以上;上海的服务业在‘十三五’期间会占到70%左右;深圳由于新兴产业蓬勃，整体产业结构更为优化。
杨宏伟所在的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于2015年承接了国家发改委战略新兴专项规划支持项目，该项目的主旨在于研究国内各城市的创新能力及环境。
在这项研究中，杨宏伟分析了上海、北京、深圳三地的创新特点。就北京来说，其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除具备雄厚的资源优势外，为新兴产业提供了完善的孵化器体系、科技金融服务等，有助于高校与科研院所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深圳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不仅有腾讯、华为、中兴等巨无霸，也在不断孕育大量创新机构和新兴企业，共同推动深圳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
上海则凭借其经济、金融、产业、科技、城市服务等综合实力，以及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的独特区位条件，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上海、北京、深圳三地对创新产业的扶植基金总量和扶植项目并没有明确数据，但杨宏伟表示，“上海各类产业扶持基金项目的评选流程会比其他城市更加规范，后续监管要较严，相应的也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和灵活性。”
2009年，李臻申请到第一笔政府扶持基金60万元，当时他正经营八方视界。“这笔基金来源于科技部火炬中心，填写申请表格后，经专家评审，半年后资金到账，后期监管需要提供一个资金使用报告。”李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李臻成立了上海玻森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三年后，该公司在上海科委创新型企业软件服务类中名列第一，再次拿到科技部火炬基金100万元，而此时他的公司市值已有3亿元。
金琦是李臻的高中同学，2004年非典前后，金琦在德国学成回国。2012年，他加入了李臻的创业团队，任职产品总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资本环境如此充裕，真正自主拥有核心技术的创新企业不缺钱，而是缺资源。”
这个资源并不是指政府项目，“政府项目的劣势在于项目周期长，结款周期长。对于追求高效的创新企业而言是一种负担。我们更看重例如税收、人才等各类其他配套。”金琦说。
无论是黄鼎隆还是李臻都认为，在当地申请创新扶持基金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且项目颇多，需要的是这些公司是否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及专业能力，就如同聂永有所说：草根创业不容易，一个马云站起来，不代表一千个马云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