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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则贴近东北。面对这个历史机遇，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组织10万大军，向东北进军。
万事开头难，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部队所到之处得不到群众支持。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处于“七無”的困难境地，“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各地部队进入东北时，只有战斗部队，后勤人员很少。医务人员奇缺，有的连队甚至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千里长途行军，进入东北后又得不到休息和补给；还要打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伤病员成了大问题。
接收伪满地方医院时，八路军干部发现：在东北地区，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规，大量征用日本医生、护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是当年卫生部的干部，他回忆：“1946年3月苏军撤退后，高岗带领我们去接收哈尔滨。我受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的领导。哈尔滨霁虹桥附近有市立第一医院，我去当军代表。孙部长给我的任务是留用日本医生。当时日本人遣返有名单，上面写着职业。根据名单一个个验明身份，才让他们登上回国的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和收容所按名单找人，开始是留医生，后来留护士，最后凡是壮年男子都留，当担架员和勤杂工。日本医生不愿意留下，就躲藏起来。有个妇产科医生，藏在马家沟中国人家里。我得知情况后换了便衣，装成家里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来。还有一位泌尿科医生向医院请假逃了，我们到后方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按名单留用，到处打听日本医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集中后分配到各部队医院。”
这些日本人为八路军工作，当初是出于生计上的考虑。日本投降后，苏军接管了日本人的产业，将工厂设备拆运回国，又剥夺了日本人的房屋财产，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护工高桥贞夫回忆：“那时我在安东市（今丹东市），边做豆腐边上街叫卖，其中的辛酸令人无法想象。1946年春，来了穿着制服的军队。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话，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后他又说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帮忙，工作是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我们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穿上发给我们的新服装，并放开肚子享受了一顿美味的饭菜，悬着的心放下了，当时我意识到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生存。”就这样，高桥等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第29后方医院的护工。他努力工作，后来被提拔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干事。
东北初期的局势对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林彪的队伍退过松花江。战争形势的严峻和生活的艰难，使部队的士气很受影响。医院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新井侃医生是在辽宁本溪被征用参军的。当时本溪的6家医院全部被八路军改编为后方医院。八路军伤兵对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医生、护士也有雇佣思想，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医生野口回忆：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吃红烧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着。中国战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出原因。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把炊事班长叫来严肃批评。班长难过得要流泪，连连道歉，问野口吃鸡蛋行不行。院长带着炊事班长到老乡家里买鸡蛋，给野口做了鸡蛋炒饭。野口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心里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
元木和男是第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他想回国，就闹情绪，在米饭里掺沙子，伤员们愤怒地要打他。司务长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但并没有予以惩罚，而是让他重新做饭，挽回影响。共产党员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使元木改变了雇佣思想，努力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被提升为医院的事务长。
解放军干部艰苦奋斗、处处模范带头的作风，对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部队里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都使日本人感到新奇，比起日本军阀的残暴专横，有天壤之别。他们渐渐与中国战友融为一体。在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医务人员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广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第6后方医院的松本大夫表现突出，被记了一大功。卫生部《健康报》5月20日刊登了《六院突击治疗中的松本大夫》报道：“在突击治疗开始不久，就发觉不论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大夫好。松本大夫除了正式治疗，每天去病室好几趟。不管怎样忙，至少能保证去看一遍。有的伤员说：‘他做完了手术，穿着带血的衣服，还来病室看我们。’最令人感动的是17师49团政治指导员徐光忠因负伤过重，手术后，松本大夫守候了一夜未睡。这件事情传出后，不但感动了全体伤员，并教育了看护员。”
辽沈战役中，第34后方医院从吉林通化行军到辽宁北票，率领外科手术队的是医学博士今川知和医生。攻克义县后，第一批伤员就被送到医院。义县的伤员刚处理完，攻打锦州的伤员又下来了。两个月内收治了3000多名伤病员，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足500人。医院分散在十几个村子，医生、护士查房和换药还要骑马。空中敌机袭扰，地上狼群威胁，全院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的。今川医生和手术室的同志连续十几天不下手术台。内田护士长几次为伤员输血，累计千余毫升。山本护理员由于日夜工作过于劳累，一次在打饭途中摔倒在雪地上，昏睡了好久。被人发现时，她的棉衣已冻在地上，当大家用十字铁镐把她刨起来时，她还直抱歉耽误了伤病员开饭。
平津战役中，第29后方医院先后收治了4000多名伤员。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使得前方伤员无法在白天往下撤，伤员到医院的时间多在晚上。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只要伤员一到，立即进行检查和分类，或送进病房，或立即手术，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们有时实在太困了，就靠着墙根打个盹，醒了后继续干。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序，还创造了一些新方法。伤员多，消毒敷料供不应求，消毒员岩本自制了土高压消毒锅。在空汽油桶上安装密封式高压，高压灭菌一次只需30分钟，解决了换药、手术的敷料问题。为此，岩本立了大功。
四野南下进入湖南，酷暑季节使得大量病员得了疟疾、痢疾、中暑等疾病。很多日本医务人员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江南的蚊子十分厉害，被它叮过就会患上疟疾。元木光子护士回忆：“在南方工作时，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几乎都得了疟疾，看护患者的人手不够，发烧38℃以下的人都不准休息，只好摇摇晃晃地拿着注射器工作，酷热的夏天里却冷得直发抖。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身上都变成了黄色。”
回首参军历程，这些日本医生、护士用双脚从东北走到华南，行程万里。第29后方医院司药铃木雅子将他们的行程绘制成地图，真实地体现了他们的战斗历程。随解放军进行的征程，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万事开头难，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部队所到之处得不到群众支持。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处于“七無”的困难境地，“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各地部队进入东北时，只有战斗部队，后勤人员很少。医务人员奇缺，有的连队甚至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千里长途行军，进入东北后又得不到休息和补给；还要打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伤病员成了大问题。
接收伪满地方医院时，八路军干部发现：在东北地区，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规，大量征用日本医生、护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是当年卫生部的干部，他回忆：“1946年3月苏军撤退后，高岗带领我们去接收哈尔滨。我受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的领导。哈尔滨霁虹桥附近有市立第一医院，我去当军代表。孙部长给我的任务是留用日本医生。当时日本人遣返有名单，上面写着职业。根据名单一个个验明身份，才让他们登上回国的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和收容所按名单找人，开始是留医生，后来留护士，最后凡是壮年男子都留，当担架员和勤杂工。日本医生不愿意留下，就躲藏起来。有个妇产科医生，藏在马家沟中国人家里。我得知情况后换了便衣，装成家里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来。还有一位泌尿科医生向医院请假逃了，我们到后方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按名单留用，到处打听日本医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集中后分配到各部队医院。”
这些日本人为八路军工作，当初是出于生计上的考虑。日本投降后，苏军接管了日本人的产业，将工厂设备拆运回国，又剥夺了日本人的房屋财产，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护工高桥贞夫回忆：“那时我在安东市（今丹东市），边做豆腐边上街叫卖，其中的辛酸令人无法想象。1946年春，来了穿着制服的军队。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话，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后他又说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帮忙，工作是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我们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穿上发给我们的新服装，并放开肚子享受了一顿美味的饭菜，悬着的心放下了，当时我意识到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生存。”就这样，高桥等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第29后方医院的护工。他努力工作，后来被提拔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干事。
东北初期的局势对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林彪的队伍退过松花江。战争形势的严峻和生活的艰难，使部队的士气很受影响。医院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新井侃医生是在辽宁本溪被征用参军的。当时本溪的6家医院全部被八路军改编为后方医院。八路军伤兵对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医生、护士也有雇佣思想，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医生野口回忆：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吃红烧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着。中国战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出原因。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把炊事班长叫来严肃批评。班长难过得要流泪，连连道歉，问野口吃鸡蛋行不行。院长带着炊事班长到老乡家里买鸡蛋，给野口做了鸡蛋炒饭。野口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心里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
元木和男是第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他想回国，就闹情绪，在米饭里掺沙子，伤员们愤怒地要打他。司务长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但并没有予以惩罚，而是让他重新做饭，挽回影响。共产党员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使元木改变了雇佣思想，努力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被提升为医院的事务长。
解放军干部艰苦奋斗、处处模范带头的作风，对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部队里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都使日本人感到新奇，比起日本军阀的残暴专横，有天壤之别。他们渐渐与中国战友融为一体。在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医务人员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广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第6后方医院的松本大夫表现突出，被记了一大功。卫生部《健康报》5月20日刊登了《六院突击治疗中的松本大夫》报道：“在突击治疗开始不久，就发觉不论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大夫好。松本大夫除了正式治疗，每天去病室好几趟。不管怎样忙，至少能保证去看一遍。有的伤员说：‘他做完了手术，穿着带血的衣服，还来病室看我们。’最令人感动的是17师49团政治指导员徐光忠因负伤过重，手术后，松本大夫守候了一夜未睡。这件事情传出后，不但感动了全体伤员，并教育了看护员。”
辽沈战役中，第34后方医院从吉林通化行军到辽宁北票，率领外科手术队的是医学博士今川知和医生。攻克义县后，第一批伤员就被送到医院。义县的伤员刚处理完，攻打锦州的伤员又下来了。两个月内收治了3000多名伤病员，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足500人。医院分散在十几个村子，医生、护士查房和换药还要骑马。空中敌机袭扰，地上狼群威胁，全院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的。今川医生和手术室的同志连续十几天不下手术台。内田护士长几次为伤员输血，累计千余毫升。山本护理员由于日夜工作过于劳累，一次在打饭途中摔倒在雪地上，昏睡了好久。被人发现时，她的棉衣已冻在地上，当大家用十字铁镐把她刨起来时，她还直抱歉耽误了伤病员开饭。
平津战役中，第29后方医院先后收治了4000多名伤员。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使得前方伤员无法在白天往下撤，伤员到医院的时间多在晚上。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只要伤员一到，立即进行检查和分类，或送进病房，或立即手术，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们有时实在太困了，就靠着墙根打个盹，醒了后继续干。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序，还创造了一些新方法。伤员多，消毒敷料供不应求，消毒员岩本自制了土高压消毒锅。在空汽油桶上安装密封式高压，高压灭菌一次只需30分钟，解决了换药、手术的敷料问题。为此，岩本立了大功。
四野南下进入湖南，酷暑季节使得大量病员得了疟疾、痢疾、中暑等疾病。很多日本医务人员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江南的蚊子十分厉害，被它叮过就会患上疟疾。元木光子护士回忆：“在南方工作时，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几乎都得了疟疾，看护患者的人手不够，发烧38℃以下的人都不准休息，只好摇摇晃晃地拿着注射器工作，酷热的夏天里却冷得直发抖。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身上都变成了黄色。”
回首参军历程，这些日本医生、护士用双脚从东北走到华南，行程万里。第29后方医院司药铃木雅子将他们的行程绘制成地图，真实地体现了他们的战斗历程。随解放军进行的征程，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