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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皆创作于元末明初之际，“三国”作者罗贯中又是“水浒”作者施耐庵的“门人”，由此可见二本名著之间杂糅紧密，在创作环境、创作者背景、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共性很多，笔者从新视角出发，从“三国”的“忠”到“水浒”的“忠”探索文学作品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和历史属性。
关键词：三国演义;水浒传;历史性;社会性
一、创作者：施耐庵与罗贯中
施耐庵与罗贯中命运极其相似，又都游历于元末民初，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密切[1]，现存历史表述中大都认为施耐庵年长于罗贯中，罗又是施的门人，他们的著作则是《水浒》在前，《三国演义》在后。
施耐庵出身艺术世家，有一定家庭知识和经济背景支持，这对施耐庵的学识和创作带来了极充沛的条件[2]，元初期的水浒杂剧中的描写和关键词语也给施创作《水浒传》奠定了借鉴的基础。施耐庵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再创作者。他采用了《宣和遗事》的框架结构对“宋十回”加强了“忠义”强化，对“武十回”则保留了话本原貌，对杨志、鲁智深、史进故事进行了加工，而着重点是突出了后面的征方腊情节。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他仰慕施，又和施亦师亦友，在施病逝前后，他对《水浒传》进行了最后的加工和定稿以及传播。这在后期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情节和用词考究上多有内证，这里笔者不作过多论述，这里着重凸显施耐庵和罗贯中通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对“忠义”的贡献。
在《水浒传》中，王进遭受迫害，林冲被凌辱家破人亡，最终导致官逼民反，一定程度上被历史和社会学者表述为了社会性的显现，“三国”“刘关张”的忠和水浒“众兄弟”的忠也存在其社会性基础，与此同时，从三国诸葛孔明的光复汉业到宋江悲剧结局，也突出了理性的历史教训，二本著作都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并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社会震撼力量，堪比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镜子。
二、“三國”和“水浒”的忠
（一） “三国”的忠
“三国”中的袁绍，年轻时血气方刚，可谓青年才俊，临了中年，变成了外强中干、胸无大志的庸主，同时，袁绍也没能处理好诸子关系，致其二子相残，基业速亡“三国”袁绍形象正史原型，罗贯中塑造袁绍的悲剧对整部小说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陪衬作用，并推动了历史情节的发展，也给后世留下了社会借鉴。相反地，罗把诸葛亮则塑造成了中华民族智慧和忠义的象征，诸葛孔明的政治、军事有力地辅助了蜀汉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同时，“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无论在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上，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与诸葛亮“忠”“信”相呼应，皆表现出忠义报国、匡扶汉室、践行仁德的君子品质。
（二） “水浒”的忠
施耐庵在“水浒”中对李逵的行为和思想性格描述比较具有典型性，看“李逵”的忠义观，也从侧面揭示了水泊梁山英雄的“忠义”观念，首先李逵对母亲的“忠”，在梁山发达后，接“母“出来，不幸被”虎食“，怒而杀虎;其次，李逵对“宋江”的忠，可谓宋的左膀右臂，这一定程度上具有“江湖性”，也是众梁山英雄好汉共同的悲剧性“忠义”根源.
再看，施耐庵笔下的重要人物宋江，全书中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忠义”二字，宋江的忠义是矛盾的，他要求“忠”，又要求“义”，他不满于现状，敢于革命，又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最后又倾向于招安的“忠”君，宋的双重性格直接导致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水泊梁山的覆没。
（三） “三国”与“水浒”历史性和社会性
1、历史性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多皆有其历史原型，也有一定历史性，无论是曹操，诸葛亮，还是“刘关张”三兄弟等，人物基本妇孺皆知，在人物的历史性方面，罗贯中善于把握历史意义中的“忠”，将社会动乱、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与“忠”进行结合，将英雄人物与社会历史事件进行融合化的描述，比如作者将鲁肃形象塑造成极为"忠厚老实"的艺术典型，又兼顾其具有指挥领军的能力，整体展现了鲁肃从文武双全向忠厚老实的臣子“忠义”形象，这在历史文学作品中极其罕见，多有历史借鉴意义。
施耐庵的《水浒传》，其历史性又具有争议性，充满了蕴的忠义伦理悲剧色彩，一方面它不仅是对正史“忠义传”所引发的英雄入史情绪的深刻反省，更是对封建忠义伦理规范的反思批判。施耐庵的“水浒”中，以宋江等梁山好汉的“革命事业”注定失败，这与施耐庵所处的历史时代息息相关，元末明初期，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所要反抗的是外族“蒙元”的统治，是为了光复汉文化，同时在施耐庵当时又处在与朱元璋对立农民军张士诚麾下，明处又盛行“文字狱”，这些都对《水浒传》的创作带来了局限性，具有历史的矛盾性，一方面“反抗”，一方面又有“妥协”，反抗是“忠”，妥协也是“忠”，对江湖的“忠”和对庙堂的“忠”，让二者结合又脱离，“水浒”忠义伦理是具有逻辑悖论及愚民本质，在历史性方面是矛盾，有一定社会江湖影响，有一定愚民性影响，但最终不得不臣服于历史王朝的统治。
2、社会性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将忠义社会属性描述的淋漓尽致，在“刘关张”三兄弟荐才描写方面也比较详实，从“三英战吕布”，到“关羽斩三雄”，都将人才看作称霸的基础，又将忠贯穿其中，从关羽、张飞对刘备的忠，与吕布的“三姓家奴”进行对比，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佳话的故事，都在作者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中得以达到一定的广度和内涵，也映射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与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三国”思想上将历史和社会的"大一统"思想与仁忠义追求进行融合，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与百姓心理联结起来，使得普通百姓从心理上接受“三国”的忠义文化。
而施耐庵的《水浒传》则具有矛盾性和挑战性，“水浒”忠君观念与正史有差别，作为江湖绿林“忠”，首先打破了传统封建忠君，倾向绿林的“义”，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体的回归又不得不走回正统的“忠”，从而埋下了悲剧的社会性，这使得《水浒传》在社会性方面具有复杂性，这在其成书过程和刊印时期，都可不同程度地体现，从“禁书”到逐步放开的复杂形态。
三、结束语
忠义本来是两个伦理系统的“后天”整合，是辩证否定的关系[3]，《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其中的忠义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反贪官”，不反“朝廷”，走上招安之路，也都从其矛盾的“忠义”观出发，而《三国演义》注重“出身门第”、“践行仁义”、“同情弱者”、“皇权至上”的文化价值，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中华民族的“忠义”文化观，有深厚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影响。
参考文献：
[1] 温庆新. 文献传播学视野下的《水浒传》作者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18（02）：13.
[2] 李永祜. 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J].菏泽学院学报，2011（04）：005.
[3] 宋铮. 《水浒传》与忠义伦理悲剧的形成[J]. 淄博师专论丛，2019.
关键词：三国演义;水浒传;历史性;社会性
一、创作者：施耐庵与罗贯中
施耐庵与罗贯中命运极其相似，又都游历于元末民初，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密切[1]，现存历史表述中大都认为施耐庵年长于罗贯中，罗又是施的门人，他们的著作则是《水浒》在前，《三国演义》在后。
施耐庵出身艺术世家，有一定家庭知识和经济背景支持，这对施耐庵的学识和创作带来了极充沛的条件[2]，元初期的水浒杂剧中的描写和关键词语也给施创作《水浒传》奠定了借鉴的基础。施耐庵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再创作者。他采用了《宣和遗事》的框架结构对“宋十回”加强了“忠义”强化，对“武十回”则保留了话本原貌，对杨志、鲁智深、史进故事进行了加工，而着重点是突出了后面的征方腊情节。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他仰慕施，又和施亦师亦友，在施病逝前后，他对《水浒传》进行了最后的加工和定稿以及传播。这在后期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情节和用词考究上多有内证，这里笔者不作过多论述，这里着重凸显施耐庵和罗贯中通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对“忠义”的贡献。
在《水浒传》中，王进遭受迫害，林冲被凌辱家破人亡，最终导致官逼民反，一定程度上被历史和社会学者表述为了社会性的显现，“三国”“刘关张”的忠和水浒“众兄弟”的忠也存在其社会性基础，与此同时，从三国诸葛孔明的光复汉业到宋江悲剧结局，也突出了理性的历史教训，二本著作都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并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社会震撼力量，堪比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镜子。
二、“三國”和“水浒”的忠
（一） “三国”的忠
“三国”中的袁绍，年轻时血气方刚，可谓青年才俊，临了中年，变成了外强中干、胸无大志的庸主，同时，袁绍也没能处理好诸子关系，致其二子相残，基业速亡“三国”袁绍形象正史原型，罗贯中塑造袁绍的悲剧对整部小说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陪衬作用，并推动了历史情节的发展，也给后世留下了社会借鉴。相反地，罗把诸葛亮则塑造成了中华民族智慧和忠义的象征，诸葛孔明的政治、军事有力地辅助了蜀汉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同时，“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无论在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上，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与诸葛亮“忠”“信”相呼应，皆表现出忠义报国、匡扶汉室、践行仁德的君子品质。
（二） “水浒”的忠
施耐庵在“水浒”中对李逵的行为和思想性格描述比较具有典型性，看“李逵”的忠义观，也从侧面揭示了水泊梁山英雄的“忠义”观念，首先李逵对母亲的“忠”，在梁山发达后，接“母“出来，不幸被”虎食“，怒而杀虎;其次，李逵对“宋江”的忠，可谓宋的左膀右臂，这一定程度上具有“江湖性”，也是众梁山英雄好汉共同的悲剧性“忠义”根源.
再看，施耐庵笔下的重要人物宋江，全书中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忠义”二字，宋江的忠义是矛盾的，他要求“忠”，又要求“义”，他不满于现状，敢于革命，又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最后又倾向于招安的“忠”君，宋的双重性格直接导致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水泊梁山的覆没。
（三） “三国”与“水浒”历史性和社会性
1、历史性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多皆有其历史原型，也有一定历史性，无论是曹操，诸葛亮，还是“刘关张”三兄弟等，人物基本妇孺皆知，在人物的历史性方面，罗贯中善于把握历史意义中的“忠”，将社会动乱、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与“忠”进行结合，将英雄人物与社会历史事件进行融合化的描述，比如作者将鲁肃形象塑造成极为"忠厚老实"的艺术典型，又兼顾其具有指挥领军的能力，整体展现了鲁肃从文武双全向忠厚老实的臣子“忠义”形象，这在历史文学作品中极其罕见，多有历史借鉴意义。
施耐庵的《水浒传》，其历史性又具有争议性，充满了蕴的忠义伦理悲剧色彩，一方面它不仅是对正史“忠义传”所引发的英雄入史情绪的深刻反省，更是对封建忠义伦理规范的反思批判。施耐庵的“水浒”中，以宋江等梁山好汉的“革命事业”注定失败，这与施耐庵所处的历史时代息息相关，元末明初期，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所要反抗的是外族“蒙元”的统治，是为了光复汉文化，同时在施耐庵当时又处在与朱元璋对立农民军张士诚麾下，明处又盛行“文字狱”，这些都对《水浒传》的创作带来了局限性，具有历史的矛盾性，一方面“反抗”，一方面又有“妥协”，反抗是“忠”，妥协也是“忠”，对江湖的“忠”和对庙堂的“忠”，让二者结合又脱离，“水浒”忠义伦理是具有逻辑悖论及愚民本质，在历史性方面是矛盾，有一定社会江湖影响，有一定愚民性影响，但最终不得不臣服于历史王朝的统治。
2、社会性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将忠义社会属性描述的淋漓尽致，在“刘关张”三兄弟荐才描写方面也比较详实，从“三英战吕布”，到“关羽斩三雄”，都将人才看作称霸的基础，又将忠贯穿其中，从关羽、张飞对刘备的忠，与吕布的“三姓家奴”进行对比，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佳话的故事，都在作者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中得以达到一定的广度和内涵，也映射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与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三国”思想上将历史和社会的"大一统"思想与仁忠义追求进行融合，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与百姓心理联结起来，使得普通百姓从心理上接受“三国”的忠义文化。
而施耐庵的《水浒传》则具有矛盾性和挑战性，“水浒”忠君观念与正史有差别，作为江湖绿林“忠”，首先打破了传统封建忠君，倾向绿林的“义”，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体的回归又不得不走回正统的“忠”，从而埋下了悲剧的社会性，这使得《水浒传》在社会性方面具有复杂性，这在其成书过程和刊印时期，都可不同程度地体现，从“禁书”到逐步放开的复杂形态。
三、结束语
忠义本来是两个伦理系统的“后天”整合，是辩证否定的关系[3]，《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其中的忠义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反贪官”，不反“朝廷”，走上招安之路，也都从其矛盾的“忠义”观出发，而《三国演义》注重“出身门第”、“践行仁义”、“同情弱者”、“皇权至上”的文化价值，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中华民族的“忠义”文化观，有深厚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影响。
参考文献：
[1] 温庆新. 文献传播学视野下的《水浒传》作者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18（02）：13.
[2] 李永祜. 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J].菏泽学院学报，2011（04）：005.
[3] 宋铮. 《水浒传》与忠义伦理悲剧的形成[J]. 淄博师专论丛，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