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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的除夕刚过，正在家乡丁母丧的张九龄突然接到了来自京城的加急诏书：玄宗命他马上进京拜相。
几乎来不及做任何思考，张九龄就听命火速北上。其时玄宗移驾东都洛阳，从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到洛阳有四千一百四十二里，途中多需跋山涉水。张九龄日夜兼程，二十多天后与玄宗相见。
从青年时代就深怀佐国梦想的张九龄自然很清楚，在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后，而今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施展平生抱负的好机会，可依照他崇奉的古礼，拜相诏书显然来得不是很合时机，他向玄宗请求，希望能在丁忧期满后再到长安上任。
玄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张九龄的请求，对他说，现在正是国家急需用人之时，不需拘泥于礼法，请他立即斩断哀思，开始处理政务。（唐玄宗，《答张九龄让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批》）
玄宗的说法并不能平息张九龄内心的冲突，带着一丝不安，张九龄赴任宰相一职。这个职务非常有利于张九龄实现他的文治梦想，但是数年后，张九龄将会发现，在是否应在丁忧期满后再上任这个问题上，玄宗和他的不一致正是表现了两个人的不同，那就是玄宗并没有像他一样真正把儒家学说作为立身经世的最高准则。
但毕竟是玄宗给了张九龄实现功业梦的机遇，在本朝开国的近百年里，朝政一直由关陇士族牢牢地掌控着，玄宗的即位改变了这种状况，一大批庶族士子通过科举大批地进入中枢。在张九龄之前，宋璟、刘幽求、苏頲、张说等人先后拜相，他们和张九龄一样，都是进士出身，玄宗与他们合力开创了开元之治，使唐朝迎来盛世。
科举造就的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也在大幅度地改变着文官集团的运转模式，塑造着文官集团的整体性格，这种影响在开元时期初现端倪，并将在后来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持续不断地表现出来。
入仕
公元702年，25岁的张九龄得中进士。后来，他又两次参加朝廷为选拔精英人才而在科举中设置的特科考试，均以才鉴得显。
因为生在岭南，又出身于寒庶，即便是在贵显以后，张九龄仍会自称为“岭海孤贱”，即偏远地区的寒微之人。对科举这样一个不依门第、论才取士的制度，张九龄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多年以后，当他执掌相权，他还对这个制度再做调整，使其在朝廷的人才选拔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正逢上唐室的多事之秋，先是武后掌权，接着是中宗太子重俊作乱被杀，继而是安乐公主与韦后合谋毒死中宗，然后又是玄宗在继位初期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不同的政治集团走马灯似的轮换，众多士人也因之成为多变的政局和残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一套新的用人机制也慢慢形成。
早在武后还没有建周代唐时，她在选拔人才上，就表现出了和太宗、高宗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唐初武德一朝的12位宰相中，除了刘文静外，其余全是士族出身；在贞观一朝，寒门出身的宰相也仅占宰相总数的三分之一。在选拔人才的原则上，唐初崇尚的是“立功”和“立事”，所谓“立功”，主要指的是开国功勋，“立事”则指的是“尤明时务”“长于吏道”，以文学见进的，在唐初寥寥无几。武后掌权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变这一局面，“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
选官原则的变化使得科举的地位快速提升，众多的寒庶士子，通过科举这条平等的途径，纷纷以文识进入仕途。进士科尤受重视，成为无数士子梦想中的求进捷径，关陇集团的士族在权力中枢快速退却，代之以大批的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社会风气一时为之大变。对此，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在众多凭科举入仕的士人当中，张九龄无疑是极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不仅是庶族出身，还出生在当时尚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岭南。从大环境而言，当时的岭南在文化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原，但对于张九龄而言，他幸运地出生在了一个诗书传家的家庭。张氏的祖辈本非岭南人，一直到张九龄的曾祖，才因官落籍于韶州曲江，张九龄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曾担任县令等地方官员，虽然职位不高，但都极为崇尚诗礼传家之儒风，这使张九龄在幼年时代就受到了严正纯和的良好家教。张九龄的从叔张弘雅还于高宗显庆四年，在明经科科举及第，成为初唐时期岭南地区屈指可数的几位科举及第者之一。
唐人既视岭南为落后地区，岭南也由此成为朝廷贬谪官员的目的地，但对于张九龄的成长而言，这却是一件极具正面作用的事情。大批文人学士南迁到岭南，给岭南士子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文风的影响。张九龄十三岁那年，仿效当时流行的风气，投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希望获取关注。王方庆乃北周文学家王褒之曾孙，是当时一位学识淹博的儒者，他在看了张九龄的文章后，大为赞赏，认为“此子必能致远”。十余年后，当时文儒集团的领袖人物张说被贬岭南，途经韶州，张九龄以文章面呈，又得张说之厚遇，不仅仅如此，面对这个自己极为欣赏的年轻人，张说还与之通谱系，结为“本家”。张九龄得中进士后，张说入朝为相，力荐张九龄之才干。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成于唐初，到唐玄宗时，科举考试成为了所有入仕途径中最受推崇的一条，科举出身者大量进入中高级官吏的行列，进士科更一跃而成为制造上层官僚的最重要而性能稳定的机器。《新唐书•选举志》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由中央国学和地方学校选拔出来的为“生徒”，自行报名参加州县一级考试通过后获取入京考试资格的，称为“乡贡”。在唐初，“生徒”在科举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到了玄宗时期，“乡贡”的人数激增，超过了“生徒”，成为大势所趋。相对而言，“乡贡”对门第的要求不高，面向的是更广泛的阶层和人群。“生徒”和“乡贡”两者地位的变化，表明科举正向越来越多的寒门庶族敞开大门。
功业
玄宗还是太子时，就开始关注张九龄的才干，那时玄宗为了准备登基后的施政措施，就选官制度肆滥、府兵制败坏等弊政策问文士：如何改革选官之法？如何改变军事制度？如何实现“安人”“重谷”？张九龄在对策中说，君主应“正其本”“循良择人”，就会找到合适的人才；在武备上，应做到有备无患，居安思危；在安定社会方面，应注意选择能者为吏，则民得其利，天下安定。这些回答都得到了玄宗的赏识。
从开元六年起，经受了历练的张九龄开始进入仕途上的顺利时期，先是诏拜左补阙，继转礼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后又转翰林供奉，再加中书舍人。翰林供奉一职虽然级别不算很高，但是由于其担负为皇帝起草文件之职，而备受时人重视，被视为“异日入相之阶”。
在唐初沿袭隋制建立的科举制度，也在此时走向了全盛时期。如果说，以往科举的作用还仅仅是一个选人制度的话，那么，在经过玄宗的改革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变为了用人制度。开元年间，国家正式从制度上把科举考试延伸到了吏部对官员的选拔中，通过把录取者下放为县令等基层岗位观察表现，吏部再决定如何唯才是用。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士子，开始成为文官集团的主要依靠力量。从宰相到地方官员，众多的“寒士”以文学进用，他们不仅支持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阶层。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把这个阶层称为“近世新族”“新兴阶级”，与以往的士族政治不同，这个新阶层不讲求出身，而是以“文治”考量个人的才干，同时以儒家的经世理想作为共同的精神纽带。后来的中国把这个群体称为“士绅”，他们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道德理想上，都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
张九龄在任宰相后，又对科举制度作了大幅调整，把考功郎掌贡举改为礼部职掌，此举对提高科举录取者的地位和身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科举的受益者和新兴的文官集团的领袖，张九龄不遗余力地全力维系文人政治的局面。
无数的寒门士子，因为张九龄执政的重文取向而备受激发，他们希望能像张九龄一样，能通过科举以文章见用，出将入相，辅佐王化，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治世理想。
王维等人先后追随张九龄并得到提携，张九龄的经历使他们相信“圣主诏天下，贤人不得遗。”“明时无弃才。”孟浩然甚至直接投书给张九龄说，他“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迫切地希望有机会一展宏图。
对于玄宗的知遇之恩，张九龄一直心怀感激，他相信自己遇到了一个“不世出”的明君，使他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机会，他的经历也鼓舞着众多士子，而此时的唐朝，也正迎来开国后最为强盛的时刻，自然而然地，张九龄给出的“人生理想图式”成为天下士子仿效的对象，如李白就坦露自己的功名意识为：“一生欲报主，百代思亲荣。”诗人陶翰亦有同感：“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他们一个个意气风发，与友人互相勉励，“各自务功业，当须激深衷。”（岑参，《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
“开元中前期文人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也是盛唐诗人产生远大抱负的一个重要契机”，学者杜晓勤在其著作《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论述说，开元年间的寒门士子跳出了长期以来甘做文学侍臣的理想模式，因为文人政治的实现而变得格调高远、志向宏大，“朝野上下整个庶族阶层普遍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强烈的功名意识，就是‘文人政治’格局对诗人心态正面的影响。”
罢归
在武后和中宗时期，虽然有众多寒门士子经由科举进入权力中枢，但受高压政治的影响，君臣关系经常处在一种紧张、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玄宗的即位使朝臣们看到了重建理想君臣关系的契机，如吴兢做《贞观政要》，就津津乐道于贞观朝“君臣合德”之事，意在为玄宗提供一个范本。玄宗也正如众人之愿，在即位后和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重臣连续保持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使得寒门士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也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积极乐观，刚健进取的人文氛围。可是，在玄宗的晚年，这种情况开始转变，政局随之急转直下。
当玄宗欲废太子时，尚古礼的张九龄力言古人重嫡长之义。李林甫讥嘲说，张九龄这是“拘古义，失大体。”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欲重用李林甫推荐的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又谏止，认为牛仙客“不知书”，不宜受重用，结果又引发玄宗的不快。
晚年的玄宗，失去了往日励精图治的决心，他开始沉迷于逸乐，而不知道他曾经重视的才鉴之士，正在李林甫的排挤下一一离开。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
离开长安后，张九龄担任了荆州刺史，政治上的挫折大大影响了他的心境，长安政局的急转直下更是使他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无奈的他只得托物言志，寄辞草树：“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
在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中，张九龄曾一度向往道家的生活方式，早在开元四年时，他也经历过一次贬谪，那时他仿效陶渊明，过了一段“邀欢逐放草”的悠闲生活，但不久后，他便又开始怀念在长安的功业。被贬荆州后，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张九龄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的人生追求，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士人之所以运乖命舛，都在于对“吾道”、也就是理想的追求太过执着了，如果能保持道家的生活态度，随顺自然，也就不会受到那么多苦恼的折磨了。
看起来，晚年的张九龄进入了另外一套哲学体系，“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始终行一意，无乃过愚公。”他写诗说，“物生贵得性，身累由近名”，并劝导人们，“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
失意的张九龄从道家的学说中获取安慰，他曾用心维持的“文人政治”格局，则在他被贬谪后迅速消退。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朝中文士纷纷被排挤出长安，连接不断的打击，激起中下层文士的愤懑情绪，盛唐诗坛多了悲壮、慷慨之音。
在长安，张九龄的离职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开元之治转向了天宝之乱。
当初安禄山入朝奏事，甚为骄横，张九龄观察后认为，安禄山为“乱幽州者”。后来安禄山率军讨伐奚、契丹，恃勇轻进导致败绩，依律当斩，张九龄请玄宗速斩之，以绝后患，玄宗不听。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果反，玄宗仓皇出逃。
连绵的战火彻底结束了开元盛世，唐室从此一蹶不振，逃难到四川的玄宗想起了张九龄是何等忠直，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告，不知道今后还能否遇到这样的一位贤相。涕泪横流的玄宗，随即派使者前往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厚赏张九龄的家人，而此时，张九龄已经去世15年了。
几乎来不及做任何思考，张九龄就听命火速北上。其时玄宗移驾东都洛阳，从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到洛阳有四千一百四十二里，途中多需跋山涉水。张九龄日夜兼程，二十多天后与玄宗相见。
从青年时代就深怀佐国梦想的张九龄自然很清楚，在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后，而今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施展平生抱负的好机会，可依照他崇奉的古礼，拜相诏书显然来得不是很合时机，他向玄宗请求，希望能在丁忧期满后再到长安上任。
玄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张九龄的请求，对他说，现在正是国家急需用人之时，不需拘泥于礼法，请他立即斩断哀思，开始处理政务。（唐玄宗，《答张九龄让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批》）
玄宗的说法并不能平息张九龄内心的冲突，带着一丝不安，张九龄赴任宰相一职。这个职务非常有利于张九龄实现他的文治梦想，但是数年后，张九龄将会发现，在是否应在丁忧期满后再上任这个问题上，玄宗和他的不一致正是表现了两个人的不同，那就是玄宗并没有像他一样真正把儒家学说作为立身经世的最高准则。
但毕竟是玄宗给了张九龄实现功业梦的机遇，在本朝开国的近百年里，朝政一直由关陇士族牢牢地掌控着，玄宗的即位改变了这种状况，一大批庶族士子通过科举大批地进入中枢。在张九龄之前，宋璟、刘幽求、苏頲、张说等人先后拜相，他们和张九龄一样，都是进士出身，玄宗与他们合力开创了开元之治，使唐朝迎来盛世。
科举造就的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也在大幅度地改变着文官集团的运转模式，塑造着文官集团的整体性格，这种影响在开元时期初现端倪，并将在后来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持续不断地表现出来。
入仕
公元702年，25岁的张九龄得中进士。后来，他又两次参加朝廷为选拔精英人才而在科举中设置的特科考试，均以才鉴得显。
因为生在岭南，又出身于寒庶，即便是在贵显以后，张九龄仍会自称为“岭海孤贱”，即偏远地区的寒微之人。对科举这样一个不依门第、论才取士的制度，张九龄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多年以后，当他执掌相权，他还对这个制度再做调整，使其在朝廷的人才选拔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正逢上唐室的多事之秋，先是武后掌权，接着是中宗太子重俊作乱被杀，继而是安乐公主与韦后合谋毒死中宗，然后又是玄宗在继位初期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不同的政治集团走马灯似的轮换，众多士人也因之成为多变的政局和残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一套新的用人机制也慢慢形成。
早在武后还没有建周代唐时，她在选拔人才上，就表现出了和太宗、高宗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唐初武德一朝的12位宰相中，除了刘文静外，其余全是士族出身；在贞观一朝，寒门出身的宰相也仅占宰相总数的三分之一。在选拔人才的原则上，唐初崇尚的是“立功”和“立事”，所谓“立功”，主要指的是开国功勋，“立事”则指的是“尤明时务”“长于吏道”，以文学见进的，在唐初寥寥无几。武后掌权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变这一局面，“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
选官原则的变化使得科举的地位快速提升，众多的寒庶士子，通过科举这条平等的途径，纷纷以文识进入仕途。进士科尤受重视，成为无数士子梦想中的求进捷径，关陇集团的士族在权力中枢快速退却，代之以大批的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社会风气一时为之大变。对此，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在众多凭科举入仕的士人当中，张九龄无疑是极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不仅是庶族出身，还出生在当时尚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岭南。从大环境而言，当时的岭南在文化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原，但对于张九龄而言，他幸运地出生在了一个诗书传家的家庭。张氏的祖辈本非岭南人，一直到张九龄的曾祖，才因官落籍于韶州曲江，张九龄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曾担任县令等地方官员，虽然职位不高，但都极为崇尚诗礼传家之儒风，这使张九龄在幼年时代就受到了严正纯和的良好家教。张九龄的从叔张弘雅还于高宗显庆四年，在明经科科举及第，成为初唐时期岭南地区屈指可数的几位科举及第者之一。
唐人既视岭南为落后地区，岭南也由此成为朝廷贬谪官员的目的地，但对于张九龄的成长而言，这却是一件极具正面作用的事情。大批文人学士南迁到岭南，给岭南士子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文风的影响。张九龄十三岁那年，仿效当时流行的风气，投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希望获取关注。王方庆乃北周文学家王褒之曾孙，是当时一位学识淹博的儒者，他在看了张九龄的文章后，大为赞赏，认为“此子必能致远”。十余年后，当时文儒集团的领袖人物张说被贬岭南，途经韶州，张九龄以文章面呈，又得张说之厚遇，不仅仅如此，面对这个自己极为欣赏的年轻人，张说还与之通谱系，结为“本家”。张九龄得中进士后，张说入朝为相，力荐张九龄之才干。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成于唐初，到唐玄宗时，科举考试成为了所有入仕途径中最受推崇的一条，科举出身者大量进入中高级官吏的行列，进士科更一跃而成为制造上层官僚的最重要而性能稳定的机器。《新唐书•选举志》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由中央国学和地方学校选拔出来的为“生徒”，自行报名参加州县一级考试通过后获取入京考试资格的，称为“乡贡”。在唐初，“生徒”在科举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到了玄宗时期，“乡贡”的人数激增，超过了“生徒”，成为大势所趋。相对而言，“乡贡”对门第的要求不高，面向的是更广泛的阶层和人群。“生徒”和“乡贡”两者地位的变化，表明科举正向越来越多的寒门庶族敞开大门。
功业
玄宗还是太子时，就开始关注张九龄的才干，那时玄宗为了准备登基后的施政措施，就选官制度肆滥、府兵制败坏等弊政策问文士：如何改革选官之法？如何改变军事制度？如何实现“安人”“重谷”？张九龄在对策中说，君主应“正其本”“循良择人”，就会找到合适的人才；在武备上，应做到有备无患，居安思危；在安定社会方面，应注意选择能者为吏，则民得其利，天下安定。这些回答都得到了玄宗的赏识。
从开元六年起，经受了历练的张九龄开始进入仕途上的顺利时期，先是诏拜左补阙，继转礼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后又转翰林供奉，再加中书舍人。翰林供奉一职虽然级别不算很高，但是由于其担负为皇帝起草文件之职，而备受时人重视，被视为“异日入相之阶”。
在唐初沿袭隋制建立的科举制度，也在此时走向了全盛时期。如果说，以往科举的作用还仅仅是一个选人制度的话，那么，在经过玄宗的改革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变为了用人制度。开元年间，国家正式从制度上把科举考试延伸到了吏部对官员的选拔中，通过把录取者下放为县令等基层岗位观察表现，吏部再决定如何唯才是用。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士子，开始成为文官集团的主要依靠力量。从宰相到地方官员，众多的“寒士”以文学进用，他们不仅支持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阶层。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把这个阶层称为“近世新族”“新兴阶级”，与以往的士族政治不同，这个新阶层不讲求出身，而是以“文治”考量个人的才干，同时以儒家的经世理想作为共同的精神纽带。后来的中国把这个群体称为“士绅”，他们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道德理想上，都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
张九龄在任宰相后，又对科举制度作了大幅调整，把考功郎掌贡举改为礼部职掌，此举对提高科举录取者的地位和身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科举的受益者和新兴的文官集团的领袖，张九龄不遗余力地全力维系文人政治的局面。
无数的寒门士子，因为张九龄执政的重文取向而备受激发，他们希望能像张九龄一样，能通过科举以文章见用，出将入相，辅佐王化，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治世理想。
王维等人先后追随张九龄并得到提携，张九龄的经历使他们相信“圣主诏天下，贤人不得遗。”“明时无弃才。”孟浩然甚至直接投书给张九龄说，他“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迫切地希望有机会一展宏图。
对于玄宗的知遇之恩，张九龄一直心怀感激，他相信自己遇到了一个“不世出”的明君，使他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机会，他的经历也鼓舞着众多士子，而此时的唐朝，也正迎来开国后最为强盛的时刻，自然而然地，张九龄给出的“人生理想图式”成为天下士子仿效的对象，如李白就坦露自己的功名意识为：“一生欲报主，百代思亲荣。”诗人陶翰亦有同感：“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他们一个个意气风发，与友人互相勉励，“各自务功业，当须激深衷。”（岑参，《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
“开元中前期文人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也是盛唐诗人产生远大抱负的一个重要契机”，学者杜晓勤在其著作《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论述说，开元年间的寒门士子跳出了长期以来甘做文学侍臣的理想模式，因为文人政治的实现而变得格调高远、志向宏大，“朝野上下整个庶族阶层普遍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强烈的功名意识，就是‘文人政治’格局对诗人心态正面的影响。”
罢归
在武后和中宗时期，虽然有众多寒门士子经由科举进入权力中枢，但受高压政治的影响，君臣关系经常处在一种紧张、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玄宗的即位使朝臣们看到了重建理想君臣关系的契机，如吴兢做《贞观政要》，就津津乐道于贞观朝“君臣合德”之事，意在为玄宗提供一个范本。玄宗也正如众人之愿，在即位后和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重臣连续保持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使得寒门士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也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积极乐观，刚健进取的人文氛围。可是，在玄宗的晚年，这种情况开始转变，政局随之急转直下。
当玄宗欲废太子时，尚古礼的张九龄力言古人重嫡长之义。李林甫讥嘲说，张九龄这是“拘古义，失大体。”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欲重用李林甫推荐的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又谏止，认为牛仙客“不知书”，不宜受重用，结果又引发玄宗的不快。
晚年的玄宗，失去了往日励精图治的决心，他开始沉迷于逸乐，而不知道他曾经重视的才鉴之士，正在李林甫的排挤下一一离开。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
离开长安后，张九龄担任了荆州刺史，政治上的挫折大大影响了他的心境，长安政局的急转直下更是使他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无奈的他只得托物言志，寄辞草树：“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
在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中，张九龄曾一度向往道家的生活方式，早在开元四年时，他也经历过一次贬谪，那时他仿效陶渊明，过了一段“邀欢逐放草”的悠闲生活，但不久后，他便又开始怀念在长安的功业。被贬荆州后，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张九龄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的人生追求，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士人之所以运乖命舛，都在于对“吾道”、也就是理想的追求太过执着了，如果能保持道家的生活态度，随顺自然，也就不会受到那么多苦恼的折磨了。
看起来，晚年的张九龄进入了另外一套哲学体系，“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始终行一意，无乃过愚公。”他写诗说，“物生贵得性，身累由近名”，并劝导人们，“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
失意的张九龄从道家的学说中获取安慰，他曾用心维持的“文人政治”格局，则在他被贬谪后迅速消退。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朝中文士纷纷被排挤出长安，连接不断的打击，激起中下层文士的愤懑情绪，盛唐诗坛多了悲壮、慷慨之音。
在长安，张九龄的离职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开元之治转向了天宝之乱。
当初安禄山入朝奏事，甚为骄横，张九龄观察后认为，安禄山为“乱幽州者”。后来安禄山率军讨伐奚、契丹，恃勇轻进导致败绩，依律当斩，张九龄请玄宗速斩之，以绝后患，玄宗不听。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果反，玄宗仓皇出逃。
连绵的战火彻底结束了开元盛世，唐室从此一蹶不振，逃难到四川的玄宗想起了张九龄是何等忠直，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告，不知道今后还能否遇到这样的一位贤相。涕泪横流的玄宗，随即派使者前往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厚赏张九龄的家人，而此时，张九龄已经去世1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