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以后，有那么几天，我几乎全天都坐在沙发上不停地刷着手机信息，时刻关心武汉哪个医院缺少物资了、哪里组织捐款捐物了、哪些医护人员冲锋陷阵了……多次盯着手机屏幕发呆之余，不知不觉湿润了眼眶，期待着早日返程，为防疫工作尽一点微薄之力，哪怕是跑跑腿、搬搬物资。
　　1月22日，置身物资匮乏的信息流中的我终于坐不住了，決定就近购买一批医用口罩，要么邮寄到武汉，要么返程时用拉杆箱带去。习惯了付款全靠手机扫码的消费方式，回到家乡，我只好翻出手头的600多元现金，带上银行卡出门了。
　　跑遍了周边的七八个大药房，都找不到符合防护标准的医用口罩，我每到一家药房都拿出照片跟经理反复确认是否售卖，只有一家药房的经理明确反馈曾经售卖过，不过下次上货要等到正月初六了，我只好登记下购买需求，存好联系方式，准备年后再来买了。
　　临近年关，街上购置年货的人往来不断，却未曾看到有人戴口罩，目之所及一片“安庆祥和”。然而两天后，武汉加强疫情防控，年后能否按时返校已成问号。
　　刷朋友圈时，常常看到好友关于“家人不听劝阻、不戴口罩”的吐槽，而我的家乡，返乡青年大多扮演起，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诫者角色。据我所知，那些劝说也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乡村防疫，解决民众的思想认识问题迫在眉睫，只有基层宣传工作做得到位，之后的系列措施才具备顺利开展的可能性。因此，领导干部们必须结合实际做好行之有效的宣传工作，引导民众树立防疫意识、学习防疫措施。说白了，在工作开展之前，老百姓需要干部们的“土味情话”。
　　总的来说，基层有其独特的社会土壤，以乡村为代表的半熟人社会尤为明显。长期的基层治理实践孕育出了本土干部管理本地事务的传统模式，他们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方法都深植于基层土壤，达到理想中的现代化、科学化治理水平还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场疫情防控始于春节期间，农民工、学生、外居人员等返乡，主体空前多样，这段经历于基层干部而言无疑是宝贵经验。我们也看到，疫情防控的各个战线活跃着年轻干部的身影。近年来，基层干部队伍注入了大量的年轻血液，他们既有新观念、新方法，又肯俯下身子埋头苦干，他们是家乡未来发展的希望。
　　在这期间，有的年轻干部借助微信群、朋友圈及时传递防控信息，依托网络搭建起基层干部与普通民众的双向交互平台，省时、省力、便捷、高效，极大地弥补了传统单向信息传递渠道的不足。
　　他们更是身先士卒——有人顾不上家中的两岁幼儿和患病母亲，顶着刺骨寒风连续24小时坚守在执勤点;也有人毅然推迟原本筹备好的婚礼，冲在疫情防控最前线，只为让民众多一分安全、多一点安心。
　　乡政府有位刚刚毕业半年多的小伙子，疫情期间成为一名包村干部，这个不少人眼中的“孩子”每天早上带着材料入户宣传、摸排，还拎起消毒水、背上消杀装备穿梭在大街小巷。寒气逼人，他的额头却总是挂着汗水。
　　这些令人感动的年轻身影一改我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刻板印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做好工作的责任心，也收获了暖心，收获了对家乡未来发展的信心。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深入推进协同治理的一次契机。自2003年“非典”以来，家乡未曾发生过涉及家家户户的“大事”，干部们忙于处理上级下达的任务，民众着眼于经营好自己的小日子，对公共事务的认同度、参与感不足。
　　正月初二封村后，全体党员冲锋陷阵，一些志愿者组成队伍，在各个路口轮流值守。有位腿脚残疾的大姐，反复查看证件、登记、开锁放行……虽行动不便，却样样不含糊。
　　居家防疫的人们也纷纷捐款捐物，送到村委会的牛奶、面包逐渐堆成了小山。
　　居家研学的这个学期，我深切感受到了疫情带给家乡的阵痛，也再次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春暖花开。
　　从1月14日到29日，我从武汉返乡已满15天，按照从武汉外出人员自行隔离14天的疫情防治要求，我已平安度过了隔离期。
　　责任编辑：宋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