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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非常大总统选举是孙中山改护法为革命的重大战略型举措，然而这一在其看来可以使中华民国重获生机的革命方略，在南方内部遭遇了巨大的质疑和反对，直接触发了南方阵营的再一次分化和重组。被外界视作军政府要角之一的唐绍仪，也因此次事件与孙中山日渐疏离，双方持续数年的合作关系走到了终点。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清政府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在美留学期间，颇受共和思想影响，服膺民主共和及政党政治的思想格局由此奠定;回国后为清廷所重用，一路扶摇直上，与矢志推翻专制政体的革命家孙中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同乡关系兼以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使两人很容易走到一起。辛亥南北议和，作为北方全权代表的唐绍仪，初次会晤孙中山，“彼此一见，以乡音倾盖，握手称中山，似故交”。民国肇建，为促成南北政坛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合力建设共和国家，唐绍仪主动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组成了同盟会员近半数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他甚至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段对袁世凯背离共和的倾向加以羁束。
“二次革命”爆发后，唐绍仪公然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与孙中山等人的合作愈益密切。护国战争发动，唐绍仪毅然加入南方阵营，承担起对外交往的重任。1917年因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筹谋护法运动，唐绍仪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是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担任履行元首之职的海陆军大元帅，唐绍仪则出任财政总长。翌年，军政府改组，唐绍仪与孙中山又同居总裁之列。1919年举行的南北和议中，身为南方总代表的唐绍仪获得了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鼎力支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事实上结成了同盟关系。
可以说，维持共和政体不坠，是唐绍仪与孙中山携手面对一个又一个强敌的共同追求和强大动力。但是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路径上，宦海沉浮多年的唐绍仪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毕竟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醉心政黨政治，寄望调和立国;后者则讲究破立并举，不惜诉诸非常手段。所以，两人在维持合作大局的同时，内里实则暗流涌动。
护法运动发动后，孙中山力图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军政府，但唐绍仪别有所见，主张仿照护国军时代的成例，组织采行合议制的军务院。军政府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初建后，当选财政总长的唐绍仪拒不就任，以乡事纠纷为由避居家乡唐家湾，表现出明显的不合作态度。在次年改组军政府的过程中，唐绍仪积极予以推动，致使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明显的恶化。
军政府重建之初，唐绍仪违背与孙中山等人达成的邀请护法国会南来之共识，出人意表地阻止议员南下，其背后真意，据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说，乃“少川恐议员一来，必开非常会议改组政府”。醉翁之意不在国会的去留，而是孙中山意欲组建正式政府的战略规划。
1921年2月，孙中山决意推动速选非常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以打破“不生不死”的混沌局面，其与唐绍仪等人的矛盾和冲突趋于激化。当月正在广东访问，调查军政府外交主张的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通过走访多位军政要人，注意到南方内部出现的重大分歧，他报告上级称，唐绍仪“极力反对孙中山当大总统”“他认为必须阻止孙中山之激进”。
然而，唐绍仪等人的反对只能延缓而无法中止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前一日，唐绍仪避走故里。他一面派员持其名刺向孙氏致贺，维持继续合作的表象;一面选择隐居乡里，与新政府保持距离的同时，静观时局。
获选后的孙中山迫切需要唐绍仪的支持。4月15日，孙中山遣员赴唐家湾促唐来会;次日复派汪精卫前往，邀唐出任财政总长，合力组织新政府。4月18日汪自唐家湾返回，转述唐的意见：“今既由国会以多数选出，余亦当然赞成。故闻孙公当选，即首先派人持余名刺前往道贺。至于财政总长一职，现政务甚简，余不愿担任。余只愿任一高等顾问，与胡君汉民相同而已。”
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随即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设总统府，组织政府，任唐绍仪为财政总长。唐称病迟不赴任，财政次长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前往促驾，唐依旧婉拒。此后，为应对新政府的反复敦请和外界盛传的脱离新政府的各种猜测，唐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均刻意营造与新政府合作的假象。
然而平心而论，非常总统选举告成之日，即是唐与孙的合作关系告终之时，在此之后，两人渐行渐远，再无同行。唐绍仪蛰居乡间的反复表态，不过是择机待时之余的虚应故事。
1922年6月，击败奉系独掌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以“法统重光”为旗号，拥戴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在内阁总理人选上，黎颇属意唐绍仪，后者积极响应，图谋北上组阁。虽然组阁计划很快胎死腹中，但唐绍仪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已然见诸实事。
1924年2月，站在革命时代潮头上的孙中山，回望曾经的同路人唐绍仪已是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在他看来，唐与段祺瑞、徐世昌同为已成过去之老辈，“国民现在正欢迎新人物”。一年后孙中山离世，唐绍仪论定孙氏功绩，虽对其一生中“各种之对人问题及意见之争论”不无微词，但也充分肯定“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两种评价虽出自彼此之口，然均堪称定评。
（摘自《南方都市报》）
联辔而行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清政府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在美留学期间，颇受共和思想影响，服膺民主共和及政党政治的思想格局由此奠定;回国后为清廷所重用，一路扶摇直上，与矢志推翻专制政体的革命家孙中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同乡关系兼以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使两人很容易走到一起。辛亥南北议和，作为北方全权代表的唐绍仪，初次会晤孙中山，“彼此一见，以乡音倾盖，握手称中山，似故交”。民国肇建，为促成南北政坛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合力建设共和国家，唐绍仪主动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组成了同盟会员近半数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他甚至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段对袁世凯背离共和的倾向加以羁束。
“二次革命”爆发后，唐绍仪公然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与孙中山等人的合作愈益密切。护国战争发动，唐绍仪毅然加入南方阵营，承担起对外交往的重任。1917年因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筹谋护法运动，唐绍仪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是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担任履行元首之职的海陆军大元帅，唐绍仪则出任财政总长。翌年，军政府改组，唐绍仪与孙中山又同居总裁之列。1919年举行的南北和议中，身为南方总代表的唐绍仪获得了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鼎力支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事实上结成了同盟关系。
可以说，维持共和政体不坠，是唐绍仪与孙中山携手面对一个又一个强敌的共同追求和强大动力。但是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路径上，宦海沉浮多年的唐绍仪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毕竟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醉心政黨政治，寄望调和立国;后者则讲究破立并举，不惜诉诸非常手段。所以，两人在维持合作大局的同时，内里实则暗流涌动。
护法运动发动后，孙中山力图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军政府，但唐绍仪别有所见，主张仿照护国军时代的成例，组织采行合议制的军务院。军政府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初建后，当选财政总长的唐绍仪拒不就任，以乡事纠纷为由避居家乡唐家湾，表现出明显的不合作态度。在次年改组军政府的过程中，唐绍仪积极予以推动，致使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明显的恶化。
分道扬镳
军政府重建之初，唐绍仪违背与孙中山等人达成的邀请护法国会南来之共识，出人意表地阻止议员南下，其背后真意，据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说，乃“少川恐议员一来，必开非常会议改组政府”。醉翁之意不在国会的去留，而是孙中山意欲组建正式政府的战略规划。
1921年2月，孙中山决意推动速选非常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以打破“不生不死”的混沌局面，其与唐绍仪等人的矛盾和冲突趋于激化。当月正在广东访问，调查军政府外交主张的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通过走访多位军政要人，注意到南方内部出现的重大分歧，他报告上级称，唐绍仪“极力反对孙中山当大总统”“他认为必须阻止孙中山之激进”。
然而，唐绍仪等人的反对只能延缓而无法中止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前一日，唐绍仪避走故里。他一面派员持其名刺向孙氏致贺，维持继续合作的表象;一面选择隐居乡里，与新政府保持距离的同时，静观时局。
获选后的孙中山迫切需要唐绍仪的支持。4月15日，孙中山遣员赴唐家湾促唐来会;次日复派汪精卫前往，邀唐出任财政总长，合力组织新政府。4月18日汪自唐家湾返回，转述唐的意见：“今既由国会以多数选出，余亦当然赞成。故闻孙公当选，即首先派人持余名刺前往道贺。至于财政总长一职，现政务甚简，余不愿担任。余只愿任一高等顾问，与胡君汉民相同而已。”
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随即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设总统府，组织政府，任唐绍仪为财政总长。唐称病迟不赴任，财政次长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前往促驾，唐依旧婉拒。此后，为应对新政府的反复敦请和外界盛传的脱离新政府的各种猜测，唐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均刻意营造与新政府合作的假象。
然而平心而论，非常总统选举告成之日，即是唐与孙的合作关系告终之时，在此之后，两人渐行渐远，再无同行。唐绍仪蛰居乡间的反复表态，不过是择机待时之余的虚应故事。
1922年6月，击败奉系独掌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以“法统重光”为旗号，拥戴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在内阁总理人选上，黎颇属意唐绍仪，后者积极响应，图谋北上组阁。虽然组阁计划很快胎死腹中，但唐绍仪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已然见诸实事。
1924年2月，站在革命时代潮头上的孙中山，回望曾经的同路人唐绍仪已是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在他看来，唐与段祺瑞、徐世昌同为已成过去之老辈，“国民现在正欢迎新人物”。一年后孙中山离世，唐绍仪论定孙氏功绩，虽对其一生中“各种之对人问题及意见之争论”不无微词，但也充分肯定“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两种评价虽出自彼此之口，然均堪称定评。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