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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金平县城北部的者米拉祜族乡背靠的大黑山脉是苦聪人聚集的主要区域。紧紧偎依在大黑山半腰深处的苦聪大寨，是历史上在者米山区最早定居，人数最多的苦聪村寨。在苦聪村寨中，又最具影响力，传统文化也最具有代表性。不久前的一天，我从者米乡政府驻地，乘13公里汽车到六六新寨旁的公路岔道口，又沿着弯曲的山路，足足爬了三个小时陡坡，浑身浸透了汗水，才走到苦聪大寨。
大寨现在有83户人家269人，是者米山区人户较多的苦聪寨子，老人回忆说，“苦聪人到者米一带已经有10代”大约200多年历史。大寨在苦聪村寨中占有“老寨”或是领头人的重要位置，不仅因为由她分岔建立的寨子多，还由于聚集的历史长，寨子里样样都“先进”：在县、乡单位当干部的、出去读书的多，会叫魂的、会找药的、弩打得准的、篾箩编得好的，胆子大的......说起大寨，山上山下的苦聪人都有故事。在一定意义上，大寨的发展就是苦聪人历史的一个缩影。
大寨躺卧在大黑山半腰的一条横梁上。一进寨子，平缓弯曲的山坡脊背两旁，是一幢一幢样子像山脚茨通坝傣族的吊脚竹楼。寨子的尽头，一棵棵粗壮高大的松树、冬瓜树及连绵荫绿的灌木丛林，紧接着与大黑山岭深处的茂密树林相接。寨中海拔高度1310米，背靠的大黑山峰2270米，大黑山岭又峦靠在3074米的西隆山峰之下。有意思的是，寨子、黑山、西隆山峰各自相依都呈三角形，远远看去，它们之间像是由近及远的三角形叠影，又像一个从小到大三个兄弟相依的影像。
我们进寨子时大约是中午12点，寨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影，老远远只见几个小娃娃喊着叫着在玩耍。刚进寨子，我对什么都新鲜。定眼看过山势环境，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见到人，想早些与苦聪人面对面地交谈。陪同我去大寨的乡干部朱华是个有经验的年轻人，先让我在一间竹楼的阳台坐下，再让路边的娃娃去找老人。娃娃们一下子就在寨子里叫着喊着，朱华便忙着去找村里的干部。
不大一会，竹楼的主人庙沙非就在几个娃娃的叫喊声中回来了。庙沙非今年79岁了，说话总是咪咪地笑。见面他忙道歉，说刚才是去看跑出去玩的孙子，生怕他摔着跤。不然他一天都在家。我忙递给老人香烟，向他说一些我是第一次到大寨，以前去过一些苦聪村寨等等寒暄的话。听说我从昆明来，老人眯着笑眼说：“好哦，昆明当真是个好地方。”说话中才知道，老人家1969年到过昆明。原来老人是苦聪人中最早的党员，那年是随州里的民族代表团去省城参观。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昆明的房子大，汽车多，菜好吃。
老人是幸福和幸运的。大寨现在70岁以上老人到过省城昆明或州府个旧（现州府在蒙自）的只有4人，40岁以上的也只有7个。出过远门的原因，主要是外出当兵、工作和打工。其中有个女的叫李干斗，1986年在县文工团做演员，到过个旧参加演出。据几年中我对者米山区的调查统计，无论是苦聪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者米这样的偏远山区，像他一样到过首都北京、省城昆明、州府个旧的老人也不是很多，大约只有10个左右。外出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组织的参观或参加各种各样的表彰会。者米山区40岁以上的苦聪人中，至今到过90公里外县城的，不足30%，到过60公里外勐拉大街市的，不足70%。约有20%5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没有走出过者米乡的地界。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苦聪村寨与外部世界尚有着巨大的阻隔。其实，在云南许多经济贫困的山区，都存在这种极度的自身封闭状况。而在现代的都市社会，快捷、多面的联结，是文明进步与发展中必备的。从这一点看来，者米山区要快速跟上外部世界的变化，最先做的事情，是要让山区的人多走出寨门，或者从电视、报刊等媒介中，多看看山外面的人们在干什么，多了解别人在怎么干。
寨子中70岁以上的老人不多，年龄最大的80岁，是一个姓李的阿婆，这几天病了，很少走出家门，我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她。庙沙非是目前寨子中年龄最大的男性老人，也是寨子的活字典。
和他聊起大寨的历史，老人就像数说自家故事：搬来大寨以前，寨中的人先在西隆山区的羊街、哀乐寨、猪寨聚集过。八岁那年，他随父亲迁到这里，最早来的只有20家人。老辈人看中这里，是因为大寨靠近老林，采集食物方便，水又好。寨子里地势高阔平缓，风小、凉爽。1951年，又有31家搬来。那时候，50多家人，已经是者米山区最大的苦聪村子。1962年，从苦聪大寨分出15户人家，迁移到半山坡新建南门寨，分出8家另外组成地棚寨。迁移到地棚的人家，开始几年不断有人搬回大寨。搬迁到南门的，1982年也迁回了大寨。1998年又一次迁移35户到南门，现在发展到了47户。听老人说，寨子中现在见到的傣式竹楼，都是近二十年来才有的，以前苦聪人住的房子，都是树枝围边，树叶盖顶的三角形棚棚。
还在说着，老人的儿子也回来了，自我介绍说，他是村民小组副组长。是个小官，一副严肃样，见面就是“你好你好”、“欢迎到来”的官话。弄得我也紧张起来，不自觉地与他握手、递烟，忙回敬“来麻烦了，请多多原谅”等一本正经的交际语言。一下子，弄得与老人有趣的交谈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一边与庙副组长应酬，我一边仔细观察他的眼神与动作。很快，凭我多年经验，从他一些显得生硬和不太熟练的肢体语言中，感觉到他对我的客气和礼节，不是源自内心的本色和习惯，而是一种“学习”来的做法。从中不禁让人感到，即使是在苦聪山寨，汉文化的进入和传播也是深透的，并且首先从官人的行为开始。但从个人的感觉，我还是喜欢他作为一个苦聪人本能中待客的简朴和直爽。
简单的寒暄后，又与老人随意聊天。进山问俗，先学几句苦聪话。在庙沙非老人校正下，用我习惯的汉语记音方式，记下一些简单常用的语词，边听边学，我感觉到苦聪人的历史文化中确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比如，他们对四季变化的具体记述方法与其它民族不同，虽然也用动物十二生肖来记，但十二生肖中尚无“龙”的记述，一年中四季的顺序是以猴为首，十二生肖动物的排列，都与当地其他民族和内地的汉族不同。可以看出，这种记述的方式虽然也受到汉文化影响，但其中确实反映了苦聪人在长期的密林生活中认识自然现象的一些特点。我推测，苦聪人聚集的西隆山区，活跃着长臂猿等诸多的猴子。很显然，选择以猴为岁月之首，大概是因猴子的灵巧，让与其为邻的苦聪人感受到了它生活的自由自在和采摘果物的灵巧，从而也就成为他们记忆中印象最深且最受苦聪人喜爱的林中动物。
在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现在可见的“传统”记年法，也多以“牛、虎”为记述之首。其中又以“龙”为年中重要的节气转换标记。其实，认真考察这些民族的传统信仰、生存环境，都不可能出现类似“龙”的概念或以此为核心的行为习俗。很显然，这些现象不过是受到现代汉文化中诸多“不得要领”的研究影响之后逐渐形成的。而在苦聪人的记年法中，看得出受到的外来汉文化影响还不深透，其中还较多地保留有他们自己观察自然的思维特点。比如在他们的记年法中，还没有龙的出现，一年的节气概念中也无“龙”主宰世间万物的含意。那些作为标记各种动物的排列顺序，多有与人的生活关系紧密程度的影子。从中我们也可以推论，大约在其他民族的记年方式演变中，最初也具有由无“龙”到有“龙”的过程。从这一角度又可推出，苦聪人的记年法是现在可以见到的较为“原始”的记年法了，也许，人们最早对自然的观察和知识的积累，都是从对自己身边的物体感觉开始的。
过了好一会，朱华和另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就来了。朱华介绍说，他叫马波得，是大寨村民小组的组长。朱华解释说，上午他去了地里，去了几个小娃才叫回来。刚才又在寨子上边他家里准备中午饭，村里的其他干部也在那里，现在来叫我去吃午饭。
接着，我一边和马组长礼节性地寒暄，一边仔细地观察他，马组长一副苦聪人的标准模样，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五的样子，脸庞虽然清瘦黝黑，神色却满有精神。说话声调低沉，音色有些沙哑，汉话说得清晰流畅。他向你说话时，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直遛遛地看着你，显得真诚有礼。别人对他讲话时，他头低着，给人感觉是一个认真接受的态度。还在交谈，又有小娃来叫“赶快去吃饭”。说是其他的干部来催促了，我只好先告别庙沙非老人，约好另找时间访问他。
苦聪人午饭吃什么
马组长家的竹楼在寨子中间，十多年前盖的，现在显得旧了。竹楼的下层堆放木柴杂物，一个角上围着竹篱笆，养着二头半大的猪。上层住人，内屋有20平米大小，光亮不够，有些灰暗。屋内的布局与坝区傣族相似：进门左面是一排分间卧铺，右面是大、小火塘、水缸、篾箩和堆放其它用物。
走进内屋时，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和我打招呼。马组长一一作了介绍，一共七八个人，寨子里带“长”字的干部都到了。寒暄之间，饭桌就摆好了，我看了看，主菜是一盘白水鸡和一碗腊肉，其它有炒木耳、香菇和三四种我叫不出名称的野菜。马组长给各位倒满白酒，欢迎的饭局就算开始了。边说话，我边一样样尝了尝各个碗里的菜。大家见我爱吃山间野菜，特别是野生的鲜木耳和香菇，话就多了起来。
我研究过滇南少数民族吃饭做菜方式的发展史。面对眼前摆出的酒菜，我知道既反映了苦聪人这些年日子好过的现实，也是他们传统生活不断变化的实际状况。就说那碗蘸水，品得出调味的作料和城里人做的一样齐全。滇南少数民族的蘸水调味，近百年中，经历了从盐水+辣椒，到+固体酱油+甜酱油+味精+花椒+蒜末+姜末+葱末+白胡椒+辣椒油+麻油的过程。炒菜的方式，也是经历了从埋藏在火焰灰中烧烤，到清水煮，到干闷，到煸炒，到加佐料，到煎炸蒸烩一步步演进的过程。
就苦聪人而言，我查阅过明清以来直到1950年的各种汉文献，均未见有关于他们做菜方式的描述。记得早在1968年，我曾询问过一同就读中学的苦聪人，据说，他们日常的做菜方式，都是将获取的鱼、鸟、岩羊等动物用火烤了吃，野菜、猪肉等做法是用清水煮了吃。佐料主要是盐巴和辣椒，有钱的人家再加调些固体酱油。1976年我到六六新寨访问时，当时的村长请我们一行吃午餐，食物主要是埋藏在火塘中烤熟的木薯和一碗清水煮青菜。入味的蘸水，即是一小碗盐巴加辣椒水。1998年我再到六六新寨访问，吃饭时有了炒菜，但看得出炒菜时清水放得很多。炒菜里也放了干辣椒和姜、葱等作料，但盐放得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说明他们还未能掌握好炒菜的方法。时间才过了两年，今天我看到桌子上的菜式已经具有相当水平。煮、炸、炒菜同时而上，火候、佐料也都掌握得当。我问了问，掌勺的大师傅原来出外当过兵，吃过大菜见过世面。由此而论，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是可以通过“看”就直接过渡而且快速发展起来的。
大寨的村委会
当天晚上有个村干部会，马组长邀请我参加，给大家讲讲我来做调研的事，碰上要大家帮助的事，他也好做协调。我也觉得合适，还试图从会议的言行中感觉他们对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就同意了。
开会的地点在一间村里的公房，有20个平方米大小，平时堆放公物用。我和马组长早早就到会场，一边向他了解些村中情况，一边等人。
苦聪大寨的干部会也同其他民族村寨一样，直到夜色黑尽人才开始来。我坐在屋子靠里的角落，仔细观察这群苦聪干部开会时的不同神色。
来开会的共有11个人，马组长介绍说是村民小组的成员和村党、团支部的干部。规格上已经是大寨的党政联席会议，算是表达村中各界对我的正式欢迎。马组长向大家介绍过我，我也简单说了来大寨做调研的意图，希望得到大家支持的客气话。
马组长主持会议，他先说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落实乡政府有关修筑乡村公路的劳工安排，传达乡上对村中小电站更换设备费用的补贴意见。
会议一开始，我就明显地感觉，苦聪人开会既有家族式相聚的特点，又有城中干部会议的形式。说有家族相聚的遗风，是因为马组长主持会议、或是每个人的发言，所用语言都很简略，大家说话的方式自由无拘，似乎说的只是件日常家务事，只消意会就行，你说一半，大家就已明白其中的意思。我特别注意到，每当有人发表意见，说话的人都有两个特定的动作，一是看一眼主持会议的马组长，二是开头语都要说：“阿哥说了…”好像是表现出对“家族长”的敬畏与尊重。说有机关干部会议的风格，是因为开会的方式很是正规，讨论的内容和程序一个个地来，人们发言互不插嘴，有时因讨论激烈会场乱了，只要马组长大声阻止，人们也就静了下来。而且，这两种特点时常都有交替出现，给我的总体感觉，大寨的村委会，还是一种现代会议文化对传统家族式相聚形式的浸入过渡。期间直接的原因，是村里的干部到乡、县开会多了，耳闻目睹地知道城里人们“开会的方式”。
苦聪人如何度过漫长的黑夜
大家的发言多说苦聪语，我听不懂。但感觉会议开得很顺利，直到夜里11点还讨论得热烈。我突然想去看看苦聪人如何度过漫长的黑夜。看看苦聪人家的夜生活内容，就先告辞退出了会场。
朱华陪同我在寨子中转了转，已经是夜里11点多，高高的夜空中看得见闪烁的星光，但村寨似乎太靠近茂密的森林，眼前的四周依然漆黑得伸手不见光景。苦聪人家很少养狗，夜色中虽有响动，却听不到狗叫。寨中的小路没有照明的路灯，缺少光亮也就缺少儿童玩耍的欢乐声。但在一些透亮着灯光的篱笆竹楼中，也透露出青年男女的欢笑和中年男子劝酒时的高声说话。听着这些掺杂快乐声响的场景，我不禁好奇地猜测：这个时候，苦聪人家的女主人在做什么呢，除了早早睡觉、收补老少衣物，她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夜间生活方式？
我们随意走进一户亮着微光的竹楼。进门前我先问了问，男主人叫马窝德，女主人叫杨苗（记音），家中有二个女儿，大的15岁，小的9岁。
夜晚的竹楼中显得有些昏暗，靠近屋内左边的火塘上空吊着一盏闪着暗红色的电灯，屋子内的景物要靠火塘的亮光才看得清楚。屋子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可见的财产不多，最显眼的是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和靠门口的一个装杂物的木柜子。柜子里面摆放有书、闹钟、泡酒和其它好东西。
聊了一下，知道马窝德全家4口人，种着1.5亩水田，2亩旱地，去年收获800来公斤稻谷，收入200来元现金，家中饲养有一条耕牛。马窝德家的经济，照2001年的状况，在寨子中才算“贫下中农”。
马窝德在家中是上门女婿，这在苦聪人中也算是一种常见的婚姻形式。苦聪人的传统游耕生活以小家庭为单位聚集，常常会有女孩不愿或是不能离家的状况。通常情况下，就寻找一个上门的女婿。上门的女婿只需在女方家中一起生活3-5年，就可带着妻子儿女独立门户或回到男方老家。马窝德是上门6年后才从妻家迁出另过的。迁居时两个娃娃还小，经济有困难，住房就随便盖一间应付，显得有些窄小简陋，直到现在还没有重新建盖。
女主人杨苗是个健谈活跃的人。我问她：“一个女人在家里有多大权利，说话或作的决定能不能算数。女人在晚上有些什么自己的玩法。”
杨苗笑笑就对我说：“在苦聪人家里，有事一般都是男人说了算。如果家中有老母亲，大一点的事，也会先告诉老人，老人如果特别反对，男人才会另外考虑。一般情况下，家里的事，两口子会简单商量一下，但对外，都是男人出面。”
听得出来，苦聪女人在家里没有多大的说话权，单独说的话，没有男人点头就不能算数。这种状况显然是与苦聪社会的父系制度相适应的。
说起女人的事，杨苗话就多了，她说:“女人有自己的好多玩法。到了晚上，不同年龄的人玩的都不一样。十几岁的女娃娃会一窝一窝地约着玩游戏；大点的姑娘会一起去找小伙子说话、看电视、做东西吃；有娃娃的女人主要在家做事情，或串门子借东借西说说话；年纪大的老人会三两个地在一起吃茶说说话，或者早早就睡觉了。女人的玩法，大多是关于自己的事。除了过年过节，寨子里的女人在一起唱唱跳跳的事不多。哪家有事或来了客人，女人就主要是做招待的事，不会出门。总的说，女人的事，除了小娃娃，主要是为了家务。”当我问杨苗:“你今天晚饭后去那里玩？”“去我二姐家帮说她姑娘要结婚的事。”杨苗笑笑说。
从与杨苗的交谈中，我觉得在苦聪人家，妇女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苦聪人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中，她们的生活，还是紧紧地和男人们联为一体，以家庭生活为中心。
通过上面对苦聪人生活的接触与观察，使我们对苦聪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了一个多面的概念：近五十年来，苦聪人与密林外的世界虽然也有广泛接触，但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保存较多的传统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或实际感悟到，在苦聪人的现实生活中，虽然很多方面，表面都已“现代”了，但其中仍留下许多从“原始”到“现代”的演变遗影。这就使我们能从其中探寻到苦聪文化的历史轨迹，进而从一个较小的视角探索人类文化演变的历史过程；苦聪人的社会在不断的演化中，充分展现出一种文化形式从初期形成到体系完备的既完整又具体的过程。这一点，也许是苦聪文化留给我们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东西。
大寨现在有83户人家269人，是者米山区人户较多的苦聪寨子，老人回忆说，“苦聪人到者米一带已经有10代”大约200多年历史。大寨在苦聪村寨中占有“老寨”或是领头人的重要位置，不仅因为由她分岔建立的寨子多，还由于聚集的历史长，寨子里样样都“先进”：在县、乡单位当干部的、出去读书的多，会叫魂的、会找药的、弩打得准的、篾箩编得好的，胆子大的......说起大寨，山上山下的苦聪人都有故事。在一定意义上，大寨的发展就是苦聪人历史的一个缩影。
大寨躺卧在大黑山半腰的一条横梁上。一进寨子，平缓弯曲的山坡脊背两旁，是一幢一幢样子像山脚茨通坝傣族的吊脚竹楼。寨子的尽头，一棵棵粗壮高大的松树、冬瓜树及连绵荫绿的灌木丛林，紧接着与大黑山岭深处的茂密树林相接。寨中海拔高度1310米，背靠的大黑山峰2270米，大黑山岭又峦靠在3074米的西隆山峰之下。有意思的是，寨子、黑山、西隆山峰各自相依都呈三角形，远远看去，它们之间像是由近及远的三角形叠影，又像一个从小到大三个兄弟相依的影像。
我们进寨子时大约是中午12点，寨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影，老远远只见几个小娃娃喊着叫着在玩耍。刚进寨子，我对什么都新鲜。定眼看过山势环境，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见到人，想早些与苦聪人面对面地交谈。陪同我去大寨的乡干部朱华是个有经验的年轻人，先让我在一间竹楼的阳台坐下，再让路边的娃娃去找老人。娃娃们一下子就在寨子里叫着喊着，朱华便忙着去找村里的干部。
不大一会，竹楼的主人庙沙非就在几个娃娃的叫喊声中回来了。庙沙非今年79岁了，说话总是咪咪地笑。见面他忙道歉，说刚才是去看跑出去玩的孙子，生怕他摔着跤。不然他一天都在家。我忙递给老人香烟，向他说一些我是第一次到大寨，以前去过一些苦聪村寨等等寒暄的话。听说我从昆明来，老人眯着笑眼说：“好哦，昆明当真是个好地方。”说话中才知道，老人家1969年到过昆明。原来老人是苦聪人中最早的党员，那年是随州里的民族代表团去省城参观。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昆明的房子大，汽车多，菜好吃。
老人是幸福和幸运的。大寨现在70岁以上老人到过省城昆明或州府个旧（现州府在蒙自）的只有4人，40岁以上的也只有7个。出过远门的原因，主要是外出当兵、工作和打工。其中有个女的叫李干斗，1986年在县文工团做演员，到过个旧参加演出。据几年中我对者米山区的调查统计，无论是苦聪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者米这样的偏远山区，像他一样到过首都北京、省城昆明、州府个旧的老人也不是很多，大约只有10个左右。外出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组织的参观或参加各种各样的表彰会。者米山区40岁以上的苦聪人中，至今到过90公里外县城的，不足30%，到过60公里外勐拉大街市的，不足70%。约有20%5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没有走出过者米乡的地界。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苦聪村寨与外部世界尚有着巨大的阻隔。其实，在云南许多经济贫困的山区，都存在这种极度的自身封闭状况。而在现代的都市社会，快捷、多面的联结，是文明进步与发展中必备的。从这一点看来，者米山区要快速跟上外部世界的变化，最先做的事情，是要让山区的人多走出寨门，或者从电视、报刊等媒介中，多看看山外面的人们在干什么，多了解别人在怎么干。
寨子中70岁以上的老人不多，年龄最大的80岁，是一个姓李的阿婆，这几天病了，很少走出家门，我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她。庙沙非是目前寨子中年龄最大的男性老人，也是寨子的活字典。
和他聊起大寨的历史，老人就像数说自家故事：搬来大寨以前，寨中的人先在西隆山区的羊街、哀乐寨、猪寨聚集过。八岁那年，他随父亲迁到这里，最早来的只有20家人。老辈人看中这里，是因为大寨靠近老林，采集食物方便，水又好。寨子里地势高阔平缓，风小、凉爽。1951年，又有31家搬来。那时候，50多家人，已经是者米山区最大的苦聪村子。1962年，从苦聪大寨分出15户人家，迁移到半山坡新建南门寨，分出8家另外组成地棚寨。迁移到地棚的人家，开始几年不断有人搬回大寨。搬迁到南门的，1982年也迁回了大寨。1998年又一次迁移35户到南门，现在发展到了47户。听老人说，寨子中现在见到的傣式竹楼，都是近二十年来才有的，以前苦聪人住的房子，都是树枝围边，树叶盖顶的三角形棚棚。
还在说着，老人的儿子也回来了，自我介绍说，他是村民小组副组长。是个小官，一副严肃样，见面就是“你好你好”、“欢迎到来”的官话。弄得我也紧张起来，不自觉地与他握手、递烟，忙回敬“来麻烦了，请多多原谅”等一本正经的交际语言。一下子，弄得与老人有趣的交谈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一边与庙副组长应酬，我一边仔细观察他的眼神与动作。很快，凭我多年经验，从他一些显得生硬和不太熟练的肢体语言中，感觉到他对我的客气和礼节，不是源自内心的本色和习惯，而是一种“学习”来的做法。从中不禁让人感到，即使是在苦聪山寨，汉文化的进入和传播也是深透的，并且首先从官人的行为开始。但从个人的感觉，我还是喜欢他作为一个苦聪人本能中待客的简朴和直爽。
简单的寒暄后，又与老人随意聊天。进山问俗，先学几句苦聪话。在庙沙非老人校正下，用我习惯的汉语记音方式，记下一些简单常用的语词，边听边学，我感觉到苦聪人的历史文化中确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比如，他们对四季变化的具体记述方法与其它民族不同，虽然也用动物十二生肖来记，但十二生肖中尚无“龙”的记述，一年中四季的顺序是以猴为首，十二生肖动物的排列，都与当地其他民族和内地的汉族不同。可以看出，这种记述的方式虽然也受到汉文化影响，但其中确实反映了苦聪人在长期的密林生活中认识自然现象的一些特点。我推测，苦聪人聚集的西隆山区，活跃着长臂猿等诸多的猴子。很显然，选择以猴为岁月之首，大概是因猴子的灵巧，让与其为邻的苦聪人感受到了它生活的自由自在和采摘果物的灵巧，从而也就成为他们记忆中印象最深且最受苦聪人喜爱的林中动物。
在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现在可见的“传统”记年法，也多以“牛、虎”为记述之首。其中又以“龙”为年中重要的节气转换标记。其实，认真考察这些民族的传统信仰、生存环境，都不可能出现类似“龙”的概念或以此为核心的行为习俗。很显然，这些现象不过是受到现代汉文化中诸多“不得要领”的研究影响之后逐渐形成的。而在苦聪人的记年法中，看得出受到的外来汉文化影响还不深透，其中还较多地保留有他们自己观察自然的思维特点。比如在他们的记年法中，还没有龙的出现，一年的节气概念中也无“龙”主宰世间万物的含意。那些作为标记各种动物的排列顺序，多有与人的生活关系紧密程度的影子。从中我们也可以推论，大约在其他民族的记年方式演变中，最初也具有由无“龙”到有“龙”的过程。从这一角度又可推出，苦聪人的记年法是现在可以见到的较为“原始”的记年法了，也许，人们最早对自然的观察和知识的积累，都是从对自己身边的物体感觉开始的。
过了好一会，朱华和另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就来了。朱华介绍说，他叫马波得，是大寨村民小组的组长。朱华解释说，上午他去了地里，去了几个小娃才叫回来。刚才又在寨子上边他家里准备中午饭，村里的其他干部也在那里，现在来叫我去吃午饭。
接着，我一边和马组长礼节性地寒暄，一边仔细地观察他，马组长一副苦聪人的标准模样，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五的样子，脸庞虽然清瘦黝黑，神色却满有精神。说话声调低沉，音色有些沙哑，汉话说得清晰流畅。他向你说话时，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直遛遛地看着你，显得真诚有礼。别人对他讲话时，他头低着，给人感觉是一个认真接受的态度。还在交谈，又有小娃来叫“赶快去吃饭”。说是其他的干部来催促了，我只好先告别庙沙非老人，约好另找时间访问他。
苦聪人午饭吃什么
马组长家的竹楼在寨子中间，十多年前盖的，现在显得旧了。竹楼的下层堆放木柴杂物，一个角上围着竹篱笆，养着二头半大的猪。上层住人，内屋有20平米大小，光亮不够，有些灰暗。屋内的布局与坝区傣族相似：进门左面是一排分间卧铺，右面是大、小火塘、水缸、篾箩和堆放其它用物。
走进内屋时，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和我打招呼。马组长一一作了介绍，一共七八个人，寨子里带“长”字的干部都到了。寒暄之间，饭桌就摆好了，我看了看，主菜是一盘白水鸡和一碗腊肉，其它有炒木耳、香菇和三四种我叫不出名称的野菜。马组长给各位倒满白酒，欢迎的饭局就算开始了。边说话，我边一样样尝了尝各个碗里的菜。大家见我爱吃山间野菜，特别是野生的鲜木耳和香菇，话就多了起来。
我研究过滇南少数民族吃饭做菜方式的发展史。面对眼前摆出的酒菜，我知道既反映了苦聪人这些年日子好过的现实，也是他们传统生活不断变化的实际状况。就说那碗蘸水，品得出调味的作料和城里人做的一样齐全。滇南少数民族的蘸水调味，近百年中，经历了从盐水+辣椒，到+固体酱油+甜酱油+味精+花椒+蒜末+姜末+葱末+白胡椒+辣椒油+麻油的过程。炒菜的方式，也是经历了从埋藏在火焰灰中烧烤，到清水煮，到干闷，到煸炒，到加佐料，到煎炸蒸烩一步步演进的过程。
就苦聪人而言，我查阅过明清以来直到1950年的各种汉文献，均未见有关于他们做菜方式的描述。记得早在1968年，我曾询问过一同就读中学的苦聪人，据说，他们日常的做菜方式，都是将获取的鱼、鸟、岩羊等动物用火烤了吃，野菜、猪肉等做法是用清水煮了吃。佐料主要是盐巴和辣椒，有钱的人家再加调些固体酱油。1976年我到六六新寨访问时，当时的村长请我们一行吃午餐，食物主要是埋藏在火塘中烤熟的木薯和一碗清水煮青菜。入味的蘸水，即是一小碗盐巴加辣椒水。1998年我再到六六新寨访问，吃饭时有了炒菜，但看得出炒菜时清水放得很多。炒菜里也放了干辣椒和姜、葱等作料，但盐放得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说明他们还未能掌握好炒菜的方法。时间才过了两年，今天我看到桌子上的菜式已经具有相当水平。煮、炸、炒菜同时而上，火候、佐料也都掌握得当。我问了问，掌勺的大师傅原来出外当过兵，吃过大菜见过世面。由此而论，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是可以通过“看”就直接过渡而且快速发展起来的。
大寨的村委会
当天晚上有个村干部会，马组长邀请我参加，给大家讲讲我来做调研的事，碰上要大家帮助的事，他也好做协调。我也觉得合适，还试图从会议的言行中感觉他们对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就同意了。
开会的地点在一间村里的公房，有20个平方米大小，平时堆放公物用。我和马组长早早就到会场，一边向他了解些村中情况，一边等人。
苦聪大寨的干部会也同其他民族村寨一样，直到夜色黑尽人才开始来。我坐在屋子靠里的角落，仔细观察这群苦聪干部开会时的不同神色。
来开会的共有11个人，马组长介绍说是村民小组的成员和村党、团支部的干部。规格上已经是大寨的党政联席会议，算是表达村中各界对我的正式欢迎。马组长向大家介绍过我，我也简单说了来大寨做调研的意图，希望得到大家支持的客气话。
马组长主持会议，他先说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落实乡政府有关修筑乡村公路的劳工安排，传达乡上对村中小电站更换设备费用的补贴意见。
会议一开始，我就明显地感觉，苦聪人开会既有家族式相聚的特点，又有城中干部会议的形式。说有家族相聚的遗风，是因为马组长主持会议、或是每个人的发言，所用语言都很简略，大家说话的方式自由无拘，似乎说的只是件日常家务事，只消意会就行，你说一半，大家就已明白其中的意思。我特别注意到，每当有人发表意见，说话的人都有两个特定的动作，一是看一眼主持会议的马组长，二是开头语都要说：“阿哥说了…”好像是表现出对“家族长”的敬畏与尊重。说有机关干部会议的风格，是因为开会的方式很是正规，讨论的内容和程序一个个地来，人们发言互不插嘴，有时因讨论激烈会场乱了，只要马组长大声阻止，人们也就静了下来。而且，这两种特点时常都有交替出现，给我的总体感觉，大寨的村委会，还是一种现代会议文化对传统家族式相聚形式的浸入过渡。期间直接的原因，是村里的干部到乡、县开会多了，耳闻目睹地知道城里人们“开会的方式”。
苦聪人如何度过漫长的黑夜
大家的发言多说苦聪语，我听不懂。但感觉会议开得很顺利，直到夜里11点还讨论得热烈。我突然想去看看苦聪人如何度过漫长的黑夜。看看苦聪人家的夜生活内容，就先告辞退出了会场。
朱华陪同我在寨子中转了转，已经是夜里11点多，高高的夜空中看得见闪烁的星光，但村寨似乎太靠近茂密的森林，眼前的四周依然漆黑得伸手不见光景。苦聪人家很少养狗，夜色中虽有响动，却听不到狗叫。寨中的小路没有照明的路灯，缺少光亮也就缺少儿童玩耍的欢乐声。但在一些透亮着灯光的篱笆竹楼中，也透露出青年男女的欢笑和中年男子劝酒时的高声说话。听着这些掺杂快乐声响的场景，我不禁好奇地猜测：这个时候，苦聪人家的女主人在做什么呢，除了早早睡觉、收补老少衣物，她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夜间生活方式？
我们随意走进一户亮着微光的竹楼。进门前我先问了问，男主人叫马窝德，女主人叫杨苗（记音），家中有二个女儿，大的15岁，小的9岁。
夜晚的竹楼中显得有些昏暗，靠近屋内左边的火塘上空吊着一盏闪着暗红色的电灯，屋子内的景物要靠火塘的亮光才看得清楚。屋子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可见的财产不多，最显眼的是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和靠门口的一个装杂物的木柜子。柜子里面摆放有书、闹钟、泡酒和其它好东西。
聊了一下，知道马窝德全家4口人，种着1.5亩水田，2亩旱地，去年收获800来公斤稻谷，收入200来元现金，家中饲养有一条耕牛。马窝德家的经济，照2001年的状况，在寨子中才算“贫下中农”。
马窝德在家中是上门女婿，这在苦聪人中也算是一种常见的婚姻形式。苦聪人的传统游耕生活以小家庭为单位聚集，常常会有女孩不愿或是不能离家的状况。通常情况下，就寻找一个上门的女婿。上门的女婿只需在女方家中一起生活3-5年，就可带着妻子儿女独立门户或回到男方老家。马窝德是上门6年后才从妻家迁出另过的。迁居时两个娃娃还小，经济有困难，住房就随便盖一间应付，显得有些窄小简陋，直到现在还没有重新建盖。
女主人杨苗是个健谈活跃的人。我问她：“一个女人在家里有多大权利，说话或作的决定能不能算数。女人在晚上有些什么自己的玩法。”
杨苗笑笑就对我说：“在苦聪人家里，有事一般都是男人说了算。如果家中有老母亲，大一点的事，也会先告诉老人，老人如果特别反对，男人才会另外考虑。一般情况下，家里的事，两口子会简单商量一下，但对外，都是男人出面。”
听得出来，苦聪女人在家里没有多大的说话权，单独说的话，没有男人点头就不能算数。这种状况显然是与苦聪社会的父系制度相适应的。
说起女人的事，杨苗话就多了，她说:“女人有自己的好多玩法。到了晚上，不同年龄的人玩的都不一样。十几岁的女娃娃会一窝一窝地约着玩游戏；大点的姑娘会一起去找小伙子说话、看电视、做东西吃；有娃娃的女人主要在家做事情，或串门子借东借西说说话；年纪大的老人会三两个地在一起吃茶说说话，或者早早就睡觉了。女人的玩法，大多是关于自己的事。除了过年过节，寨子里的女人在一起唱唱跳跳的事不多。哪家有事或来了客人，女人就主要是做招待的事，不会出门。总的说，女人的事，除了小娃娃，主要是为了家务。”当我问杨苗:“你今天晚饭后去那里玩？”“去我二姐家帮说她姑娘要结婚的事。”杨苗笑笑说。
从与杨苗的交谈中，我觉得在苦聪人家，妇女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苦聪人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中，她们的生活，还是紧紧地和男人们联为一体，以家庭生活为中心。
通过上面对苦聪人生活的接触与观察，使我们对苦聪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了一个多面的概念：近五十年来，苦聪人与密林外的世界虽然也有广泛接触，但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保存较多的传统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或实际感悟到，在苦聪人的现实生活中，虽然很多方面，表面都已“现代”了，但其中仍留下许多从“原始”到“现代”的演变遗影。这就使我们能从其中探寻到苦聪文化的历史轨迹，进而从一个较小的视角探索人类文化演变的历史过程；苦聪人的社会在不断的演化中，充分展现出一种文化形式从初期形成到体系完备的既完整又具体的过程。这一点，也许是苦聪文化留给我们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