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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梦有了车：而为了有车的美好生活，我们还应该做到什么。
驾驶座上的李帅浑身僵硬。
挂一挡，给油，刹车，摘挡……他的波尔多红“东风标致307”吐着白色蒸汽，在数百辆没牌的“裸车”队伍中小心翼翼，踉踉跄跄。
“我前天提的车，昨天才找的陪练，车不大熟。”这位满脸胡碴的男司机忙不迭地低头，有意不让乘客从后视镜中看到他眼镜片后的眼神。只有等待时，他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这是2010年12月23日早8点，距离北京出台治堵措施还剩七小时。
数百辆闪着各类金属光泽的进口高档汽车摩肩接踵地挤在北京北五环一旁的机动车检测场。这些昂贵的四驱玩具必须检测贴标，才能去拍车牌。
李帅顾不上观摩这场“车展”。他此时若知道这是北京市政府严格“限购”“限牌”措施颁布前购车的最后机会，也许会如释重负。
人为车狂
这是李帅的第一部车。
一家人的日常需要，一个月来北京车牌政策的动荡，让他终于下了决心，揣上自己和妻子的两张银行卡，打上车，赶往4S店加入抢车大军。在车行，这位32岁的北京“爷们儿”没怎么犹豫，就为这台“裸车”付了116800元。
“店里全是好几家人看一台车。所以我们只能搞到这颜色了，就这还是托车行朋友给说来的。”李帅无奈地摇摇头。
李帅一家人住北京南面的玉泉营，每个早晚都准时出现巨堵的车龙。以前，李帅上下班全靠“没谱”的公交车。“最受不了的是堵在路上，隔壁车道堵着的一辆小车里，车主在用暖水瓶慢慢喝水。这时我就会问，为什么我得受这个苦。”
但对许多人来说，买车，并不只意味着减轻上下班路上的痛苦。汽车，不只意味着方便和快捷，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还与许多其他因素关联。
“汽车之家”论坛的某版主郑飞(化名)家住北京西南三环，工作地点在同处于西三环的公主坟，乘公交很方便，路程也不过6.5公里。但他早在2006年就买了车。他承认，自己买车就是因为“感觉很拉风”。
在他的车友中，甚至有家境一般的孩子，才18岁，尚未拿到驾照，已经缠着父母要了一辆价值十几万的车。
在他看来，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拥有一辆小汽车，作为心理满足的虚荣大于实际出行的需要。
而老家在河北农村的陈女士，从北京开车回村，乡亲们见了不禁夸赞：“在北京混得不错呀J都买车啦!”“那一刻，”她坦承，“心里美滋滋的。”
在北京出台限车令措施之时，全国已经拥有9000万辆机动车，私家车也突破30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2010年1至11月，全国汽车销售量同比增长34％，而2009年的销售额则比2008年增长了46％。
抢购式的驾驶风格
纽约人高天瑞在北京住了15年。来到北京，高天瑞很快发现了北京司机的“牛气”。“有时候，如果我不并线，甚至不‘加塞儿’，很快就会有后面的车开始朝我哔哔叫，这一点真的让人为难。”这位美国人娴熟地用中文术语说。
在他眼中，北京的车主有些自私，有些粗鲁，而且他们都不把骑车者和行人放在眼里。但慢慢地，他也意识到，如果在北京开车不自私、不粗鲁，最终只有他自己被京骂贴上“真面”的标签。
最近，京城外籍人士圈里广泛流传着一个叫做《在北京开车》的电子文档。这个“洋段子”由12幅手绘草图组成，从一辆在十字路口准备抢道左转的黑色奥迪说起，讲述了北京的特权车、出租车、私家车、大公共、三轮车、快递摩托、自行车乃至行人，如何在一系列“蝴蝶效应”中造成一次正常绿灯区间的彻底混乱。
先是黑奥迪试图强行左转，却因为司机大“面”被迎面而来的出租车阻挡。就在双方犹豫之时，其身后的车辆见缝插针地疾走通过，这却给蚂蚁搬家式的摩托、自行车和行人留下了机会，于是大家一路疯跑。而正当这个路口看上去处于无政府主义的边缘之时，绿灯结束，路口居然恢复原样，直到下一个绿灯……
没人知道这个作品的原创者是谁，但大多数读者都认为，他用幽默的笔法，还原了北京交通某个真实的角落。
《纽约时报》这样形容北京的驾驶风格：“简直就像是节后减价销售——数十位购物者围着一个减价商品，推来挤去，争先恐后——而这里的情况是，争抢进入一条很可能早已被一辆出租车堵住了的交通车道。”
已有六年车龄的史君，对此感触更深：每天上路，总会碰到一些忽左忽右、哪个车道快就奔哪个车道挤的汽车。不过，让史君略感欣慰的是，它们水蛇一般在路上挤来窜去，最终还是等在红灯前，并且往往并没比她快多少。
“他们都应该看看《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在超市里选择最短的结账队伍往往并不是最快的。”她说，“开车也一样。”
在一些设置了左转弯车道的路段，总会看到有车辆从直行车道越过排队等候左转的车辆。直接插在路上或某两辆车的空隙，企图只排很少的时间，达到快速左转的目的。但如此一来，对于排队等候左转的车不公平，直行车道上正常行驶的车辆也会受影响。
“不顾规则和他人的利益，一心只想到自己如何方便，这是中国城市交通的一大弊端。”
这名外企高管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更深刻地了解了北京和其他地方交通的本质不同。她发现在东京、法国和美国，既然有规则，大家的本能是遵守规则；但在中国，人的本能是自己如何最方便，规则似乎只有在警察出现时才有用。
史君打比方说：20年前，中国人刚知道，遇危险时排队有序撤离才是最有效的，才渐渐进入了“排队社会”：而现在的汽车交通，不过是20年前的“排队社会”初期，而在她的东北老家，大概还只能算是“前排队社会”时期。
汽车教育
现在，北京每周都有超过8000人加入新手驾驶员的行列。尽管限车令吓跑了不少非京籍的学车族，但在位于北京城东北边的一所大型驾校，每星期仍有一千多人加入驾校学车的队伍。
这所驾校的精密熟练的驾驶证生产线运转了近20年。通过驾校与该区车辆管理部门的“合作”，只花费3000多元的“准入资金”，从法规培训到驾驶培训，再到科目验收、考试，想不通过?很难。
这吸引了更多希望尽快取得驾驶资格的无车一族。他们忍受着机械呆板的模拟驾驶器，以及之后的64小时与驾驶教练貌合神离的训练。
正在跟教练进行场地训练的廖卿说，有时候他的教练会让他坐在拔出钥匙的车里凭空练习换挡t教练本人却不知去向，打手机也不接。“他让我自己在车里练习想象中的‘倒车’”他说，“我们不过都是在进行应试训练。”
许多学习中的新手认为，驾校除了“用钱买驾照”之外，并不能教会他们真正的驾驶，更谈不上驾驶文化。
如果你因为粗心，忘记了驾照年审，惟一的办法也是再交一笔数额相同的钱，去驾校里“回炉”，方能重新获得驾驶车辆的资格。
在北京做专业陪练的刘建说，驾校的套路到了北京实际路面都没用。“驾校惟一教会人们的一点是：跟着我就能快快拿那个盖戳的本。”
幸运的时候，这种驾驶训练只会导致实际路段小事故频发。北京交管局指挥调度中心副主任张臣军说，追尾。剐蹭等微小事故的频繁发生，也是京城堵车的一大因素，“小事故越多，路也越堵。”
2010年，北京发生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酒后驾驶一辆英菲尼迪，在凌晨四点将一辆等红灯的派利奥撞成扁片，车内的父亲与女儿殒命，母亲身受重伤。悲痛、同情和感伤之余，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不知道酒后不能驾车?
曾非常流行的韩国电视剧中非常注意影视情节对社会的影响。比如，如果剧中主人公因失恋悲痛欲绝，在路边摊喝了一瓶烧酒，他肯定不会再开车，而是打车，或请代理驾驶。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影视剧，很少有此顾虑。喝了酒还开车的大有人在。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截至20lO年12月24日，全国共查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52.6万起，其中醉酒驾车占13.69％，达7.2万起。
史君说，她曾就日本良好的交通秩序和她的日本导游讨论过。询问过中国的状况后，导游开导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堵车情况很严重，交通也十分混乱。
日本政府决定从娃娃抓起，用一代人的时间来改善这种状况。交通警察到每一家小学的每一个班级，教给孩子们。在一个汽车社会应该如何参与交通，再由孩子们回家去教给父母。
与之相比，中国虽然可能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但解决的步伐还尚未迈开。“也就是说，我们在硬件上进人了汽车时代，但在软件上还没有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汽车文明。”史君说。
社会学者更愿意将这一点看作是中国的汽车社会远未成熟。“人们有了汽车的购买力，却因此丢失一颗平静的心。”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这样说。
驾驶座上的李帅浑身僵硬。
挂一挡，给油，刹车，摘挡……他的波尔多红“东风标致307”吐着白色蒸汽，在数百辆没牌的“裸车”队伍中小心翼翼，踉踉跄跄。
“我前天提的车，昨天才找的陪练，车不大熟。”这位满脸胡碴的男司机忙不迭地低头，有意不让乘客从后视镜中看到他眼镜片后的眼神。只有等待时，他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这是2010年12月23日早8点，距离北京出台治堵措施还剩七小时。
数百辆闪着各类金属光泽的进口高档汽车摩肩接踵地挤在北京北五环一旁的机动车检测场。这些昂贵的四驱玩具必须检测贴标，才能去拍车牌。
李帅顾不上观摩这场“车展”。他此时若知道这是北京市政府严格“限购”“限牌”措施颁布前购车的最后机会，也许会如释重负。
人为车狂
这是李帅的第一部车。
一家人的日常需要，一个月来北京车牌政策的动荡，让他终于下了决心，揣上自己和妻子的两张银行卡，打上车，赶往4S店加入抢车大军。在车行，这位32岁的北京“爷们儿”没怎么犹豫，就为这台“裸车”付了116800元。
“店里全是好几家人看一台车。所以我们只能搞到这颜色了，就这还是托车行朋友给说来的。”李帅无奈地摇摇头。
李帅一家人住北京南面的玉泉营，每个早晚都准时出现巨堵的车龙。以前，李帅上下班全靠“没谱”的公交车。“最受不了的是堵在路上，隔壁车道堵着的一辆小车里，车主在用暖水瓶慢慢喝水。这时我就会问，为什么我得受这个苦。”
但对许多人来说，买车，并不只意味着减轻上下班路上的痛苦。汽车，不只意味着方便和快捷，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还与许多其他因素关联。
“汽车之家”论坛的某版主郑飞(化名)家住北京西南三环，工作地点在同处于西三环的公主坟，乘公交很方便，路程也不过6.5公里。但他早在2006年就买了车。他承认，自己买车就是因为“感觉很拉风”。
在他的车友中，甚至有家境一般的孩子，才18岁，尚未拿到驾照，已经缠着父母要了一辆价值十几万的车。
在他看来，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拥有一辆小汽车，作为心理满足的虚荣大于实际出行的需要。
而老家在河北农村的陈女士，从北京开车回村，乡亲们见了不禁夸赞：“在北京混得不错呀J都买车啦!”“那一刻，”她坦承，“心里美滋滋的。”
在北京出台限车令措施之时，全国已经拥有9000万辆机动车，私家车也突破30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2010年1至11月，全国汽车销售量同比增长34％，而2009年的销售额则比2008年增长了46％。
抢购式的驾驶风格
纽约人高天瑞在北京住了15年。来到北京，高天瑞很快发现了北京司机的“牛气”。“有时候，如果我不并线，甚至不‘加塞儿’，很快就会有后面的车开始朝我哔哔叫，这一点真的让人为难。”这位美国人娴熟地用中文术语说。
在他眼中，北京的车主有些自私，有些粗鲁，而且他们都不把骑车者和行人放在眼里。但慢慢地，他也意识到，如果在北京开车不自私、不粗鲁，最终只有他自己被京骂贴上“真面”的标签。
最近，京城外籍人士圈里广泛流传着一个叫做《在北京开车》的电子文档。这个“洋段子”由12幅手绘草图组成，从一辆在十字路口准备抢道左转的黑色奥迪说起，讲述了北京的特权车、出租车、私家车、大公共、三轮车、快递摩托、自行车乃至行人，如何在一系列“蝴蝶效应”中造成一次正常绿灯区间的彻底混乱。
先是黑奥迪试图强行左转，却因为司机大“面”被迎面而来的出租车阻挡。就在双方犹豫之时，其身后的车辆见缝插针地疾走通过，这却给蚂蚁搬家式的摩托、自行车和行人留下了机会，于是大家一路疯跑。而正当这个路口看上去处于无政府主义的边缘之时，绿灯结束，路口居然恢复原样，直到下一个绿灯……
没人知道这个作品的原创者是谁，但大多数读者都认为，他用幽默的笔法，还原了北京交通某个真实的角落。
《纽约时报》这样形容北京的驾驶风格：“简直就像是节后减价销售——数十位购物者围着一个减价商品，推来挤去，争先恐后——而这里的情况是，争抢进入一条很可能早已被一辆出租车堵住了的交通车道。”
已有六年车龄的史君，对此感触更深：每天上路，总会碰到一些忽左忽右、哪个车道快就奔哪个车道挤的汽车。不过，让史君略感欣慰的是，它们水蛇一般在路上挤来窜去，最终还是等在红灯前，并且往往并没比她快多少。
“他们都应该看看《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在超市里选择最短的结账队伍往往并不是最快的。”她说，“开车也一样。”
在一些设置了左转弯车道的路段，总会看到有车辆从直行车道越过排队等候左转的车辆。直接插在路上或某两辆车的空隙，企图只排很少的时间，达到快速左转的目的。但如此一来，对于排队等候左转的车不公平，直行车道上正常行驶的车辆也会受影响。
“不顾规则和他人的利益，一心只想到自己如何方便，这是中国城市交通的一大弊端。”
这名外企高管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更深刻地了解了北京和其他地方交通的本质不同。她发现在东京、法国和美国，既然有规则，大家的本能是遵守规则；但在中国，人的本能是自己如何最方便，规则似乎只有在警察出现时才有用。
史君打比方说：20年前，中国人刚知道，遇危险时排队有序撤离才是最有效的，才渐渐进入了“排队社会”：而现在的汽车交通，不过是20年前的“排队社会”初期，而在她的东北老家，大概还只能算是“前排队社会”时期。
汽车教育
现在，北京每周都有超过8000人加入新手驾驶员的行列。尽管限车令吓跑了不少非京籍的学车族，但在位于北京城东北边的一所大型驾校，每星期仍有一千多人加入驾校学车的队伍。
这所驾校的精密熟练的驾驶证生产线运转了近20年。通过驾校与该区车辆管理部门的“合作”，只花费3000多元的“准入资金”，从法规培训到驾驶培训，再到科目验收、考试，想不通过?很难。
这吸引了更多希望尽快取得驾驶资格的无车一族。他们忍受着机械呆板的模拟驾驶器，以及之后的64小时与驾驶教练貌合神离的训练。
正在跟教练进行场地训练的廖卿说，有时候他的教练会让他坐在拔出钥匙的车里凭空练习换挡t教练本人却不知去向，打手机也不接。“他让我自己在车里练习想象中的‘倒车’”他说，“我们不过都是在进行应试训练。”
许多学习中的新手认为，驾校除了“用钱买驾照”之外，并不能教会他们真正的驾驶，更谈不上驾驶文化。
如果你因为粗心，忘记了驾照年审，惟一的办法也是再交一笔数额相同的钱，去驾校里“回炉”，方能重新获得驾驶车辆的资格。
在北京做专业陪练的刘建说，驾校的套路到了北京实际路面都没用。“驾校惟一教会人们的一点是：跟着我就能快快拿那个盖戳的本。”
幸运的时候，这种驾驶训练只会导致实际路段小事故频发。北京交管局指挥调度中心副主任张臣军说，追尾。剐蹭等微小事故的频繁发生，也是京城堵车的一大因素，“小事故越多，路也越堵。”
2010年，北京发生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酒后驾驶一辆英菲尼迪，在凌晨四点将一辆等红灯的派利奥撞成扁片，车内的父亲与女儿殒命，母亲身受重伤。悲痛、同情和感伤之余，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不知道酒后不能驾车?
曾非常流行的韩国电视剧中非常注意影视情节对社会的影响。比如，如果剧中主人公因失恋悲痛欲绝，在路边摊喝了一瓶烧酒，他肯定不会再开车，而是打车，或请代理驾驶。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影视剧，很少有此顾虑。喝了酒还开车的大有人在。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截至20lO年12月24日，全国共查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52.6万起，其中醉酒驾车占13.69％，达7.2万起。
史君说，她曾就日本良好的交通秩序和她的日本导游讨论过。询问过中国的状况后，导游开导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堵车情况很严重，交通也十分混乱。
日本政府决定从娃娃抓起，用一代人的时间来改善这种状况。交通警察到每一家小学的每一个班级，教给孩子们。在一个汽车社会应该如何参与交通，再由孩子们回家去教给父母。
与之相比，中国虽然可能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但解决的步伐还尚未迈开。“也就是说，我们在硬件上进人了汽车时代，但在软件上还没有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汽车文明。”史君说。
社会学者更愿意将这一点看作是中国的汽车社会远未成熟。“人们有了汽车的购买力，却因此丢失一颗平静的心。”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