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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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关注外来音乐引进潮,不是为了提倡中国流行音乐创作和推广市场的全面“西方化”,也不是为中国音乐树立未来的“偶像标杆”,而是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在“西潮”中重新思考前行的方向,少一些好大喜功,多一些沉淀、多一些远见、多一些真诚。
  最近我们的文化理论界频频提及到“二度西潮”,这对中国流行音乐音乐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二度西潮”和现当代中国音乐现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一最重要的直观文化现象表明:我们的文化自信正在逐步确立,中国流行音乐界的“开眼看世界”正在从一开始的眩晕不安,骚动甚至抵触,变为逐步常态化。我想这是因为时代潮流的涌动以及城市中的中产阶层的增长和开放心态的包容。著名音乐评论家水木亚丁在前几年就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时尚艺术形式,无论从国家级的CCTV一直到各种网络音乐平台,早已经成为了我国当代音乐活动的主流样式。大量城市中产阶层出现之后,随着他们对时尚文化消费需要的成倍增长,相应的艺术市场必然增温。另外我们还看到:年轻观众也成长起来了。年轻的群体尤其是“80后”和“90后”的这一部分观众,他们有自己的文化需求和特别自主的文化选择。所以是中产阶层和年轻观众这二者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市场的繁荣。
  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说不是“二度西潮”搅活了中国的音乐市场,而是中国音乐市场已经培育起来了以逐步顺应形势,才有了所谓二度西潮的来临。但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本土音乐没有完成很好的市场回应。在我看来,我们的原创音乐作品依旧低迷,自千禧年以来的“原创作品荒”现象还是存在。整体看即便有这么多的音乐,但是在总量上来说却还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我们号称要建构中国西部文化高地的四川。作为四川省十大艺术创作工程之一的“唱响四川——百姓喜爱的歌曲”音乐创作活动,由于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和全省音乐人的努力,征集来稿可谓踊跃,规模也可谓空前,形式也可谓多样。但是我省音乐界资深专家的一句评价我至今记忆犹新,据他说:参赛作品大多品质单薄,质量堪忧,不容乐观。他表示“重整山河待后生”,寄希望于我省年青一代音乐人,尤其是青年艺术家、评论家的崛起。我很同意他的这个基本判断和概括。
  我国文艺要繁荣,要发展,都离不开新一代青年人参与和青年艺术家、评论家的努力和贡献。特别是在当今时代,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青年文艺评论家更应成为文艺评论的生力军、先锋队,成为文艺评论事业继往开来,发展创新,永葆生机活力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青年文艺评论家知识结构新、思想活跃,紧贴文艺实践发展动态,与文艺思潮、文艺创作的联系更为紧密,天然地容易了解和接受新鲜事物,能够及时把握住当下音乐作品、文艺市场现象的变化,赶上瞬息万变的文艺发展潮流。我们寄希望于青年文艺评论家们:要加强理论学习,找准成长方向;坚守家国情怀,增强责任担当;提高专业素养,书写锦绣文章,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文艺界、文艺评论界以及全社会都应关心支持青年文艺评论家的成长。
  探讨这些音乐现象的来龙去脉、辨析这些外来音乐的审美价值和创作特色固然重要,但是在开阔眼界、饱览景观之余还需要冷静地思考:在新的发展阶段,什么样的外来音乐是我们最需要的?它们的艺术价值是否被真正的发掘并为我所用?我们的当代音乐原创作品距离国际主流音乐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们注意到,确实有不少音乐作品实现了与国际音乐大致的同步。这些类型丰富的作品不仅见证了中国流行音乐演出市场渐趋开放的姿态和步伐,而且拉近了中国与世界音乐舞台的距离。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如此大规模的引进背后,我们的引进标准和选音乐原则是什么?哪些外来音乐是我们本土音乐土壤最缺失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答案。很多打着“国际”、“全省首届”之类招牌的音乐节实际上就是大杂烩、拼盘式的拼凑,音乐演出安排失当屡见不鲜,艺术质量参差不齐,主办方缺少对于超大项目的总体考量和艺术规划。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眼光,更需要魄力和坚持。
  我们今天关注外来音乐引进潮,不是为了提倡中国流行音乐创作和推广市场的全面“西方化”,也不是为中国音乐树立未来的“偶像标杆”,而是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在“西潮”中重新思考前行的方向,少一些好大喜功,多一些沉淀、多一些远见、多一些真诚。让音乐回归音乐,让音乐与我们的当下社会生活走得更近、更接地气、更真实一些,给音乐更多思想碰撞、人性反思的光亮。
  随着大量的域外西方流行音乐音乐不断出现在我们的各种媒体平台上,在持续的热潮中大浪淘沙与泥沙俱下。优秀的作品的舞台呈现所展示出的思想性、文学性、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以及作品内在蕴含的爆发力、张扬的音乐精神,都让人充分体会到了优秀外来文化对于人文精神的张扬,对人本体的重视、对于艺术品质和精神内涵的追寻与坚守。反观中国当下乐坛的现状,演出和选秀的热闹,中国音乐的演出团体、演出类型以及演出剧目的内容和形式等,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创作自由度和大量资金的支持。但是若从回归艺术创作的本质,并以诸多优秀的国外音乐为参照,那么我们不管专业院团还是民营院团、主流还是边缘的音乐创作,在艺术本质上的多元化突破显然尚未得到真正的实现。
  审视近年“西潮音乐”来华演出传播的热潮、发现差距和反思自身问题的同时,如何才能举一反三、借鉴学习西方现代音乐艺术的经验变得更为迫切。我们应该正视差距,在进行细致、专业地解析的同时,重新认识我们自身的传统、特点和优势,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更好地借鉴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经验,将现代音乐与本民族的特质相结合,才能真正锻造出具有中国民族个性化风格的时尚音乐精品。
  外来音乐引进潮对国内音乐艺术界有很直观的帮助,文化管理者和有关机构方面之所以引进这么多国外的流行音乐音乐样式,我想是为了让我们看到,音乐在我们现有经验之外还有多少可能性,还有多少对于我们十分陌生的创作实践,还有多少没有想到的观念意识。就是大家去看很多、去了解很多在我们经验之外的东西。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才能对西方音乐所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方式,这还不只是去表面地了解它们在艺术形式方面、传播以及舞台技术方面的变化,而是了解他们整个音乐形态的整体发展。实际上,欧美日韩流行音乐现阶段已经发展到了用我们原有经验已难以想象的程度。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新的艺术观察视角又出现了,世界仿佛被压缩了,新的艺术天地触手可及。音乐家们游走于全球各地不同类型的国际演出场所,混迹于不同的文化、信仰空间,使他们产生了时空表达上新的艺术语言,传递着他们对‘身份认同’新的身体感知,即个体的‘全球在地化’,这不是单纯‘西潮’的影响,而是一种全球在地化的思维方式。世界发展潮流对音乐带来了很多巨大的冲击,比如人性的关怀、人性的开掘以及样式、形态以及表演等更多音乐可能性。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美学传统长期以来,大多是以平面单一结构式的为主,它的叙事方式、时空概念,跟西方叙事样式不太一样。特别在审美上不一定更注重人性开掘,它似乎在很表象的层面上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关注西方这些方式的时候,所追寻的目标是不是就是人家西方的那个东西?我想这只能说西方艺术表达是一个可能性,是一个参照物,但不一定是我们追求的完整的终极目标。而且目前有些人囫囵吞枣式、照猫画虎地采取套用西方的样式来做我们民族化的流行音乐和其他形式的现当代音乐作品,最后的呈现总是不免给人有一种山寨感。
  基于此,我认为:第一、当谈“二度西潮”的时候,“谈虎色变”已属迂腐,被动接受为下策,我们其实应该把它放在大的文化背景里来看待它;第二、积极借鉴西方各国的优秀音乐文化遗产,主要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在新时期发展出我们中华民族更好的音乐艺术作品;第三、讨论“二度西潮”,说明我们仍然处在新文化所延续的脉络当中,对此。我们应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古今中西相互矛盾交织的一张十分巨大的脉络之中,现在我们可能处于一个不一样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更加有文化自信、更加有世界眼光的时代。重新面对我们历史上曾经面临的这些问题,并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做出当下不一样的思考和抉择,这才是我们音樂人应该去努力的。而且,这种积极地思考会对今后我们的音乐事业发展或许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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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所研究员,四川郭沫若学会副会长,《郭沫若学刊》副主编,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20世纪文化泰斗:郭沫若》《郭沫若美學思想研究》《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艺美学比较研究》《四川抗战文化地理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三次荣获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推荐理由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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