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和公共决策，是艺术的、春风拂面的，有较高的“人性化”指数的；同时，更应是规则的、科学的、充满锐意和创新力量的。
　　
　　
　　历史学家们认为，政治舞台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不断地创造着公共政治，改变着争论的话题和行动条件。当2006年地方决策十大新锐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人们再一次感到，人物尤其是新锐人物，他们不仅是历史的焦点，也是现实的焦点，更是公共决策的焦点。
　　古希腊城邦曾通过陶片放逐制度来捍卫城邦的平民性，防止“分量”过重的“超凡魅力”人物过度主导城邦公共生活。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含义，也无不蕴含着集体理性、公众参与、防止个人专断的价值。然而不可回避的一点是，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中，还是在现实世界的不同角落里，人们都不得不借助于“人物”个体的眼界、水准、臂力和政治艺术，来推动或实现某种目标。历史走到今天，虽然文明积淀日益丰厚，我们既定的依傍日多，但是意气风发的“新锐”人物，永远是一种社会需要。尤其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勇于探索、锐意进取、敢于作为的新锐人物，就更有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旷达意味。
　　陈光从诸城改革到“突破菏泽”、蒋国星力破睢宁困局，贾玉文在静乐的“反贫困试验”，陈宝生发起兰州“治庸风暴”，都演绎出一种宝贵的新锐精神。
　　我们在十大决策新锐人物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开拓的锐气和精神，更有一种公共治理上的科学态度和公共行政的内在逻辑。原邯郸市委书记聂辰席推动邯郸的“阳光行政”表明，政府行为与社会大众休戚相关，最具有公开性、透明度特征。而透明度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内质，更是清明、开明、光明的直观诠释。透明的行政行为，总比混浊的、神秘化倾向的行政更具有民意向心力。人们在检视历代政治得失时，一直把人走政息、政随人变视为官场宿病，但是张新实坚守宿迁改革，在仇和离任后挺身而出，坚定不移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让人们看到了公权行为所具有的稳定性、连贯性的应有品质。《左传·昭公四年》说：“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今天，一名通达的领导者，不在于刻意表现自己的所谓“个性”风格，而更在于他会不会体晤、顺应和演绎公共精神和公共逻辑。
　　体制问题是政府行为和公共行政效率的核心。古往今来，体制和制度的进步，是历史的真正进步。而人类的经验表明，体制的探索和创新，最需要付出智慧和勇气。蔡德坤主持的罗田政改，探索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常任制、党代会年会制，取消县委常委，实行县委委员交叉任职等；鞠秀礼的“沈河模式”，探索建立负全责、有权威的信访和矛盾调处新体制，让人们看到他们超越一般表面问题，聚焦和深入于体制问题、勇于探索的睿智与勇敢。
　　政府的基本行为是公共决策，决策的本质是选择活动，公共决策的本质就是要通过理性科学的选择，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行为和公共决策，是艺术的、春风拂面的，有较高的“人性化”指数的；同时，更应是规则的、科学的、充满锐意和创新力量的。而这些，我们从入选的十大决策新锐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不仅创造了2006年公共舞台上的动人故事，更是新一年创新精神的先导和春风。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