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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讲的是晋商的故事，中国古代有很多出商人的地方，商业的地域性分布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重农抑商的政策
今天，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环顾四周都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的衣食住行、日用百货，都离不开购买商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分工和贸易能够神奇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商品交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在今天看来，没有商业贸易的社会已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古代中国，封建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不约而同的政策，逐利四方的商人被看作社会的蛀虫和不安定因素。
中国古代抑商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三类。一是专卖制度，政府对盐、酒、铁、茶等物资进行垄断经营，不允许民间经营。盐、铁等物资为生产生活所必需，消费量大，成本低，利润丰厚。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大商人都是经营盐、铁业的。将盐铁收归官营，对于打击富商大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可收立竿见影的成效。因此，自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后，历代皆效仿此法，且专营的范围不断扩大，到明清两代，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列入官营范围。二是对商人课以重税。商鞅变法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汉代征收人头税，规定“贾人倍算”（商人的人头税按双倍征收）。自汉以后，历代莫不重征商税，“寓禁于征”。三是政治上的歧视。在“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商人处于四民之末。有的时候经商甚至等同于犯罪，秦汉时强迫有罪之人戍边，其中就有“贾人”一类。很多朝代都不允许商人做官。汉朝法律规定：“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唐《选举令》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明清时代也有商人子孙数世之内不许参加科举的规定。日常生活方面也对商人有诸多歧视和限制。比如，汉高祖时商人不能穿丝织品，不能乘车。晋代法律规定商人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明太祖亦曾下诏：“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细纱。”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扼制商业呢？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商人逐利四方，破坏户籍制度，增加人口的流动性，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以耕种土地为生，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繁衍生息，形成家族。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稳定的。而商人的生活是在价低的地方购进货物，再去价高的地方卖出，为了追逐利益四处奔走，远离家乡宗族，因此商人历来被看作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二、商人通过贸易获得厚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北方的马匹、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各地的出产依靠商人的贸易活动得以在全国流通。商人根据时机买卖货物，贱买贵卖，囤积居奇，往往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富商大贾富可敌国，交结王侯，势力比朝廷官员还大；虽然不耕不织，也没有一官半职，但享受的荣华富贵却超过王公贵族。商人依靠自己雄厚的财力僭越了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打击商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与儒家传统道德相抵牾。孔子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均贫”的理念，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必需的和必然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人们的最高愿望是温饱而不是富有。“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最著名的题目之一，“义”就是道义，“利”就是物质利益，儒家思想是重道义而耻于言利的。《论语》说：“子罕言利”，孟子说：“以义治国，何必言利”，将追求利益看作是可耻的事情。而商人则正相反，追逐物质利益是商业活动的唯一目标。所以，自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后，商人的逐利活动就再也没有堂堂正正的地位了。这种对商业的鄙视渗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甚至比政治、经济、法律上对商业的遏制影响更大。
中国古代各地商帮
自先秦时代起，中国的商业的地域分布已开端倪。唐代的胡商，元代的吴中商人，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直到近代的江浙商人，各地商帮随朝代的更迭而消长，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古代各地的商帮是如何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位置和物产。比如春秋战国时齐国商业的发展就有赖于海盐的出产。战国时越国的大臣范蠡辅助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他之所以选择陶地作为自己的行商之地，就是因为“陶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与各诸侯国之间四通八达，方便货物交易。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政策。比如，近代上海商业的繁荣得益于它是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尤其是特区城市的繁荣，也主要是政策上的原因。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市场的形成，各地商人的地域特色更加明显，各地商人经营的行业、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各有不同，以至有“十大商帮”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徽商和晋商。
徽商：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祁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徽商大致产生于明中叶，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称雄三百年。在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史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徽商主要经营四大行业：盐业、布业、茶业和木业。其中盐业的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徽商的兴衰都与盐业有密切关系。
徽州属于山区，山多田少，发展农业存在先天的劣势，但徽州物产丰富，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丰富，所以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
明代中期徽商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政府盐业政策的改变。明初，由于边防需要，政府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召商往边地输送军粮，所付的酬劳不是银两而是盐引——一种卖盐的资格凭证，商人拿着盐引可以在盐场取盐，再往各地行销，这种制度叫做“开中法”。徽商就抓住这个机会进军盐业。但是，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所以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渐渐不那么严格了。纳粮办引与支盐行销可以分开，于是盐商就分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徽商由于与两淮盐场距离较近，所以成为内商的主力。后来，徽商在盐业中的优势地位固定下来，逐渐形成垄断。垄断利润丰厚的盐业，使徽州商人成为海内巨富。
徽商的兴起靠的是官商结合垄断盐业市场，而徽商的衰落则缘于这种垄断市场的结束。盐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必须依附盐官及朝廷官吏，这种官商互惠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善于结交官府，盐政官员每年大笔的费用开支都是盐商提供，费用之大超出常人想象。徽商对朝廷的报效大多得到回报，有不少人封官进爵，成为红顶商人。徽州盐商在政府实行“纲盐制”时，受政策保护是最多的。但在清道光年间政府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徽州从此一蹶不振。徽商的布匹、典当、茶叶、木材等生意在清末也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这些都是导致徽商衰落的因素。
晋商：晋商就是山西商人。晋商与徽商齐名，但财力更为雄厚，清龚自珍称山西“海内最富”。在晋商的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是两件事，一是走西口，二是创立中国金融业。
山西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的称谓，北边和内蒙古草原相邻，南边隔着黄河与广阔的中原地区相望。自古以来山西商人就利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互补性来进行商品交换。走西口大概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当时防御蒙古的边防部队需要大量军需产品，山西处在中原地区与蒙古的交通道上，很多山西人就适应这种需要到边防重镇去发展贸易，这就是走西口。西口指位于内蒙古、山西交界处的杀虎口，这里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也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公元1690年，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晋商范毓滨又为输送军粮立了功，被授予二品官衔并取得了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进一步拓开了西北市场。
“融通天下”的山西票号：票号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贸易全要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也得靠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家，不仅费用高而且也不安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晋商雷履泰经营“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于是就有人在北京将银钱交给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再在平遥总号取款，实现异地汇兑。开始这种异地拨兑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雷履泰觉得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创立“日升昌”，专营汇兑。随着日升昌的发展，除民间汇款以外，政府的公款有时也来托办汇兑；业务也由单纯的汇兑发展为吸收存款和放贷，生意一派兴旺。有了“日升昌”的经验，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覆盖全国，融通天下的山西金融业。
金融业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极为敏感的，当社会经济环境繁荣稳定时，金融业能得到比较稳定的发展，而当社会经济环境不稳定，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的时候，由于倒闭企业的贷款不能清还，形成大量坏账，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损失。19世纪70年代以前，山西票号的坏账比较少，但是清末民初，军阀混战，不少城市遭兵乱和焚抢，加上外国资本的冲击，造成工商业一批批倒闭，票号坏账大量增加，放款收不回来，无力支付存款，纷纷关门垮台了。
【责任编辑】林京
重农抑商的政策
今天，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环顾四周都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的衣食住行、日用百货，都离不开购买商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分工和贸易能够神奇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商品交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在今天看来，没有商业贸易的社会已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古代中国，封建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不约而同的政策，逐利四方的商人被看作社会的蛀虫和不安定因素。
中国古代抑商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三类。一是专卖制度，政府对盐、酒、铁、茶等物资进行垄断经营，不允许民间经营。盐、铁等物资为生产生活所必需，消费量大，成本低，利润丰厚。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大商人都是经营盐、铁业的。将盐铁收归官营，对于打击富商大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可收立竿见影的成效。因此，自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后，历代皆效仿此法，且专营的范围不断扩大，到明清两代，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列入官营范围。二是对商人课以重税。商鞅变法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汉代征收人头税，规定“贾人倍算”（商人的人头税按双倍征收）。自汉以后，历代莫不重征商税，“寓禁于征”。三是政治上的歧视。在“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商人处于四民之末。有的时候经商甚至等同于犯罪，秦汉时强迫有罪之人戍边，其中就有“贾人”一类。很多朝代都不允许商人做官。汉朝法律规定：“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唐《选举令》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明清时代也有商人子孙数世之内不许参加科举的规定。日常生活方面也对商人有诸多歧视和限制。比如，汉高祖时商人不能穿丝织品，不能乘车。晋代法律规定商人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明太祖亦曾下诏：“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细纱。”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扼制商业呢？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商人逐利四方，破坏户籍制度，增加人口的流动性，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以耕种土地为生，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繁衍生息，形成家族。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稳定的。而商人的生活是在价低的地方购进货物，再去价高的地方卖出，为了追逐利益四处奔走，远离家乡宗族，因此商人历来被看作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二、商人通过贸易获得厚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北方的马匹、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各地的出产依靠商人的贸易活动得以在全国流通。商人根据时机买卖货物，贱买贵卖，囤积居奇，往往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富商大贾富可敌国，交结王侯，势力比朝廷官员还大；虽然不耕不织，也没有一官半职，但享受的荣华富贵却超过王公贵族。商人依靠自己雄厚的财力僭越了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打击商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与儒家传统道德相抵牾。孔子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均贫”的理念，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必需的和必然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人们的最高愿望是温饱而不是富有。“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最著名的题目之一，“义”就是道义，“利”就是物质利益，儒家思想是重道义而耻于言利的。《论语》说：“子罕言利”，孟子说：“以义治国，何必言利”，将追求利益看作是可耻的事情。而商人则正相反，追逐物质利益是商业活动的唯一目标。所以，自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后，商人的逐利活动就再也没有堂堂正正的地位了。这种对商业的鄙视渗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甚至比政治、经济、法律上对商业的遏制影响更大。
中国古代各地商帮
自先秦时代起，中国的商业的地域分布已开端倪。唐代的胡商，元代的吴中商人，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直到近代的江浙商人，各地商帮随朝代的更迭而消长，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古代各地的商帮是如何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位置和物产。比如春秋战国时齐国商业的发展就有赖于海盐的出产。战国时越国的大臣范蠡辅助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他之所以选择陶地作为自己的行商之地，就是因为“陶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与各诸侯国之间四通八达，方便货物交易。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政策。比如，近代上海商业的繁荣得益于它是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尤其是特区城市的繁荣，也主要是政策上的原因。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市场的形成，各地商人的地域特色更加明显，各地商人经营的行业、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各有不同，以至有“十大商帮”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徽商和晋商。
徽商：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祁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徽商大致产生于明中叶，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称雄三百年。在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史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徽商主要经营四大行业：盐业、布业、茶业和木业。其中盐业的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徽商的兴衰都与盐业有密切关系。
徽州属于山区，山多田少，发展农业存在先天的劣势，但徽州物产丰富，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丰富，所以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
明代中期徽商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政府盐业政策的改变。明初，由于边防需要，政府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召商往边地输送军粮，所付的酬劳不是银两而是盐引——一种卖盐的资格凭证，商人拿着盐引可以在盐场取盐，再往各地行销，这种制度叫做“开中法”。徽商就抓住这个机会进军盐业。但是，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所以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渐渐不那么严格了。纳粮办引与支盐行销可以分开，于是盐商就分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徽商由于与两淮盐场距离较近，所以成为内商的主力。后来，徽商在盐业中的优势地位固定下来，逐渐形成垄断。垄断利润丰厚的盐业，使徽州商人成为海内巨富。
徽商的兴起靠的是官商结合垄断盐业市场，而徽商的衰落则缘于这种垄断市场的结束。盐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必须依附盐官及朝廷官吏，这种官商互惠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善于结交官府，盐政官员每年大笔的费用开支都是盐商提供，费用之大超出常人想象。徽商对朝廷的报效大多得到回报，有不少人封官进爵，成为红顶商人。徽州盐商在政府实行“纲盐制”时，受政策保护是最多的。但在清道光年间政府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徽州从此一蹶不振。徽商的布匹、典当、茶叶、木材等生意在清末也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这些都是导致徽商衰落的因素。
晋商：晋商就是山西商人。晋商与徽商齐名，但财力更为雄厚，清龚自珍称山西“海内最富”。在晋商的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是两件事，一是走西口，二是创立中国金融业。
山西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的称谓，北边和内蒙古草原相邻，南边隔着黄河与广阔的中原地区相望。自古以来山西商人就利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互补性来进行商品交换。走西口大概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当时防御蒙古的边防部队需要大量军需产品，山西处在中原地区与蒙古的交通道上，很多山西人就适应这种需要到边防重镇去发展贸易，这就是走西口。西口指位于内蒙古、山西交界处的杀虎口，这里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也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公元1690年，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晋商范毓滨又为输送军粮立了功，被授予二品官衔并取得了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进一步拓开了西北市场。
“融通天下”的山西票号：票号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贸易全要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也得靠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家，不仅费用高而且也不安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晋商雷履泰经营“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于是就有人在北京将银钱交给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再在平遥总号取款，实现异地汇兑。开始这种异地拨兑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雷履泰觉得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创立“日升昌”，专营汇兑。随着日升昌的发展，除民间汇款以外，政府的公款有时也来托办汇兑；业务也由单纯的汇兑发展为吸收存款和放贷，生意一派兴旺。有了“日升昌”的经验，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覆盖全国，融通天下的山西金融业。
金融业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极为敏感的，当社会经济环境繁荣稳定时，金融业能得到比较稳定的发展，而当社会经济环境不稳定，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的时候，由于倒闭企业的贷款不能清还，形成大量坏账，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损失。19世纪70年代以前，山西票号的坏账比较少，但是清末民初，军阀混战，不少城市遭兵乱和焚抢，加上外国资本的冲击，造成工商业一批批倒闭，票号坏账大量增加，放款收不回来，无力支付存款，纷纷关门垮台了。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