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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光教授2014年7月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任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甫一上任，自然事务繁忙，不过，郭庆光院长近日终于答应了记者的约访。专访中，他并不回避新闻界存在的一些尖锐问题。
大时代，媒体需要大担当
记者：近年来，新闻界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频频曝光，引发了社会与公众的颇多议论。
郭庆光：这几年，新闻界出现了数起严重的虚假新闻和欺诈事件，应当说这是新闻界的不幸，也是某些新闻人的悲哀，某些新闻人的职业操守出了问题。我特别赞同胡舒立女士在《新闻寻租不恕》文章中表达的观点：若自身行为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操守背道而驰，失去公信力却不以为然，则这个行业将完全失去生存的底线。当今中国新闻人要格外自尊自强自爱，在媒体生态复杂化、多元化的新环境中，需要重新反思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问题。
记者：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会怎样处理？
郭庆光：当然，在国外，违反职业操守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如前几年新闻集团的《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BBC著名主持人的娈童丑闻，等等。其处理结果媒体报道很多，就不说了。
上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时，我曾就日本《朝日新闻》的假新闻写过文章。当时，《朝日新闻》摄影部一名记者拍了一张照片，报道日本冲绳县石岩岛一片非常著名的珊瑚礁遭到人为破坏，被刻上了TY两个英文字母。在日本环保呼声高涨背景下，图片一登出，其所披露的劣行即遭日本国民激烈谴责。可是经当地冲绳潜水协会人士核实，此事纯属贼喊捉贼的新闻造假：那两个字母是记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自己刻上去的。真相浮出水面，该摄影记者被开除，摄影部主任被解职，《朝日新闻》社长引咎辞职。
日本广播协会（NHK）其间也发生过一起假新闻事件。NHK记者在泰国拍了部纪录片，讲述一个小女孩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故事，很感人。但是在播出时没有在画面上注明“再现”字样，让人以为是一条纪实报道，而实际上是后来摆拍的。在日本摆拍是允许的，但是必须打出“再现”字幕，让观众知道。NHK没有严守这一规则，自然遭到了公众和媒体界的强烈批评。
记者：知名媒体（人）往往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但是不管身处何地，媒体（人）都必须有严格的操守与担当。
郭庆光：尤其在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加上媒体自身规则不健全，社会运行也还处在一种规则不完善的状况下，媒体人的自律显得格外重要。中国媒体天然缺乏自律的土壤，加上后天不足，问题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年代，媒体要引领时代、做弄潮儿，首先要有担当，不被社会积弊所左右，不为利益诱惑所驱使。媒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是必然的，但越是在这种状况下，越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
记者：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和作用毋庸置疑。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新时期，媒体责任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郭庆光：从中共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我国正开启改革的新时代。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更加振奋有为，秉持新闻职业精神，报道国家大势和社会真相，反映民众呼声，展现时代风采，传播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观。总之，要坚守信念，为改革、开放、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场，服务公众福祉，为时代放歌，为理想放歌。
媒介融合时代公众应有更高的媒介素养
记者：2014年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但对媒体融合现状人们观点不一。
郭庆光：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媒体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早期的传播媒介是按照功能分类分散独自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出现后，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媒体融合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不仅涉及技术问题、理念问题，还涉及到体制问题。今天，媒体融合被提升到党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原因之一就是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还需要破解许多体制机制的难题。媒体深度融合是新事物，对新事物缺乏认知、安于传统现状、一些媒体人不愿搞媒介融合，如此状况许多环节就很难推动。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必须伴随着体制的深度改革，这是推进媒介融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记者：传媒，特别是传统主流媒体对媒体融合有一种焦虑。
郭庆光：一是对体制上需要改革的焦虑，二是对融合不利、现实发展受制约的焦虑。前者刚才谈到了。后者的问题很客观，比如：传统媒体总体收入虽然这几年仍呈增长趋势，但增速明显减缓，像电视、报纸等表现特别突出；还有就是人才的流失。面对这种局面，传统媒体人很感困扰。
记者：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吗？
郭庆光：发达国家的媒介融合也在进行。技术进步必然推动媒介融合，一些传统传播方式与渠道逐步衰退甚至消亡，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发达国家的媒介融合并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隍惶然不知所从”的感觉。在那里，媒介融合的过程相对自然、踏踏实实，不是很玄的事情。
在西方，新媒体消费是要收费的。《纽约时报》最初尝试的就是电子版收费：喜欢看报纸的，你买报纸去；不喜欢看报纸的，你来订阅我的电子版，推送到你指定的终端，包括移动媒体。
在日本，传统媒体的下滑是非常平缓的，新媒体、社交媒体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挑战传统媒体生存的程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媒体版权管理非常严格，即便在媒体集团内部也是如此。像朝日新闻网，它不能全文刊载《朝日新闻》报纸上的内容，网站上内容都是索引式的，一个标题，发生了什么事，具体了解详见哪一天报纸第几版。网站比较快，又可以24小时运作，报纸毕竟有截稿时限。这样，网站预告，吊起读者胃口让你第二天买报纸。相比之下，我国媒体版权保护意识非常薄弱，自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做出的新闻和资讯产品通常被别人无偿或接近无偿使用，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人不敷出”自然就影响到可持续发展。严格地说，新闻媒体属于内容产业，不严格保护版权就实现不了经济效益。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几十年的运作中，未雨绸缪，培养了_一代又一代的、相对忠实的拥护群体。日本新闻协会下设一个新闻教育学会，这是一个基金会，专门面向中小学生的，主要是在高中、初中、小学当中搞新闻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 记者：从小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
郭庆光：这是它的一个重要职能，经常组织青少年活动，让小孩从小当个小记者、小编辑，做个小播音员、小主持人，做一份小报纸或者力—制、电台，等等。它的初衷，就是培养儿童对媒体的亲近感，接触报纸，长大以后他就会天天看报，从而不必担心读报的人群突然大面积流失。
记者：让公众从小就有对媒体消费的黏性。
郭庆光：对，所以日本的年轻人不像我们有了手机就不看报纸、不听广播，甚至电视节目都不看了。多元化的媒体接触才会使你对社会环境变化有一种平衡、客观的感觉，过度依赖某一特定媒体，必然会对社会有一种认知偏差。日本的年轻人通常认为各类媒体有各自的价值，并不认为手机可以取代所有媒体的功能。
中国的新媒体消费热、碎片化阅读成为时尚恐怕跟社会转型期人们担心落伍的心态大有关系，跟公众的媒介素养不足也有关系。然而，系统性思维、系统性知识、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平衡认知，还是要通过包括阅读经典书籍在内的多媒体接触才能获得，这可以说是从公众媒介行为、媒介素养角度而言的另—种“媒体深度融合”。
传播学之于中国的意义：改变了社会话语体系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国人的媒介素养可以说是从无到有，提升到现有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
郭庆光：这是一个历史眭的跨越，就像其他领域一样，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开放程度加深而自然产生的一个变化。新闻教育的普及和传媒业的发展是提升社会大众媒介素养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同时两者也相互促进。
不过，公众媒介素养的不足在许多事件中都有反映，有两个新媒体传播事件可以佐证。
2014年，有一个外国人撞倒中国老太太的事件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一开始说老太太故意碰瓷儿，引得网民和舆论大骂国人素质低下，很快又证明事实是老外撞倒老太太，想逃脱。还有一个女子在商场跳楼事件：起初，那位女子的遭遇很是引起不少人同情，后来证实有人在背后策划，以引发社会关注和轰动效应。这两个事件一方面说明公众特别是网民面对碎片化传播，情绪难免起起伏伏，另一方面说明，碎片化传播本身存在缺陷。要揭示和还原事实真相，还是需要系统性报道，而这正是传统媒体的强项。同时，还表明，我们的媒体消费还不够成熟。再有，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有更负责任的报道方式，要弄清事实再报道，不能仅仅为了博取点击率或受众关注度而浮光掠影或断章取义地片面报道，或故意去诱导甚至误导受众。
记者：传媒人的新闻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还应当进一步提高，要恪守社会责任和真相第一的原则。
郭庆光：是的。美国新闻理论学家比尔·科瓦齐有两本书很著名：《新闻的十大原则》和《模糊：信息超载时代如何接近真相》。前者梳理了新闻事业数百年形成的专业精神和专业理念，强调了这些精神和理念在新媒体时代弥足珍贵。后者主张在这个信息泛滥时代更要严格去追求事实的真相，其中提到几种类型的新闻生态：—种是经典的遵循着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客观报道，或者追求语境完整的报道，即搞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再报道。第二种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讲的，以时效为第一追求的碎片化新闻报道。他认为这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而是从电视新闻直播开始就产生了的。第三种是属于特殊利益群体的单新闻视野的报道。这主要是指有资本介入的新闻报道。第四种则是打着新闻报道旗号，实则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新政党媒体”。新闻传播的生态如此复杂，不仅要求专业媒体要把“新闻核实”作为突出重要的职责，而且也要求公众对各种背景的新闻信息要有基本的判断能力。
记者：中国传媒业虽然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成就有目共睹。其中，新闻教育功不可没。
郭庆光：对。新闻学我们很早就有，近代以来报业开始兴盛，一批著名报人带着救国济世的新闻理想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其中还诞生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
但是传播学登陆中国本土则较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播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提速，而不断地扩大社会影响，从学术话语体系融入到媒体话语体系、文化话语体系、经济话语体系、市场话语体系、社会生活话语体系甚至政治话语体系当中。话语体系的改变，意味着思维和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自然会对社会现实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有人曾经问我，传播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中国传播学、对中国新闻业乃至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我的回答是：传播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功莫大焉——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并成为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远的不说，你可以做一些量化研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以及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文字中，有多少属于、源于传播学的术语。这个作用还不大吗？
记者：我们有人对外来的东西常常持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郭庆光：判断一门学问或一种事物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否有价值，需要有一个过程。以是否“外来”为唯一取舍标准，无异于划地为牢，把自己束缚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回国后讲传播学，不少学生觉得我是在讲“天书”：学术词汇生僻，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又远，学了有什么用？但没过几年，情况有了变化，不少到媒体工作的毕业生回来特别提到传播学对他们工作的实际价值。传播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于它的科学性和人世性，它不是抽象的玄学，而是科学地阐释现实的社会过程、社会现象和人的传播行为。二十多年过去了，传播学成了社会的显学，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信息传播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是那么深刻、广泛。你看，从这些年来许多政策的发布、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政府发布的各种皮书中，传播学的语汇和理论已经被大量而普遍地应用，甚至在商务谈判和人际交往中，传播理论也在发挥作用……这在二十多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记者：您所著的那本经典教材《传播学教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传播学子。据一家机构对改革开放30年“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的排名研究，这本书在新闻传播学科排名第三、在图书情报等若干学科进入了“十大”。听说现在准备出第三版了。
郭庆光：当时也没想到传播学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么大。至今应当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自己的传播学体系，传播学作为一个对社会发展具有正能量的建设性学科任重而道远。不过，相信随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信息传播格局将会呈现出新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和言论状况也会不断有新的变化。只要我们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潮流，我们的新闻事业就—定能够实现新的目标。由此，新闻传播教育和学科建设真的是永远在路上。这需要业界和学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大时代，媒体需要大担当
记者：近年来，新闻界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频频曝光，引发了社会与公众的颇多议论。
郭庆光：这几年，新闻界出现了数起严重的虚假新闻和欺诈事件，应当说这是新闻界的不幸，也是某些新闻人的悲哀，某些新闻人的职业操守出了问题。我特别赞同胡舒立女士在《新闻寻租不恕》文章中表达的观点：若自身行为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操守背道而驰，失去公信力却不以为然，则这个行业将完全失去生存的底线。当今中国新闻人要格外自尊自强自爱，在媒体生态复杂化、多元化的新环境中，需要重新反思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问题。
记者：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会怎样处理？
郭庆光：当然，在国外，违反职业操守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如前几年新闻集团的《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BBC著名主持人的娈童丑闻，等等。其处理结果媒体报道很多，就不说了。
上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时，我曾就日本《朝日新闻》的假新闻写过文章。当时，《朝日新闻》摄影部一名记者拍了一张照片，报道日本冲绳县石岩岛一片非常著名的珊瑚礁遭到人为破坏，被刻上了TY两个英文字母。在日本环保呼声高涨背景下，图片一登出，其所披露的劣行即遭日本国民激烈谴责。可是经当地冲绳潜水协会人士核实，此事纯属贼喊捉贼的新闻造假：那两个字母是记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自己刻上去的。真相浮出水面，该摄影记者被开除，摄影部主任被解职，《朝日新闻》社长引咎辞职。
日本广播协会（NHK）其间也发生过一起假新闻事件。NHK记者在泰国拍了部纪录片，讲述一个小女孩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故事，很感人。但是在播出时没有在画面上注明“再现”字样，让人以为是一条纪实报道，而实际上是后来摆拍的。在日本摆拍是允许的，但是必须打出“再现”字幕，让观众知道。NHK没有严守这一规则，自然遭到了公众和媒体界的强烈批评。
记者：知名媒体（人）往往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但是不管身处何地，媒体（人）都必须有严格的操守与担当。
郭庆光：尤其在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加上媒体自身规则不健全，社会运行也还处在一种规则不完善的状况下，媒体人的自律显得格外重要。中国媒体天然缺乏自律的土壤，加上后天不足，问题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年代，媒体要引领时代、做弄潮儿，首先要有担当，不被社会积弊所左右，不为利益诱惑所驱使。媒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是必然的，但越是在这种状况下，越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
记者：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和作用毋庸置疑。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新时期，媒体责任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郭庆光：从中共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我国正开启改革的新时代。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更加振奋有为，秉持新闻职业精神，报道国家大势和社会真相，反映民众呼声，展现时代风采，传播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观。总之，要坚守信念，为改革、开放、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场，服务公众福祉，为时代放歌，为理想放歌。
媒介融合时代公众应有更高的媒介素养
记者：2014年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但对媒体融合现状人们观点不一。
郭庆光：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媒体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早期的传播媒介是按照功能分类分散独自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出现后，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媒体融合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不仅涉及技术问题、理念问题，还涉及到体制问题。今天，媒体融合被提升到党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原因之一就是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还需要破解许多体制机制的难题。媒体深度融合是新事物，对新事物缺乏认知、安于传统现状、一些媒体人不愿搞媒介融合，如此状况许多环节就很难推动。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必须伴随着体制的深度改革，这是推进媒介融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记者：传媒，特别是传统主流媒体对媒体融合有一种焦虑。
郭庆光：一是对体制上需要改革的焦虑，二是对融合不利、现实发展受制约的焦虑。前者刚才谈到了。后者的问题很客观，比如：传统媒体总体收入虽然这几年仍呈增长趋势，但增速明显减缓，像电视、报纸等表现特别突出；还有就是人才的流失。面对这种局面，传统媒体人很感困扰。
记者：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吗？
郭庆光：发达国家的媒介融合也在进行。技术进步必然推动媒介融合，一些传统传播方式与渠道逐步衰退甚至消亡，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发达国家的媒介融合并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隍惶然不知所从”的感觉。在那里，媒介融合的过程相对自然、踏踏实实，不是很玄的事情。
在西方，新媒体消费是要收费的。《纽约时报》最初尝试的就是电子版收费：喜欢看报纸的，你买报纸去；不喜欢看报纸的，你来订阅我的电子版，推送到你指定的终端，包括移动媒体。
在日本，传统媒体的下滑是非常平缓的，新媒体、社交媒体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挑战传统媒体生存的程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媒体版权管理非常严格，即便在媒体集团内部也是如此。像朝日新闻网，它不能全文刊载《朝日新闻》报纸上的内容，网站上内容都是索引式的，一个标题，发生了什么事，具体了解详见哪一天报纸第几版。网站比较快，又可以24小时运作，报纸毕竟有截稿时限。这样，网站预告，吊起读者胃口让你第二天买报纸。相比之下，我国媒体版权保护意识非常薄弱，自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做出的新闻和资讯产品通常被别人无偿或接近无偿使用，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人不敷出”自然就影响到可持续发展。严格地说，新闻媒体属于内容产业，不严格保护版权就实现不了经济效益。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几十年的运作中，未雨绸缪，培养了_一代又一代的、相对忠实的拥护群体。日本新闻协会下设一个新闻教育学会，这是一个基金会，专门面向中小学生的，主要是在高中、初中、小学当中搞新闻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 记者：从小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
郭庆光：这是它的一个重要职能，经常组织青少年活动，让小孩从小当个小记者、小编辑，做个小播音员、小主持人，做一份小报纸或者力—制、电台，等等。它的初衷，就是培养儿童对媒体的亲近感，接触报纸，长大以后他就会天天看报，从而不必担心读报的人群突然大面积流失。
记者：让公众从小就有对媒体消费的黏性。
郭庆光：对，所以日本的年轻人不像我们有了手机就不看报纸、不听广播，甚至电视节目都不看了。多元化的媒体接触才会使你对社会环境变化有一种平衡、客观的感觉，过度依赖某一特定媒体，必然会对社会有一种认知偏差。日本的年轻人通常认为各类媒体有各自的价值，并不认为手机可以取代所有媒体的功能。
中国的新媒体消费热、碎片化阅读成为时尚恐怕跟社会转型期人们担心落伍的心态大有关系，跟公众的媒介素养不足也有关系。然而，系统性思维、系统性知识、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平衡认知，还是要通过包括阅读经典书籍在内的多媒体接触才能获得，这可以说是从公众媒介行为、媒介素养角度而言的另—种“媒体深度融合”。
传播学之于中国的意义：改变了社会话语体系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国人的媒介素养可以说是从无到有，提升到现有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
郭庆光：这是一个历史眭的跨越，就像其他领域一样，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开放程度加深而自然产生的一个变化。新闻教育的普及和传媒业的发展是提升社会大众媒介素养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同时两者也相互促进。
不过，公众媒介素养的不足在许多事件中都有反映，有两个新媒体传播事件可以佐证。
2014年，有一个外国人撞倒中国老太太的事件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一开始说老太太故意碰瓷儿，引得网民和舆论大骂国人素质低下，很快又证明事实是老外撞倒老太太，想逃脱。还有一个女子在商场跳楼事件：起初，那位女子的遭遇很是引起不少人同情，后来证实有人在背后策划，以引发社会关注和轰动效应。这两个事件一方面说明公众特别是网民面对碎片化传播，情绪难免起起伏伏，另一方面说明，碎片化传播本身存在缺陷。要揭示和还原事实真相，还是需要系统性报道，而这正是传统媒体的强项。同时，还表明，我们的媒体消费还不够成熟。再有，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有更负责任的报道方式，要弄清事实再报道，不能仅仅为了博取点击率或受众关注度而浮光掠影或断章取义地片面报道，或故意去诱导甚至误导受众。
记者：传媒人的新闻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还应当进一步提高，要恪守社会责任和真相第一的原则。
郭庆光：是的。美国新闻理论学家比尔·科瓦齐有两本书很著名：《新闻的十大原则》和《模糊：信息超载时代如何接近真相》。前者梳理了新闻事业数百年形成的专业精神和专业理念，强调了这些精神和理念在新媒体时代弥足珍贵。后者主张在这个信息泛滥时代更要严格去追求事实的真相，其中提到几种类型的新闻生态：—种是经典的遵循着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客观报道，或者追求语境完整的报道，即搞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再报道。第二种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讲的，以时效为第一追求的碎片化新闻报道。他认为这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而是从电视新闻直播开始就产生了的。第三种是属于特殊利益群体的单新闻视野的报道。这主要是指有资本介入的新闻报道。第四种则是打着新闻报道旗号，实则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新政党媒体”。新闻传播的生态如此复杂，不仅要求专业媒体要把“新闻核实”作为突出重要的职责，而且也要求公众对各种背景的新闻信息要有基本的判断能力。
记者：中国传媒业虽然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成就有目共睹。其中，新闻教育功不可没。
郭庆光：对。新闻学我们很早就有，近代以来报业开始兴盛，一批著名报人带着救国济世的新闻理想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其中还诞生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
但是传播学登陆中国本土则较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播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提速，而不断地扩大社会影响，从学术话语体系融入到媒体话语体系、文化话语体系、经济话语体系、市场话语体系、社会生活话语体系甚至政治话语体系当中。话语体系的改变，意味着思维和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自然会对社会现实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有人曾经问我，传播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中国传播学、对中国新闻业乃至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我的回答是：传播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功莫大焉——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并成为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远的不说，你可以做一些量化研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以及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文字中，有多少属于、源于传播学的术语。这个作用还不大吗？
记者：我们有人对外来的东西常常持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郭庆光：判断一门学问或一种事物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否有价值，需要有一个过程。以是否“外来”为唯一取舍标准，无异于划地为牢，把自己束缚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回国后讲传播学，不少学生觉得我是在讲“天书”：学术词汇生僻，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又远，学了有什么用？但没过几年，情况有了变化，不少到媒体工作的毕业生回来特别提到传播学对他们工作的实际价值。传播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于它的科学性和人世性，它不是抽象的玄学，而是科学地阐释现实的社会过程、社会现象和人的传播行为。二十多年过去了，传播学成了社会的显学，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信息传播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是那么深刻、广泛。你看，从这些年来许多政策的发布、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政府发布的各种皮书中，传播学的语汇和理论已经被大量而普遍地应用，甚至在商务谈判和人际交往中，传播理论也在发挥作用……这在二十多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记者：您所著的那本经典教材《传播学教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传播学子。据一家机构对改革开放30年“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的排名研究，这本书在新闻传播学科排名第三、在图书情报等若干学科进入了“十大”。听说现在准备出第三版了。
郭庆光：当时也没想到传播学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么大。至今应当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自己的传播学体系，传播学作为一个对社会发展具有正能量的建设性学科任重而道远。不过，相信随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信息传播格局将会呈现出新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和言论状况也会不断有新的变化。只要我们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潮流，我们的新闻事业就—定能够实现新的目标。由此，新闻传播教育和学科建设真的是永远在路上。这需要业界和学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